杨镒泽，魏修建
（1．西安财经大学 教务处，西安 710100；
2．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目标和战略指向，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逐渐暴露出来，呈现出动力转换、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等诸多新的特征，同时也映射出不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和要求相背离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许多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即创新驱动始终面临诸多难点、产业结构的迟滞使得产业效率仍旧处在较低水平、绿色发展方式尚未根本实现等。
而在经济增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多年历史里，经济学者通过采用主流化、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众多与经济数量增长相关的理论成果。
然而，现阶段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的相关研究，内容却多以理论阐述为主，逻辑相对零散且不够深入，也没有把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致使目前仍缺乏一个清晰地、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导致现在还没有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真正系统意义上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也正在积极通过挖掘经济增长动能、优化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途径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如何去系统、科学地研究制约因素以及基于定性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之道成为实现“十四五”阶段乃至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因此，本文致力于基于三维逻辑构建一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把促动力、调结构、转方式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以此发挥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变革、结构变革、质量变革。
长期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来源存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别为斯密的分工式增长、马歇尔的规模经济式增长和熊彼特的创新式增长［1］-［3］，上述三条理论所隐含的增长模式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928）①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A Kα Lβ ，其中，Y 表示产出，A 表示技术水平，K 表示投入资本量，L 表示投入劳动量，α、β 则分别表示K 与L 的产出弹性。进行划分。斯密的分工式增长强调劳动力投入提升带来的分工对产出增加的意义；
马歇尔的规模经济式增长强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增长的意义；
而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式则强调了技术水平的意义，即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实现产出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熊彼特的创新式增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正向联系，也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期望相吻合，经济活动在由数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转向“人才红利”，主要经济增长点聚焦在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发挥其作为引擎的关键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造性毁灭）②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将创新与技术进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性因素。也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创新的关键意义［4］［5］，企业家的职责在于创新，而创新的主体正是企业。
因此，综合考虑新阶段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困境，我们不难将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难点归纳为：创新意识不强、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风险较大、创新基础薄弱、创新效率不高等具体问题。
从企业创新意识不强问题上分析，凯恩斯（1936）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后指出，（对经济）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观念［6］。
企业行为也同样如此，创新意识决定战略方向，进而决定企业选择，最终决定创新产出。
纵观现有文献，我们可将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分为创新认识不足与创新精神缺乏两个方面。
一方面部分企业缺乏对于创新内涵的了解，仅将创新定义为技术的改进，但创新实际上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企业创新并不仅仅只包括生产技术的研发，为微创新、集成创新、延伸创新和持续创新等诸多维度的创新活动均可以实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创新认识不足是创新意识薄弱的关键内容，也是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制约。
另一方面，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商业形态，中国企业后发优势明显，同时又普遍具有较强的模仿和复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说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水平实现规模效应，是创新信息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但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后发优势红利的逐渐消退，部分企业仍具有较强历史惯性，陷入后发优势陷阱，缺乏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精神，这将从根本上阻碍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进行研发活动的路径，对微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从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上分析，中国部分垄断行业及国有企业存在创新产出较少、创新活动效率相对较低的问题［7］。
现有研究表明，从国家垄断到市场竞争的转变是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所有制结构也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究其根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间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与成长需求，企业必须通过创新竞争突破产品的同质化限制，以技术创新谋生存，以产品创新获得超额利润。
但对于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言，可以依托国家背书充分发挥其市场支配地位获取高额收益，而且对于部分领域而言，复杂的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使得市场的介入面临重重壁垒，准入门槛较高，市场参与度低下，从而使得既得利益的大企业以稳定为前提，不具有充足的创新动力。
创新动力的不足则直接导致企业在国际上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技术优势，对微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从企业创新风险较大问题上分析，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着较高的创新风险［8］。现有研究表明，首先，创新行为自身存在风险，即长期高昂的研发投入并不一定能够收获预期成果，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其所面临的融资歧视致使企业常规发展就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压力，而基于创新的研发行为往往对企业现金流存在隐性要求，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本就存在不可预计的创新风险，如果创新投入未按规划预期获得相应的创新回报，就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直接影响企业生存，因此，企业家的理性思考往往对创新活动存在疑虑。
其次，创新方向的抉择也存在风险，这一风险意味着即使企业通过创新投入得到了预期的创新产出，其产出也未必能够获得市场认同和应用落地从而获得预期收益，特别是对于处于行业前沿的龙头企业（独角兽）来说，其创新决策一旦失败，便有可能致使企业彻底陨落［9］。
最后，即便是创新产出或产品获得了市场认同，企业也需要较长的路演和销售环节才能收回成本，转亏为盈［10］。
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自身风险、创新方向风险以及成果变现风险均对微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除此之外，企业创新行为也会受到创新基础薄弱、创新效率不高等因素的影响［11］。
其中，企业创新基础薄弱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中小企业技术积累肤浅、研发人员相对不足、创新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以及创新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使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难以在有效的技术平台上展开。
一方面导致产业链整体竞争能力难以提升，呈现出“木桶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另一方面迫使中小企业陷入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当中，多数核心技术被国外发达国家所掌控，长期处于“步人后尘”“亦步亦趋”且无法超越的状态。而企业创新效率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支撑企业进行创新的规模；
二是企业的知识存量；
三是企业进行创新过程中的创新网络支撑。
现阶段，中国创新效率总体不高，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中小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相对较弱，即技术产业化进程较慢、科技与生产错位以及创新经验不足等现实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增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中小企业创新效率，这关系到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
