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东 杨先艺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国家形象设计与建构为研究内容，以历史学和设计学的交叉视角为切入点，从中国时代发展和设计演进的双向谱系展开对重大国家形象设计与建构的回顾。论文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形象的设计视角挖掘特定时期国家形象与意识形态的符号性表达。
国家形象；
设计；
发展
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 K.E.）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1]通过对这个定义的简单分析，可以得出两个较为直观的结论：第一，国家形象是社会交往和互动的产物；
第二，国家形象是不同行为体认知和被认知的结果。本文将设计作为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信息输入和输出的唯一载体，将主要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国家形象设计，进而探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象与意识形态的符号性语言。
本文以历史的发展为整体脉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国家形象设计与建构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新社会与建设时期的新中国形象与设计、新转折与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形象与设计、新世纪与发展创新下的强中国形象与设计。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历届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树立崭新国家形象，推动国家形象设计的过程中萌生的颇多理论观点是当前国家形象设计与构建的思想宝库。这与新时期***总书记倡导的艺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形象而设计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1949 年10 月1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自此，中国近代百年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形象得以改变，中国的形象与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新中国致力于围绕民族形象、领袖形象和政党形象等多方面建构一个新的国家形象。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对未来的新中国发展进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丰富的构想。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预想：“在这个新社会与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与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2]因此，这一时期关于国家形象的设计都围绕一个“新”字展开。
这种“新”主要反映在新的政党形象、新的民族形象、新的民生形象。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和国徽的设计就关乎国家的政党与政权形象。1949 年7 月16 日，新政协筹备会面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并提出国旗设计的四点要求：首先要能凸显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国家元素）；
其次要能表明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再次是形式必须为长方形，长宽之比为三比二，以庄严简洁为主 ；
最后国旗色彩须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3]国徽的整体设计要求与国旗的设计既具有内容上的相同点，也具有形式上的不同点。国徽设计要求在满足凸显中国特征、政权特征的同时，也要满足形式上的庄重富丽。国旗和国徽在设计形式上的庄严简洁和庄重富丽分别适应了各自动态和静态的视觉呈现，以最大程度上凸显国旗和国徽在不同场域的视觉识别度。这种对国旗和国徽设计形式上的要求符合设计的普遍规律。1949 年和1950 年分别通过了由曾联松和梁思成设计的国旗和国徽形象。
新中国国旗的形象最终确定为“五星红旗”。（如图1）“五星红旗”在设计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五星布成椭圆形，大星导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星拱北斗”。“五星红旗”上面的五颗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民族大团结；
大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小星代表着各阶级人民；
红色代表革命、热烈和勇敢，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
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呈现光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五颗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天安门既是中国人民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象征；
齿轮和麦稻穗则象征着工农联盟。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浮雕造型，在形式上具有很强的空间立体效果，视觉识别度极高，在内容上通过正红色和金黄色衬托对比，体现了中国传统吉寿喜庆的民族文化传统，极富中国特色。（如图2）
图1 国旗
图2 国徽
随着国旗和国徽形象设计的展开，新中国为了在国内外树立和提升国家形象，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形象的设计。如张仃和周令钊设计的政协会徽，1955 年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周令钊和陈若菊等人主持的各种会徽的设计（如图3），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的设计以及董希文先生设计的《开国大典》艺术形象等（如图4）。通过这一系列的国家形象设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心路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结构与政权性质以及指导这一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经济等发展的道路、政策、方针清晰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向全世界呈现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形象。1952 年到1953 年董希文先生创作的《开国大典》，一改往日西方油画和传统中国画的风格，进行大胆的构图和用色，通过运用火红的色彩和明艳的装饰来转换中国传统写实主义艺术的风格，将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以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巍巍大国之形象跃然于纸上。
图3 新中国各种会徽的设计
图4 董希文《开国大典》
1955 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形象诉诸视觉形象的又一典型代表（如图5）。11种不同面值的正面图案均以体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程为主题。例如民族大团结、井冈山、天安门、工农象以及工业设计领域一些经典的“国货”形象等，体现了当时庄严的国家形象与鲜明的时代精神，成为新中国历史性与标志性的重要象征。在第二套人民币设计的细节刻画方面采用了花边、花纹线条等具有传统民族风格的装饰元素；
背面的少数民族文字采用了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各民族的多元文化。
图5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
