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其松 刘钦钦
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国家最早诞生于17 世纪欧洲内战时期，自此以后，后发展国家纷纷效仿，现代国家也不断建立。对此，理论界开展了深入研究，发展出各种版本的现代国家理论。其中，对后发展国家建国历程及其理论意义的讨论是政治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学者们基于实践经验构建了后发展国家建国模式和理论。即便如此，实践还在继续，对历史的认识仍在发展，理论更没有终结。本文试图深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历程及其经验，并尝试着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
国家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现代国家的形成也一直是政治学关注的热点，学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从中辨识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观点。
其一，战争建国模式。首先，战争中对资源的垄断与竞争促使国家形成。代表人物查尔斯·蒂利提出了“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经典论断。奥托·欣茨强调国家在战争冲突中基于地缘位置因素的生存和竞争需求形成国家制度安排（1）。波齐将战争与准备战争看作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核心（2）。许田波从战争的支配逻辑与制衡逻辑出发分析国家的形成轨迹（3）。其次，关于战争时机与国家形成的关系。托马斯·埃特曼关注到国家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的时机对欧洲国家形成的影响（4）。布鲁斯·波特提出，国际战争与内战的时序选择会催生不同的国家类型（5）。再次，关于战争中的军事技术对国家形成的影响。杰弗里·帕克指出，军事技术革命决定国家的诞生与霸权地位的获致（6）。理查德·宾认为，军事技术刺激大规模军队的产生，从而推动国家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7）。
其二，阶级建国模式。该模式从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出发，认为生产方式决定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影响国家形态的基本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罗伯特·布伦纳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不同生产方式逻辑地推演出各种国家形态（8）。佩里·安德森指出，国家内部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和组合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欧国家的国家性质与发展道路的差异（9）。巴林顿·摩尔认为，农业商品化程度决定不同的革命道路，而国家内部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态势或阶级联盟关系的差异塑造了国家建构的不同结果（1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更是将生产关系放到全球层面进行考察，认为国内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国家内部阶级结构的不同，不同国家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分工的不同处于世界体系的不同位置（11）。
其三，精英建国模式。这个视角为国家形成提供了中观解释机制。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是多重权力互动形成的网络，国家则是在各种社会权力交叠互动中产生的特殊组合（12）。理查德·拉克曼将国家看作精英斗争的产物，认为“任何国家的形成都不是加强统治者权力的单一过程，而是诸多精英进入国家，企图在和其他精英和农民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产生的计划外副产品”（13）。戴维·瓦尔德纳也从精英冲突和选择角度解释了20 世纪后发展国家的形成机制，认为精英冲突的强度决定平民吸纳的发生是落后还是同步于国家转型，从而决定国家建构的路径（14）。
其四，文化建国模式。菲利普·戈尔斯基通过研究加尔文主义与荷兰、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国家形成和兴衰之间的关系，明晰了家族政治宗教精神对国家形成轨迹的影响（15）。姜守明强调宗教因素在欧洲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宗教因素为英国人民反对专制统治披上了信仰的外衣”（16），推动了革命的胜利以及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艾伦·麦克法兰还发现，个人主义的兴起刺激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崛起（17）。杰克·古德斯通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造成了东西方革命模式和国家重建模式的差异性（18）。维克多·李·伯克提出了国家形成的“文明冲突模式”，强调国家起源于多种文明之间的碰撞（19）。
其五，政党建国模式（20）。该模式强调政党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轴心作用。王磊和王跃指出，后发展国家的资产阶级较为软弱，政党凭借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能力和人才队伍成为主导民族国家建构的支撑性力量（21）。任剑涛从历史与经验两个角度分析了国共两大政党的活动对于中国政党—国家形成的主导作用，并对政党—国家的特征以及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2）。任剑涛还分析了以党建国模式如何促进国家发展奇迹，以及该模式存在的缺陷和未来的改革趋向（23）。王建华指出，处理好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国家建设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决定政党建国成败的关键（24）。黄杰指出，当传统国家面临治理困境和严重危机时，政党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取代官僚制，建立起一个以政党为轴心的现代国家（25）。
从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对于现代建国模式的研究角度多元、成果丰硕。国外研究文献更多地关注早期欧洲国家形成的经验，国内学界则更关注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政党与国家形成关系的研究，更多成果从政党微观行为入手，论述政党如何在实际行动中进行政治斗争、赢得国家政权，从而建立现代国家，较少从观念层面出发，尤其是从观念和行动两个维度深入地分析政党对于后发展国家形成的影响机制。鉴于此，本文尝试建立“观念—行动”（26）分析框架，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实为分析对象，讨论后发展国家的建国模式问题。
“制度的起源等于国家的起源”（27），政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核心。现代国家的形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实质上是国家制度体系整体上、大规模地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意味着新制度类型的产生及其对旧制度类型的替代。唐世平将制度变迁定义为一个选择少数观念并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包括：产生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
围绕规则制定权展开争夺；
使规则合法、稳定并进一步被复制。（28）道格拉斯·诺思也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五个步骤：形成第一行动集团；
提出方案；
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形成第二行动集团；
两个集团共同努力推动制度变迁（29）。由此，可以归纳出推动制度变迁的三大核心要素——主体、观念和行动。首先，主体即构建制度的行动者，一般是集团或组织，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等不同类型。其次是观念方案的产生、塑造和对行动的指导。观念是一切有意识的行动的出发点，内化于行动中。三是行为层面，即持有不同观念的行为体对权力的争夺，以实现观念固化。就后发展国家而言，民族国家的形成起源于现代化意识的觉醒，制度化于主体的实践行动。其中，关键的观念承载者和行动主体往往是政党。新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本文分析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国家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党行为的动力机制，把握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并提炼出一种适合后发展国家国情的建国模式。