因此，创新基础薄弱和创新效率不高的问题均对微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因此，对于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创新意识不强、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风险较大、创新基础薄弱、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是现阶段中国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此导致企业创新不足则进一步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企业作为市场的关键主体，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生产者，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企业创新不仅是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也是激发底层动力、**“卡脖子”现象、保持独立自主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选择。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受到区域或环境的影响，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可以通过营造创新氛围提高企业创新意识，推进公平竞争增强创新动力，强化创新保障降低创新风险，拓宽融资渠道夯实创新基础，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提高创新效率等。
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变，除了工业化进程以外，还表现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的服务业部门的产生，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且有逐渐取代工业主体地位的态势。
17 世纪Willian Petty的有关思想可以被看作是最早关于三次产业变动的论述，Petty 早期就意识到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劳动者的 收 入存 在 差 距。
在 此 之 后， A． Fisher（1935）首次谈及到三次产业划分的标准，并把以农牧业为主的阶段、以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为主的阶段和以服务业蓬勃发展的阶段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将“生产要素不断地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定义为生产结构的变化［12］。
此后，C．Clark（1940）在Fisher 关于三次产业划分的基础上，利用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量化分析揭示出国民人均收入变动与结构转变的关系，即随着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随着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又开始流向第三产业（配第-克拉克定理）［13］。Fuchs（1968）通过对服务业部门和产品部门的比较以及对服务业就业增长情况的测算，将其结果归纳为服务业就业结构变化理论，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必须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相适应，如果服务业发展过于滞后（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偏低），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制约［14］。
S．Kuznets（1971）和Chenery et al．（1986）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呈现上升趋势，并最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15］［16］。
因此，综合考虑新阶段中国三次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我们不难将中国产业结构的主要难点归纳为：产业结构的滞后性问题和产业结构的失衡性问题。
从产业结构的滞后性问题上分析，结合发达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和中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中国的产业结构水平存在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问题。
中国虽然整体上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产业结构水平却相对滞后，不论是三次产业结构还是产业内部结构，都存在明显的滞后于当期总量经济的现象［17］。
首先，参考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当一个经济体从高速增长阶段步入增速放缓阶段时，其服务业产值与就业占比应显著提高，理应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产业主体，但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局，导致产业结构的固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速度则较为缓慢，抑制现代产业体系的升级与发展，因此出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性问题。
其次，参考产业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国内产业行为经验，我们也可以发现产业间存在较为严重的生产率差异，各行业（部门）生产率水平参差不齐，资源型地区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依旧存在，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
最后，中国经济“脱实入虚”现象严重，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补贴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存在的滞后问题，影响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施效果。因此，产业结构的滞后性问题对中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从产业结构的失衡性问题上分析，结合发达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和中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较为明显的供需错位问题，出现部分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和高新产业供给不均共存下的现实特征：低端产业供过于求形成产能过剩，企业无法收回成本，库存压力较大，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高新产业投入的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且不具有连贯性，R＆D 投入活动不均衡，各行业发展参差不齐，对产业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
产业结构供需错位意味着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存在过度资源浪费的行为，这不仅制约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和程度造成不利后果［18］。
2015 年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要求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即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产业供需结构的调整优化。
除此之外，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还表现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即中国不同省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间的结构偏离度的空间分布变化较大，并表现出“极化”发展趋势。
因此，产业结构的失衡性问题限制了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无法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内在动能，对中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因此，对于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观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可以看出：首先，产业结构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包括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核心内容，产业结构面临的滞后问题和失衡问题也正是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次，产业结构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急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打破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中观支撑，产业结构的滞后性和失衡性问题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初期需求，但绝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反而会对其产生制约。
此外，从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看，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与国家发展利益切实息息相关，产业结构的滞后与失衡会限制本国产业与全球价值链的有效衔接，会使产能资源局限在低附加值环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桎梏效应”。
针对在经验上发现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将资源环境损耗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讨论的核心集中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变化的规律和经济增长本身在环境质量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长期以来可以发现，自然资源的损耗常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约束力量，马尔萨斯（1798）阐明了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情况下，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以避免贫困与罪恶，从《寂静的春天》到《增长的极限》，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在保障人类发展进步的同时免使地球遭受破坏的路径［19］-［21］。
直至WCED（1987）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阐释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标志着人类对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22］。
因此，资源环境是国家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硬性损耗［23］。
早在2005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就已经用辩证思维看待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我们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时必须贯彻的理念，以此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24］。
