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蕊，方前移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了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并将“分配结构明显改善”纳入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时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1]2022年10月16日，***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必须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当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完善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指向，不断发展第三次分配是完善分配制度体系的必要内容。既要从长效发展角度出发，认识到第三次分配需注重社会性服务，科学统筹物质、精神两个方面，促使共同富裕真正“造福于民”；
也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审视，拓展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与范围，确保发展过程人人参与、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的成果更为有效地“用之于民”；
还要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着手，切实提高第三次分配运作透明度，运用现代科技自觉落实并接受监督，促使共同富裕“信之于民”。进而使第三次分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不断发挥作用，促进城乡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间接带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形成和谐社会氛围，成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力补充，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
（一）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并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道路本质上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我国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社会财富，理应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转向“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富”时代，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及各类社会群体和个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的主要实现方式。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的形式，对先富起来的人征收更多的个人所得税，用以推进对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建设发展。第三次分配则是基于人们的道德信念而进行的分配，倡导先富起来的人自愿拿出钱来通过慈善方式来帮助后富的人。第三次分配具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重要制度安排，对实现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解决农民共富问题极具价值。
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4]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把第三次分配作为其补充。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是效率和公平，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5]以市场为主导的初次分配作为所有分配方式的基础，追求效率，但由于不能兼顾公平，容易导致市场失灵，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二次分配在政府的主导下能够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第一次分配的不足，调节不公平现象。但由于政府调节具有基础性、平均化的特点，只能面对一般性需求，无法实现对一些较特殊弱势群体的公平，容易出现调节力度不够的现象。并且过分强调再分配也会抑制社会的内生动力。而第三次分配形式较为灵活，能够弥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公平性弱的状况，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成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为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农民富裕问题。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农民是我国低收入群体的主体部分，也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帮“后富”的“先富”能够作为农村道德模范和价值观的引导者，在农村建立起第三次分配的管理机制。“先富”者一般具有人脉广、资源多、信息灵、资金足等众多优势，能够在乡村治理方面起积极作用，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第三次分配能够针对部分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精确的个性化服务，因而将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能够反作用于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与变革
第三次分配是主体与其生活的世界主动建立联系，以追求更高价值目标、对世界苦难的同情、自我救赎等具体形式，将资源让渡给其他主体的活动。[6]先富带动后富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足，人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更多精神上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这是人的需要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使得人们自愿参与慈善等公益活动，从而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的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包含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人们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的过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实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只有通过社会发展才能不断实现。人在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进程中形成起一种联系，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是伴随利己主义者个人需要发展的趋势规律和必要条件而形成发生的。[7]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人们的物质需求远远高于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将不断增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提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不同的层次，当人的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其对高层次需求的渴望就会更加迫切，从而激励他产生追求高层次满足的行为。这也说明了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它不会永远停留在物质层面。
人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是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随着人的精神层次需要的逐步增加，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群体将不断扩大，从而催生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第三次分配组织机制，有关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健全，使得第三次分配发挥着越来越充分的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实施，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人口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时，对精神满足感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去，推动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因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然会影响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与变革。
（一）精神贫困：第三次分配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聚焦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党中央不仅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同时还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8]。******在《摆脱贫困》中强调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并明确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9]，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也包含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0]，强调我们要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层次越来越高，突破了把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狭隘思维，让我国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思想更加富有内涵。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较弱，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标时更加注重物质层面的发展，聚焦于解决物质贫困，而忽视了精神贫困问题。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从追求“高速”转向追求“高质量”，而精神贫困日益成为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问题。城乡文化发展的非均衡性一直是困扰我国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问题，对于刚刚完成脱贫任务、经济基础还未牢固的大多数农村地区，把促进精神文明发展摆到重要位置是十分困难的，解决这一难题对于我国农村地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精神富裕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第三次分配要充分重视广大农村群众的精神富裕问题。首先，要加深农村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厘清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次，要在农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致力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养、丰富广大农村群众的精神生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高层次追求。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符合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提供符合当地风俗习惯的文化服务，以经济带动文化。进而不断将精神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
（二）“授人以渔”：第三次分配推动农村地区三次分配持续发展的重要遵循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能“等靠要”，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共建共享。******指出：“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11]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建设者也是全体人民，要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第三次分配概念中蕴含着共建共享的理念，它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是由社会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
