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政府服务、法治环境、经济发展、创业创新、城市文明、生活品质六个营商环境要素组态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存在四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多元逻辑下的创业创新与城市文明驱动型、政府-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驱动型、市场-政府逻辑下的创新驱动型、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与生活品质驱动型。
关键词：营商环境；
长三角城市群；
高质量发展；
组态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1 — ００91 — ０4
收稿日期：２０23 — 01 — ０４
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关键抓手。作为多要素集成系统，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紧密关联，对微观经济活力和創新创业能力具有重要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国内开放程度、经济活跃度和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探索该地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具有典型意义。
二、研究框架
营商环境涉及到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各种体制机制因素和条件，庞杂繁复且与国情实际紧密联系，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层面因素都是营商环境这个有机复合体的组成。因此，在中国语境下研究营商环境问题，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逻辑基础。探究复杂多元因素联动匹配产生不同营商环境组合进而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制度组态”视角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途径（杜运周等，2020）。基于“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践案例样本，引入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优化营商环境引致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作组态分析研究，探索不同类属制度（环境）因素对营商环境的联动效应、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1.政府。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基于政府基本职能，本文将政府服务和法治环境两个二级条件视为政府层面归属的环境因素。其一，政府服务包含政务服务效率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政务服务效率是地方政府行政服务水平和地方政府交易水平的主要体现，直接影响了企业经营投资等决策行为（**军，2021）。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水电气供应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运营能力和效率以及投资决策与创新活力（张三保、曹锐，2019），因其政府主导以及公共产品或类公共产品属性，本文也将公共服务划归到政府服务中。其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改善地区法治营商环境是政府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赵海怡，2019）。法治环境主要体现在市场监管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环境等方面。
2.市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是企业经营所处的直接环境，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外部力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水平、投资风险状况等（**军，2021）。本文将经济发展和创业创新作为衡量市场环境的二级指标。其一，经济发展指标选取了市场环境和金融服务两个维度。市场环境综合指标考量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服务则反映该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开放程度以及发展活力。其二，创业创新指代市场中的创新环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企业良好的创新绩效取决于创新环境的改善。影响创新环境的主要因素包括资金支持、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创业水平等（王郁蓉、师萍，2015），其中人力资源是创新的核心资源。本文以涵盖创新投入和成果产出的创新绩效以及人力资源作为直接衡量创业创新水平的三级指标。
3.社会。决定人才认同感、归属感的城市环境、营商环境乃至生活方式，内核都渗透着城市文化；
因此，相较于政府与市场，社会人文对商业主体行为的影响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更多的是从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对营商环境产生影响，包括企业家精神培育、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人文关怀水平等等，好的社会环境对优化营商环境有着基础性的土壤培育作用，因此也有学者和地方政府将社会环境纳入营商环境的考量范畴。本文将城市文明和生活品质选定为社会环境的二级条件。其一，城市文明程度以社会和谐指数和文化休闲为标尺，衡量地方人文基础环境。其二，城市生活品质则以城市功能优化和人居环境两个三级指标来决定，旨在考察城市居住品质、人文特质以及生态环境。将文化与生态纳入城市生活维度是基于人文底蕴、环境质量与大众生活的紧密关联度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诸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地方案例也证明了优质的生态环境对企业投资、人才引进等起到了很好的吸引作用。
综上，本文在政府、市场、社会交织互动的逻辑上，分析政府服务、法治环境、经济发展、创业创新、城市文明和生活品质六个环境条件要素对城市营商环境的整体性影响。根据组态视角，从溯因逻辑可以探究上述六个条件形成的不同营商环境组合所引致的城市发展水平，从而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具象理解和颗粒度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构建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以集合论为基础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在组态视角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优化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发展背后的多元复杂作用机制。QCA分析能够探索因果依赖以及不同组合构成下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陶克涛等，2021），有助于我们从整体性上了解诸多营商环境因素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也能更加深入地分析不同禀赋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驱动路径。
（二）数据构建
1.数据收集
文章所涉数据主要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各省市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公报等平台资源，收集2019-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市的相关数据。
（1）结果变量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源自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中的长江经济带大数据平台，分值越高，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2）条件变量
政府条件。政府服务的测量是依据**军（2021）《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所使用的政务环境指数（50%）和公共服务指数（50%）通过加权计算得出，以此衡量政府提供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法治环境的测量主要依据《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的法治环境指数（90%）决定，同时辅以市场监管（10%）加权计算得出，以此衡量地方司法环境、社会治安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市场监管的测量以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为评判标准，数据来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因其缺少市级层面指数，因此加权比例仅赋一成。
市场条件。经济发展的测量按照市场环境（60%）和金融服务（40%）通过加权计算得出，以此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和金融现代化水平，数据来源为《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所使用的市场环境指数和金融服务指数。创业创新的测量按照创新绩效（50%）和人力资源（50%）加权计算得出，数据以《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所使用的创新环境和人力资源指数为依据，以创新投入和成果产出衡量地方创新绩效，以人力资源储备和劳动力成本衡量地方人才环境。
