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彦淳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伟大创造,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然而,人们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能产生认知偏差,甚至在文明互鉴中可能产生误读。因此,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及时进行认知纠偏和逻辑深化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研究的应有之义。为了避免论证的片面和武断,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解读需要诉诸“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P70)——总体范畴,借助“表象具体-内部核心-具体总体”[1](P51-52)的方法开展切中肯綮的研究。总体性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将其作为有机整体进行动态考察,强调在冲破认知迷障的基础上,科学划定理论边界,深入探明底层逻辑,以期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理论研究。
澄清认知偏狭有利于总体性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还原其准确的“表象具体”,这势必需要先从概念语词的表达着手。“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个限定词组,以“形态”为属概念,提供质的规定性;以“人类”为修饰语,阐明基于人的类属而生的世界视野;以“文明”为限定语,规定理论视角;以“新”对“旧”,开显主体基于历史的未来向度。在精准把握语词的基础上,省察并消除认识迷误和价值迷思,在廓清曲解误读和抹黑污蔑的同时复原概念原貌。
(一)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狭隘地自外于西方文明的对立思维,容易自设“文明冲突论”的藩篱
近代以来,文明不再简单地作为描述某种社会状态的名词而出现,而是伴有较为明确的政治意涵[2]。文明对意识形态的滋养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若是夸大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内含的意识形态性,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成果误解为相互对抗的两极,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则会狭隘地陷落于对立思维。要冲破“文明冲突论”的藩篱,跳脱出带有冷战色彩的思维模式,就要从逻辑和现实上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真正的意向所指。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的建设性逻辑不同于西方一贯持有的对抗性逻辑,前者在对后者的“破与立”中实现了层次上的跃迁。在“破”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打破了近代以来东方文明在一些领域从属于西方文明的不均衡态势。缘于对东方文明崛起的警惕心理和冷战时期产生的对立思维惯性,有人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狭隘地理解为:这是一种与西方文明对立并试图与西方文明产生强对抗的文明形式。与之相反的是,中华文明具有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3](P487),承袭宝贵思想精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彰显自身旗帜的前提下,遵循一种建设性逻辑,旨在主动谋求合作共赢。在“立”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构建人类软性文明边界,以期缓释硬性文明边界所造成的文明冲突。从原始社会演变至今,人类社会的开化使得文明与野蛮的力量对比不断向前者发生偏移。而当文明社会成为主流时,不同文明开始较量进而重新勾勒出世界可能存在的摩擦地域界限。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深刻揭示出文明冲突根源的转变:“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4]不难发现,苏丹内战、中东战争、俄乌战争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冲突的出现,都表明当今世界硬性文明所造成的灾难仍屡见不鲜,文明的边界问题亟待妥善解决。而彰显文明交融特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经提出,就为弥合文明断层线、软化文明边界进而为实现文明融合指明了方向。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都是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基于地缘关系构建软性文明边界的重要成果。同时,伴生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虚拟空间使得文明边界突破了契伦(Rudolf Kjellén)在《论国家》中所提出的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当前的全球纷争已不再完全受制于地理因素,日益显著的跨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文明摩擦,无疑凸显出地理上存在非相邻关系的文明主体构建软性文明边界的必要性。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构建了诸如中非、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内含跨区域性的软性文明边界,在平息文明纷争、共谋文明进步层面成效显著。因此,以对立思维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对其进行造谣抹黑都是罔顾理论逻辑和具体实践的错误之举。
(二)将人类文明新形态局限地理解为单一文明的线性思维,容易遭受“文明霸权论”的污蔑
若采取霸权主义的理解定向,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抹黑为文明上的殖民与政治上的归拢,污蔑其为“文明霸权论”,则会陷入单一文明的线性思维。因此,要跳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偏狭理解,就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自身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着手。
从“内与外”双重视角透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包容与广博的文明态度。基于文明的对内视域,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尊重“多元化”,高度认同“一体化”。中国大地上的文明鲜有依靠排他性文化竞争而取得绝对性胜利的,取而代之的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以“农牧互动线”为界分踞南北,平等、包容地共存于同一个整体之中[5]。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数以千年的进退互动中淬炼而生的中华文明,拥有在其他文明中难以觅得的包容性文化基因,人类文明新形态旗帜鲜明地拒斥诸如“文明霸权论”等霸权主义思想。***指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6]这充分凸显了生发于中华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多元文明的包容思维,而非强调单一文明的狭隘思维。基于文明的对外视域,人类文明新形态试图基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推动建设“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要强势推动某一先进文明世界化,而是要通过展现自身文明的制度优势,为他国文明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并试图在文明维度上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西方文明霸权局势。中国作为体量庞大的后发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受到了部分先发国家的压制,如今突破重围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理应承担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的重任,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正是目睹了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中遇到了内外多重阻碍,出于对自身文明及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强烈关切,正试图积极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进而实现文明的发展。因此,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抹黑成具有霸权主义色彩的文明形态是罔顾事实的。
(三)将人类文明新形态过度地泛化成样板文明的固化思维,容易陷落“文明趋同论”的泥淖
