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军 孙莉
摘 要：2021年7月，我国出台“双减”政策，同年10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父母对儿童的教育责任，这对我国家长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契机。美国父母教育历经百年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父母教育体系。对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父母教育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实践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父母教育措施：在教学内容方面，以育儿知识、家庭科学和社会责任意识培养为主，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人文性；
在教学形式方面，将小组讨论和学术讲座、家庭互助活动与亲子活动、社会公益行动及改革活动灵活结合，确保教学形式的多元性与参与性；
在组织机构方面，注重上下联通、人员培训和质量检测，保证教育实施的高效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美国；
“父母教育运动”；
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
组织机构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3-0013-13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2
在追求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家长教育作为家庭教育和家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共同关心的议题。2021年7月，我国出台“双减”政策，同年10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父母对儿童的教育责任，这对我国家长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如果家长不能科学地对孩子进行养育和教育，将会对孩子的后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而当前我国家长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内容陈旧，二是教育形式单一，三是教育组织流于形式。家长教育的缺失，易导致父母采取不科学的教育方式，增加育儿的困难，加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孕育中，在儿童福利运动和儿童研究运动的直接推动下，19世纪90年代，美国发起了一场“父母教育运动”，并在20世纪初迅速发展，后随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消亡，“父母教育运动”也随之慢慢衰落。但“父母教育运动”为后来美国父母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美国的父母教育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古鉴今，通过对美国历史上“父母教育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深入分析该运动对美国父母教育产生的有益影响，有助于重新思考我国当前家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家长教育的发展贡献教育智慧。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家长教育是优化教育的重要一环，因此，借鉴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家长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参照很有必要。
一、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产生受其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美国有组织的父母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800年以前，有关育儿的信息由欧洲传入美國［1］。在1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关于儿童护理的具体建议就以书面的形式呈献给美国父母［2］。18世纪，欧洲三大权利主体关于“父母教育责任”的论辩，即宗教倡导的父母理性教育、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支持的父母保护教育以及政府主导的父母责任教育，对美国父母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此阶段，美国的父母教育还仅停留在倡导阶段，未形成系统化的发展。父母教育真正形成一场运动是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这正是美国教育史上轰轰烈烈开展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可以说，“父母教育运动”是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教育思潮和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倡导的把儿童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强调儿童个人的发展与成长，以及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等思想，对“父母教育运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和变革性的影响。进步主义教育家尖锐地批判了传统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强调儿童中心地位。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史进行梳理，发现美国“父母教育运动”孕育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同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又催生了儿童福利运动和儿童研究运动，而这两项运动又直接推动了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开展。