“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由相同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而制度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30）在资源稀缺的世界中，组织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之间的竞争促使制度发生变迁。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现代国家的诞生不仅是环境与制度互动的产物，行动主体观念意识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观念创新是制度变革的前提。行动者观念、能力的差异也是造成各国政治发展道路复杂多样的原因之一。理查德·斯科特指出，所有的行动者，包括个体与集体行动者，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能动性，但处在各种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之间的能动性存在极大的差异。能动性本身是由社会与制度建构的（31）。其次，依靠个体行为实现制度变迁或更替几乎不可能，有效地组织社会运动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存在权力和权威真空，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或许能够暂时填补；
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弥合。或是统治集体在现存制度框架内互相竞争，或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现存制度，二者必居其一。”（32）因此，各种类型的正式组织是现代国家各领域的主要行动者，政党、议会、官僚机构、管制机构与利益团体等主导着当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演变。第三，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促使市民社会组织产生并成为推动先发国家转型不可或缺的组织资源。对于众多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可供利用的组织资源相对匮乏。历史经验表明，以特定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党，凭借其高度组织化与强大动员能力，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支撑性力量。
与现代国家的诞生地——欧洲的政党与国家关系不同（33），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政党诞生于现代国家形成以前，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壮大的。一方面，现存的国家面临现代化危机，内部矛盾尖锐、外部强敌压境，国家能力衰弱、社会溃散动荡。另一方面，传统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无法为现代国家的诞生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国家陷入价值混乱以及国家主导力量缺失的双重困境。“从国家与社会组织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个支撑的力量存在……缺乏基本支撑力，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自我转换，其结果只能是自行崩溃。”（34）然而，任何一个单一阶层的力量都难以独立承担建构国家的艰难任务，必须通过建立组织网络去动员和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参与到国家建设的行动中来。作为现代政治组织形态之一的政党，既是参与民主政治的工具，更是后发展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35），其产生的特殊条件决定其从诞生起就背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国早期政党组织建立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并没有在实质上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中央权威与国家意识形态处于真空状态，运用政治组织的力量重塑观念与制度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国家转型的内在要求。先进知识分子作为20 世纪受西学影响最深且富于政治敏锐力和爱国热情的群体，通过发动新文化运动和介入政党政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观念基础和阶级基础。在国家转型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变化引发新观念的产生，观念承载者感受到旧制度的束缚并试图去变革，新制度的需求促使行动者去自觉寻找或设计替代性制度方案。这就是政党与后发展国家建构的历史起点，也是本文讨论政党与后发展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
如前所述，观念是有意识行动的前提。面对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压力，政党将成为新制度的设计者和践行者，其解决困境的观念方案集中体现在政党的意识形态上，意识形态构建是后发展国家政党着手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开端。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理念与观念的集合，主要分为主义和纲领两个层次，也就是弗朗茨·舒曼所说的“纯粹意识形态”和“实践意识形态”：前者涉及政党关于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总的看法，是政党价值规范的体系化，包括政党所要建构的国家形态设计；
后者指政党行动策略的理论描述，即对政党如何采取行动以达到目标的规划，“是一套系统化的关于行动结果及其意义如何服务于创立和实现组织目标的观念”（36）。
（一）国家形态构想
与欧洲先发展国家的政党不同，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政党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往往是本国国家危机的产物。换言之，后发展国家的政党往往是为了解决本国面临的生存危机而诞生的。因此，在建党之初，它们往往都会把国家性质、国家制度等设想写入自己的纲领，并指导行动。
新文化运动以来，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感受到了制度变革的迫切需要，于是各种思潮影响下组建的政党开始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民国时期，“政党拥有几乎全部的话语权，政党意识形态占据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37）在不同观念的碰撞和竞争中，近代中国逐渐呈现三足鼎立的意识形态与政党格局：一是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其理想国家形态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总统议会制、五权宪法和权能分立原则。二是受民主自由主义和费边主义思潮影响，倡导“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派，其发展直到20 世纪40年代民盟成立才初具规模，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1945 年民盟一大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38），其中具体规定：国家在政治制度安排上采取英美议会民主制，经济制度以社会主义平等公平原则作为补充，即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39）。该方案由于完全脱离当时的中国实际而逐渐丧失影响力。三是中国共产党。巴黎和会失败让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于是决定走独立自强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实践不断受挫，证明该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行动者拥有的信息是有限的，其观念上构造的国家模型可能与真实世界的需要存在差距，甚至本身就存在错误。