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真相”是指在社会化媒介技术引导下受众在客观事实与主观情感信念的博弈中漠视真相的现象。“后真相”的危险不仅在于真理和事实被挑战，更在于在这一挑战和颠覆过程中隐藏的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权力逻辑的合谋下，“后真相”与消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杂糅并进解构大众的主体意识、思辨意识和核心意识，扰乱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国家认同，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为着力点，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时代性和技术性转换，更好地祛“后真相”。
关键词：“后真相”；
意识形态；
社会思潮；
逻辑陷阱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5-005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美主流意识形态博弈研究”（20YJC71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小静（1982—），女，河北唐山人，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后真相”是发端于西方国家政治现实并通过新闻媒体叙事操纵政治的一种现象。自2016年“推特总统”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两件“黑天鹅”事件的发酵开始，“后真相”一词再次引爆社交媒体平台，并迅速由政治传播领域向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渗透，成为国际学术界、传媒与公众关注的焦点。究其实质，“后真相”并非彻底否认事实、真相或真理的存在，而是在媒介化社会环境中通过控制或者影响舆论而形成“情感先于事实、舆论优于真相、观点胜于逻辑”的信息认知方式，是“坏的主观性”（主观性的无限扩张）在现代社会中无限制发展的一种极端表现。在媒介全球化背景下，“后真相”已引起诸多国内外学者关注，他们对“后真相”的本质、起因、形成机制、典型症候、现实危害及其治理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定位和反思，但对其所隐匿的意识形态渗透研究却相对较少。因而，从“后真相”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特征入手，深入分析其意识形态运作逻辑，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后真相”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真相”的意识形态生成逻辑：资本、技术与权力的共谋
“后真相”的产生与迅速蔓延，绝非一种偶然的认知变化，其表征背后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在本质上它是资本逐利、技术赋权和权力争夺三股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资本逻辑的需要
马克思唯物史观从资本天生固有的“增殖规律”和“积累规律”视角阐述了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把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1］，“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价值”［2］，而剩余价值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以实现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进一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资本的价值增殖表现为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3］。故此，在某种意义上资本逻辑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对立统一的矛盾及其展开的规律。在资本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的驱动下，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并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也导致了“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诱发了社会结构性“断裂”。然而，为实现价值的无限增值和自我扩张，资本总是力图支配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将更多人口和资源转化为自身的生产资料。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网民和网络空间成了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新的生产资料，网络媒介中各种信息都成了承载某种意识形态内容的“商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大众对网络社交的依赖不断增强，信息消费迅速崛起，于是资本逻辑开始嵌入“后真相”的生产、展现和传播过程。出于对自我增殖的需要，一方面资本抓住近年来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仇富心理、弱势心理蔓延的态势，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网络技术感知舆论扩散人群和区域，用微信、微博及各种移动APP平台生产各種信息，通过对不同的社会现象或问题多次塑形和重构并辅以结构化呈现，为大众营造出一种情绪化信息“真相”和诉求表达的满足，消解了人们对客观事实和真相的反思与批判，塑造了人们对“主观真实”的肯定性认同，形成了主观大于客观的非理性结果。另一方面资本通过投资和商业合作，依据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抢占“注意力”市场份额，通过流水线式的专业生产“用户自制内容”和“在线视频流”等新产品，制造和建构有利于实现其利益价值最大化的“事实真相”，甚至运用资本渗透价值取向，以此成为“真相”的利益相关方。因此，从本质上看，“后真相”就是以资本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流量至上”的市场运作模式中，围绕信息生产和消费心理塑造出的一种情感化商品，它是信息商品化和商品信息化的表现形式，是为利润而生的隐形资本，是现代资本逻辑与情感逻辑共生融合的产物。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后真相”呈现出明显的“娱乐真相”和“消费真相”的主观化、表面化、庸俗化特点，致使其本身应有的客观性与批判性被商业与资本收编改造。
（二）技术逻辑的支撑