因此，综合考虑新阶段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困境，我们不难将中国绿色发展的主要难点归纳为：资源短缺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从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超高速增长，而高速增长的背后却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挖开采和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导致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相对较高①数据来源：https：／ ／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据2021 年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
一方面，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不可能长久，以资源能耗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与绿色发展理念相背离，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另一方面，“资源尾效”［25］和“资源诅咒”［26］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约束作用。
这也正是因为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属性，与本国综合发展息息相关：工业生产离不开能源，部分稀缺资源直接决定产业发展的上限，战略资源也对国家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准②中国的耕地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印度，但人均耕地只有1．35 亩（2012 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左右。，中国部分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因此，资源短缺与能效不高等问题对宏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从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分析，环境质量切实影响着人民生活质量，1952 年伦敦烟雾事件③1952 年伦敦烟雾事件是1952 年发生在伦敦的一次严重大气污染事件，当月因这场大烟雾而死的人多达4000 人，成为20 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就曾给人类敲响警钟，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生态红线范围内发展经济，才能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保障。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水污染、土地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同样较为严峻，甚至导致自然灾害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较为严峻的生命健康问题［27］；
其次，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背景下，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也会对环境综合效应产生影响，反过来，污染问题也受到国际绿色贸易堡垒的约束，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的深化程度［28］；
最后，资源浪费问题更应该予以重视，以水资源为例，地下水的不合理开采诱发了诸多环境弊端，中国约有一半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水质下降，还呈现出由点向面、由城市向农村扩散的趋势［29］。
因此，环境问题对宏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因此，对于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在生产方面，绿色发展可以通过节能、减排、降污等清洁方式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缓解生产端对碳源的依赖，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为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低碳保障，从而实现发展与生态的双赢。
其次，在民生方面，绿色发展可以改善能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并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切实提升人民生活质量，通过降低污染（大气污染、水质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共享发展成果。最后，在低碳方面，绿色发展可以通过“减碳”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通过“保碳”占据和保有能源化工产业在所难免的碳排放空间，通过“固碳”抵消在所难免的碳排放。
因此，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决非对立关系，相反，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只有坚持绿色发展道路才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通过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的理论分析，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函数形式进行表示，如式（1）所示。
其中，因变量Q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自变量Inn代表微观层面的创新驱动，Struc为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 Res 代表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受限于三个维度的变量，每一维度代理变量的正向变动则意味着制约的缓解，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但随着这一要素的持续增加，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幅度则会越来越小。
基于定性分析，本文对式（1）作出以下设定：对所有Inn ＞0，Struc ＞0，Res ＞0，变量增加带来的？ Q 均大于零，其作用边际递减，即变量的一阶导大于零，二阶导小于零，如下所示：
对式（1）全微分可得式（2）：
通过对式（3）进行简化处理，可记为式（4）：
基于式（4）可以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依赖于各维度的改善与各维度产出弹性的增加，无论是创新驱动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或者绿色发展改善，都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三个维度提升幅度越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越快。
因此，本文构建一个基于三维逻辑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的基本框架，见图1 所示。
图1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分析框架图
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非常突出，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变革、发展方式转变三者内在的逻辑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主要涉及微观逻辑、中观逻辑和宏观逻辑三个方面。
一是在微观逻辑方面，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科技创新既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和企业恶性竞争等不良市场行为的盛行，中国科技企业处于被动打压的阶段，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的自立自强，这将大幅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由此可见，中国实现核心科技的突破要靠企业家组织创新资源进行攻关和研发，企业创新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抓手将发挥内核引领作用。
对企业来说，营商环境是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将有益于企业的设立、运营、融资和绩效，企业运作的全过程都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渗透作用。
因此，本文在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因素层面，将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展开实证研究，为**微观制约因素提出应有之策。
二是在中观逻辑方面，基于产业效率的视角，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民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以往建立在短缺经济基础上围绕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非均衡发展必将转向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更均衡更充分的发展，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承载着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望，但现实中社会生产与生产关系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和要素禀赋发生深刻变化，服务业原有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因此，本文在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观因素层面，将基于产业效率的视角展开实证研究，为**中观制约因素提出应有之策。
三是在宏观逻辑方面，基于低碳减排的视角，中国过去“增长奇迹”的背后，是依靠能耗型、粗放型发展模式取得的，近年来能源利用低效、生态环境破坏、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日益凸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逐渐映射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即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为发展目标，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共赢。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碳量，中国政府采取各项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的经济政策，加速节能和提高能效，并提出了“30·60”碳排放目标。
与此同时，绿色效率是衡量绿色发展理念下量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较为合理的变量。
因此，本文在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因素层面，将基于低碳减排的视角展开实证研究，为**宏观制约因素提出应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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