（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父母教育运动”的孕育 “进步教育”思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成为美国教育界占据统治地位并具有巨大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潮。19世纪末，美国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新兴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应对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社会结构不匹配问题，美国兴起了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即“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思想家在反对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弊病的同时，力求改革教育和社会事务，因此，萌生了一场教育革新运动，即“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家从卢梭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中汲取养料，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医学等科学领域中提取理论基础，强调教育的多样性，把儿童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解放儿童天性，强调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教学形式的多元化等，对“父母教育运动”的产生发展、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父母教育运动在某些方面，它比美国自学会和教育社团衰落以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接近于一场真正的、具有教育基础的民间或社会运动”［3］。其原因在于，家庭生活比社会上的任何其他系统都更容易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而以学习为基础的民间运动是在文化不适应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运动的动力来源于需求意识和情感欲望［3］。因此，受混乱的社会结构、暴露的教育弊端、家长的积极渴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对儿童教育和父母教育进行了诸多思考。
卢梭的教育思想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卢梭提出的父母亲自教养儿童的思想，也对进步主义时期父母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卢梭认为，威胁儿童自由童年的不是宗教定义下的“堕落无知的父母”，而是腐败的现实社会，而父母的责任在于保护无辜和脆弱的孩子不被堕落的社会所侵蚀。“现实的邪恶存在于堕落和无知的腐化社会之中，它威胁性地潜伏在天真无邪的自我和纯洁的善良周围。”［4］因此，卢梭同意洛克提出的儿童在家接受教育的观点。但他给出的原因是，在家的孩子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成人世界的影响，因而保持了儿童的纯真［5］。孩子需要一个受保护的空间，在其中自由探索并与自然环境互动，这样他才能“随着自己理性能力的发展，学会判断经验的价值”［6］。博伊德（William Boyd）认为：“《爱弥儿》的优点在于：它把自然之善的理念放在首位，对普通教育的所有弊端提出了最有效的抗议，这些弊端源于对人性的蔑视。”［7］因此，卢梭强调一种自然家庭结构，即儿童的自然环境是由作为教师的父亲和作为养育者的母亲组成的家庭，抚养和教育孩子是父亲与母亲的一项共同责任，父母保护孩子不为外界社会所影响，并有意识地以孩子的需要为中心提供经验［8］。卢梭的父母教育思想虽然没有被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全盘接受，却让父母作为教育者的角色登上儿童教育舞台，将父母教育引入进步主义教育家的教育改革视野之中。
20世纪早期的美国教育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如何准确地界定父母与学校的关系。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公立教育与社会、家庭、学生都存在着各种疏离和冲突，从霍勒斯·曼（Horace Mann）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进步主义时代的教育家们，都在为如何解决这种疏离和冲突而苦恼。显而易见的是，“父母教育运动”是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如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强调父母对儿童的早期习惯训练和在塑造儿童性格方面的万能作用［9］。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相信父母在学龄前对儿童的干预，是影响儿童日后情感和社会适应的关键因素［10］。杜威虽没有对父母教育提出具体的论断，但其“从做中学”的观点却影响了父母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诺德·卢修斯·格塞尔（Arnold Lucius Gesell）认为，父母教育可以为父母提供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训练，以避免对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情感伤害，因此，有必要建立“学前阶段的社会控制”［11］。“事实上，儿童的‘人格构成，只要它是一个可描述的现实存在，就包括无数的条件反射、联想记忆、习惯和态度，这些都是儿童在被个人抚养的过程中获得的结果。”［11］像许多行为学家一样，格塞尔提倡一种新型的父母，即懂得如何应用最新的行为科学技术，通过积极地观察儿童在幼儿园的行为来学习［12］。进步主义时期教育家对儿童教育的观点，深刻影响了父母教育的发展。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推动下，美国“父母教育运动”迅速开展，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科学性、人文性和丰富性，在教学形式方面注重多元性、参与性和灵活性。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被认为不能提高知识教育质量，“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逐渐衰落直至消亡，“父母教育运动”也随之渐渐衰落，但其产生的影响却延续到了今天的美国。
