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造成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物质与精神、金钱与道德之间日益失衡的严重后果。生态危机唤醒了文学家的生态责任感，自然关怀与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文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①。广西作家李约热的小说就是在乡村城镇化的背景下创作的。他以作家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家乡的社会生态和乡亲的精神生态的嬗变，以桂西北的家乡都安县安阳镇为原型，营造特定的野马镇等文学空间，表达自己对乡村现代化的反思，用冷峻的笔墨书写小人物生之疼痛和死之冷漠；
用夸张幽默的手法表现荒谬的人生。戏谑背后是对冷酷现实的冷静反思；
欲望批判背后寄寓对诗意田园、和谐社会和美好人性的期盼。
一、特定文学空间下的社会生态
李约热对自己的家乡安阳镇有一段描述：“此时的小城，为了跟上工业化的步伐，整日机声隆隆，似乎成了戈达尔嘲笑的对象，宁静彻底消失，人们走动频繁，人与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改变。”②家乡安阳镇成为作家创作中文学空间的原型，李约热小说文学空间大多是野马镇，还有黄村、甘湾村、加广村、千张镇、八度屯等。在这些相似的文学空间中，书写古老小镇或贫困山村普通百姓的生活。野马镇，顾名思义，不受束缚，充满野性。野马镇的人，也是充满血性和野性。小说《这个夜晚野兽出没》有一段对于野马镇的描述：“据说，石达开曾经在这里屯兵，很多人都相信，野马镇最早的居民是被石达开扔下的伤兵。到底是不是这样姑且不说，但野马镇民风剽悍确是真的，我刚到野马镇的时候，经常看到镇上的人打架，很奇怪，不是老的跟少的打，就是男的跟女的打，要不就是女的跟女的打。”③李约热很多小说都以桂西北的“野马镇”为背景。这里的村民既愚昧贫穷，又充满稀奇古怪的激情与幻想④。作者笔下的野马镇系列故事，是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李约热营造颇具典型性的文学空间，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演绎着他们有悖常理的悲欢离合。作家敏锐地观察到乡村城镇化中社会生态的失衡和裂变：
师徒式传承关系的消失。如《郑记刻碑》写在野马镇开拖拉机的郑天华，他爸老老郑是刻碑的。野马镇这十几年来，人们已经习惯没有墓碑的葬礼。但这两年风俗又变回来了。百旺镇那个只会凿猪槽的石匠魏成东成了抢手货，令郑天华愤愤不平。郑天华在老婆的逼迫下，放弃开拖拉机，重操老爸刻墓碑的旧业。他毅然烧掉老爸写好的两百多张活人碑文，自己挂牌：郑记刻碑。郑天华不愿依赖父辈生存，他要自立，但是老老郑刻碑的传统手艺大部分已经失传，这是不争的事实。
家庭伦理的失序。如《巡逻记》写儿子覃亮打老爸覃壮飞，覃壮飞却护着儿子。覃壮飞抛弃幼小的儿子，老了却要靠儿子供养。小说《龟龄老人邱一声 》演绎老爸杀儿子的悲催故事；
小说《一团金子》中刘成国与胡秀云夫妇嗜赌成性，令儿子忧心忡忡；
小说《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写夫妻同床异梦；
小说《午后苍凉》写刘竞嫉恨表哥王晓夺走他的心上人卢秀美；
小说《私奔演习》中“我”在武汉一所大学认识有夫之妇卫虹，“我”充当第三者，却认为卫虹的丈夫向天歌才是第三者，“我”想带卫虹私奔，被卫虹的丈夫向天歌打断了两条肋骨。
两性关系的现实性。如小说《午后苍凉》中刘竞在野马镇粮所工作，他喜欢粮所出纳卢秀美，卢秀美却爱他的表哥王晓，王晓在南京上学，多才多艺。刘竞十分嫉恨表哥，不料后来表哥跟着好朋友跳楼自杀，卢秀美跑去南京，全体人员都担心她会寻死时，她却浓妆艳抹在野马镇重新登场，令人质疑卢秀美是否真爱过表哥王晓。卢秀美是一个爱慕虚荣、追逐时尚的女子，她选择王晓，也许是王晓更接近她的梦想。
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如短篇小说《这个夜晚野兽出没》写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小说叙述在野马镇某单位同事总共有5人，王首功、韦大光、张放荣、黄云爽，还有“我”。除了“我”，他们四个都做过单位领导。王首功喜欢挑人毛病，假公济私，摆功劳。韦大光是复员军人，喜欢使唤下属。张放荣很贪心，喜欢占便宜。黄云爽放任不管，单位出很多麻烦事。最后轮到王首功做，他得意忘形，其余几个不谋而合，搜集王首功的黑材料，一天晚上，不约而同地跟踪王首功，企图捉奸。黄云爽还把警察老关带来了。老关爬梯子不幸跌伤，什么都看不到。王首功如常上班，黄云爽等人要去照顾老关。单位同事互相倾轧，内卷的结果是白折腾一场，无功而返。另外，还有小说突出官民关系恶化，如《李壮回家》的杨镇长，因李壮不答应做他女婿，想方设法压制他，从镇小贬到村小，最后李壮被辞退。杨镇长仗势欺人，无权无势的李壮只能选择逃避。以上这些都是李约热笔下的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社会现实，乡村传统的伦理关系逐渐被现实利益关系所取代。
二、转型期村民的精神生态