因此，行动者只能与时俱进地更新其意识形态，这也意味着有些行动者的构想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反馈或主观上的拒绝而无法修正（40）。中国共产党在其一大通过的纲领中将党的奋斗目标定位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41）。将无产阶级专政直接作为建国目标是当时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直接套用的产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专政的构想，这一幻想由于反革命政变的爆发而破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42）。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建国方案，将国家建设目标从“工农共和国”调整为“民主共和国”，并在局部进行“三三制”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实验，为建立新型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1940 年《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方案，目标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43）。这不同于过去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过渡性国家形态。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为争取和平统一，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号召“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44）。国民党政权拒绝了该方案，并执意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解放战争后期，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酝酿成熟，《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新型国家形态的构想已然成形，即“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45）。由此观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形态的探索在不断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国家及其制度的构建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二）行动方案规划
政党意识形态不仅包含指导思想、社会蓝图等理念与主义，还包含社会蓝图的实现路径等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内容，这是政党意识形态中的实践性内容，被称为政党的“行动纲领”。一般而言，推翻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构想是相互交叉和贯通的，也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所要面临的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行动者只能在不断的尝试中通过观念创新来寻找最适合的方案。
如果将《建国方略》看作国民党建国的总体方案，那《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就是落实该方案的推进策略。宪政民主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但在数次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制度惯性不可能被完全抹去，要在其基础上建立并施行一个全新的民主政体，既缺乏制度准备也缺乏文化基础，强行移植恐怕会导致新旧矛盾加剧和社会动荡。因此，孙中山在民主政治的路线规划上主张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强调党治是实现民权的必然手段，试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逐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循序渐进地发展中国民主政治。1924 年，孙中山正式将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确定为指导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动纲领并写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这种“革命程序论”实质上是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一种行动策略，它将民主共和的最高理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使方案更具可操作性，但因国民党的失败而夭折了。
和国家形态构想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行动方案的规划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艰难探索。这一探索开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成熟于抗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到不断试错再到实现创新的过程。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主要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忽略了中国的实际国情，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不足以支撑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于是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八七”会议对党内右倾观念进行了批判和纠正，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行动路线的首次转变。由于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缺乏深刻认识，且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因此“城市中心论”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也一度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这一观念明显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在城市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武装斗争很难取得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开始转变观念，把目光转向农村，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准确地分析了在国民党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是行动路线探索的重大成果，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1930 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党对行动路线的探索进入新阶段，即开始探索如何将农村斗争的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的问题。该文也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但全党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没有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冒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次革命论”妄图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冒险主义思想导致党的军事斗争连连失败。王明的教条主义给党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危害，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也宣告了“城市中心论”的破产。
