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格斯特
自3月起，美国各州先后削减了新冠疫情期间实行的食品券计划，这对数千万贫困的美国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如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 鲁索的生日大餐 |
3月底，查克·鲁索迎来了自己64岁生日，他的生日大餐看上去略显清寡，只有两个馅饼和一块蛋糕。馅饼已经在冰箱里放了好久，就等着生日这天吃，蛋糕则是他晚上从附近的糕点店买来的，糕点店关店前会低价处理没有卖出去的商品，他专门卡着点去买。吹灭蛋糕上唯一的蜡烛后，他慢慢地吃了起来，一口一口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天中仅有的一顿饭，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了。鲁索在美国并不是个例，事实上全美有3400万人都在为吃饭发愁。他过生日才吃蛋糕，平常的饭食常常是一个火腿三明治，有时候也吃奶酪通心粉配香肠，或者炒一盘四季豆配洋葱和黄油。他通常都是下午吃饭，因为吃得太早，晚上睡觉前会饿。
我采访他那一天，他刚参加完朋友的葬礼，一整天都没怎么喝水，只是偶尔用吸管喝几口苏打水。他告诉我：“两升的瓶装苏打水价格和冬天相比，上涨了两倍。超市经理说了，价格上来了就不可能再下去。现在的美国早已不是我过去认识的美国了……没有人会关心底层人民的死活。”
鲁索住在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大城的一栋小木屋里，单是房屋的租金和水电，就要花去他每月1420美元残疾人补助的2/3。他家地面上铺着好几张大尺寸的地毯，房子是一居室，吃饭、抽烟、办公都在一个地方。家里的东西堆得到处都是，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快堆满了，弓箭、小摆件、大鱼标本、科林斯式头盔、弩、鱼竿、剑、狩猎纪念品，什么都有，活脱脱一个杂货铺。窗帘总是拉上的，门背后还挂着一杆猎枪。
| 世道的疯癫 |
鲁索坐在小木屋里，思索着世道的疯癫。他把好几家超市的宣传单放在一起，对比各家的促销力度。他会先仔细比较各家的价格，再决定去哪儿买东西。“维也纳香肠的价格一路从50美分涨到了97美分。”他一边说一边抚摸着爱犬的颈背，“肉价上涨了50%甚至60%。”他家里摆着许多老照片以及美国印第安人的纪念品（他有一点印第安人血统）。墙上有一对驯鹿的角，那是他五岁时和父亲一起打猎时留下的。
“过去，我可以钓鱼、打鹿、打兔子、打松鼠，靠这些我就能填满冰箱。我有糖尿病，吃野味其实比吃猪肉、牛肉好，但我现在根本没法出远门，我也没法在室外做什么，稍微动一下，身上就疼得厉害，根本没法忍受。”他指了指自己膝盖上的疤痕说。他12岁就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兼职，毕业后，他先是在油田打工，后又在变压器流水线上当工人。2002年，他被通用电气公司辞退后就一直处于离职状态。他的膝关节和脊柱出了问题，医生的诊断意见是不宜动手术。实际上，即使可以动手术，他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
| 大排长龙 |
近两年物价飞涨，但鲁索的残疾人补助一分也没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给4100万困难户定期发放食品券，鲁索也在其中。多亏了食品券，这些困难户的一日三餐才有了保障。食品补助相当于每个月多发了他250美元。不过，今年3月，这一政策就终止了，食品补助回到了疫情前，每月只发23美元。2020年初，23美元就买不到什么，经过这几年的通货膨胀，这笔钱的购买力更低了，基本什么也买不到。“也就两盒牛奶和几条面包吧。”鲁索说。
当然，还有食品银行，鲁索每个月也确实有资格去领一袋食物。“不过，这一袋食物也缩水了。我们过去还可以领到牛排和排骨。过去有一段时间，食物是由牢犯负责分发，我们给他们稍微塞点钱，他们就会给我们多装些。不过，现在都是志愿者负责分发，近几个月我们除了冻鸡肉以外，什么肉都没领到过。原因很简单，现在申领食物的人越来越多了。”他说。
“队伍越排越长，我们看到了许多新面孔，还有不少是两年没见的老面孔。”亚历山大食品银行的经理杰恩·莱特–维莱兹说，“需要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但我们的财务状况却跌到了2018年以来的最低谷。”联邦政府会给食品银行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食品银行的运行本质上还是依托民间捐款，也就是个体捐款和企业基金会的捐款。