人与土地脱离，成为物化的空心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几千年来，农民靠天吃饭天经地义，然而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的乡村社会，不断受着工业文明的冲击，这种天然的关系却被打破了。
短篇小说《问魂》写野马镇的青果，已经二十年没问魂了。二十年前，他跟他爸茂林学问魂，很快就学会了。他爸教徒弟白松“打金刚”（巫术的一种），白松怎么都学不会，干脆教自己的儿子青果。青果天资聪颖，一教就会。可惜1960年以后，问魂这行不能干了。所有响器神器都被没收。父亲茂林受不了徒弟白松的侮辱，跳了野马河，青果沿着野马河下游寻尸，一直到红水河都不见。青果自己问魂，他找马万良帮记录。两次问魂没成功，从此不再问魂。小说似乎是对“问魂”巫术的一种展示与否定，从而反映古老的野马镇的风俗变迁。旧的习俗逐渐消失，人们精神面貌发生变化。但是，当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打成“封、资、修”后，人们对任何东西都无所畏惧，后果却是为所欲为，恶人丛生。如《巡逻记》中警察怕小偷；
《我是恶人》中好人怕坏人，甚至把坏人当作学习的榜样；
《私奔演习》中的“我”，充当第三者，还认为情人的丈夫才是第三者。这些都是宗教信仰缺失的后果。
欲望膨胀，善人受挫。李约热用冷峻的笔墨，描写乡村传统文化式微下的乡村社会现实，农耕文明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商品经济大潮刺激了村民的欲望，他们好逸恶劳，梦想一日暴富。因此就发生了匪夷所思的种种故事。对于乡民欲望膨胀的批判成为李约热小说的重要内容，他利用诡异、怪诞、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去揭示生活的悲剧，揭示我们文化中被掩盖的真相，去打开人性中被掩饰的痼疾⑤。《我是恶人》通过叙述了马、黄二人的恩怨仇隙，反省“**”群体暴力的痼疾。在小说《青牛》的结尾，也有“我”的沉痛反省和自责。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乡镇恶人形象：第一，随性杀人。如短篇小说《火里的影子》写“我”姐姐在云南上学，姐姐为自己暗恋的人编织毛衣，三个舍友出于善意把姐姐的秘密泄露出去，却惹怒了姐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她毫不犹豫地杀了三个舍友。姐姐的疯狂行为，来自她的敏感、自卑、偏执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形成与家境贫寒有关。中篇小说《龟龄老人邱一声 》里的邱一声是“野马镇”一位普通的孤寡老人，因为长寿而受到村民的敬重，大家尽心尽力轮流供养老人。令人诧异的是，这位人人敬重的长寿老人邱一声竟然是杀害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他把智障的儿子一脚踢进了鱼塘，他的记忆就永远停留在70岁。他的杀儿动机无人知晓，也许是害怕自己死后，儿子无法生存。但老天爷偏偏让他长寿。村民当他是佛来供奉，轮流照顾他，是想积点阴德，给自己带来好运。一个逆天道的杀人犯，却被当作佛来供奉，这是一个极大的反讽。从村民愚昧行为的荒谬中，揭露人性的自私，既无道德底线，也无法律意识。第二，仗势欺人。《永顺牌拖拉》的陈军仗着有钱有势，把刘竞一家人当猴耍。《这个夜晚野兽出没》的四个人，王首功、韦大光、张放荣、黄云爽，轮流当领导，在位时把下属随意使唤，假公济私。小说《青牛》超生钉子户蓝月娇已经有四个孩子，乡计划生育工作队抓她三年都被她逃脱。“我”目睹队员韦江被蓝月娇推下山坡，摔断了腿，老刘被蓝月娇放倒。工作队去抄家，发现蓝月娇家只有一块玉米地，家里除了两张床什么都没有。“我”牵走了蓝月娇家唯一值钱的小青牛。蓝月娇终于愿意去医院做结扎手术。第三，喜欢聚众闹事。李约热的中篇小说《八度屯》写的是李作家下乡精准扶贫的故事。八度屯可谓中国乡村的典型，因为贫困，麻烦事特多，村民性格耿直、好斗，遇见不平就闹事。屯长忠深带头与邻村争地，被判聚众群殴罪获刑五年。因为挖矿污染了土壤，村民无法种地，靠政府定期发放粮食，村子建了污水处理厂，村民只有搞养猪等副业为生，连屯长都要去做道公赚钱。村民占道建房，纠纷不断。贫困落后的山村，每日演绎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三、小说背后的精神价值
作者写死亡和罪恶，貌似对余华式的先锋小说的模仿与追逐，实质是田园牧歌式传统乡村的挽歌。仔细探究，你会发现李约热小说书写罪恶的背后，有一种敢于揭示现实的精神力量，和对于挣扎在底层群体的怜悯与同情，彰显作家真挚深切的人文关怀。随着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不断冲击，现代人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传统文化精神不断衰落，这种现象本来只发生在商品经济为主的城市，农村作为传统文化的最后阵地、人类的精神家园最终也失守了。