（二）“儿童福利运动”对“父母教育运动”的推动 19世纪后期，美国政治学家通过对全体国民健康和生存状况的考察来评估社会的健康状况，即可能存在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生活和工作因素。“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身体上和道德上的罪恶存在时，就可以更容易避免它们；
当我们熟悉社会的错误和疾病的来源时，社会的美德和健康可以更容易地得到维护。”［13］因此，为了保护社会秩序不被破坏，政治家们将改革的视线定位于工人阶级和贫民家庭的儿童，因为他们是最有可能屈服于“工厂和街道罪恶”的儿童［14］119。在这一阶段，善与恶的界限被重新划分，不再是浪漫主义观点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而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之间的巨大差距［4］。此时，公众对儿童的责任感迅速增加，有观点认为国家作为权利的宣讲者和执行者，應成为儿童的天然保护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指出：“如果个别家庭不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医疗和教育资源，那么当地政府应为其建立免费的牛奶站、假期学校、游乐场和日托中心。”［15］这种思想推动了20世纪初美国“儿童福利运动”的开展。由此，由华盛顿·格莱登（Washington Gladden）、沃尔特·劳森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和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领导了一场福利运动，并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和政策。
20世纪上半叶，“儿童本位论”在西方兴起，由此产生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16］。美国新兴中产阶级在思想上接受了普遍的“儿童本位”观，经济上的富足使得父母在日常中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愈益细致和全面。中产阶级信仰福音派的慈善妇女也不再满足于在自己家中实现理想的纯真精神［14］103-104，而是发起了对贫困家庭孩子的福利帮助。改革者尤其关注家庭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功能，为父母提供科学的、专业的培训课程成为“儿童福利运动”的重要项目［17］。受“儿童福利运动”的推动，美国政府、社会人士、教育学者和父母都普遍意识到，父母在儿童成长成才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父母教育受到了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了“父母教育运动”的发展。
（三）“儿童研究运动”对“父母教育运动”的催化 在18世纪，童年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邪恶时期，而“教育是一项基本战略，不仅可以使儿童摆脱童年的堕落与无知，还可以使文明社会摆脱不受约束的激情，并通过虔诚和理性的发展加以调节”［4］。甘马奇（Philip Gammage）指出：“18世纪的宗教权威们坚持认为，儿童不端行为的根源是人性的堕落；
父母堕落，于是孩子堕落。”［18］宗教对儿童的压制与束缚持续到19世纪末“儿童研究运动”的开展，才促使社会正确看待儿童天性。正如19世纪末公共教育总监格伦（G.R.Glenn）在全国教育协会中的发言所说：“本世纪末最大发现不是蒸汽机、蒸汽船、海缆、无线电报、电话、留声机……，而是对儿童的发现。”［19］1880年到1910年，美国教育家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儿童来寻求教育改革的方向，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与实践。这一过程被称为“儿童研究运动”，即通过观察学校里和游戏中的儿童来制定课程［20］。1877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指出：美国19世纪70年代建立的公立学校基本上是无效的，压制了儿童的天性；
如果要改革公立学校，大学必须承认儿童研究是一门科学；
通过对儿童自身思维模式和精神发展进行研究，将研究成果作为教育改革的规范［21］。该思想成为“儿童研究运动”的指导思想。亚当斯简明扼要地指出，教师、家长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应明确教育的目的是“让社区的孩子们做好准备，迎接更伟大的自我教育工作”［21］。
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指出：“人们意识到……学校是为儿童服务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切都必须是可塑的，并服从于儿童的天性、需要以及成长。”［22］霍尔是美国第一个提出并阐述儿童研究的教育家，提倡对儿童的心理本质和心理内容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教育应遵循儿童的心理发展模式。霍尔在19世纪80年代阐述和宣传的关于儿童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儿童研究应该是对儿童精神生活的探索，以便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并实现国家的教育改革。在霍尔看来，儿童研究应该是对许多儿童进行研究，而不是像一些著名的儿童研究项目那样只研究一两个孩子；
家长、教师和学校都要参与到研究中来，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应依赖于“对儿童心理成长和活动的更深入的洞察”［23］。参与霍尔的研究迫使美国父母比以前更系统地观察孩子的行为和言语。20世纪初的父母教育组织将霍尔的儿童研究思想引入父母教育之中。霍尔也是父母教育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曾多次在以“父母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霍尔的思想和实践推动了儿童研究的发展，拓宽了儿童研究的视野，将家长纳入儿童研究的范围之内，由此直接推动了“父母教育运动”的产生。