若妄图借由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消弭各文明间的显著差别,将人类文明新形态过度泛化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或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机械地照搬到他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则都会步入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文明趋同论”的误区,且束缚于样板文明教条的固化思维。要突破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解为机械的样板认知迷误,就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既有文明的关系以及与他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关系着手。
在文明“同与异”的双重视域下可以发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主张多元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3](P468)诚然,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存在的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相似性与显著差异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形态亦是如此。从发生学角度而言,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动因。***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P76)由此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没有囿于中国既往文明或他国文明发展逻辑,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化范式。如若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成果混为一谈,便是在抹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在消解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同时,也会磨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从发展角度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向外发展不是原封不动、照搬照抄的机械化过程。各国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到各国现代化的起步节点各有不同,现代化的内在发展条件及文明外在呈现形式存在显著差异。就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的先进经验而言,只有扎根本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以及所处的时代条件,灵活运用方能“落地生根”,若是生搬硬套必会“水土不服”。文明演进规律的相似性指向先进文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但文明的具体实践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又具有特殊性。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应被误解为可以不顾现实条件而直接套用的文明样板。
在剥离人类文明新形态“表象具体”错误认知的基础上,还应由表及里地揭示概念的“内部核心”,总体性阐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赡意涵。在总体性的原意中,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最为根本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唯物辩证法中处于中心地位[1](P47)。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内部核心不外乎创造主体、内在结构和历史生成三个部分。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主体的总体性
从总体性上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主体,要求我们不能将某一主体单拎出来进行论述,而应全面考察相关主体并研究其作用与地位。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创造主体是多维而非单一的、具体而非抽象的、有机统一而非零散割裂的。“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7]在类似表述中,政党、人民和国家这三个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颇为重要的主体被频繁提及。我们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划分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三个主体在有机统一中汇聚合力,共同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淬炼于自我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核心地位离不开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先进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8](P413)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自身,积极汇聚统合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各类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一方面完好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在中国孕育却不能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社会中出现的原因;另一方面直接回答了为何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拥有其他文明形态难以具备的世界性和人民性。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对于信用风险防范有利也有弊，优势具体表现在区块链技术共识机制的去中心化特性更能灵活应对网络攻击，黑客的一次成功攻击必须篡改区块链中51%以上的节点数据，区块链中的节点越多数据越难篡改。缺点在于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市场把控能力相对全国性商业银行而言较弱，故而形成的银行联盟较小，需慎重设立节点银行白名单制。如在区块链票链业务中制定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人白名单制度，初步圈定可信任节点银行。如针对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信贷服务对象为中小企业，其普遍具有规模小、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经营状态相对不稳定的特点，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式可清晰跟踪企业的每一交易，实现有效监督。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就人民与历史的关系而言,不同于19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派部分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批判的头脑”的个人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继承深厚德国哲学传统、享有广泛受众的英雄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印证了群众史观的正确性。从实践层面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无法向壁虚构,人民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中坚力量,脱离人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会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从理论层面来看,人民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若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强调人民,则其概念中蕴含的宏大、统合的意指将不复存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带来的强大生命力则会消散殆尽。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是人民的思想高度、实践能力、生活状态和生存水平的重要表征。可见,人民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依托。