李约热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来自乡村的深刻体验，精准而深刻地揭示乡村失守，人们失去精神家园的根源：第一，人与土地的脱离，割断了村民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使之成为无业游民和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深挖其根源，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打破，人们开发矿山污染了土壤，农民无法耕种，造成生命链的断裂，生态严重失衡，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这是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控制和征服带来的恶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⑥村民失去对土地的依赖之后，无所适从，心态随之失衡，因此作恶多端，乱象横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人类才能获得救赎与新生。第二，古语说：“三尺头上有神明。”心中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人就会大胆妄为，无恶不作。小说《问魂》里的问魂巫术已经失传了；
小说《郑记刻碑》里不但父亲的刻碑手艺失传，而且父亲郑重其事的刻碑仪式，对死者的尊重和敬畏，也已失传。野马镇的人们已经不相信鬼神一类的东西，没有了敬畏感，又不懂法律法规，做事就毫无顾忌，胡作非为，超越道德底线。所以，野马镇民风剽悍，赌博成风，小偷横行霸道。《我是恶人》所写的情景也许可以称为一种“平庸的恶”。即人们甘于平庸，推卸责任，对公共的事情缺乏热情。人们也就失去了道德价值的评判，甚至将“恶”当成了学习的楷模⑦。第三，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导致随性杀人和自杀。《火把里的影子》中姐姐为了保护自尊心可以杀了经常帮助自己的三个舍友。《殴》中插队知青与村民斗殴，三死两残，贻害无穷。这种不顾后果的斗殴杀戮时有发生。《李壮回家》中李壮因拒绝当杨镇长的女婿，被学校辞退后，杳无音信，给家人带来无尽的伤痛；
《涂满油漆的村庄》中乜春上吊自杀；
《马斤的故事》中外乡人马斤得罪村公所差役被冤屈惨死；
《午后苍凉》的刘竞表哥王晓，一表人才，多才多艺，却步好朋友后尘去跳楼。随意毁灭他人或自毁，对生命如此轻视，令人震惊。第四，欲望膨胀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在李约热的小说里，人物关系充满着矛盾与紧张。《这个夜晚野兽出没》中同事间为了私利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巡逻记》中覃壮飞与覃亮的畸形父子关系；
《龟龄老人邱一声 》演绎老爸杀儿子的悲催故事。传统的乡土文明已经解体，传统的农民已经蜕化，传统的田园风光已经消失⑧。村民不仅失掉了地理意义的家园，更严重的是失去精神层面的家园。传统文化的分化，令一些村民的灵魂难以安放，成了无根之人。这是恶人频出的根本原因。李约热小说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重构精神家园，呼唤美好人性回归。一向冷峻的李约热，在书写罪恶、暴力的同时，会在小说的结尾留一点光明的尾巴，在冷色板上抹上一点暖色，温暖人心。反思人性，叩问人生，悲悯弱者，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李约热笔下不乏暖色调的、书写善良美好人性人情的作品。如书写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中篇小说《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里的“我”是一名足球记者，爱上了电影网站的编辑苗红。“我”和苗红婚后每天看电影，谈论电影。苗红很喜欢法国导演戈达尔的电影，但是“我”不懂戈达尔。“我”和苗红因没有共同语言而离婚，但两人都真诚地对待朋友阿灿。小说《祝卖盗版光碟的小猴新婚快乐》中，小猴跑去昌平政法大学卖盗版光碟，被大学生抓起并要在模拟法庭起诉小猴，但明天小猴要回东北结婚。“我”和黄骥不怕路途遥远，大雪封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无怨无悔。小猴终于逃脱，他们为小猴高兴，并衷心祝福他新婚快乐。还有写两性之间真诚的爱情，如短篇小说《喜悦》中，赵胜男与杨永的爱情是超越物质的。赵胜男的父亲赵忠原对于那个一无所长的上门女婿杨永也不嫌弃，在无钱摆喜酒的情况下，还想尽一切办法让村人认识并接纳他。杨永水土不服患上失眠症，父女俩千方百计帮助他。最后，杨永决定要回到他熟悉的泉州，赵忠原、赵胜男父女都十分理解和支持他。小说写了真挚的爱情和真诚的家庭伦理关系，令人温馨喜悦。中篇小说《永顺牌拖拉》，写永顺牌拖拉机厂电焊工韦小果虽然贫穷，但老实厚道，乐于助人，最终以真情获得刘丽的爱情及其嫌贫爱富的家人的认可。富有的陈军对刘丽和家人都是很大的诱惑，最终他们选择了真心实意的韦小果，抑制了对财富的欲望。再有书写官民关系修复的，如《青牛》结尾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我”为了完成计生工作指标，利用权力，牵走蓝月娇一家赖以生存的青牛。工作是完成了，但却做了有悖良心的恶事，“我”反思自责，后悔不已，说自己不是好人。在善良淳厚的乡村伦理道德和国家政策发生冲突时，默认他人的暴行是他们无奈的平衡和选择后的结果，而“我”那久久挥之不去的愧疚之情和自我内心省察，自然也是认同乡村伦理的情感反应⑨。“我”终于放下身段，以平等的姿态，同情地理解蓝月娇，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她的处境与无奈。