综上可见，美国“父母教育运动”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孕育中，在“儿童福利运动”与“儿童研究运动”的直接推动下，以父母教育组织的建立为标志，于19世纪90年代正式开展。
二、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教学内容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蓬勃发展的“父母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多项具体实践。在教育目的上，父母教育主要基于三个目标：一是让父母更好地教育自己，更科学地经营家庭和养育子女；
二是让父母了解学校的日常工作，增进家长和学校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更好的家校合作；
三是组织父母研究影响青少年福利的社区状况，以唤起家长的社会责任感［24］。在教学内容上，父母教育越来越科学化，将儿童心理学、营养学、儿童保育学、儿童护理学、家庭科学、优生学、社会责任感等纳入教育范围，呈现出科学性、丰富性、人文性兼具的特点。可以说，当时的美国社会试图通过父母教育，达到为国家未来发展养育健康儿童、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的效果。
（一）育儿知识：注重父母教育的科学性 20世纪初，随着科学研究和儿童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科学技术开始影响美国家庭生活，美国父母希望学习更多的化学、生物学、细菌学、社会学、心理学、营养学、儿童保育和护理等方面的知识，以期科学地养育子女。因此，父母教育的内容也随之越来越多样化和科学化。
首先，受霍尔影响，父母教育组织将儿童心理学纳入父母教育之中。霍尔一直是父母教育的忠实支持者，并且多次在父母教育的年度大会上担任主讲人。霍尔认为，儿童研究应该是关于儿童天性知识（即儿童心理知识）的研究；
而关于心理本质的知识只能从儿童的实证研究中获得，实证研究的数据将由家长、教师、学校等提供［25］。因此，在霍尔的影响下，父母教育组织将儿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知识教授给美国父母，并且提倡父母参与到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儿童实证研究中，成为儿童研究实验的数据收集者。
其次，受杜威社会哲学和教育理论的影响，父母教育组织将关注和解放儿童天性作为对父母的重要教育内容之一，即培养孩子们的兴趣，使之既能解放个人，又能被社会所接受，并遵循“从做中学”的原则。同时，集聚父母力量，要求公立学校将尊重儿童天性作为其教学原则，减少对儿童的压迫。
最后，新医学理论的发现和实际应用在20世纪早期的父母教育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针对由于父母缺乏医学和保育知识造成的儿童残疾与早夭等问题，父母教育组织提倡将医学、营养学和保育知识纳入儿童的日常护理之中。“全国母亲代表大会与家长教师协会”（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 and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s）的测试证明，70%在1岁前死亡的婴儿可以通过对父母进行婴儿卫生教育来挽救。“除非实际照顾婴儿的父母能够掌握正确护理和喂养婴儿的知识，否则医生和卫生局所拥有的所有知识都是徒劳的。”［24］父母教育中的医学知识主要涉及预防医学领域，通过教给父母先进的卫生观念、食品卫生与营养知识、处理紧急伤病的技术，以及儿童易患疾病的细菌理论等知识［26］，提升父母的保育能力，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父母教育组织还提出，关于保育和医学知识的父母教育，应包含儿童出生之前的准父母教育，这一阶段重点是了解怀孕期间的身体变化以及为分娩作准备。
（二）家庭科学：关注父母教育的人文性 “父母教育运动”不仅将育儿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还关注到为人父母的压力和烦忧。家庭科学是从“父母教育运动”中衍生出来的、与新女性观念相关的新家庭艺术，表现出对父母育儿压力的人性关怀。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发展迅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矛盾。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繁琐的家务工作和较低的家庭地位，越来越使女性对家庭妇女这一身份感到厌倦，导致美国家庭离婚率上升。而家庭科学是在离婚率不断上升的时代保持家庭团结的一种方式。父母教育组织认为，通过为家庭中的母亲提供育儿方面的正式培训，将唤醒女性对传统家庭的责任感，满足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减少家庭矛盾。因此，父母教育组织不仅为妇女提供科学的育儿知识、丰富的实践和娱乐活动，还邀请成功的女性分享自己在现实育儿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法。女性通过小组学习重新体会到思想活跃和智力运用的好处，将在大学中培养的探索精神应用于提高家庭生活品质，满足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感。父母家庭哲学的习得，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儿童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优生学也是父母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优生学也被称为优良育种的科學，是一项致力于利用遗传和统计原则来鼓励健康繁殖和阻止不健康繁殖的运动。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在前几十年，优生学在政府政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优生学以生物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希望通过关注控制和改善繁殖的方法来改善人类种群的遗传质量，减少人类的痛苦［27］。受霍尔的影响，父母教育组织非常重视遗传在儿童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将优生学纳入了父母教育之中，旨在通过优生改善全国儿童的健康条件。父母教育组织试图通过优生学让女性认识到其自身在遗传方面的道德责任，并频繁地传达一个观点，即“女性，不要嫁给‘坏男人，因为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会遗传给你的后代”［28］。通过对组织内成员进行优生优育的教育，提升女性健康生育的意识，进而达到生育健康儿童、减少残疾儿童的目的。