“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第三次分配要在解决农村地区共同富裕问题上更好发挥作用，就不能以捐赠钱财为单一内容。直接捐赠缺乏动力机制，不能够为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只有“授人以渔”式的第三次分配对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才最为有利，才能为农民农村共同富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根本上解决一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农村地区经济滞后的根本原因，利用第三次分配机制内的人力、物力资源真正解决好该地区存在的发展难题。第三次分配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关键是弥补农村发展短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共同繁荣。推进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要着眼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统筹好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扩大区域经济规模，深化与周边区域的开放合作，实现内外联动发展，巩固拓展我国脱贫攻坚重大成果。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先富者也是通过勤劳、创新、拼搏而走向富裕的，还没有富裕起来的群众也不能妄图不劳而获，必须坚持勤劳致富、创新致富，不能坐享其成。即使在帮扶之下短暂地实现了富裕，但是这种状态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要想达到稳定富裕的状态必须要通过辛勤劳动，要学会“打渔”，自力更生。把握好第三次分配，加快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三）自愿驱动：第三次分配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坚持的重要原则
第三次分配是道德调节的资源分配。道德作为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东西。因而只有当人们在道德的调节下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参与到慈善公益活动中去，才能成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绝不是“劫富济贫”。[12]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分配，不能搞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劫富济贫”，这样就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错误道路。第三次分配是调节收入的“温柔之手”，应坚持非强制性，才能使第三次分配发展成为再分配的有力补充。
第三次分配政策很容易被理解为一味支持、鼓吹富人拿钱给穷人的政策，这是不当的理解。事实上，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在慈善公益活动参与主体中，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高收入群体。三次分配的“平民化”，更有利于形成三次分配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更能增强社会各界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参与感。[13]慈善理念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推动第三次收入分配健康发展，慈善成为百姓生活一部分意味着第三次分配的繁荣。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更加广泛，也意味着三次分配的参与形式会更加多样，从而使第三次分配作用于各类群体，浸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因而第三次分配要建立起长效机制，实现在社会机制运行中的良性循环，不能搞“杀富济贫”这样在短期内能产生一定作用，但不能持久的策略，要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断实现。“劫富济贫”解决不了分好蛋糕的问题，并且具有强迫性质，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会是共同富裕，而是穷人未富，富人变穷，造成普遍的贫穷，这样的方案是行不通的。第三次分配具有道德与价值层面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道德与责任感缺失，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第三次分配长效发展机制，防止农村地区出现返贫现象
乡村振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重大战略，农业农村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最能够体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更是我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14]当前我国已经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防止由于脱贫时间较短、基础尚未牢固等问题而导致农村人口再次返贫，需要在农村建立起第三次分配长效发展机制，提高农村第三次分配效率，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要设立“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15]。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可预测的意外或者灾害，只有未雨绸缪才能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这表明第三次分配是不可缺少的分配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意义重大。
我们要不断加深对第三次分配科学内涵的认识，这样才能在实践中落实好第三次分配。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能够促进各种社会问题在社区层面以自治、互助、慈善等方式解决。第三次分配在道德驱动下，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弥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力度的不足，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对其做出基础性制度安排已经刻不容缓。在农村建立起第三次分配长效发展机制不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起完善的第三次分配参与机制，还要根据地区特色整合乡村慈善资源、建立基层工作站。农村地区第三次分配发展的硬环境相较于城市较差，因而我们更要重视农村地区第三次分配的基础制度安排。运用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要建立健全三次分配奖励政策，例如开展全国及省级慈善企业、组织、个人评选等活动以促进第三次分配发展壮大。提高农村第三次分配效率，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第三次分配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是坚持“授人以渔”原则的必然结果。随着农村居民自力更生能力越来越强，第三次分配将会有更多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第三次分配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也将更加完善。
（二）拓展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与范围，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它通过人性的温暖和友爱促进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微观均衡流动。[16]第三次分配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它以社会力量为主体，以社会机制主导，以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第三次分配培育社会慈善主体是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要积极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农民农村第三次分配的建设与发展，引导社会组织、个体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丰富第三次分配的形式与内涵，拓宽第三次分配的路径与范围。
对于参与主体而言，第三次分配不单有成本还有收益，分为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这是刺激各类群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根本因素。从物质收益层面来看，无论是投资方还是合作伙伴，人们更愿意与有仁爱之心的人交往、合作，这必然会增大其获得物质收益的可能性。从精神收益层面来看，参与慈善公益活动能够使参与主体满足自己的尊重需要、精神需求，也获得心灵安慰。人民群众是物质追求与精神享受的统一体，个体如果在物质和精神上缺失任何一方，幸福感都会呈边际递减趋势。[17]这也表明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扩大与全体人民的精神富裕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大也意味着全体人民精神富裕进程的不断推进。
当前，我国无论社会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第三次分配发展所需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完善。在具体实践形式上，第三次分配是开放和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息息相关。我们要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不断提高多维主体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综合效用。目前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参与主体中，企业占大多数且所占捐赠总额比重较大，个人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比例偏低且占捐赠总额比重较小。这种比例构成在面临风险时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波动，只有不断提高个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比重才能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第三次分配要最大程度激发民力，树立人人尽力的观念，增强人们的责任感与获得感。
（三）提高第三次分配透明度，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健康发展
透明度是信任机制的基础，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本质上来说，慈善是一种以自愿为前提条件，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事业，能否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决定因素。为第三次分配打造“玻璃做的口袋”至关重要。伴随着我国生产力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次分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第三次分配的透明度问题也愈加凸显。长期以来，我国慈善组织暗中谋取私利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缺乏信任，解决公众的信任危机是推动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必要环节。打造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是保证人们参与第三次分配最好的方式。第三次分配是由自愿和爱心驱动，只有保护好人们的善意，才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动能，才能够保持人们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热情，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中国社会不缺少善心，而是缺少对公益组织的信心。推动第三次收入分配持续发展必须要培养人民群众的慈善意识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慈善热情。最佳的途径就是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使得捐赠物资去向透明化，从而不断增强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监督与制约，在合理范围内对慈善组织的捐赠流程、物资去向进行公示，提高信息透明度。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包括行业组织、传统媒体、新媒体等，从而不断提高第三次分配资源使用效率。一方面，第三次分配透明度高意味着参与主体享有知情权，对慈善组织更加信任，从而使其有更强的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透明度高意味着慈善组织或机构拥有更好的内部监管，自身建设较完善，能够防止内部腐败、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一些公益组织具有隐形的道德绑架意味，这就致使第三次分配存在“劫富济贫”的倾向，进而导致想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个体和企业产生逆反心理，影响第三次分配的发展。而第三次分配的公开透明化也会通过加强参与主体对第三次分配运行机制、工作内容的认识来强化第三次分配的自愿性原则，消除影响群众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不良因素。
共同富裕就是要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18]以慈善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分配，是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要打造一个健康的第三次分配环境才能使共同富裕之路更加通畅；
要把握好第三次分配对解决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的重大意义，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