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太 陈 彤 吴庆军
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其国内经济的繁荣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万内瓦尔·布什发布《科学：无限的边疆》(Science:endless frontier)报告，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继而，美国推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这是美国科技的“举国体制”（刘国柱和史博伟，2021）。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一直发挥主导作用，但毋庸置疑，美国不仅具有完备的市场体制及金融体系，而且拥有充足的创新资金、健全的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政府服务创新——在战略高技术领域中，政府集举国资源、举国之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创建数字服务团队，提升政府部门对美国民众和企业在线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以此激励全民创新。
美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巨大促进作用，相继推出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例如，被视为美国“举国体制”样板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集中整合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大部分领军机构，统一政策与管理。在10 年内，仅半导体行业的政府研发投资就达到3120亿美元①。2022年8月9日，总统拜登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提供527 亿美元。同时，授权100 亿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各地的区域创新和技术中心②，以加强官产学合作，助推“美国投资、美国研发、美国制造”，提高美国科技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该法案提出了一些限制中美两国正常科技合作的条款。
尽管美国始终贯彻科技立国与科技竞争力优先的发展战略，但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越来越遭受到其他国家的不断挑战。始于特朗普政府，为拜登政府承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始终聚焦中美竞争，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断言：中国，近期目标“应是”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远期目标“应是”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③。为此，美国国会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五角大楼等机构合作，打造无与伦比的21 世纪“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以科技创新应对金融危机、赢得未来繁荣发展、确保美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的领先地位。这已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的共识。
美国政府在2017 年和2020 年相继发布第四版《国家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和《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前者指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集合政府、公司、大学院所的能力，开拓科技发展的“无限边疆”，以确保美国在科研和产品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其维度是“防建”结合：不但建设一个防止技术扩散的堡垒，而且建立一个创新体系。2018 年1 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在2019年和2020年的美国高端智库论坛上美国政要也都多次强调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这一概念。在美国历史上，如此强烈地表现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安全化，十分罕见。
美国第四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含义与意义如下：承继了前三版的战略总体框架和发展路径，基于全球视野和保护美国利益，秉持国家战略与技术战略相统一的原则，更加强调美国全球技术领导地位，维持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AI)、能源、通信和网络及空间技术等尖端核心科技领域的优势。这是一个关于新兴高科技发展的顶层中长期战略规划，表明在新兴高科技方面美国进入了系统化发展阶段。在日益激烈的国家战略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时代浪潮中，美国科技以大比分领先的绝对优势，维持和巩固在全球范围的经济霸权、政治强权，以及难以摧毁的军事防线，为其获取巨大的垄断利益提供极其重要的科技支撑。
（一）旨在加强有利于新兴技术发展的制度建设
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施政理念比共和党政府更加倾向于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以便更快促进美国的科技发展。2021 年3月3日，拜登政府颁布的《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明确将增加“研发、基础计算技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更加强调政府对科技的主导与推动作用。决策公司Govini（2018）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的区别在于：这场变革是由使数字、物理、生物领域间界限模糊化的数据和新兴高科技所引发，并且政府方所受的冲击最大。为此，要充分挖掘新技术的潜能，且以投资弥补缺口。
2020 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舒默提出著名的《无限边疆法案》，题名取自76 年前布什提出的《科学：无限的边疆》。这有传承之意，更有象征意义，在美国科技政策史上，可能成为一个如同布什报告那样的重大节点——新政策即将推出。《无限边疆法案》对于《1950 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和《1980 年斯蒂文森-惠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进行了修正，提出联邦政府必须促进创新事业，集中增加发现、创造、商业化等方面的基础性研发投资，以保持美国未来在工业的领先地位。查尔斯·舒默还提出三项建议：（1）改组国家科学基金会为“国家科学与技术基金会”，内设“技术局”（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为高校院所提供合同与合作协议、资金、奖学金，鼓励跨部门合作、向市场推广技术；