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的生发与传承始终都拘于一定的政治场域之中,近现代以来的文明更多发展于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家主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家主体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防止重蹈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覆辙,避免诸多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发性矛盾;另一方面,现代化国家不同于尚未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不是被动的对象化产物,而是可以激发能动性的主体,其安全保障能够为文明发展提供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等社会条件,为党带领人民进行文明实践提供优良的生产生活基础。同时,我党传承理论创新还能够为文明演进提供切实指导。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功能、条件和特质上的差异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个主体实现有机统一。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结构的总体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结构的总体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社会形态这一重要文明表征内部的总体性赋予的[9]。马克思曾探寻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内在关系:“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0](P2)同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生结构并非各个割裂板块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板块按照一定秩序和逻辑发展而成的有机联系。内生板块交织成网而产生的结构性张力会持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要研究内生结构的板块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就需要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内部板块的发展历程及结构层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生结构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11](P10)共同构成。
第一,由物质生产力作为“文明的果实”[12]所构成的物质文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且会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发展至更高阶段。物质文明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进阶意味着人类会远离未开化的蒙昧状态和更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而直接指向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文明则会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造优越的、必要的、先决的基础性条件。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P2)上层建筑无法脱离经济基础而自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条件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他维度的发展上限。
第二,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旗帜性的政治文明是一种内含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制度、法律上的保障。不断精进的政治文明在总体上促进人类社会日益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暴力走向协商,从混乱走向有序。文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使得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政治文明势必借由先进思想指导科学建制,消解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政治漩涡。西方世界通过精英化方式进行社会分层以谋求特定阶层的利益最大化,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强调激发政党、人民和国家三维主体的积极性,大力促成全过程人民民主。
第三,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思维智慧发展水平的结晶,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灵魂。精神文明是区分文明之间差异的关键,精神文明上的差异能够塑造差异化的文明特质并对当前文明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以西方为例,对思辨的推崇塑造了社会生活相对发达的古典时代;对宗教的拥趸,将欧洲拖入发展几近停滞的中世纪;对真理的敬畏,让欧洲得以复苏并逐渐开启现代化进程。精神文明的先进性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更高水平的成熟度和稳健性,凝结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结晶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刻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底层逻辑,并使其与其他文明形态产生显著分野。
第四,社会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建设层面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稳健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演进,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平行社会的怪象,造成了以阶层固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性割裂和以贫富差距扩大为表现的社会资源性排斥。社会权力与资源集中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在现实性上背离了西方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价值观。与之相反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嵌入式社会结构借由多维融合实现阶层流动的上下贯通、信息传递的公开透明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五,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发展的前提,生态文明水平将直接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进程。自然界作为生产和生活得以开展的前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和“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8](P52),但文明发展却可能对生态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10](P366)面对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践行“两山论”“条件论”等创新理论,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系统治理,在横向上有利于缓解文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紧张关系,在纵向上有利于妥善解决隐藏其中的代际公正问题。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生成的总体性
