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銮
***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自2015 年起，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21 年春节，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用内容传承、形式创新的独特现代传播视听方式彰显了中华经典文化的时代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叙事性永远是节目的主调，文化叙事也是此类节目创作的核心”。[1]《典籍里的中国》从多维叙事视角出发，打造“典籍”立体化IP；
通过“1＋N”主持模式，实现主持人“团体化”叙事；
沉浸式引导参与，情理交融以达整体关照。《典籍里的中国》在主持人的角色转换和身份建构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创新，使得节目的叙事从多视角展开，达到了更加全面具体的内容呈现，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
《典籍里的中国》当中的主持人通过不同的角色定位和场景呈现，从理性解读叙事和感性体验叙事两条叙事路径打造“典籍”IP。在主持人王嘉宁等人的理性解读以及主持人撒贝宁的感性体验之中，“沉睡”于典籍中的汉字和故事被唤醒，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活”了起来。
现实主义下的理性解读叙事。在《典籍里的中国》当中，主持人王嘉宁在第二现场展开的文化访谈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理性解读叙事。传统典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民族的智慧结晶。中华上下五千年，时代变迁，历史沿革，典籍里的文字内容往往比较生涩难懂，如果不加以专业解读，就难以将典籍背后的故事、典籍和当代人之间的连接生动有效地展示出。王嘉宁作为主持人，通过和权威学者的访谈对话，深挖典籍及其背后的故事当中能够被当代人所借鉴学习的精华部分，不仅使得第一现场的戏剧化表达更加完整丰富，也使观众能对古籍有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解。
比如在第一季第一期《尚书》当中，对于第一现场舞台戏剧表演当中反复提及的《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访谈室的谈话就由王嘉宁为主要引导，蒙曼等专家学者为嘉宾展开讨论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轻松的谈话中向观众解释了民本思想的由来以及在后世的发展脉络。相类似地，在其他几期节目当中，第二现场访谈室的嘉宾对话并不仅局限于典籍当中的经典故事本身，也会从多个维度切入，补充讲解和典籍故事相关的中华传统文化故事。如在第一季第二期《天工开物》当中，专家学者们就从《天工开物》书籍名字的由来入手，解释何为“天工”，何为“开物”。此外，中间还穿插了“神农尝百草”等有意思的传统故事，将《天工开物》的成书背景以及相关故事讲解得有趣清晰。
主持人王嘉宁站在理性思考、深入解读的视角，带领权威专家学者对每一期主题的典籍内容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让典籍当中的中华文明之精华和思想得以充分呈现，带领观众共同思考典籍的史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浪漫主义下的感性体验叙事。在《典籍里的中国》中，以撒贝宁为主持人的现场舞台戏剧演绎是以浪漫主义为基础的感性体验叙事。典籍当中的内容生涩难懂，但是其中的思想和精神却是共通的，可感的。快速发展的社会使得人们对于典籍的认知倾向不强、解读不够深入，《典籍里的中国》则创新性地采用了“戏剧+ 影视化”的模式，将典籍文化立体化、生活化、生动化呈现。主持人撒贝宁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用心体会故事人物内心、参与故事情景演绎，和典籍当中的“古代读书人”在舞台上互动，在一次次穿越当中实现古今对话，半解说半参与式地将典籍中的核心故事、中心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第一季第十四期《礼记》中，郑益作为东汉大儒郑玄的独子，率兵离家支援孔融而死。撒贝宁在和年逾古稀的郑玄见面时，用郑玄重《礼》、注《礼》、传《礼》、践《礼》的初衷“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向他证明自己是来自后世的“当代读书人”，衔接古今；