之后5 年“技术局”将得到国会批给的1000亿美元预算资金。（2）通过建设“区域性技术中心”将创新能力扩展至全国，以推动关键领域质量更高、影响更广泛的科技进步。（3）联邦政府制定关于经济安全、科研创新的战略和报告④。继《无限边疆法案》之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前**罗伯特·梅嫩德斯又推出影响深远的《美国领导法案》，即美国版“制造2025”战略，其内容明确、预算安排详尽，旨在提振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防止技术向中国转移，从而保持对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二）旨在促进合作创新
美国政府不但为私营企业“提供一个各方能够协调一致工作的框架”，以促进公私两类部门的合作以及在关键技术的开发和保护方面协同创新，而且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和专业力量的建设和创新，社会参与度很高。“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的主体有传统的承包商如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等公司，也有硅谷、波士顿等地的高科技公司，甚至还有仅能提供某项技术的小规模供应商和初创企业。
此外，美国政府始终致力于建设人才梯队，培育世界顶级的科技人才，吸引和留住发明创造者。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吉姆·英霍夫认为，在常规能力以外，中国在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生物技术等领域已超越美国，并将在航天、海洋、地面、太空和网络空间等领域挑战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已开始获得科技文化与政治方面的引领地位，并挑战西式的经济与政治模式的权威性（刘国柱，2020）。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将加速美国本土的科技创新，并企图打压中国的科技进步。
（一）美国主导、遏制中国科技创新的联盟可能出笼
利用联盟加大对竞争对手的限制和打压是美国两大政党最有共识的政见之一，在美国国会提出的几乎所有相关法案以及美国智库公布的报告中，一致强调了与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即建立防护性联盟以阻止核心技术流向中国，并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合作，加快美国技术的发展。美国《临时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明确提出将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结盟，发展与捍卫关键供应链和科技基础设施，如筹组“民主科技联盟”，企图将结盟成员绑架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之中，继而共同制定新兴技术的国际新规则、新标准。这将给中国国际科技的交流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⑤也将在美国主导的技术联盟上得到强化（刘国柱和史博伟，2021）。
（二）美国推出的“小院高墙”战略可能推动先进技术对华精准脱钩
2018 年，“新美国”（New America）智库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提出“小院高墙”（Small Yard，High Fence）战略构想：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特定研发领域为“小院”，并划定精当的战略科技边界为“高墙”。认为对于“小院”内的关键技术，美国政府应采取更大力度的封锁，而“小院”之外的其他科技领域，则可对华开放⑥。2019 年，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印太事务协调员库特·坎贝尔联合撰文，提出要“有选择地”强化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两用技术的投资和贸易限制”，而非完全断绝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的科技合作，“过度技术限制可能会把盟友推向中国”⑦。目前，“小院高墙”已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思维。
（三）美国科技进步可能比以往更快
毋庸置疑，拥有白宫和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政府，基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雄厚的科技基础，将在“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方面加大科技投入。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报告也认为，政府投资是催化剂，刺激私营资本增加额外的研发支出，使那些原本不可能实现的项目得以开展，促进或拓展在原来条件下只能缓慢发展或小规模推进的项目。例如，美国国防开支用于研发的费用逐年上升，从2017年到2022年分别为：719亿美元、892亿美元、924亿美元、1043亿美元、1066美元、1120亿美元⑧。
（四）美国可能抢夺新兴技术规则的制定权
拜登认为，“技术革命的方向和后果仍不确定”，因此要制定新技术标准以确保维持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力，进而规避“由中国和俄罗斯编写数字时代竞争的规则”⑨。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聚焦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覆盖领域从立法机构到行政部门、从政府到智库、从公立部门到私立部门。其推出的系统化发展新兴高科技的战略和政策，旨在加强科技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举全国之力建立一个“创新在此产生、进步，不向对手输出”的科技堡垒。这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将会更加严峻。同时，一旦美国推行核心技术与中国脱钩的策略，其自身也将可能面临两方面的风险：一是美国企业可能失去中国市场，其市场份额被其他国家取代，或面临中国的反制措施，而致长期利益受损。二是可能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体系优化，以摆脱技术依赖，并使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加速优化，从而对美国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创新的根本动力和关键是知识识别、共享、转化和融会贯通、转化成合力，使知识的边际效用递增（Fleming等，2007）。就国家协同创新网络而言，创新的动力还在于驱动有着一定的知识势能差异的各个子系统，诱发其知识流动、扩散和转移，灵活有效地进行知识整合与再造（蒋军锋和王宇佩，2015；