中国形象彰显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形象。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风雨历程中诞生了无数伟大的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抗日精神等无一不是革命英雄通过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主义情怀铸就的一座座丰碑。这是新中国最为宝贵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彰显。1949年9 月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缅怀英烈，继往开来。由魏长青、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担任设计与施工。1952 年8 月1 日开工到1958 年4 月22 日建成，前后经历了六年的时间（如图6）。
图6 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整体设计凸显庄严肃穆、伟岸挺拔的视觉形象。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整座纪念碑用17000 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4]人民英雄纪念碑整体造型呈方形，由下到上依次是台座、须弥座和碑身三部分。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象征高贵、纯洁革命英雄形象。下层须弥座四周雕刻了八幅反映近代民族精神的浮雕形象。整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既包含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工艺手法，又具有现代材料和造型的特征，彰显的是集传统民族风格与新时代革命英雄主义于一起的崭新国家形象。
1958 年，在新中国成立10 周年来临之际，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各族人民心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希望能够欢聚一起，共祝建国十周年。同时，为了向海内外同胞、华侨、国际友人展现新中国十年建设过程中，在经济、军事和建筑等各个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便酝酿出了人民大会堂建设的规划。从1958 年10 月到1959 年8 月，历时280 天，完成了这座可容纳万人的大礼堂建设（如图7）。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是新中国在建设时期开展的重大国家形象设计之一。从开始的设计初衷，到早期的创意构思，中期的设计规划与校稿，再到后期的建筑施工，人民大会堂在继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建筑风格之长。这显示了新中国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其中万人大礼堂的空间设计以周恩来总理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艺术构想为灵感，采用穹隆顶、大跨度、无立柱的内部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削弱了内部空间上的边缘性，从而冲淡一般长、宽、高清晰同在而产生的生硬、庞大的印象。中央大厅、万人大礼堂、迎宾厅、国家接待厅、金色大厅和各省大厅的内部空间规划与装饰设计，清晰地反映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既注重实用与质量，又追求审美与艺术，具有清晰的民族风格和国家形象。尤其是各省大厅的命名、设计与内部装饰，独具特色34 个地方会议厅分别根据省、区、市、特别行政区命名，内部装饰以各地方本土文化为主题，富有地方特色，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方、各民族与各阶级人民的大团结。从外部整体设计形象来看，人民大会堂壮观巍峨，建筑平面呈“山”字形，两翼略低，中部稍高，四面开门。浅黄色的花岗岩外表与134根高大的圆形廊柱，使得整个建筑形象威严庄重却又不失典雅大方，象征着新中国在经历了十年的国内建设，所呈现出强大、繁荣的巍巍大国形象。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历史学和设计学的双向视角审视改革开放伊始到二十世纪末的这二十年间，中国国家形象设计的演变不仅昭示着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发展演进，更是设计学科在时代背景下发展进步的宏观显现。本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对新转折与改革开放下中国形象与设计的研究，分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时局因素、社会民生因素和设计发展因素。
就社会时局因素而言，1985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5]向世人牢固展现改革开放的大国、大党形象。关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形象，邓小平从三个层面进行了阐释：其一，“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
其二，要“给国内国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
其三，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6]1999 年2 月26 日，江泽民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对外宣传的着力点应该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等方面展开。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致力于塑造中国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繁荣、稳定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就社会民生因素和设计发展因素来说，设计和需求往往互为驱动力，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变得活跃，促进了城乡居民对衣食住行等民生需求的物质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设计的发展，中国设计开始进入了东西方交汇和上下求索的时期。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不仅为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促使现代设计与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民族企业品牌的崛起带动企业形象、产品、服装、室内等设计领域的需求量大增，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承载的是这一时期无数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这一时期普通民众生活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碎片化呈现。“民族品牌”“现代化”“国际化”等字眼是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点的国家形象设计话语。
本文主要围绕建筑和民生这两个角度阐述这一时期的国家形象设计。在建筑设计领域，国家形象设计的体现不仅指“现代化”的设计风格与语言，也包括建筑设计的命名极具“国际化”，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化”视角是分不开的。如北京国际饭店、国际金融大厦、北京新世界中心、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等一系列建筑都以“国际”“世界”等字眼命名。此外，在建筑风格上也出现一批极具“现代化”“民族化”特点的建筑形象，如中央广播电视塔、中国剧院、北京火车站等（如图8）。这些建筑的形象大都注重整体的环境美，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语言，并与原有建筑和周边建筑和谐共处。这一时期的建筑设计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紧随新技术步伐，在东西方设计文化交汇与碰撞的过程中，既具有时代精神与现代特征，又保留了民族传统与地方特色。
图8 北京火车站
在民生设计方面，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现代设计与产业化的发展，民族品牌开始崛起。同时，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国内城乡居民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80年代和90年代“三大件”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形象在民生设计领域的微观缩影。民生设计在整体形象上追求民族品牌、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整体的设计风格代表的是20 世纪**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设计的雏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工业产品设计的产业化发展，各种民族品牌开始兴起。以永久、凤凰等品牌为代表的自行车设计（如图9），以上海、宝石花等品牌为代表的手表设计（如图10），以蝴蝶、蜜蜂等品牌为代表的缝纫机设计（如图11），还有收音机、照相机、录像机、电视机、冰箱、空调、手提电话等一系列具有民族品牌的工业产品设计，是20 世纪末我国国家形象设计和时代精神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9 永久牌自行车
