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忠 陈苏婷 王军
摘 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认知的清醒对于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健全的组织结构体系、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较强执政能力和引领世界发展的深刻影响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党的五重内涵。由此，马克思主义大党的独有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思想纯洁性、政治忠诚性、宗旨坚定性、治理有效性、利益协调性。在应对路径层面，党的自我革命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系统化方案，通过保持对大党独有难题清醒与坚定的认知、发挥领导核心的统领作用、坚持理论创新、优化内部治理，从而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党；
独有难题；
思想建设；
治理效能
作者简介：蒋建忠，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博士，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陈苏婷，九三学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支社社员，研究方向为参政党建设；
王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产业处处长，研究方向为人民政协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走过的百年风雨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一部坚守初心使命、应对危局困境、解决独有难题、开创民族复兴的奋斗史。功绩彪炳史册，成就史无前例。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进的征程中遇到的困难、挫折与兴衰成败的考验，比任何一个对手和敌人都要多，所遇到的独有难题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间断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又再次强调，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的背景下，我们党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如何深度**马克思主义大党建设过程中的思想纯洁性、政治忠诚性、宗旨坚定性、治理有效性、利益协调性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一、马克思主义大党之“大”的意蕴
世界上的政党数目繁多、形式各异，具有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政治立场、奋斗指向，在各个国家中发挥的功能作用也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政党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大党呢？从字面意义看，人数众多、组织架构复杂是大党最直观的标准。但是，政党的发展规模与成员人数等因素，绝不是判断大党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什么是大党，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说：“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一般说来，同其他政党相比，它们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豪爽和勇敢。”[1]从托克维尔的表述可以看出，大党对理念、信念层面的追求往往高于外在形态。因此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党，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定性外，它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形态。
（一）大党必须具备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奋斗目标
正如***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等方面的一脉传承性。
（二）大党必须具备健全的组织结构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
一个政党必须具有包括政党领袖、政党成员以及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各级党的组织结构体系。只有健全的组织结构，才能确保政党不因个别人员的变动而改变党的性质方向，不因领导人的逝世而鸟散崩析，从而跳出“人亡政息”的宿命；
只有具备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才能减小政党内部运行时的“摩擦成本”，确保党的方针政策高效有序得到落实。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93.6万个，其中，基层党委27.8万个，总支部31.6万个，支部434.2万个[2]。中国共产党拥有一套复杂完备的组织架构，涵盖社会各方面各层次，并遵循集体决策、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多党合作等原则，从而保障了党的有效运转。
（三）大党必须具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拥有稳定的社会资源
政党所拥有的社会基础和社會资源，是政党的纲领理念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石，是引导社会大众确定选择支持对象和选举利益代表时的重要因素。例如，保守党是英国议会第一大党，强烈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公共开支。因此，它的社会基础就来自于企业界和富裕阶层。******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3]。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使得党能够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
（四）大党在政党政治的运行过程中，必须具有较强执政能力
英国政治学家柏克曾指出，政党以追求国家权力为可行可见的目标。因为要把本党党纲付诸实行，不动用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大党，必须积极参与政治，并为实现其纲领和主张展开一切活动，具有执政能力并能应对风险挑战，将党的意志、所代表社会阶层的意志转化为国家行动。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以来，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得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党执政能力的体现。
（五）大党必须对世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大党除了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外，还必须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懈努力，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我们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追求为世界谋大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正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彰显了大国大党应有的责任担当，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政党之一。
百年大党，不仅仅体现在党员数量之大、组织规模之大，更是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意志品格、精神境界、胸怀格局的综合反映。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大志向、大境界、大情怀、大气魄、大格局，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政党“大的样子”。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有着9600多万共产党员的百年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大党。