杨继瑞等，2013；
郭润萍和蔡莉，2017）。随着创新动力理论的不断完善，由20 世纪80 年代出现的“推-拉”综合动力机制、聚集、自组织和危机诸因素推动创新论，演变为如今由多要素多样非线性互动、演化有序的创新系统，产生了单个系统所不具有的新结构和新功能。在互联网时代，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和方法分析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从协同、网络及演化的角度理解、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重新解释创新，则协同创新网络是最现实、最有效、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一个组织形态，其对于创新驱动的作用与日俱增（周志太，2019）。
（一）由创新网络到协同创新网络的演进规律
创新网络由C.Freeman 在1987 年首次正式使用，并将其界定为：在经济有用的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中互动，将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创新系统。之后，美国彼得·葛洛教授首次提出并定义“协同创新网络”（synergy innovation networks，SIN）：“由自我激励的人们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望，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⑩这是基于微观的角度的定义，而基于宏观的视角——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系统，是科技“举国体制”的制度协同之选。
协同创新网络与创新网络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其成为创新理论的焦点词被广泛引用，对其概念的界定逐渐丰富，但目前对于创新网络的研究过于重视其结构和组成（张纪海和李冰，2017），而忽略其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动态性。协同创新网络效应大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能有效促进知识的扩散和创新（周志太，2019）。
其一，协同创新网络可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纵向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即国家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网络、企业（包括大学院所）创新网络，这三大纵向创新网络有机联系、互相促进，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由此构建出层次不同但内容联系密切的理论体系。
其二，协同创新网络还可分为主体、支撑、环境、产出四个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推动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加速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其强调的是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促进专业化分工（李雪松等，2020），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和适应性的主体相互分工与关联构成的。
其三，协同创新网络是一种动态稳定、非中心化、自组织的复杂生态系统，特性是“多样化共生、主动式参与、开放式协同、竞争性涌现”，推动创新环境复杂化、高度化，更具风险性。知识更新速度和复杂创新所需的多学科交叉知识也超过单个组织拥有的科技资源、知识的储备速度和储备数量，这使独立创新变得日益艰难，任何企业都很难拥有复杂科技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不同的创新主体间、创新要素间日益演变成互补、协同、共生的关系。由此，创新主体只能通过与其他创新主体相互竞合、共生演化，积极吸收合作方资源和外部资源，不断积累，进而实现复杂创新。
综上所述，由创新网络向协同创新网络的演进是一个主体逐渐多元化、关系逐渐复杂化、地域边界逐渐弱化淡化的过程。从传统线性创新范式到创新深入网络，再到协同创新网络，最终向国家协同创新网络发展（周志太，2019）。正如新增长理论强调的，从知识经济到学习经济，从干中学到用中学再到互动学习，创新组织日趋网络化、生态化、集成化以及开放化。
（二）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系统的运行机理
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创新，是单个组织难以高效完成的，要求从国家、全球范围内寻找和配置资源，这就是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的重要内容与意义。
国家协同创新网络，是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益损与共、共同发展的原则与信任关系，经由国家引导和市场安排，多元创新主体通过竞合机制，大跨度系统组织、高度集成、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整合资源、整体优化组成的创造、转让知识与新产品的互动共享创新网络，及其维持和改善其所有动力要素和运行要素的经济关系、组织制度关系的总和。该网络以核心企业、重点大学院所为中心，超越简单市场与简单契约关系，其创新要素以创新链为基础，以水平联系为主、垂直关联为辅，无障碍流动，通过择优交互链接机制、多层次利益链条或价值链条有机耦合，打造无缝链接的完整创新链条。网络中各创新要素特定属性之间以匹配性协同、相互嵌套，带动技术外溢与共享及累积增值。
国家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网络组成一个互补互动的复合系统，形成高效、有序协同的演进关系；
其子系统的协同运行机理，包括生成、转化、运行和辅助机制四个功能模块，以此产生国家创新系统难以具备的协同创新效应。“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闭环内的互动整合，推动实现“链合创新”“竞合创新”（刘志迎，2015）。
因此，国家协同创新网络兼有协同组织、网络组织及生态组织的优点，是叠加优化的复杂创新链，可放大知识溢出的乘数效应和竞争优势。在其创新模式从随机性转向制度化、创新组织从简单转向复杂的进程中，研发活动因循环境适应而动态进化，带动整体结构不断优化与功能不断改进，支配着创新网络系统整体性地向着有序方向发展，不断达成行动最优及同步，并始终保持着开放且远离平衡态的物质、信息、能量的顺畅交换，以及信息累积与精细加工，以至创新网络系统内部不断碰撞，精准调整，进而能够不断优化市场与政府的协同关系和各种创新机制的协同关系，激发出各个创新主体的个体优势与协同优势，从而进一步促进市场导向、政府作用与创新因子的整合互动与活力迸发，推动知识灵活应用和价值转换协同向着更高级的层次与方向稳定地螺旋上升，创新网络的边际效益于是随着其价值链的不断延展而递增，使得创新网络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分工共赢的非连续性裂变。由此，整个创新网络系统呈现出单个子系统所不具备的最佳组合与功能协同之创新效应，其作用大小取决于政府的经济、政治系统的完备程度，进而影响创新合作与知识扩散的水平、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的效率。