马克思认为，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延伸感官、拓展认知及反思批判的工具和手段，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在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创造力的同时，可能成为压迫、奴役、控制、掠夺人的武器和手段，这使技术兼具了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双重功能。相较于借助强制性的政治组织实施的传统显性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以让人安于享受技术发展的愉悦体验的隐匿方式使其逐渐丧失批判和反思能力，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控制。统治的特定目标和旨趣不是‘后来的从外部追加给技术的、它们早已渗透在技术设备的设计中。”［4］当下，技术意识形态已经高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人们的交往方式、思考方式和对信息获取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们对社交网络信息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人正在被技术所异化和物化，人们的思想、情感逐渐被互联网技术所利用和控制，人的主体性被边缘化和隐藏化，人类最有力的武器——思想，也丧失了否定性和批判性，所有这些导致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现代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介的勃兴。依托于社交媒介平台、移动终端、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人们的社交和文化生活被置于丰富、多义、碎片和极化的复杂信息环境中，社交网络创造了话语狂欢，培育了更加多元的立场与标准，真理和事实在这一混乱的信息场域中被肢解、包装和操纵。在技术工具的作用下，人们的偏见、情绪和既有态度都成为社交平台算法和数据资源占有者操纵公众舆论、影响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利器，“主觀真实”或“另类事实”在数字化信息传播中以一种过去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广度加以扩散。与此同时，媒介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也承担了一种改变人们认识事物方式方法的隐喻功能。“后真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是基于媒介技术发展和社会互动的阶段性结果，它是竞争性认知与现代科技相互形塑的一种政治隐患，具有典型的非理性和群体极化的特征。“后真相”时代，人们由对真相的追逐，变成了对信息的追逐，海量的信息使得有价值的信息难以沉淀，而大众的观点和情绪则流于表面，甚至以娱乐的心态参与“后真相”事件的演变，推动事件的舆论发展，在热闹中享受“后真相”带来的戏剧性、解密性和娱乐性体验。表面上看，“后真相”是人们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自主地选择和传播信息，自由地进行思维、观点和情绪的交换，但实质上却是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正在被为其量身打造的“真相”所暗含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在算法推荐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大众几乎失去了学习、理解或相信差异性信息的机会。
（三）权力逻辑的支持
权力是以目标（欲望）为导向的行动能力，其本质是人类之间的统治。马克思指出，权力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关系，权力争夺是政治生活的历史起点，统治阶级往往通过权力谋取更多、更持久的阶级利益。权力具有生产性，其生产了现实，“生产了对象领域以及真相的仪式”［5］。社会化媒体时代，政治行动者不再以“事实”为导向探寻真相，而是以“权力”为逻辑建构“真相”，这使被异化了的事实真相带有了某种实用的政治目的和功利色彩。被当权者利益和意图所操作和支配的事实真相在数字化媒体的交互下形成了虚拟真实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所重构的社会文化和价值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情感安慰和利益诉求，从而催生了情绪嵌入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最终发酵成为复杂、极化的“后真相”。
从某种意义上看，“后真相”是一种诉诸了情感的政治。大众在对“主观真相”和“客观事实”的博弈中，生产出意义，而这些意义在海量的信息空间里就演变为权力。因此，“后真相”不仅是一种认知方式，而且是一种“权力”。社会化媒体的权力去中心化挖掘了其政治潜能，为大众创造了一个多元观点、情绪、立场犬牙交错和相互碰撞的另类公共话语空间，拥有话语权的个体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表达观点和分享传播信息，打破了由精英阶层垄断权力、资源和信息的格局，也让大众表达他们对于信息的认知和理解，并认为在彼此的精神世界中的交流更有意义和仪式感。但新信息技术革命并没有带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社会，资源丰富的政治行动者一方面以有意的议程设置和框架设置诱导个人信息选取取向，争夺话语权，以此消解大众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另一方面又通过算法等数据分析来管理社会领域的参与和表象，以达到某种政治诉求。这表明所谓的知识、真相也只是权力制度化、实践化的产物。真相在被界定为真相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动态博弈。因此，有学者将“后真相”现象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后真相的危险不仅在于真理和事实被挑战，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挑战和颠覆过程中它被当作一种控制机制被加以政治支配。”［6］
二、“后真相”的意识形态运行逻辑及其危害
在资本、技术和权力的运作及资本、技术和权力逻辑的驱使下，“后真相”与现代消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杂糅并进，在短时间内已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成为消解社会认同、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以消费主义的叙事逻辑捏造客观事实，消解大众的价值理性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通过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而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异化的消费现象，背离人的真实需要，让人追求虚假的心理满足，抛弃以劳动获得成功和自由的价值标准，崇尚以过度消费和物质占有来建构身份认同，以此掩盖人们事实上不平等、不幸福的真相。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当代西方社会为实现资本逐利增殖而助推的以消费和娱乐为人生终极追求的错误社会思潮。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扩张，消费主义迅速蔓延和发酵，并以极强的隐蔽性和依附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消费就是幸福”“消费体现身份”等异化的消费观中，人们被商品所蕴含的符号价值所包围和左右，将消费演变成一种符号消费。然而人们在消费中并没有实现所谓的主体化和个性化，而是在不切实际的跟风、盲从的符号消费中被同化，沦为“乌合之众”，这种从众潮流束缚思维、抑制个性发展、扼杀创造力，其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主体意识的丧失和思辨意识的沦陷。消费目的的纯粹功利化，颠覆了社会大众的人生信念与社会责任。
从消费主义视角看，“后真相”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产物。“后真相”利用大众传媒的垄断地位，借助消费流行文化，关注大众的兴趣爱好、情感体验、情绪欲望和时尚话题，以不同的方式对其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表征和包装，使其成为符合大众消费口味的文化产品，以此来传达和激发某种特定的情感，进而消解事实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就是将情感商品化后进行肆意消费、戏谑和解构。许多具有“后真相”意味的文化产品，故意编辑和制造以离奇、焦虑、愤怒为情感色彩的头条新闻或人情故事，更有甚者利用转型期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现实支流问题进行无限包装及兜售，这使处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压力下积累了不满情绪的大众在进行文化产品消费时，面对社交媒体以“弱势感”视角所渲染的反主流、反社会的“真相”，产生情感共鸣，并在无意识中被迷惑欺骗从而接受甚至认可其内容。因此可以说，“后真相”就是利用消费主义注重感官刺激、娱乐至上的从众心理，形塑海量有悖于事实真相的现实印象，重塑消费话语，影响个体理性认知和决策行为，从而达到“去理性化”“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诉求。