二、马克思主义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类型与表现形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是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我们党除了面临一般大党所有的腐败滋生、内部分化等常见的“政党疾病”困扰外[4]，也存在着自身独有的难题。这种难题，一方面与我们党的超大规模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等存在关联。具体而言，大党的独有难题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保持马克思主义大党思想纯洁性的难题
思想纯洁性难题主要是指坚决抵制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噪音、杂音，防止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坚定不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难题。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成果作为思想武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格格不入。但是，正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各种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渗透、破坏，企图在思想上、政治上搞乱我们，动摇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随着网络世界的兴起与发展，异质价值观念的传播更为便捷，直接冲击到主流意识形态。
这一难题产生主要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一是网络空间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出现了拟态环境和西方思潮交融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被污名化、网络理性弱化与情绪极化交织削减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网络暴力与信息安全问题叠加制约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5]，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部分政治精英主动放弃原有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政党和民众思想上的混乱。例如，苏共最后一任***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想”，在指导思想上推行“非马克思主义化”，纵容国内外对苏共意识形态的露骨批判，从而使苏共丧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权。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开始对美国形成挑战，美国视我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我国进行全领域打压，目的就是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借助“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向我国渗透；
通过“**”“**”“台独”等培育分裂势力。
（二）保持马克思主义大党政治忠诚性的难题
政治忠诚是指党员在对政党性质、宗旨、地位、历史使命以及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对党的事业稳定的情感态度以及持久的责任行为[6]。从该定义出发，政治忠诚度难题主要是指党的上下组织步调不一致，基层党组织在执行党的纲领、章程和路线方针政策时存在偏差。在现实中，对党的不忠诚主要是通过异化为“正确”的行为展示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列入“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部分[7]。因此，政治不忠诚在实际中最典型、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做“两面人”。
******给这一难题进行了画像：一些领导干部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打擦边球、搞变通或选择性执行；
有的满足于照抄照搬、上传下达、不动脑筋。党中央有批示的才动一动、不指示批示就无所作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拼凑材料，企图以“复制”“粘贴”蒙混过关；
有的夸大成绩，刻意掩盖问题；
还有的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干部弄虚作假，既妨碍党组织及时了解情况、科学决策，也挫伤了踏实干事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不只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丧失党性的表现[8]。
（三）保持马克思主义大党宗旨坚定性的难题
政党的宗旨，是指党的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关系到政党的性质宗旨，“要干什么”关系到党的使命任务，性质宗旨体现一个政党的本质特征，使命任务揭示一个政党的实践归宿，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政党的政治本色。
政党宗旨差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西方政党最本质的区别。西方政党的宗旨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政治意志。与西方执政党的宗旨不同，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成功密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9]。这一理念贯穿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党的队伍的壮大、目标任务的改变、外部环境的演变，当前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长期执政是对党最严峻的考验，执政长久后，容易形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甚至可能出现一个类似于家族组织的私利集团，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庇护下属，在提拔晋升上优先，在经济利益上共享。同时，下属反过来维护他们的核心，这正是中国官僚政治传统的特征。这一“陷阱”的出現，容易使党忘记初心使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陷入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危险境地。改革开放是对党最基本的考验。改革开放使得当代中国全面深刻地融入世界，我们必须直面当代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难点。能否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排除各种干扰，全面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考验党的勇气和定力。市场经济是对党最直接的考验。当前，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直是党需要不断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外部环境是对党最凶险的考验。根据西方的霸权兴衰理论，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达到世界最强国家（即霸权国）的70%时，就对霸权国家形成了挑战，两国之间就会形成“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种僵局使得大国间的战争会不可避免地爆发。2022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相当于美国的78%。同年10月，美国发布了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被定位为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美国宣称：“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益拥有重塑国际秩序所需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北京的愿景将使我们背离过去75年来支撑世界进步的普世价值。”美国疯狂地遏华阻华政治战略是我们党最主要的风险挑战。