“我们的食品分发量在疫情期间激增了80%，但我们收到的捐款数额却下跌了50%到60%。”第二丰收食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娜塔莉·杰罗说，“另外，物价上涨导致资金购买力下降，同样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食品。”
美国各地食品银行的工作人员其实都发现了类似情况，并为此叫苦不迭。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食品分发点，工作人员称排队的人数相比2022年增长了一倍。类似的情况在别的州也存在，最早终止食品券的艾奥瓦州就是个例子。
美国有超过10%的人都要为吃饭发愁，从地域上看，南部的问题更为严重，导致这一差异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就包括经济不景气、民众贫困、贫富差距大和恶劣天气频发。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新奥尔良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壞，而且卡特里娜飓风只是众多飓风中的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饮食文化相当出名，但现如今却和邻居密西西比、阿拉巴马、阿肯色一起成为了美国饥饿问题最严峻的地区。
| 恶性循环 |
“新冠疫情三年，食品价格上涨了14%。2021年夏季的艾达飓风过后，租金又大幅上涨，物价也上涨，然而人们的收入并没有涨，这导致很多人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杰罗遗憾地说。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是7.25美元，但这一标准自2009年以来就没再上调过。“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红杖食品银行的资深经理麦克·曼宁说，“我们有太多的孩子走上了少年法庭，当被问及长大了想做什么，很多孩子的回答都是活到18岁，因为这将会让他们成为家里第一个活到成年的孩子……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玛莎·马拉克是一家志愿者机构的负责人，她说：“我们的志愿者现在都非常疲惫，工作量确实比过去大许多，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饥饿问题会愈演愈烈。志愿者的宣传口径往往是我们相比以往作出了更大奉献，分发了更多食物，但我们私底下的真实想法其实是希望食品银行关门大吉，民众不再需要我们。然而，实际情况是来领取食物的人越来越多，老年人尤其多，这主要是因为养老金不涨，但物价却一直在涨。”曼宁进一步解释了老年人的困境：“他们大多都是一个人住，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有些老人不仅要照顾自己，还得拉扯孙子孙女，孩子的父母要么是为了生计打好几份工，要么是因为吸毒过量去世，或是因为犯罪进了监狱。”
不过，吃不饱饭的可不仅仅是老年人，美国现在吃不饱饭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大学和中小学都向食品银行提交了申请，学校里的食品分发点也比过去多了好几倍。北岸食品银行的伊维特·鲁塞尔说：“食品银行提供的那一顿饭常常是孩子一天中唯一的一顿。再就是我们不应该只关注数量，还得关注质量。我们除了对抗食品沙漠以外，还要对付食品沼泽。换句话说，比如在有些农村地区，吃饱饭肯定没问题，但人们吃的都是不健康的垃圾食品。”
|“维护我的尊严”|
新奥尔良郊区马雷罗有一家慈善机构也会定期发放食物。发放那一天，机构的停车场内可以看到汽车排队依次驶入，到志愿者处领取食品包裹。很多前来领取救助的人都是最近才揭不开锅的。有一位助理护工69岁了，还在坚持工作，但她赚的钱并不足以维持生活。“他们说我可以每月领20美元的政府补助，但我不想领，我要维护我的尊严。”她说。一位叫碧翠丝的墨西哥人说她早在17岁就来美国生活了，但直到现在也算不上美国公民，因此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60来岁的莎伦称，她1200美元的退休金加上每月200美元的食品券才够勉强维持体面的生活，但如今食品券说没就没了。她说：“这边还发放橙子，这种水果我现在是买不起了。我也挺爱吃鸡蛋，但一打6美元，确实负担不起啊！肉？我只能在记忆里回味肉的味道了。现如今，我每个月的退休金只够我三周的食物，剩下的一周多我得靠我的弟弟接济。”
[编译自法国《解放报》]
编辑：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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