（二）以网络民粹主义的情感逻辑制造社会冲突，解构大众的社会共识
民粹主义是以倡导极端平民主义立场为鲜明特征的、反对与颠覆精英和权威的意识形态。它将人民抽象为具有同质性、正直性和道德性的“真正的人民”，站在“人民”和“道德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上制造“精英对峙人民”的二元对立。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与互联网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相对于民粹主义有组织性的政治策略和社会运动，网络民粹主义因其底层叙事逻辑而弥散着去中心化、非理性、“低燃点”性、弥散性等特征。当前，网络民粹主义往往通过一套极端平民化、极具批判性的情绪化话语体系，借助转型期的各种热点、敏感话题诱导民众对国家社会产生负面情绪，带有鲜明的情绪宣泄和偏执的反智倾向，呈现出主张解构现有社会秩序但又难以构建新秩序的现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
以情绪先行于事实为特征的“后真相”带有典型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事实上，“后真相”舆情事件往往就是借助网络民粹主义的势力，打着平等、公平、反抗压迫等带有所谓“正面”价值诉求的幌子，故意渲染并煽动大众的集体性情绪，从而建构一种非理性舆论场域和信任陌生人的“民主乌托邦”，将其宣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加以宣传和扩大，引发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在集体情绪催化之下，作出非理性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实践。借助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后真相”支持者不断制造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腐败特权等敏感议题，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制造非理性的言论以激化社会矛盾、削弱政府公信力，最终消解大众的政治认同，影响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在媒介全球化背景下，难免会有境外的具有意识形态偏见、文化霸权、种族歧视、单边保护主义等性质的不实信息流入。从国际舆论场所呈现出的种种“后真相”事件看，这绝不仅仅是媒体“失范”和“失序”的产物，而是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争夺与拉锯。境外势力往往打着“真实”与“客观”的幌子，通过支持某些自媒体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等，利用网民的情绪，刻意设置情绪议题，使部分网民对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产生怀疑，进而利用其失控的情绪，企图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三）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逻辑颠覆绝对真理，动摇大众的理想信念
后现代主义是既秉持现代性基因又在后工业化语境中变异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立足本体论、怀疑论立场，以“多元化”“碎片化”“平面化”“模糊化”为主要特征，以挑战和颠覆“权威与中心”“统一性与整体性”为主要目标，以躲避崇高、零度叙事、表象拼贴等为主要叙事逻辑，尊崇并提倡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在后现代主义中，真理、意义和价值被解构，并与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解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思想认知形成合流。正如福柯所言：“不存在什么人性或人的本质。肉体也好，灵魂也好，性也好，理性也好，都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东西，它们是被创造、被生产的，是社会的建构，其本身也是变化的。”［7］
“后真相”这一组合词汇蕴含了后现代主义等后学思潮中解构与颠覆现有秩序的寓意，是指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哲学领域的“真相”发生了某种“后”的变化和含义的拓展，其实质是在认识和价值观念及两者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后真相”在某种意义上是后现代性的结果，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文化和传播景观。“后真相”秉持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客观事实和真相加以悬置，并将其视为一个开放多元的话语体系，强调语言、情感、技术在事实真相建构中的作用，认为主观情感高于客观事实。概言之，“后真相”是指人们依据情绪、情感想象建构“真相”。在人人自持“真相”的传播环境下，“后真相”中的“真相”被分裂，受众对于事实和真相的认知主要来自不在场的网络围观，不同见地的网民从不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中理解“真相”。因此，“后真相”以“主观真实”或“另类事实”为前提和基础，打破以客观事实决定主观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将流于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模糊化和非权威的事实和信息作为传播内容，并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对事实真相进行主观建构或他者模塑后重新书写，在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当下，“后真相”支持者大肆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叙事，打着张扬个性、自由解放、突出“人本位”的旗号，选择和拼接各种符合受众情感需求又能迷惑受众的新闻和信息，诱使大众陷入“后真相”的陷阱当中，进而使其产生一些非理性、极端化和暴力化的观点与言论，最终消解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祛“后真相”：抵制“后真相”的现实路径
“后真相”与现代消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合流不断侵蚀、解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影响力。因此，规避“后真相”意识形态陷阱，防范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时代化，“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8］。