无论是右倾还是左倾错误，都是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看待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导致的。遵义会议是党的观念变革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36 年至1940 年，毛泽东陆续发表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对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立国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答。在行动道路方面，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6）在行动手段方面，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党在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行动步骤上，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将第一阶段进一步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过去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过渡，既否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前途，又避免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冒险，为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既包含对当时中国国情、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总体道路的宏观把握，也包括对革命的领导权、对象、动力及最终目标的具体思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体系化、科学化，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正确指引。
政党意识形态不仅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还是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政党意识形态不仅要有理想社会的蓝图，更要有实现蓝图的道路选择和行动方案（47）。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体系，它需要与环境、行动者互动并在互动中重构，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在引导行为的同时也被行为和环境所塑造。因此，意识形态重要，实现意识形态描绘的理想社会蓝图的行为更重要。
只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不足以实现理想社会蓝图的，政党必须借助组织的力量将意识形态转化为行动来实现其理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武装斗争是实现其建国纲领的唯一方式。为了更好地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为此，本文将党的行为分为外部行为和内部行为，外部行为即党作为一个整体对外的行为，内部行为即党的自身建设。
（一）外部行为：政党的武装斗争
战争是解决矛盾的诸多手段中的“最高斗争形式”（48）。从具体的开展形式而言，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家间战争、国内战争，有游击战、局部战、总体战等。究其实质，战争是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政治行为。与其他政治行为相比，战争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手段的特殊性上，即暴力方式。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使中国被迫卷入战争之中，中国继续朝着原有的国家发展轨道来实现自动转型变得几乎不可能。中华民国建立以来，中央由军事强人执政，地方各派军阀划地而治，战争是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在国民大革命前夕，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49）。换言之，战争成为党实现奋斗目标不得不采取的行为方式。
首先，战争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政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来争取群众的支持。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是其中的重要办法,秉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在权力争夺过程中会通过将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方式来影响、改造民众观念。战争中的政党，以观念引导为主、物质刺激为辅，争取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构建起联系网络，开展群众运动，实现政党的预设目标（50）。这种动员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党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充分的说服力，能否激发人们的信心和热情，并愿意为追求该理想目标牺牲个人利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派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对三民主义进行加工改造，使其变成了反革命、逆时代潮流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动员方面，国民党宣扬的口号愈发浮于表面和形式，嘴上拥护三民主义，实际上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爆发初期奉行不抵抗政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坚持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导致该意识形态权威和功能弱化。在动员对象上，只重视军事上的动员，热衷于组织各种会党与新军，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被排除在有效动员范围以外。国民党实质上已经成为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等保守势力的代表，其理想信念难以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既包括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又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等具体纲领，还针对不同的动员对象、根据革命战争形势的不同阶段调整动员策略。例如，对于农民群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抗战时期则调整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
解放战争爆发后，明确提出彻底根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些措施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党最大程度地获得了农民群体的拥护。除了意识形态宣传，中国共产党还始终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并用实际行动来加以维护，因而最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其次，在战争中，政党领导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党领袖作为政党的“大脑”，是政党观念的代言人和行动的策划者。领袖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人。强大的领导核心是汇聚分散的群众力量于一旗帜下，共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组织与精神保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领导人的错误观念使党的事业一次次受挫。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果断决定带领部队向农村进军，探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其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党的反“围剿”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并日渐成为全党共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质上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为广大领导干部、军事将领所信服，受到战士和群众的爱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走向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分块分片实现夺取城市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势如破竹的形势，1949 年3 月西柏坡会议宣布：“从1927 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51）党的领导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军事谋略和领导才能密不可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国家建构的百年历程中，正是因为党的领导集团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审时度势、主动求变，才在几次遭遇重大挫折后转危为机，带领国家和人民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二）内部行为：政党的自身建设