图10 上海牌手表
图11 蝴蝶牌缝纫机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 世纪末，中国服装设计同样在中国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生产力低下，人们生活物资匮乏，人民全心全意投身于重建家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之中。这一时期人们对服装设计的审美主要以实用和朴素为评价标准，其款式和色彩主要以蓝、灰、绿三色的中山装和解放装为主（如图12）。这对当时的人来说，穿在身上的不仅仅是美，而是满腔的热血、革命理想和崇高的信念。改革开放之后，“绿蓝黑灰”的帷幕逐渐落下，随着东西方文化与贸易的交汇，西方和港台服饰文化对中国内地的服装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新服装面料的运用、色彩的变化、款式的变化等。此外，《街上流行红裙子》《庐山恋》等影视剧的上映，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时尚与审美。一时间，“的确良”的裙子、蝙蝠衫、运动服、羊毛衫、喇叭裤、健美裤等各式各样的衣服遍布街头，充斥着大街小巷的商场（如图13）。到九十年代，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国际化交流更加频繁，人们获取国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思想观念也更加开放。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改善，在巴黎、米兰、纽约等时尚之都的信息不断影响之下，人们对服装的审美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个性化的审美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服装设计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图12 蓝、灰、绿三色的中山装和解放装
图13 改革开放时期“的确良”的裙子
进入21 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国内外环境，对新时代的中国形象、民族形象和民生形象做出了准确的定位。2007 年6 月30 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7]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是通过改革和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形象。
2008 年中国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设计，是这一时期最具中国形象的代表性设计（如图14）。“鸟巢”的整体形象设计通过流动的曲线和圆润的有机弧线组成，立面空间和几何体建筑基面合二为一，形成“鸟巢”简洁、典雅的整体形象。它诠释着这一时期设计集文化理念、绿色理念、科技理念、人文理念和发展理念于一起的中国美学精神。“鸟巢”的设计除了对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和东方美学的呈现，同时还响应了胡锦涛同志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含义。从设计的仿生主题，到选材和施工过程的绿色、环保理念，都遵循着人与自然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水立方”的设计极具现代化科技感，集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于一体，通过挺拔刚硬的点线面空间立体构成，塑造一个集绿色、科技、人文元素于一体的空间载体。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意思是按照制定出来的规矩做事，就可以获得整体的和谐统一。“天圆地方”的设计思想催生了“水立方”，它与圆形的“鸟巢”相互呼应，相得益彰。无独有偶，“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种设计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设计思想代表的不仅是中国传统的设计对美的认识与诉求，更是中国设计长期以来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发展之道。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设计对中国传统思想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催生了“鸟巢”“水立方”“中国国家大剧院”（如图15）等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
图14 “鸟巢”与“水立方”
图15 中国国家大剧院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为主题（如图16）。该设计以“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8]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气质，彰显中国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等核心思想为指导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国形象。此外，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以“绿色”“环保”“可持续”等中国智慧为基础，融合了中国古代营造法则和现代设计理念，诠释了东方“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展现了艺术之美、力度之美、传统之美和现代之美，是对中国文化的最好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之冠”巍峨挺立的形象象征着中国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核心思想的同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与大国风采。上海世博会会徽的设计，以绿色为主色调，三人合璧的形象象征的是中国新时期“绿色”“和谐”的发展理念，勾勒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国形象（如图17）。
图16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图17 上海世博会会徽
新时代以来，******提出了新时期“中国梦”的建设。***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9]******的系列讲话特别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阐述，充分彰显了中国新气象，诠释了国家新形象。
新发展理念是彰显中国形象的新元素，也是新时期推动中国形象设计的根本动力。2021 年4 月19 日，***在参观清华大学110 周年校庆美术学院特别展时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这不但是推进城乡规划设计、增强城乡审美韵味的需求，更是中国新时期国家形象设计的根本方向与审美导向。[10]新时期以来，中国国家形象的设计是通过走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之路呈现的，更是通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来塑造。******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因此，新时期中国形象的设计，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