（三）社会责任感：重视父母教育的推动性 父母教育不仅着眼于育儿知识和家庭科学等个人层面，而且将社会福利、法律制定、社会改革行动一同纳入教育之中，旨在为儿童和父母谋求更广泛意义上的利益与权利。父母教育组织提倡成员为当地的贫穷家庭提供福利资助，包括为儿童提供免费牛奶，为父母提供育儿知识，使他们明确“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例如，如果孩子拒绝服从或表现出愤怒，不要立即诉诸身体责罚；
不要给孩子吃不好的糖果等［26］。此外，通过对贫苦家庭的帮助，确保父母教育惠泽所有家庭和儿童，而不是局限于中产阶级家庭之中。
对于父母教育组织来说，父母教育是通过组织全国的父母为共同事业而奋斗，进而实现社会改革的杠杆。各组织都强调对父母进行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的教育，通过每周的小组学习，讨论地方或国家与儿童和妇女情况有关的社会问题。其主要目标是促使所有父母有意识并愿意采取行动，纠正社会的不公正，并促进立法以实现公共利益。社会责任感也被纳入父母教育理念之中。通过提升父母的社会责任感，父母教育组织在推动诸如童工法、住房法、食品法和药品法等的颁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对青少年**、母亲养老金、婴儿诊所等与儿童和妇女利益相关的国家政策制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家认为，任何不包括改革行动的父母教育定义都是自私的［26］。
从关注儿童心理、天性、医学等儿童保育层面，到注重家庭科学、促进家庭稳定和谐，再到提升社会责任感以促进政策改革和法律制定的国家层面，美国20世纪初的“父母教育运动”涵盖广泛，并被当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国家进步发展的重要策略，受到了教育界、政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教学形式 “父母教育运动”在教学形式上注重实践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多元性与参与性并重，不仅包括传统的课堂教学，还开展了小组讨论、讲座、家庭互助与亲子活动以及社会公益行动等多种教育形式，为美国父母提供了丰富且具趣味性的父母教育。父母教育的对象是具备成熟思想的成年人，多元的教学形式不仅符合成年人的思想观念，也有利于提升父母的参与度。
（一）小组讨论与学术讲座并行，注重教学形式的多元性 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是父母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之一。每周，社区父母教育组织都会将学员组织起来，分成小的研究小组。首先，学员在一周的时间内进行自学；
其后在每周的教学课堂上分享事先读过的儿童教育文献，文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儿童保育和管理，以及与儿童有关的地方或国家问题；
最后就分享内容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对该类问题发生时的解决方法进行设想［26］。通过自学和小组讨论，一方面，可以让父母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儿童保育和教育的相关内容，发挥父母的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还可以培养父母对儿童相关问题的自觉关注，强化父母对地方或国家儿童政策和法律的敏感度，进而增强父母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美国父母成为促进儿童政策改革和法律制定的公平性行动的积极参与者，父母教育组织在每期的《全国母亲代表大会杂志》（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 Magazine）中，选取几篇文章作为小组讨论的内容，目的是将父母的视野扩展到全社会的儿童教育中，而不是仅限于社区内的儿童问题。可见，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父母教育在自我指导、自我完善和社会意识之间已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除了小组学习外，父母教育协会还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校长主持有关父母教育的讨论会、座谈会与演讲会，作为小组学习的补充，目的是促进父母对教育的真正理解，强调正确教育的重要性。讲座者的专业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教育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医生、中小学校长等，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伯德·鲍德温（Bird Baldwin）、海伦·伍利（Helen Woolley）、埃德娜·怀特（Edna White）、伯德·甘斯（Bird Gans）等［26］。讲座主题多种多样，其中实用的主题最受父母欢迎。例如，由手工训练学校校长和传统高中校长主持的讲座，目的是让每个家长都能了解不同学校的性质，以便作出合适的择校决定。通过多领域的讲座，父母可以了解到关于儿童保育和教育的多方面知识。
（二）家庭互助活动与亲子活动共存，提高父母教育的参与性 在家庭互助活动中，家长之间共同探讨育儿问题，分享育儿经验，通过互相学习获得育儿知识与技巧，并建立起彼此的支持关系。许多协会选择在晚上举行活动，以便父亲参加，并邀请他们讲述自己早期的学校生活——这种形式增进了成员间的了解，有助于家庭互助活动的开展。除此之外，社交活动形式多样，包括在公园里举行全天聚会，或是为某种慈善事业缝制衣服的缝纫会，或举办儿童作品展览等［29］。家庭互助不仅仅是同阶层之间的社交活动，还包括为贫苦家庭的母亲提供育儿经验，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资金、衣物以及食物上的帮助。父母教育组织还会积极吸纳移民家庭参加社交活动。在芝加哥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区，一个父母教育组织成功地利用父母教育小册子吸引了意大利母亲，“这些母亲逐渐发现她们能够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她们从意大利语小组会议到英语小组会议来进行愉快的社交聊天，每次会议后都会一同享受茶点”［30］。将儿童保育与教育扩展为社区性的事务，不放弃社区内任何家庭的父母和孩子，展现了美国父母教育的开放性。
在多子家庭中，个别孩子可能会受到父母的忽视。父母教育组织关注到这一问题，不定时地开展亲子互动活动，增加孩子与父母的交流机会，增进亲子间的感情，进而有利于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在亲子互动活动（家庭露营、野外生活等）中，父母教育组织指导家长在参与由子女发起的活动时，应以尊重和耐心陪伴为重点，避免说教和批评子女，使家长从中获得有效的教养方式，进而保持密切的亲子关系。