作为战争行动的最高指挥主体，一个政党团结稳定、向心力强、纪律严明，自然就具有更高的组织化程度和更强的核心战斗力。通过党的建设保证在观念上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制度上执行铁一般的纪律，建立起强大且有效的组织，政党才能运用其观念和方法去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各个阶层与领域，实现整体制度结构的彻底重塑，成功推动国家转型。
在思想建设方面，政党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可以发挥意识形态的凝聚、整合与约束功能，保证组织内外部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思想建设主要以强硬的手段推行，比如采取设立“总理纪念周”、合唱党歌、背诵总理遗嘱等意识形态灌输方式，同时打击一切“反动思想”，暴力镇压“反动分子”。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既不能为群众和党员提供信仰支撑，又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直接导致意识形态的内聚功能削弱。没有信仰的党员终日专注于内斗争权，分裂且独断专行，造成组织涣散，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感降低。中国共产党将思想建设看作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从古田会议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开始，就逐步形成思想、政治、组织三维度建党的思路，目的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52）。延安时期，由于动员的广泛性，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只要愿意追随党的主义，不论阶级出身均可入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党员教育任务的艰巨性。为此，党中央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解决党内不同阶级的思想矛盾，肃清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加强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在思想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这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完成党的最终任务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障。
在制度建设方面，党的制度表现为章程、条例等形式，是调节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以及成员之间关系、规范党内生活和党员行为的约束规则。制度建设为党其他方面的建设提供保障，具有根本性、长效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不会轻易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由于少数人主观意愿的变化而朝令夕改。同盟会的组建并非发端于主义，它更像是一个党会合一的临时利益联盟，内部派系林立。第二次国民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于是重新着手组建中华革命党。后来他又借鉴俄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改组国民党，但仅限于模仿皮毛，实际操作层面总理一职高悬于全党之上，握有极大的权力。蒋介石最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式独裁统治，由一个领袖来统领党政军，这与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注重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开端。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不断将党内政治规则和政治纪律制度化、完善化，并严格执行党规党法。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既有效地激发了党员的活力，又成功地克服了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保证了党员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都团结一致。毛泽东形容“党的建设”是运用“统一战线”武器和“武装斗争”手段上阵杀敌的将士（53）。中国共产党通过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真正成熟的全国性政党，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其两个先锋队的作用，最终击退殖民者的侵略，并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成为新国家的执政党。
总的来说，动员效果、领导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是决定政党能否赢得武装斗争、主导国家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观念的作用贯穿行动始终，观念不仅被行动者塑造为建国蓝图，还成为权力争夺中的精神武器，被行动者策略性地加以运用，是三者中的关键因素。在建立新中国的行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斗争的观念支撑，以组织作为承载行动的物质力量，两者共同保证党成功领导抵御外国势力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和推翻国内独裁统治的解放战争，赢得执政权并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时，弗朗茨·舒曼指出：“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揉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它揉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54）
“行动是一个涉及观念形成、扩散并被合法化的动态的对话过程。”（55）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即一种国家制度建立的过程，是以观念为先导、最终实现且固化的过程。因此，以获得政权为旨归的政党，在争取政权过程中以及赢得政权后的行为，需要观念的指引，更需要用行为来实现。在此，本文试图从象征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三个核心要素——领土疆域、主权体制和国家认同来简单考察政党的行为结果。
（一）实现国家独立
后发展国家政党争夺政权的过程，首先需要解决国家独立问题。若没有赢得主权，行动者就只是受制于外国的傀儡，会完全丧失主动性和确定制度规则的权力。因此，领导国家独立解放是首要任务。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一般而言，传统国家的行政力量实际控制的范围与划定的国家边界很少能保持一致，即有边陲而无国界，而现代民族国家则在有明确界限的空间范围内合法垄断暴力、行使主权，国家行政管辖范围与国界严格对应，国界线明晰化是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标志之一。中国自近代以来，外部战争以及战后条约签订在几乎每一次国界的变动与重新划定中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人的边界观念及主权意识不断增强。新中国能否在国际上站住脚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考验，因此共产党赢得政权后就致力于通过各种外交行动，谋求和维护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独立地位。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新中国建立后的首次重大外交行动，此后新中国相继与多国建交。在面临美国的外部侵略威胁时，党领导人民志愿军奋勇参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震慑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对捍卫国家安全、巩固新生政权具有重大意义，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