（四）保持马克思主义大党治理有效性的难题
政党，一般是指代表特定群体利益，以取得和维护政权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或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组织有天然扩张的趋势，随着组织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组织运转效率的下降。柏林大学教授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这被西方学者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
在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今天已经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一党独大”优势政党制为代表的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发展起来的，政党治理效能的衡量主要是看政党进行党内整合的效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整合、社会整合的效力。由于在上述背景下缺乏竞争，任何关于经济效率的有意义的评估都变得很困难，从而使得运转效率降低。为了提升治理的效能，党找到了一种提升效率的途径，就是民主集中制。一般而言，评价一个组织是否有效，必须综合考虑两个方面。从质的规定性来看，是有效性，即“效能”，意味着“做正确的事”，即“做对”。从量的规定性来看，是有效程度，即具有“效率”，意味着“正确地做事”，即“做好”。效能和效率是有效组织所必须同时具备的。从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来看，通过民主的方式集思广益，较大程度降低了“犯错”的概率，从而解决了“做对”方面的难题。同时，通过“集中”的方式提升了决策效率，解决了“做好”方面的难题。
但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运行中，却存在着“集中”倾向加剧的现象，导致党内治理效率上升、治理效能下降，也就是“正确地做事”的概率在下降，典型的表现就是“拍大脑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那么，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何以重心会偏向“集中”，从而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呢？一是民主集中制从产生的历史源头就埋下了“集中”的倾向。林尚立在《建构民主》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中，党内民主是集中于党内集中的[10]。二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实践呈现出“集中”倾向。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作出了权威的回答，他指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个人领导。”[11]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助推了“集中”倾向。中国共产党背负着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如何使人民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集中权力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最现实、最快速的选择。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首先利用政治权力的最本质的工具强制性力量确立了国民经济的基本框架；
在新的经济制度建立后，共产党又将其初始的政治权力组织结构完备，形成了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制度的基本秩序”[12]。
（五）保持马克思主义大党利益协调性的难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利益，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質决定的，但并不代表党员没有自己的私利。回顾世界大党兴衰史，一些政党在党内被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所裹挟，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得政党走向衰亡。对于马克思主义大党来说，要推动改革就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涉及的矛盾问题更加尖锐，任务也更加艰巨。例如，某省银监局领导班子集体沦陷，毫无忌惮收受、索要股权、房产、现金和各种贵重物品。因此，******在分析党建工作形势时强调：“党内存在大量思想问题和利益矛盾，某些矛盾涉及党员、干部多，同其他社会矛盾错综交织，协调处理难度很大。”并且明确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要求领导干部“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
三、马克思主义大党独有难题的化解路径
化解马克思主义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兴衰一直进行着曲折艰辛的不懈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主要集中在两个答案中。第一个是通过“窑洞之问”，给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答案。这本质上就是通过民主来打破政权兴衰的周期率。第二个答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得到了鲜明的阐释：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化解马克思主义大党独有难题的纲与目，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保持清醒和坚定，是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认识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从严治党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四大考验”“四大风险”依然长期存在。在新的赶考路上，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时一事的难题，也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通过几次运动式的治理就能解决的，需要我们有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需要保持锲而不舍的韧劲，付出持续不断的艰辛努力，这是我们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认识。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在面临巨大的考验与问题前，要相信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能力，树立起强大的自信心，从而树立起战胜一切困难的果敢与坚定。这种坚定来自科学理论的指导，来自我们党化解危局困境的历史探索和实践经验，来自“两个确立”，来自我们党所拥有的强大韧劲和抗压能力，这是我们对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定信心。
（二）坚持领导核心的统领作用，是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保证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化解难题、突破困境、战胜风险时，需要凝同心同德之魂，聚攻坚克难之力，领导核心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领导核心的必要性，恩格斯曾以在风高浪急之大海上的航行做过形象比喻：“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建设一个强大政党的内在逻辑，也符合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一是从宏观上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党领导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重要工作的党内法规，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完善地方党委以及党的机关实施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特别要健全农村、企业、事业单位发挥党领导作用的制度规定，从而确保党的领导能贯彻于经济社会工作的每一个细胞。二是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执行机制。在国家与社会的运行层面，各部门和地方的党组织都要更好地整合和协调职责功能，形成良好的确保党领导的执行机制，使得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治理任务时，能够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贯穿至每一个基层单位。三是建立各个层级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任务清单、权力清单。一方面能使基层有效使用权力，大大增强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能确保基层权力不被滥用，降低权力失控或腐败的风险。实践表明，对每一个独有难题中具体问题的消解，都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次烈火淬炼，都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次强力锻造。