小说《八度屯》中李作家帮村里摆平了两件麻烦事，得到村人的信任。他深入接触村民，贫困户建民、赵力钱和屯长忠深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处在社会底层，在困境中挣扎，希望有人替他们出头。屯长坐牢，李作家就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尽管李作家的能力有限，但是他把自己放在与村民平等的位置，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同情他们的境遇，真诚地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给村民带来温暖和希望。作家李约热把仇恨喧嚣、反对利润至上的戈达尔视为精神标杆，寄寓他心中牧歌式诗意田园的理想。但他又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跟这个世界好好相处，跟身边的人好好相处。他在努力用密码编写现实，希冀自己的小说有一种突然绽放的力量⑩。在他的新作《八度屯》和《喜悦》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這种力量。
四、结语
在审美领域，真诚比真实重要，心灵比外物重要。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11。李约热小说背景是桂西北的乡镇，是作者糅合自己家乡经验和文化想象的文学空间。同样是乡村题材，野马镇却没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画面，没有翠翠式的纯真善良的人物形象，那里只有大石山和树林，不但土地貧瘠，而且人们的精神非常贫乏，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事情时有发生。可以说，野马镇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缩影。李约热选择了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学空间展现人物的恩怨情仇和喜怒哀乐，把传统文化式微下的乡村众生相刻画得淋漓尽致。更为突出的是重构精神家园，呼唤美好人性的回归。作者通过书写真诚的友谊和纯真的爱情，表达对乡村的美好人情人性回归的期盼。李约热对于笔下的弱势群体，既无情揭露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又充满着同情怜悯，由此可以看到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这个世界越是有灾难，就越是需要有深深的祝福。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12重构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建立文明和谐社会，促使美好人性回归，让人类能够“诗意地栖居”，是作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生态责任，也是李约热的小说创作重要的精神价值。
【注释】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页。
②③⑩12潘琦主编《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第四辑）李约热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326、138、327、328页。
④郜元宝：《“野马镇”消息——李约热小说札记》，《南方文坛》2018 年第3期。
⑤陈晓明：《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评李约热的 〈我是恶人〉》，《文艺报》2016年3月9日。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4页。
⑦贺绍俊：《野马镇上“平庸的恶”——评李约热的 〈我是恶人〉》，《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⑧11鲁枢元：《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东方出版社，2020，第173、256页。
⑨韩颖琦：《悲情书写背后的些许暖意与慰藉——广西作家李约热小说论》，《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邓玉莲，梧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本文系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视域下广西作家群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共生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XZW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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