社会条件。城市文明程度的测量通过社会和谐指数（60%）和文化休闲（40%）加权计算得出，社会和谐指数来源为长江经济带大数据平台中的包容性发展指数，文化休闲则以城市拥有的博物馆和公园数量为考量，数据来自EPS DATA中的中国城市数据网、长江经济带大数据平台。生活品质的测量则通过城市功能优化（50%）和人居环境（50%）加权计算得出，两个指标数据都来自长江经济带大数据平台中的包容性发展分指数，分别为功能优化和环境友好。
2.测量与校准
运用直接校准法，本文将所获数据转化为0-1之间的集合隶属分数。政府服务、法治环境、经济发展、创业创新、文明程度和城市生活6个要素的交叉点、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的校准标准分别为0.5、0.95、0.05。数据校准结果如表1所示。
四、數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组态分析之前首先对单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目的在于检测单个营商环境条件是否构成结果（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判断标准为必要性分析结果的一致性大于0.9。表2为通过fsQCA3.0软件分析的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条件检验结果，所有条件的一致性都小于0.9，所以不存在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真值表运算时，本文将组态分析的频数阈值设定为1，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在反事实分析时假设单个营商环境条件“存在或缺席”均可导致城市高质量发展，最终得出表3所示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组态分析结论。
表3展示了4个营商环境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结果，显示存在4种组态路径。无论是单个组态一致性还是总体一致性水平都在0.9以上，高于最低标准0.75，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23，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821。根据4个组态结果，本文归纳总结了4条营商环境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组态驱动路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逻辑下的创业创新与城市文明驱动型、政府-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驱动型、市场-政府逻辑下的创新驱动型、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与生活品质驱动型。
（1）政府-市场-社会多元逻辑下的创业创新与城市文明驱动型。组态1呈现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营商环境组合助推了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条件创业创新、文明程度同时辅以政府服务、法治环境和经济发展三个边缘条件，产生了城市高质量发展。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67，原始覆盖度为0.703，唯一覆盖度为0.018，该路径可解释约70.3%的案例，约1.8%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这类城市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发展均衡，营商环境优势明显，市场发育成熟，创新环境优良，政府服务高效，城市文明程度和生活品质高，是最为主流的优化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模式，典型代表性城市包括上海市、杭州市、宁波市、苏州市、南京市、嘉兴市、绍兴市等。
（2）政府-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驱动型。组态2由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因素引致了城市高质量发展。即使在缺失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边缘条件的情况下，城市高质量发展由核心条件城市文明以及政府服务和法治环境两个边缘条件建构而成。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57，原始覆盖度为0.307，唯一覆盖度为0.005，该路径可解释约30.7%的案例，约0.5%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这类城市政府服务和法治环境较好，城市文明程度高，补足了相较于一线城市而言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品质的短板，由政府主导的文明社会形成的营商环境助推了高质量发展，典型代表城市包括台州市、金华市等。
（3）市场-政府逻辑下的创新驱动型。组态3显示了市场和政府两个层面因素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核心条件创业创新辅以经济发展和政府服务两个边缘条件组态而成的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32，原始覆盖度为0.268，唯一覆盖度为0.006，该路径可解释约26.8%的案例，约0.6%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这类城市创业创新氛围浓厚，经济发展与政府服务相辅相成，但城市生活品质以及文明程度并不突出，市场和政府在营商环境打造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典型代表城市例如常州市。
（4）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与生活品质驱动型。组态4展示了由社会层面因素打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核心条件城市文明辅以边缘条件生活品质，形成了另一种营商环境组态。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08，原始覆盖度为0.253，唯一覆盖度为0.014，该路径可解释约25.3%的案例，約1.4%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这类城市政府与市场层面的影响因素发育相较于一线城市仍有差距，但因其文明程度高、生活品质较好、生态优势突出，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致的营商环境优化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典型代表城市例如湖州市。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26个城市群为样本，运用fsQCA方法进行条件组态分析，探究不同营商环境因素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联动影响及驱动路径。研究结论如下：
（1）从总体上看，政府服务、法治环境、经济发展、创业创新、城市文明、生活品质都不能单独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并不促成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存在4类驱动路径，具体可归纳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逻辑下的创业创新与城市文明驱动型、政府-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驱动型、市场-政府逻辑下的创业创新驱动型、社会逻辑下的城市文明与生活品质驱动型。（2）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多要素的协同作用，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均衡驱动是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流模式，但在资源禀赋不平衡城市，依旧可以立足自身优势，通过强化政府职能、促进创业创新、打造城市生态文明等不同路径驱动城市发展。（3）纵观4条驱动路径，创业创新和文明程度两个要素如果存在，始终是核心条件，说明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市场创新环境和社会文明氛围两大营商环境要素的重要地位。
〔参 考 文 献〕
［1］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0（09）.
［2］**军.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1.
［3］“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理论逻辑、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J］.管理世界，2021（05）.
［4］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06）.
［5］陶克涛，张术丹，赵云辉.什么决定了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J］.管理世界，2021（05）.
〔责任编辑：孙玉婷〕
基金项目：2022年度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优化营商环境的组态路径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ND22110）。
作者简介：阙立峻（1983—），女，浙江丽水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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