在撒贝宁向郑玄求教《礼记》的过程当中，郑玄回溯了和儿子郑益学习、实践、传授《礼》的一生，也从侧面展现出了“礼”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郑益英勇就义之后，撒贝宁对其评价：“他是在用生命，传《礼》于天下”，随后一句“请先生节哀”让人感怀，二人相对鞠躬，有情有义，明理重礼；
通过“穿越时空”的情节设定，撒贝宁带领郑玄看当代学生学《礼》、诵《礼》的情景，使整个戏剧故事有始有终、古今融通。
主持人撒贝宁站在“当代读书人”的角度和与典籍有关的古代人物进行互动，既有真情实感又有理性解读，妙语连珠，表演又恰到好处。主持人撒贝宁通过一次次“穿越”进入不同的时代和场景，同伏生、宋应星、司马迁、郑玄等“古代读书人”求知问道、就书长谈，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典籍诞生背后的故事，在浪漫主义戏剧化的呈现当中品读典籍，了解历史，感怀家国兴衰。
在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当中，主持人往往以单个人或几个人一起主持节目的形式出现，在节目当中主要起着掌控节目节奏、串联节目流程、引导嘉宾表达等作用，多数情况下为节目内容的“陈述者”，而难以成为“叙述者”。但是《典籍里的中国》创新“1+N”主持模式，呈现主持人“团体化”，让主持人真正参与到节目当中去，成为节目的“叙述者”。
一人演绎，多人讲解。文化传播归根到底就是讲故事，而故事怎么讲、怎么讲好是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始终要研究的课题。以往的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注重文化内容的输出，但是并没有切实考虑到观众对节目信息的抓取和接收能力，导致传播效果不理想。《典籍里的中国》在内容的展现形式上做出了创新，重视节目内容和观众之间的联系，引导观众切身体会典籍背后的故事，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撒贝宁是“1+N”主持模式当中的“1”，即一人演绎，他不仅是节目的主持人，还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参与戏剧的演绎。撒贝宁是戏剧的参演者，和戏剧当中的古代人物色进行古今对话。主持人“穿越”到古代进行跨时空交谈，给整个戏剧注入了一些古今融合的观点和新奇的故事情节，使得整个戏剧充满了趣味性，有助于文化层次不同的观众都得理解，有所收获，这是综艺类文化节目表现手法的一大创新。
主持人撒贝宁与以王嘉宁为主导的第二现场嘉宾访谈室共同组成了“1+N”主持模式，即多人讲解。撒贝宁在第一现场参与对舞台戏剧的直接演绎以及现场讲解，在此过程中，他能够站在观众的视角出发，对其中的演绎环节进行总结归纳。撒贝宁在节目当中的角色就像一个观众代表，能够更好地掌握住戏剧情节的高潮、观众的注意点和疑惑点，带领观众和典籍故事建立起情感互动，使节目文本的传播效果事半功倍。而第二现场往往由主持人王嘉宁和几位权威学者共同组成。在这里，他们更像是一群典籍解说员，对典籍的成书过程、有关的人物故事进行挖掘讲解，一是能够让深奥精辟的典籍从“天上”回到“人间”，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轻松了解典籍，激起观众对古籍产生兴趣；
二是能够对第一现场演绎的故事情节进行背景介绍和内容引导，节目通过演员围读剧本、嘉宾解读故事等方式让观众对接下来将会看见的舞台戏剧进行初步的了解，能够增强戏剧演绎和观众之间的情感联系，以达到更优的传播效果。
主持人“团体化”叙事。不论是第一现场的主持人撒贝宁，还是第二现场的主持人王嘉宁与各位权威专家学者，都是节目完整叙事模式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叙事传播的特质和优势在于彰显人的主体性和人文情怀，在故事文本和接受者之间建立情感互动的密切关联，进而使受众产生审美愉悦的体验。”[2]《典籍里的中国》借用典籍故事，看似是在推介中华古典文化，实则是在讲由古至今中华民族的故事。
节目每一期一部典籍、一个人物、一个主题，将本来束之高阁的典籍生动化、形象化，编排出和典籍相关且能够引起观众共情的故事情节加以演绎，引经据典，让典籍中的文字和道理深入人心。比如在第一季第十四期《礼记》当中，在郑益英勇牺牲之后，郑玄悲痛落泪，撒贝宁“穿越”时空和郑玄对话，用《礼记》中的语言对郑益做出了正面的评价，在观众直观的视觉感受基础之上总结式地加深了观众的思想感悟，节目的整个过程看似在讲《礼记》，实际上无处不在讲人、社会、家国之间的关系和故事。主持人撒贝宁、王嘉宁以及访谈室的嘉宾，通过“团体化”的叙事模式多维度、立体化地将典籍里的中国故事讲出、讲清、讲好。