（三）坚持党的理论创新，是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思想基础
理论创新、理论创造至关重要。理论前进，党的事业才能前进；
理论迷茫，党的事业就经历曲折。无论是革命的成功还是改革的辉煌，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新或者创造出科学的理论，从而指导实践取得胜利。同样，只有坚持党的理论创新，党才能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化解党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和难题，进而引导我们民族复兴大业走向正确的航道。坚持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坚持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解决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难题。坚持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等思想，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凝聚成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文化沃土。
（四）坚持优化内部治理，是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要求
党的内部治理涉及各级各类党组织、党员、干部等在内的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党内事务、合力推进党的建设，并容纳党外力量的适度参与等内容，以期实现党内善治的管党治党良好状态[14]。党的内部治理是提升党的运转效能和效率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也是有效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切实举措。抓好党的内部治理，要从系统、法制和民主三个层面入手。
系统治理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党内多级多维治理主体的联合作用。因此，化解大党独有难题首先要求采取联合行动，实施党内系统治理工程。在党内纵向治理上，要清晰定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党内治理中的各自定位，从而确保各在其位，各施其责，确保党内的各项决策部署、目标能够落地生根。在横向治理上，要处理好一般党员与专职党务工作者的治理关系。米歇尔斯指出，“任何政党组织，当它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时，便需要一群专门从事党务活动的人”。因此，充分发挥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的专业优势，从而带动普通党员实际治理的优化。在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上，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梯式提升，进而倒逼推动党内治理的现代化。依规治理是关键。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5]。制度化规则化水平越高，制度的权威性稳定性和调适性就越强，制度运行过程也就不易被扭曲，制度预期功能的作用也就越大。依规治理的前提是要有“规”可依，要为党内治理提供党内法规供给。首先应基于“党内宪法”，如党章，结合党内治理的具体领域形成专项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在内的党内治理法规体系。其次，强化规则的执行。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在党内治理过程中，必须确保党内法规执行对治理过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
必须坚决维护党内治理法规、制度落地的严肃性，“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16]。民主治理是核心。民主集中制是实行党内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正如前文所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倾向其实也折射出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要强化党内民主治理，一是要把民主集中制理解成一项整体制度，而非“民主制”和“集中制”两种制度的组合形式。因为一旦被理解成两种制度，“民主制”往往会被突出工作有效性这一现实借口所舍弃。二是释放党内自下而上的治理动能。鉴于党内治理需要将党内各方力量都凝聚整合起来，形成覆盖全党的治理联动，那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同时也应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为此，就要激发基层党组织、党员的政治参与热情，将党内自下而上的治理动能释放出来，形成党内治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联动。
（五）依靠人民群众，是化解大党难题的力量源泉
******在多个场合道出了这一真谛：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根本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17]。因此，化解马克思主义大党的独有难题离不开群众这一沃土。从理论维度看，恩格斯曾指出，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每一个意志的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民群众。从历史的维度看，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群众都是我们党最信赖的依靠。陈毅曾说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从比较的纬度看，国外执政党的兴衰成败经验是我们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镜鉴。北欧社会党长期坚持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政治原则，赢得了一批长期忠于本党的选民队伍。相反，社會主义国家中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失去了地位乃至最终的消失，原因错综复杂，但共性因素就是这些党长期忽视了人民的疾苦，低估了人民的意志，忽略了人民的感受，在政治情势发生改变时，人民不再相信它的政策主张。
从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的警示，到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到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的“窑中对”，到1949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自我革命，都是中国共产党为化解自身独有难题所进行的无私无畏的探索。化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也是党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努力，是党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病毒的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功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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