（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为人们提供客观性认识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的内核包括以阶级和利益分析为价值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以适应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观点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后真相”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它消解理性认识，助推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流行，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批判和抵制与“后真相”杂糅的各种错误思想。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人为本，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人民生活逻辑的有机结合。推進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时代化和生活化，加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以实现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认同和运用。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社交媒体场域，在与“后真相”等问题的思想交锋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后真相”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认知体系形成了严峻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因此，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妥善解决好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社会共识
“后真相”之所以能够产生并迅速蔓延，其实是现实世界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长期积压、反复共振所诱发的网民情绪化的反映。当前，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利益结构持续转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部分人出现了极端化、情绪化的认知倾向。在个体价值观中，涉及“人生的”和“幸福的”是“终极性”价值观［9］，而“工具性”价值观则支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于是，这引发了大众对各种负面信息的剧情式想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正面信息的认可度和认同感。“后真相”时代，真相不会因为表演的加入而退居后台［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与社会发展相契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最大公约数、最高公信力的价值观，是凝聚全社会意志和力量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要加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力度，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中激发情感共鸣，弘扬正能量。具体来说，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要将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相结合［11］，并不断适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以多樣化的文化载体（广播影视、网络文化、红色旅游）和媒介（图像、视频）形式，通过视觉化、艺术化和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另一方面，要推进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规定由虚向实转变。“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还表现在社会交往、尊重、自由等精神层面的需求。在具体实践中，只有构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包容开放、共赢共享的利益格局，让所有人能够在奋斗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真正让大众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后真相”问题。
（三）以社会化数字媒介技术为手段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新兴社会化数字媒体技术的高即时性、高交互性、参与性、平等性等特征，为“后真相”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合流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场域，也为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社会化数字媒介技术中的数据和算法是人为操作机器而设定的，要把社交媒体及技术应用在有利于对“后真相”正面引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上来。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借助社会化媒介技术的传播优势，时刻关注“草根舆论场”，积极进驻各类社会化媒介平台，做大做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阵地。利用智能算法技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的精准度，以专业化、权威化、深度性的解读正面发声。重视首发效应，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如可以在各类媒体平台的显眼位置设置权威信息收发渠道，通过数据和算法调整，了解和掌握社交媒体影响下人们思想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变化，优先将网民关注的社会热点、痛点问题进行客观、真实、权威的分析后推送至网民，同时要高度重视、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来引导舆论。还可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设置官方话题、开设辟谣专栏等，通过即时、权威的知识和内容发布，将谣言和假消息的传播效果和影响降至最低。另一方面，要积极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广域覆盖优势，把握“后真相”的传播规律，关注社会情绪，有针对性地对预案进行宏观把控。同时，要强化信息监管和审核力度，不断深化健全网络实时监测机制，确保在“后真相”舆情变化的关节点前进行宏观把控。在权威信息的传播中，要逐步公开政府机构的应对方案和进展，增强网民的信心，重塑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主流媒体力量，努力掌握各类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在时间上跑赢谣言和假消息传播，使网民表达回归理性。此外，我国网民的规模和对数字媒体“粘性”的持续增长决定了对“后真相”的治理应更加重视疏导的作用，为此，要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建立畅通无阻的信息传递渠道和表达机制，拓宽公众参与社会热点话题讨论和公共事件问题的渠道。总之，在数字化媒介时代，我们要掌握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发展自主权，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数字媒体技术提升应对“后真相”问题的精准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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