新时期中国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弘扬中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诞生了一系列时代精神的形象缩影。例如彰显中国速度的高铁精神，助力中国凝望星空的“中国天眼”、推动中国临空经济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新时期的国家形象设计，是在贯彻落实******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的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征程中的时代印记。“中国高铁”（如图18）、“中国天眼”（如图19）、“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如图20）等国家形象的设计，是当前我国科技赋能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创新驱动、绿色智慧、开放共赢发展模式的现实缩影。2017 年6 月26 日首发的中国高铁“复兴号”是对中国创新驱动、绿色智慧发展模式的最好见证。全新低阻力流线型车头和车体平顺化设计，赋予了“复兴号”出色的科技感和动力感。智能化感知、预警、检测和诊断系统设置，展现了中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技强国建设过程中的突出成就。此外，中国国产大型机C919 的成功研发（如图21），标志着中国设计开始朝着“智能制造”方向迈进一步，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富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形象。这种国家形象是建立在对传统民族文化基因和元素符号提取的基础上，与现代科学技术创新融合，形成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设计形象。
图18 中国高铁复兴号
图19 中国天眼
图2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图21 国产大飞机C919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时期中国梦的建设也是强军梦的建设。2019 年10 月，在中国武汉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此次军运会以“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为口号，体现了中国“共享友谊，共筑和平”的军事发展策略。此次军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在国内外视野中塑造了新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那就是“坚持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形象。中国武汉军运会会徽设计中的七颗“五角星”代表着世界七大洲（如图22）。“彩带”元素象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愿景。七颗“五角星”依次排列于彩带之上，象征着七大洲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祥和理念。此外，上方第一颗“五角星”酷似“和平鸽”的形象，寓意着中国倡导和平发展的理念，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人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的决心。吉祥物“兵兵”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的形象，象征中国军人坚韧硬朗气质与品格。吉祥物“兵兵”张开双臂、迈步向前的造型形象象征着中国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如图23）。
图22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会徽
图23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吉祥物
2018 年12 月，***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总结说：“40 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11]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背后沉潜的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文化的东方大国面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和改革开放40 周年以来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生存智慧和文化创造的真实写照。新时期国家形象的设计除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基因的继承与发展，对新时期科学技术和设计话语元素的提取之外，更是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强化国际间合作的过程中对中国发展理念和文明视野的生动诠释。“北京APEC 峰会、杭州G20 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中，相关艺术设计通过视觉意象阐释国家立场，传播智慧理念，以鲜明的标识性承载深远的文化内涵，富有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12]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标识设计以金色和蓝色两条丝带为主体形象，分别代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图24）。两条丝带相互环绕形成圆形图案，既象征着地球，传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又彰显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合作” “包容” “团结”的发展理念。图案正中央是大雁塔的形象，既寓意着“一带一路”以中国为中心，惠及全球，又是对中国“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标识以五种不同的色块代表着金砖五国，彩色的图案既像是扬起的风帆又像是旋转的地球，象征着金砖国家同舟共济、扬帆起航，驶向美好的未来（如图25）。
图24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识
图25 厦门会晤标识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国家形象的形成与发展势必以中国在整个时代中的“成长性”为依托。中国、中国人、中国元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符号、中国风等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映射着不同的国家形象。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以“碎片化”的形式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史，为人们提供了对于中国历史、现状、自然、人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综合印象”。这种印象既是对中国时代印记和民众行为的“反映”，又是对国计民生和民族精神的“写真”。
注释：
[1]杭间：《论国家视觉设计》，《装饰》2009 年第9 期，第16 页。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北京：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40年，第2 页。
[3]郭秋惠：《象征性与民族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的设计思想与案例分析》，《装饰》2019 年第9 期，第69 页。
[4]刘开渠：《人民英雄纪念碑》，《装饰》1958 年第1 期，第10 页。
[5]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共产党员》2014年第16 期，第64 页。
[6]关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形象建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2 期，第41 页。
[7]胡锦涛：《增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人民日报》2007 年7 月1 日，第2 版。
[8]罗润来：《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演绎——历届世博会中国馆回眸》，《装饰》2010 年第10 期，第85 页。
[9]***：《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 年1 月1 日，第1 版。
[10]《更好发挥艺术服务发展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中国艺术报》2021 年4 月21 日，第1 版。
[11]***：《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12 月19 日，第2 版。
[12]潘鲁生：《为传播国家形象而设计》，《人民日报》2019年5 月19 日，第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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