E.卡茨在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当中率先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的理论。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人们接触媒介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些需求，而媒介本身就应该更加关注观众，以满足观众需求作为自身传播效果的衡量标准。对主持人的定义多为“组织节目的人”，但《典籍里的中国》创新性地将主持人纳入节目的各个环节，赋予主持人新的身份界定和角色体验。在节目传播的过程当中，承担了不同职责，节目主持人沉浸式参与节目的全过程，满足了观众对于节目主持人多样化的期待。
多重角色转换，建构不同媒体身份。《典籍里的中国》赋予两位主持人新的身份和角色，王嘉宁既是节目的组织者，也是典籍的“读书人”、媒体的发言人；
撒贝宁既是节目的“当代读书人”，也是戏剧的演员、节目的代言人。主持人多重角色的转换、沉浸式参与，拉近了典籍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又提高了节目的接受度。
王嘉宁在第二现场开门见山，三言两语将节目和之后的内容进行串联，随后又与访谈室的嘉宾交流，对节目内容进行总结和点评，框架明了、层次分明，与整个节目环环相扣，这是主持人作为节目组织者的角色表现。第二现场和访谈嘉宾的对话是围绕典籍展开的，这就要求主持人必须在节目开始之前认真翻阅典籍资料，了解典籍当中可以被研究的内容，才能够保证在节目当中和嘉宾的对话有意义、有高度，这是主持人作为典籍“读书人”的角色表现。主持人在第二现场访谈室和嘉宾对话的过程当中，不仅需要发掘典籍文化内核，和嘉宾探讨专业性的问题，还需要考虑观众的兴趣点和疑惑点，展现节目的利他性和趣味性，这是主持人作为媒体发言人的角色表现。
撒贝宁在第一现场的最开头通过“当代读书人”的形象和观众一起观看典籍的背景故事演绎，并且对其中的历史背景进行旁白式的讲解，这是主持人作为“当代读书人”的角色表现。在戏剧的演绎过程中，他又以“当代读书人”的形象参与戏剧的演绎，把文学作品、历史故事加以艺术化地改编排演，实现与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对话，这是主持人作为戏剧演员的角色表现。在与古代人物的对话当中，撒贝宁直抒胸臆、有感而发，往往能够用总结式的话语对节目中心主题、思想理念加以强调和总结，引导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这是撒贝宁作为节目代言人的角色表现。
沉浸式参与体验，探寻中华文化之根本。优秀典籍是中国人薪火相传的精神之根，是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也是当代社会与数千年中华历史文化的衔接印记。典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让人们明白自己“从何而生，为何而来，而又该去向何方”。《典籍里的中国》大胆创新，运用“穿越时空”等新颖大胆的手法，将现代科技、现代思想融入古代典籍，“许多晦涩难懂的典籍，通过时尚新颖的电视节目让厚重的历史与现代的头脑碰撞，用当代的方式与历史握手让人感觉到愉悦可亲，让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喜闻乐见，让‘典籍活起来’”。[3]
主持人撒贝宁在节目当中“穿越”到古代，站在当代人的视角，将典籍的当代解释讲述给古籍有关的历史人物听，又在对话当中回应了历史人物对后世发展的疑问。这样的双向交流对话，不仅向历代的典籍读书人阐明了古今联系，还解答了他们心中所共有的疑问。不仅如此，在戏剧当中，撒贝宁还会邀请古代历史人物与他一同进行“二次穿越”，带领古代历史人物回到当代社会，让历史人物看到他们所推崇的典籍在现代社会广传于世、老少皆知的传承现状，回应了他们所期盼的典籍传于后世、人人爱读的美好愿望。在撒贝宁沉浸式参演戏剧的同时，典籍当中的思想精神被多次强调，观众不禁对戏剧故事产生情感共鸣。
在融媒体语境下，人们很难真正静下心来去阅读传统古籍，也因各种因素很难领悟传统古籍中的文化内涵。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是文化传播的权威媒介，而主持人是文化传播的核心中介。面对多样化的传播渠道、鱼龙混杂的传播内容、新颖的传播形式，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主持人更需要改变程式化的传播思维，在树立节目权威性的同时又不曲高和寡，用多重角色转换和身份建构推动情趣交融的传播氛围，真正推动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文化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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