从历史生成角度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中考察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试图剥离本土化、民族化的标签,开辟近现代以来文明发展新的路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生成可以被认为是近代以来经由文明的“蒙尘-自省”“外引-内培”“蔚起-复兴”三个阶段而实现文明发展的总体性历史过程,并形象地呈现出“之”字形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一阶段是文明的“蒙尘-自省”阶段,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萌芽期。纵观历史,中华文明曾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写就宏伟璀璨的文明篇章,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对文明演进大有裨益的重要技术[13]。当西方开展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华文明由于故步自封而逐渐落后于世界大潮。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文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8](P779)。中华文明在这种联系中屡屡受挫,并突出表现为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1](P4),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中华文明遭遇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尝试以主动的姿态对其进行内省,并纷纷开始自救,通过对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进行深刻反思,进而发现陈腐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文明发展。此时的中华民族开始试图破除固有认知,以期创造一种对外能抵御侵略、对内能实现蓬勃发展的新兴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萌芽蕴生其中。
第二阶段是文明的“外引-内培”阶段,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期。近代以来,人民开始主动向外探寻先进文明中的有益经验,经历了“学器物”和“仿制度”等阶段,以实践验证域外文明在中国的有效性。随着对自身国情的认知深化,将域外文明经验直接作用于中国实践的方法式微,从本国实践中生发出的先进思想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一方面,域外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让国内对外引的经验采取辩证态度,如从“以俄为师”转向“以苏为鉴”,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以期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另一方面,中国实践孕育的先进思想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三大法宝”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下发展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先进的经济制度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劲的驱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卓越成果愈发凸显。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经验的“外引-内培”中不断发展,形成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贡献的重要成果。
第三阶段是文明的“蔚起-复兴”阶段,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期。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兼具历史性和文明性的原创性概念——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夯实基础文明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形成了具有本域特色的理论性、实践性成果并日臻成熟。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先进典型从域内传向域外,从一国传至多国,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更是为世界文明形态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值得一提的是,文明的“外引-内培”阶段和“蔚起-复兴”阶段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渗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既表现在总体性层面上,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价值观;又体现在各领域中,如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消灭贫困提供重要借鉴。从主体角度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阶段呈现出向内夯实自身文明成果,向外积极传播文明经验的特征;从客体角度而言,域外文明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可程度上升,观望态度减少,各国纷纷或明或隐地吸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益经验以推动文明发展。
深入挖掘概念的“具体总体”是总体性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但直接把握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历史中展开的“具体总体”,难度不小。文明形态的底层逻辑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演进的基本遵循,为把握“具体总体”提供了重要抓手。正是底层逻辑的先进性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形态鲜明地区分开来,并具象表现为突破本文明的既往逻辑及西方文明的现有逻辑,从而实现文明发展逻辑的转向。
(一)“人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把握人的需要
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资本为内驱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以人为逻辑起点。为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在探寻驾驭资本逻辑的有效途径,成功**抽象人性论中将人“物化”或“神化”的两难境遇,以积极面向人的真实需要为基础,通过人自身的发展助推文明赓续。
在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避免陷入资本逻辑导致的发展畸形,以“人本”而非“资本”作为基点创新系列举措。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本逻辑的推崇,并非意味着忽视资本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将资本对文明发展的弊端与利好剥离,并在消弭前者、借助后者的基础上达成人本逻辑的原初愿求。资本逻辑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会推动资本增殖,助力社会经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但会漠视不利于资本短期内回流并创造收益的措施。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资本效用的同时,应主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落实诸如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等重要举措。此外,资本逻辑还容易导致层出不穷的社会失衡现象,即“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0](P289-290)。经济基础的两极分化最终会阻碍上层建筑的发展,文明进步亦会遭至拖累。为避免该情况的发生,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本逻辑置于资本逻辑之上,注重每个人而非一小部分人的现实性需要,有效弥合中央与地方的纵向不平衡和地域间的横向不均衡现象,着力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化。对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基于地域、群体、行业进行资源的合理调配,在最大程度满足人民需要基础上推动社会文明发展。
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上,着力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基准水平,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生产力急遽变革推动社会范式加速演进,伴随物质财富加速积累,人们难免会产生自身被原子化后的孤独、焦虑、迷茫、无助等负面情绪。人类文明新形态正积极寻找避免使人成为迷失于高速发展社会中的零散个体,试图将其规整、拼凑为完整、鲜活的“人的图像”,即在精神层面着力保证“让人成为人自身”,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4]。这种完整的复归亦是社会历史高阶价值的彰显。为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着力营造个体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社会环境,搭建更为透明、直接的双向交互渠道,即个体在社会发展中能够看到自身的诉求和作用。为此,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中,国家要完善各项机制和制度,让人民有能力、有动力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才能,以积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共生逻辑代替对立逻辑:祈盼共同发展