（三）社会公益行动与改革行动并重，提升父母教育的影响力 除了聚焦儿童和家庭的教育形式外，父母教育组织还将视野拓宽到社会公平、儿童政策和法律领域。通过上述的自学和小组讨论，将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责任感潜移默化地注入父母的思想中，强调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对社区乃至全国家庭幸福和家庭生活的道德责任，使父母成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例如，1899年，在全国母亲代表大会与家长教师协会的带领下，以及全国父母教育组织成员的推动和倡议下，芝加哥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和**制度，以拘留所取代监狱。法官林赛（Lindsey）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在这个国家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努力产生的众多影响中，没有一个因素或影响比母亲大会在推动少年法庭和**工作方面做得更好。”［42］家长教师协会认为，父母应肩负社会责任，一方面促进规范童工、青少年犯罪与**、食品安全、离婚权利、义务教育或任何与保护儿童家庭有关的政策及法律的制定，并监督其公平性；
另一方面为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例如，检查廉租房的安全性，为残疾和贫穷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为犯过罪的人提供帮助等［26］。父母教育组织通过鼓励父母参加社会活动，与任何威胁家庭纯洁性和神圣性以及破坏社会道德基调的罪恶作斗争。
四、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机构运作 父母教育组织是美国开展父母教育的主阵地，父母教育组织的大批成立，标志着美国“父母教育运动”的开展。1897年，华盛顿特区的妇女组成了“全国母亲代表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支机构；
1908年，全国母亲代表大会改名为“全国母亲代表大会与家长教师协会”（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 and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s）；
1924年，协会意识到家庭中父亲角色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正式更名为“全国家长和教师代表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Parents and Teacher），并将心理学、营养学、儿童保育与护理纳入父母教育之中，还成立了致力于父母教育的期刊《儿童福利杂志》（The Child Welfare Magazine），以及发表了名为《父母和他们的问题》（Parents and Their Problems）的8卷儿童护理信息集［26］。同年，在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的资助下，“美国儿童研究协会”（Child Study Association of America）成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监督家长教育团体，培训工作人员，出版教育资料，并扩大其杂志《儿童研究》（Child Research）的影响力；
协会还为家长教育工作者举办讲座和培训课程，并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合作，为准备从事家长教育职业的研究生提供课程［31］。“美国家庭经济协会”（Americ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为家长预备课程和家长教育课程的授课教师以及对科学育儿感兴趣的家庭主妇，制定了为期四年的儿童发展和家长教育计划［31］。美国的父母教育组织从全国性父母教育协会到社区性父母教育社团，以点成面，为全国的父母提供了丰富科学的教学内容和灵活多元的教学实践，呈现出高效性、专业性和实用性等特点。
（一）上下联通，保证教学实施的高效性 从1880年开始，父母教育组织在美国各州争相成立，40年间美国共成立了797个父母教育组织［32］。美国的父母教育组织具有上下联通、组织性与协调性并存的特点：通过设立全国性父母教育协会，统领全国的父母教育事项；
通过下设社区性父母教育社团，确保父母教育落到实处；
上传下达，保证全国性父母教育高效实施。例如，全国家长和教师代表大会基本形成了以全国父母教师协会、州级父母教师协会、社区父母教师协会为主的三级组织结构体系，全国、州和社区父母教师协会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33］。全国父母教师协会负责为各级协会成员提供领导、资源、项目等多项支持，州级父母教师协会作为全国父母教师协会和社区父母教师协会之间的桥梁，为两者的高效运作提供支持，社区一级的父母教师协会则协助相关学区开展各项父母教育活动。通过全国、州、社区三级联动，上下联通，确保了权威性的父母教育计划在全国得到高效实施，避免了父母教育的零散性。
（二）人员培训，确保教学实践的专业性 教职人员的教学专业性是保证教育顺利、高效实施的重要保证。正如杜威所说：“教师教育是教育运动中的战略要点。只有从这样一个堡垒出发，才能经济有效地进行战斗。”［34］美国父母教育组织为确保父母教育实施的有效性和专业性，积极寻求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的机会，为父母教育者提供专业性的培訓。底特律的梅里尔·帕尔默学校（Merrill Palmer School），专门为父母教育的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梅里尔·帕尔默学校与多所学校联合，为其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儿童发展与父母教育方面的培训及实习工作。梅里尔·帕尔默学校的父母教育培训包含三个部分，即知识技能训练、学术课程和教学实践［26］。该组织认为，只有具备高度专业性的父母教育专员才能满足父母育儿的广泛需要。因此，父母教育专员应具备丰富的知识技能，包括婴幼儿成长知识、父母正确育儿知识、小组领导能力、个人沟通能力、为学校和机构制定父母教育课程的能力等。通过学术课程丰富父母教育专员的知识基础，通过实践培养父母教育专员的专业性。在实习过程中，学员被分配到一个有新生儿的家庭，定期家访跟踪该婴儿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学员将获得为父母和孩子策划与开展活动的第一手经验。通过系统专业的教育培训，确保父母教育者的教育专业性。