（二）确立主权体制
内战是为国家统治权即执政权而战，是决定国家性质和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力量。正如福柯所言，内部战争是权力运动本身，是通过战争手段对国家权力维护、争夺、占有或重组的过程（56）。获胜的政党按照自身的意识形态改造旧有政治结构，重塑国家，建构起新的统治权力关系。“经由这种方式立国主政，政党就成为国家特殊的支配性的组织和力量，因而可以把政党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脉、形构、方向、进程和特征。”（57）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终结了国家外部依附、内部割据的状态，成功建立起中央权威。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颁布的《共同纲领》，正式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确定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标志着持续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建立起来。作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大会制定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新中国的主权体制，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和运行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约束。该宪法充分地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是国家权力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成果。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得新建立的中央权力能够成功地渗透到基层，带来了基层社会的结构重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真正的执政。
（三）建构国家认同
一套长期存在并且稳定的制度体系，必须建立在被国家绝大多数人所接纳认可的意识形态之上。安东尼·奥罗姆指出：“所有现代民族国家似乎都经历了通过漫长斗争来建立一套共同信仰以作为立国根基的过程”（58）。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战争中被摧毁，当政党通过战争行为获得执政权时，自然也就取得了意识形态支配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9）因此，获得政权的政党首先需要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社会化，以获得民众的认可、认同与支持。在中国共产党动员领导战争和进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的自我意识被唤醒，第一次成为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政治动员激发了人民对旧秩序的痛恶和捍卫自己平等权利的热情，民众对于新国家的认同感随之增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54 年国家以宪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系列决策和行动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促进意识形态社会化的作用。如，在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精神教育运动、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其他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图改造国民思想，肃清党内外残余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成功推进为增强政治认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观念与行动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在观念层面，政党意识形态为政党建国描绘了未来理想的国家与社会的蓝图，并提供了行动方案。在行动层面，后发展国家政党通过武装斗争和自身建设来赢得政权。政党在武装斗争中进行的政治动员、指挥领导，为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自身建设达致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成熟，为赢得执政权并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支撑。可以说，政党意识形态实际上决定了该政党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性质与基本形态，而战争则是政党塑造民族国家基本架构的手段，党的建设是一切行为的组织保证。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历程所体现出的经验总结为以党建国模式，并尝试着将其理论化，以区别于基于西方国家建国经验的理论观点。
相较于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阶级建国、战争建国模式，以党建国模式是基于后发展国家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多样而非既定的，行动者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60）。在先发内生型国家，政党是国家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产物，是现存秩序的适应者和完善者。而后发展国家的政党是国家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推动者，是旧秩序的破坏者与新秩序的建设者。同时，以党建国模式是对精英决定论的超越。政党精英尤其是领袖对于政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他们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判断与策略选择直接影响着制度变迁和国家建构的过程和结果。但是，客观环境本身就构成了选择的前提和约束，社会大众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可、接受程度更是政党是否能获得成功的关键。
本文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从“观念—行动”两重维度出发，结合制度演化的宏观背景与政党主体的微观行动来分析后发展国家的以党建国模式，打破了从政党具体行为出发的单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党围绕观念而展开的行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逻辑，解释在持有不同观念的多元主体之间的残酷竞争中为何有的观念能够脱颖而出并被固化下来。该模式的提出并非对已有模式的否定或取代，而是旨在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路径选择，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经验能否被后来者所借鉴、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模式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 Otto Hintze, The History Essays of Otto Hintz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66 页。
（3） ［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5 页。
（4） ［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Bruce D.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6） Geoffer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54.