（三）美国协同创新网络的特征
美国科技水平全球最高，因其具有如下协同创新网络特性：
1.开放共享性较高
尽管创新因子处于分散状态，但美国拥有合作与信任、持续比较、沟通灵活、竞争合作、互惠共生，尤其是激励隐性知识创新的强度较大的协同创新网络关系，其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握手(Thorelli，1986)，激励隐性知识创新的强度较高，且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低。而传统的科层组织虽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但有资源不足、组织规模过大使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
2.集成创新性较强
美国拥有集聚水平较高、平均路径较短、知识整合能力较强等优势，尤其是其拥有的稀缺和难以模仿的创新资源，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动态演化且高效、共享、集成的知识生产与技术创造网络体系（喻金田和胡春华，2015）。其中知识共享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沟通-协调-合作-协同机制，本地稀缺的要素可引进，过剩的要素也可输出，因此促进了各主体功能发挥的效用最大化。因为“协同”机制和市场机制能够链接供求双方，以创新链为基础，突破单个组织的边界壁垒，扬长避短、有序分工与默契合作，适应分工全球化、生产模块化、组织学习智能化，提高多元主体利用各种独特的资源进行创新的能力。
3.创新氛围较浓
美国拥有资源共享的创新氛围，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数字化、网络化，快捷有效地传递和共享资源、共生竞合，要素演化互动，结成有机平衡、有机耦合、优势互补的创新联盟，比单一组织更能激发新思维和创造力，便于学习、创新错综复杂的隐性知识，其内部主体主动性和适应性及其与环境间互动导致整个创新系统突变，个体知识上升为团体知识，个体创新力聚合成团体创新力。
4.跨界优化度较高
美国拥有发挥资源优势的异质性团队，通过择优链接机制构成各个扁平化创新群落，满足复杂创新任务的要求，成熟度最高、与实践契合度最高、网络整体的知识势能最高、简明性最好、接受最广的创新组织，其功效不是各个部分简单相加或机械组合，而是各因子在孤立状态下并不存在的新性质，通过系统聚合反应和跨界叠加的非线性创新倍增效应，产生协同创新效应。
OECD（1997）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权威定义为：“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一个政府扩散知识、技术的能力和创新表现。”⑪其强调网络是分析创新的有效工具，但并不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创新。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短板”，也取决于“木板之间联系是否紧密”，即“新木桶原理”。创新主体只有协同，才能有效汇集分散的资源、多样化的知识，促进创新成果产生与转化，大大扩展创新边界，放大创新网络的整合效应、互补效应、择优效应和共享共创效应，提高创新效率，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获取最大收益。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的全球影响，及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中国要有理论的认识高度与有效的应对策略。
（一）对美国“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科技举国体制”的研究缺失
近年来，新型举国体制的规范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刘丹和闫长乐（2013）认为，协同创新网络是一个自增益循环的生态系统，其健康发展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1）政府主导与制度体系；
（2）自组织的协同机制。这个定义没有明确提出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创新问题。李政和杨思莹（2017）总结2006—2016年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经验，认为通过科技、管理与制度三方面创新协同推进，统筹顶层设计与微观基础，中国已成为世界创新大国，并提出四个重要思路：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缩小区域与产业创新差异，走包容性创新之路、加快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陈劲等（2021）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是深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是推动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提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以央企为主导的整合式创新模式。蔡跃洲（2021）提出，创新活动“乌卡特征”使科技治理面临“市场政府双失灵”挑战。在数字时代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应将“举国体制”、市场机制、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各个优势进行整合，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降低信息不对称提供系统支撑，该文没有提出市场也是创新动力的观点。刘戒骄等（2021）提出，新时代要发挥政府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和市场激励的协同作用。谢宜泽和胡鞍钢（2021）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是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等制度资源配置的手段，凝聚举国力量以完成科技强国大计的一种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叶青和李清均（2021）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路径是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过程中营造的新发展优势，要从资源配置、体制优势、可持续性三个层面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保障政策落实。