（三）质量检测，保障教学效果的实用性 质量评估是保证各级各类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对父母教育进行质量评估是保障父母教育素养能够得到真正提高的关键。美国父母教育组织非常重视对教学的检测，对已实施的父母教育实践积极进行质量评估。20世纪初，受全国父母教育委员会的委托，关于父母教育的研究内容有2/3是针对父母教育项目有效性的评估。其后，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对父母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金支持，并设立了一个针对父母教育专业学生的奖学金计划，为质量评估研究的进行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35］。随着父母教育组织的不断发展，组织内部积极进行自我评估，目的是充分认识父母教育实施的优势与不足，从而进行反思和改进。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是其主要评估形式。过程评估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现场观察。结果评估则体现在团体的终期评估报告上，通过对项目参与者进行前后测收集数据来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对接受教育计划的父母进行跟踪调查，观察教学是否对父母育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通过全国、州、社区三级分布，确保了父母教育实施的高效性；
通过专业人员培训，保证了父母教育的专业性；
通过质量检测体系，保障了父母教育的有效性。严密的组织系统避免了父母教育组织流于形式，切实保障了美国父母教育的实施。美国父母教育组织以其系统性、高效性、专业性、实用性等特点屹立于美国教育系统之中，部分组织从19世纪末建立以来，一直延续发展到了现在。
五、阿拉巴马州的父母教育计划 美国“父母教育运动”自19世纪末开始，产生了大量的政府性、公益性、志愿性父母教育组织，也实施了多种形式、不同侧重的父母教育计划。尽管有学者认为对父母进行短期教育并不能产生实时效果，父母行为的变化可能是微小、微妙的，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测量。然而，一项纵向研究表明，父母在长时段内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可在生活中积累细小量变的基础上达成对儿童积极影响的质变［36］。本文以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父母教育计划为例，力求真实、清晰、深入地展现美国父母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为响应美国促进农业与家庭经济发展的法案，1914年，阿拉巴马州政府与阿拉巴马农工大学（Alabama A&M Universities）和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合作推广了一项系统教育计划，目的是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计划和就业机会。其中，父母教育计划（Parenting Education Program，PEP）是专门针对父母进行的育儿教育计划［37］1。
PEP的目的是帮助每一位父母成为他或她能成为的最好的父母［37］5，通过讨论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学习实用的育儿技巧、探索父母自身的育儿需求等方式，为阿拉巴马州父母提供专业且全面的教育计划。
PEP的教学方式由每周家长会议组成，会议时间为1～2小时，父母在会上分享育儿想法，并学习新的育儿技术［37］5。阿拉巴马州政府为每一位参与PEP的家长提供了专业的《家长手册》，其中包含家长会中讨论的信息摘要，还包含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可以尝试的活动指南。这些活动被称为“家庭试验”活动，旨在帮助父母试验在每周家长会上学习到的新育儿技能。PEP还会为每位家长布置家庭作业，鼓励父母尝试记录其在家庭育儿活动中的细节，并在每周会议上分享自己在育儿上遇到的困难。同时，PEP还会邀请研究育儿相关知识的学者对父母进行知识讲座，力求补充每周家长会议教学的不足。
丰富的教学内容构成了PEP完整的教学程序。PEP将父母教育内容划分为15周的教学活动，每周施教不同的教育主题，并就不同主题配合不同的家庭作业。PEP的教学内容涉及广泛：第一，根据儿童的年龄差异，对父母施教。例如，在第2周的教学中列出婴儿安全玩耍清单，并在其中穿插婴儿防护知识［37］9-13；
再如，第7周的主题为“了解孩子的成长”，通过使父母了解孩子的身体是如何生长的，新生婴儿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是如何形成的，婴儿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会使用身体的各个部位等知识后，进一步教育父母如何帮助婴儿成长，如通过游戏锻炼婴儿的肌肉等［37］27-32；
又如，第10周讲解“需要”这一主题时，将婴儿、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青少年四个阶段的“需要”详细且有差别地教授给父母，以求为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父母提供合适的教育［37］51-55。第二，根据孩子不同的行为，教给父母正确的育儿方式。例如，要求父母记录一些积极的育儿行为；
教授父母如何以纪律代替惩罚来管教孩子，并传授父母何时、何地、如何管教孩子的具体方法；
教给父母如何使用“暂停”这一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教育；
教给父母在生气时如何以其他方式代替打骂孩子；
教给父母如何使用表扬和奖励来增加孩子的积极行为；
教给父母与孩子相处时要有同理心，并重视与孩子的沟通等。第三，关注父母的压力。帮助父母排解因育儿而产生的情绪压力、身体压力、金钱压力、人际关系压力以及时间压力，并帮助父母建立由家庭成员、朋友和父母教育组织组成的“支持系统”，一同帮助父母解决育儿过程中產生的压力和困难［37］45-49。第四，教学内容涉及儿童心理学、生理学、卫生学、营养学、沟通学等多门学科知识。
经过15周系统的父母教育，阿拉巴马州的父母获得了科学、详细的育儿知识及经验，每周的家庭实践切实提升了父母的育儿能力。同时，每周的家长会议为父母提供了社交场所，使母亲不再困于家务琐事，父亲也不再只忙于生计，增加了家庭成员的相处时间。总之，PEP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阿拉巴马州亲子之间的关系，使父母与孩子之间以更健康、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交流，降低了父母的育儿压力，提升了儿童的健康指数和家庭的幸福指数。