（7） Richard Bean,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3, 33(1), pp.203-221.
（8）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 H. Ashton and C. H. E.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9） ［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3—145 页。
（10）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
（1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16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 年版。
（12）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 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年版，第6 页。
（13） ［美］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48 页。
（14） ［美］戴维·瓦尔德纳：《国家构建与后发展》，刘娟凤、包刚升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 年版。
（15） Philip S. Gorski，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16） 姜守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世界历史》2008 年第3 期。
（17） Alan Macfarlane，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8） Jack A. Goldstone，Ideology，Cultural Frameworks，and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Theory and Society，1991，20， pp.405-53.
（19） ［美］ 维克多·李·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王晋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版。
（20） “以党建国”与“政党建国”在表述上较为接近，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二者不作区分、交叉使用的居多。不过细究起来，二者是有些许差异的：首先，从文字表达上看，“以党建国”更具目的性、动态性和过程性，主要指一种以政党作为主导力量来建立现代国家的现象。相较而言，“政党建国”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性的表达，没有强烈的动词意味。其次，相较于“以党建国”，“政党建国”的涵义更为宽泛，不仅包括国家建立阶段，还包含国家建设、治理等阶段，而“以党建国”则更强调国家建立这一阶段。本文从“观念”与“行动”两个维度讨论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过程，并尝试着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中国建国经验的理论观点。因此，本文认为，使用“以党建国”这一表述更为合适。
（21） 王磊、王跃：《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6 期。
（22） 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 年第4 期。
（23）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3 期。
（24） 王建华：《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一项基于中国情境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2 期。
（25） 黄杰：《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的选择》，《社会科学》2011 年第10 期。
（26） 新制度主义为制度变迁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与研究框架，包括对组织行为和观念因素的重视。自上世纪中叶行为主义革命以来，政治学研究就不再重点关注组织和制度，只强调个体行为，将集体行动简化为个体行为的集合。新制度主义将旧制度主义强调的制度和组织与行为主义关注的政治行为结合起来，关注个人、政党组织、利益集团等行为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同时，新制度主义在阐释行为与制度的关系时主张以价值观念作为分析变量，制度主义出现了观念转向的趋势，开始重视文化、观念等非物质因素对行动者的行动以及制度变迁的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认为，观念等文化要素能够为行动者提供认知模版和行动方案，并对行动起到规约作用。［参见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3 期；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何俊智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年第5 期］唐世平指出，一切社会事实回溯到最根本意义上都可以归约为观念、行动和结果三个核心要素。但是他认为观念只存在于个体人脑之中，当观念扩散到集体之中时，观念就不再是观念，而是属于社会结果范畴。（参见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5 期）本文对于观念的看法采取诺思的观点，将在集体中形成的观念体系看作一种共享的观念。（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刑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75 页）
（27） 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页。
（28） 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沈文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60 页。
（29）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译者序第8 页。
（30） 道·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 年第3 期。
（31） ［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88 页。
（32）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27 页。
（33） 周淑真、孙润南：《比较视野中的百年政党：历史演进、类型特征与兴衰关键》，《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4 期。
（34）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4 页。
（35）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 页。
（36） 陈明明：《从超越性革命到调适性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11 年第6 期。
（37） 徐树英：《民国时期政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解析》，《社会科学辑刊》2007 年第2 期。
（38） 《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5 页。
（39）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第77 页。
（40） 曹正汉：《将社会价值观整合到制度变迁理论之中的三种方法——凡勃伦、哈耶克、诺斯的理论之比较研究》，《经济科学》2001 年第6 期。
（41）（4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99、44 页。
（4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773 页。
（43）（46）（52）（53）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542、602、613 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56
（45）（5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72、1426—1427 页。
（47）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6 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1 页。
（50） 李斌：《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4 期。
（54）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1.
（55） 肖晞：《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新流派：话语性制度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2 期。
（56） 周冏：《战争、权力与现代社会——福柯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理论的重构与发展》，《哲学动态》2021 年第11 期。
（57） 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5 年第2 期。
（58）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4—265 页。
（59）（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6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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