上述研究表明，学术界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集中力量办大事、多元创新主体进行研究，但都没有明确提出科技“举国体制”要应对“系统失灵”的问题，没有提出创新网络在新型科技“举国体制”中的重要作用问题，更没有进行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的研究。中国在“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科技举国体制”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缺失，难以**中国既有问题，难以提供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创新战略”战略的有力理论支撑。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理论与政策分歧逐渐缩小，两者逐步由对立转向融合（马涛，2014）。基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萨缪尔森公共产品理论和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政府干预应对新古典经济学面对的“市场失灵”，也应对演化经济学提出的“系统失灵”。政府追求创新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支持具有公共价值和长远价值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影响的研发，**科技“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问题，保障创新系统高效运转。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宜加速“国家协同创新网络-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系统创建。
中国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的挑战，要借鉴美国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的体制经验，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市场体制，协同推进中国国家协同创新网络建设。
其一，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与市场主体意愿的基础上积极作为，给市场体制发挥作用留足空间，让“无形之手”释放能量，发挥竞争机制促进创新的独特优势，打造集约高效的创新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创新要素自由流转、创新链条均衡衔接、链条不断延伸，具有密切竞合关系的协同创新网络。同时，以市场机制弥补举国体制弱激励和低效率的短板，引导各创新主体规范有序地与需求对接，使环境与创新活动有机互动、高效耦合与适配，引导创新资源向发展亟需的领域聚焦，向深度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倾斜，以竞争降本增效，促进科技向高质量、高层次发展。
其二，政府对科技的管理是全局的，但要转向以市场配置为主与有限支持为辅的协同，发挥市场难以替代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即统领与系统集成创新的治理优势和信息优势，加快创建以原始性、颠覆性创新为目标的全面整合式科技治理体系。为此，政府应以更前瞻、更宽广、更整体、更纵深的视野，充分强化宏观调控的战略性、系统性、科学性、协同性，单项改革转向软硬手段结合的系统推进，充分发挥政府应有的创新导向和市场正的外部性，充分发挥包容跨界的协同创新优势，充分激发主体的创新活力与潜能，着力促进科技与经济、创新链与产业链互嵌互动、协同推进，建设中国国家协同创新网络体系。
注释：
①参见：刘新，曾立，肖湘江.美国《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评述［J］.情报杂志，2021（4）：26-33。
②参见：拜登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新网(chinanews.com.cn)www.chinanews.com.cn/gj/2022/08-10/9823795.shtml。
③参见：刘国柱.特朗普政府要打造怎样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J］.世界知识，2020（5）：42-43。
④参见：《无尽边疆法》全文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imo/media/doc/DAV21A48.pdf，具体内容参见：https://www.voachinese.com/a/us-senate-committee-advances-tech-investment-bill-20210512/5888911.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senate-move-forward-with-endless-frontier-act-20210517/5894529.html。
⑤参见：《瓦森纳协定》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
⑥参见：何为“小院高墙”？_大公网(takungpao.com)takungpao.com/news/232111/2021/0309/560645.html。
⑦参见：Meaghan Tobin.My way or the Huawei: how USultimatum over China’s 5G giant fell flat in Southeast Asia[EB/OL].(2019-04-20)[2020-09-09].https://www.scmp.com/week-asia/geopolitics/article/3006961/my-way-or-huawei-how-us-ultimatum-over-chinas-5g-giant-fell.
⑧参见：2017—2022年美国各年《国防杂志》。
⑨参见：Joseph R Biden Jr.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J］.Foreign Affairs. 2020(2)：1-18。
⑩参见：PETER Gloor. Swarm Creativity: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36。
⑪参见：OECD.Managing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Pairs:OECD,1999A。
猜你喜欢协同科技国家输入受限下多无人机三维协同路径跟踪控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22年6期)2022-07-02家校社协同育人 共赢美好未来新班主任(2022年4期)2022-04-27“四化”协同才有出路汽车观察(2019年2期)2019-03-15能过两次新年的国家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8年6期)2018-06-22科技助我来看云少儿科学周刊·儿童版(2017年9期)2018-03-15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科技在线儿童故事画报·发现号趣味百科(2017年4期)2017-06-30把国家“租”出去华人时刊(2017年23期)2017-04-18奥运会起源于哪个国家？小学阅读指南·低年级版(2016年1期)2016-09-10科技在线儿童故事画报·发现号趣味百科(2016年6期)2016-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