六、结语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父母教育运动”迅速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兴办了近800个父母教育组织。组织宗旨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天性发展，对父母进行内容科学、形式多元的教育与培训；
目的是帮助父母教育出健康、快乐、聪明的儿童。但这一时期的父母教育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底层贫民家庭的父母关注不够，忽视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之间财力与环境的巨大差异，缺乏财力支持等。
但总体来看，美国“父母教育运动”对20世纪以来的美国父母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父母教育涉及化学、生物学、细菌学、社会学、心理学、儿童保育学、儿童护理学、家庭科学以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父母教育的内容也随之越来越多样化和科学化。其次，在教学形式上，父母教育组织突破了传统的课堂讲学形式，采取多元的方式对父母进行教育，尝试了小组讨论、讲座、组织家庭互助与亲子活动以及推动社会改革行动等；
力图营造自由、开放、轻松的教学氛围，调动父母的学习积极性。再次，在社会改革中，美国的父母教育组织带领美国父母积极促进社会儿童福利方面的政策与法律改革，为美国儿童争取公正、平等的各项权利，并将培养社会责任感作为父母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最后，父母教育组织以其高效、专业的教学行动为美国父母教育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进步主义时期的“父母教育运动”降低了美国儿童的死亡率，提升了儿童的健康指数；
创办了多本以父母教育为主题的杂志期刊，还将父母教育引入大学课程体系之中；
促成了童工法、少年法庭和**制度等法律的颁布与实施；
为其后的父母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的父母教育也由私人家庭问题逐渐发展成为公众、社会、政府等多方参与的公共问题，且越来越受重视。
當前，我国正处于家长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以及“双减”政策的出台，为家长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国家、政府、社区和学校应担负起相应责任，建立实用高效的家长教育组织，开发丰富科学的家长教育课程，采取灵活多元的家长教育形式。通过借鉴家长教育发展较为先进国家的有益历史经验，助力我国家长教育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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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July 2021，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as introduced， and on October，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emphasizing parents"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This set up a new demand，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parent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educational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practice content of the "parent edu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Progressivism perio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ds that a series of active parent education measures were implem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is period.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parent education focused on parenting knowledge， family sci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emphasis on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aspects. In terms of teaching format， parent education flexibly combined group discussions with academic lectures， family support activities with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nd social welfare actions with reform activities， so to ensure divers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arent education focused on upward and downward linkages， staff training and quality testing to ensure efficiency and practicality in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the United States; "parent education movement";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forma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責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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