就文明自身而言,一种文明得以发展的条件必定是在社会生产扩大化前提下拥有科学合理调配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就对他域文明的态度而言,一种文明若希冀赓续绵延,其所彰显的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态度就必不可少。因此,无论是面对文明内部资源的协调问题还是冀图实现世界文明大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贯彻共生逻辑,为实现文明板块内部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提供解法。
在文明内部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在协调文明内部各板块间的平衡关系以发挥各板块的最大合力。资源的有限性是文明内各板块间可能出现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在被既定资源框定发展基础的前提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整体视角对各文明板块进行总体谋划,巧妙地运用共生逻辑把各板块间的互斥关系转化为携手并进的协同关系,将各板块组合为可以实现互相供给、协同前进的文明体系。从人类文明新形态“五大文明”的视角向内透析可以发现,“五大文明”板块界限分明,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张力。例如,面对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间的突出矛盾,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长远、发展、整体的视角仔细审查后判定两者具有辩证统一且须臾不可脱离的重要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此为依据,在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调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效协同。
在文明关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共生逻辑一以贯之,鲜明地拒斥部分他域文明中以对立为主要特征的逻辑惯性和思维范式,昭彰着对社会共生关系的精准把握。上述逻辑正是契合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5],让人在其现实性上真正成为“人”的类属。具体而言,在价值倡导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强调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旨在冲破种族、肤色、地域等“标签化”藩篱,尊重差异,凝聚共识,为构建世界文明大同打下价值根基。在具体价值层面,强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祛魅”,在揭露其虚伪性的同时,基于世界人民的立场科学阐明重要的价值概念。在治理意识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注重在内政外交上强调“命运共同体”概念。以共同利益和权力平衡为前置条件,试图为世界各国塑造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化身份,将世界凝聚成为利益集约化的群体,共谋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目标。聚焦更小的地域范围,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注重地缘政治层面一衣带水文明的交好,谋求文明间的区域协同发展。
(三)演进逻辑超越循环逻辑:跳出历史周期率
基于宽广的历史视域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支撑其后的历史逻辑便会逐步显露,并具象地表现为一种异于循环逻辑的演进逻辑。演进逻辑并非对文明发展持有先验式的断言,而是强调当前的历史铺陈正依稀展现出一种前进方向,并推动着文明叙事得以通过进步史的形式呈现。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被认为是在既往文明形态基础上试图达成超越的文明形态。
以考察政权兴亡的周期性现象为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正着力探索破除历史周期率的“中国解法”。这种解法之所以可以获得,是因为强调历史周期率是由经验性观察总结而成的概率性现象。换言之,国家政权在一定概率上会出现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历史更迭,这意味着历史周期率并非颠扑不破,而是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加以避免的。而探索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必须密切贴合中国当下实际,如此才能摘下高悬于中国政权上方有关治乱更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政党、国家和人民是我国政权中三个重要的主体,跳出治乱更替的历史循环的重中之重便是使三者妥善自处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窑洞对”中,毛泽东强调的让人民监督政府,意在通过民主保持政府的先进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自我革命则是注重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将先进的自我革命精神传导至政府和人民,以三者自身发展为基础,实现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精准把握上述判断的基础上,着力建构愈发完善的社会治理制度,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固、坚实的制度保障。总体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未在找到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后就打算停歇,而是希冀不断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为世界文明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图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目标“安邦”的基础上,以“治国”实现“兴国”,从而推动文明的演进。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所秉持的历史观念不同于带有改良主义性质的庸俗化历史渐进理论,而是秉持突出的革新意志和清晰的前进方向,认为人的能动作用可以推进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中国式现代化鲜明地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发展道路的明确指向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抓手,积极调整与改进当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大刀阔斧清除沉疴痼疾的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谋求培育新理念、新形式、新样态,并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发展指向、价值理念、道路选择等方面的全方位突破,从而开辟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
总之,西式现代化注重资本的累进增殖,苏联式现代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静态理解而强调计划;中国式现代化着眼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态理解中重视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了独具一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力图对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等文明模式实现超越,凭借价值理念、体制机制的先进性有效规避现代性危机,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宝贵的路径参考,为人类文明的赓续绵延提供合理的现实路径支撑。
猜你喜欢新形态逻辑文明刑事印证证明准确达成的逻辑反思法律方法(2022年2期)2022-10-20逻辑中学生百科·大语文(2021年11期)2021-12-05请文明演绎银潮(2021年8期)2021-09-10创新的逻辑纺织科学研究(2021年7期)2021-08-14漫说文明农村百事通(2020年11期)2020-06-27移动互联网生活的新形态现代企业文化(2018年13期)2018-06-09新形态西装智族GQ(2018年3期)2018-05-14女人买买买的神逻辑37°女人(2017年11期)2017-11-14对不文明说“不”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16年42期)2017-06-06文明歌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5期)2016-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