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忆敏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叙事伦理一词由学者刘小枫首次引入中国学界，他在1999年出版的《沉重的肉身》中认为，叙事伦理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以表达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他将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1]。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从讲述个人生命经历入手，探索独特的生命感觉，表达伦理诉求。从这一角度阐释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并由此观照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可以品出别样的滋味——独特的叙事伦理。
《空色林澡屋》是一个故事嵌套型的中篇小说。外层故事是 “我” 率领一支森林侦察小分队，跟随当地向导关长河，前去乌玛山区做实地勘察。内层故事分为三个：第一个故事由关长河引出，述说当地女子皂娘的一生；
第二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平行，述说小分队一行人为了争取空色林澡屋的洗澡资格而讲述自己的人生苦难；
第三个故事是 “我” 只身前往乌玛山区去探寻空色林澡屋。
“我” 等人拨云见雾般寻找皂娘的过程，更像是一次洗涤心灵的旅途。谢有顺说：
“‘叙事伦理’不是‘叙事’和‘伦理’的简单组合，也不是探讨叙事指涉的伦理问题，而是指作为一种伦理的叙事，它在话语中的伦理形态是如何解析生命、抱慰生存的。”[2]《空色林澡屋》在实与虚的二元对立中，展现皂娘的善良与伟大，阐释真实与虚假的复杂关系，歌颂人性的美与善。
《空色林澡屋》中的皂娘具有独立个性与自强精神。皂娘热情善良，工作辛勤，可惜天生相貌丑陋，不幸被丈夫抛弃。与许多文学作品人物一样，皂娘心灵美丽但外表丑陋，因为 “虽然灵魂的苦难往往肇始于身体的苦难，但身体的苦难并不必然导向灵魂的苦难”[3]。她的一切苦难都源于独特的相貌，可她并不郁郁寡欢，逢年过节时总是装点小屋，举杯独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她独立自强，有着大地般宽容博爱的胸襟，热烈真诚地践行着爱与被爱，灵魂和心灵不染一尘。小说中的讲述者关长河在谈起皂娘时，总是抬头望向月亮，夜空中悬挂着的被一缕云遮了半个脸的月亮，就像是纯净美好的皂娘。
为了突出这一 “卡西莫多” 式人物的美好心灵，迟子建不惜用夸张笔触写其相貌的丑陋。先是描绘外貌，说她的脸面异于常人，特别是鼻子 “偏袒一方，致使左脸辽阔，右脸一派失地气象，狭窄逼仄” ，因此她必须时刻用一缕刘海遮挡。接着从旁人的视角进行描写， “女人们尤其喜欢她，因为所有的女人在她面前，都是美人了” 。别的女人去供销社买东西，店员总会推荐她们买时新的镜子，而见到她， “则有意识地用身子遮挡，免得她不快” 。小曲第一次见她那张扭曲的脸， “以为撞见了鬼，他想这是阎王爷派来收拾他的” 。皂娘丑得令人生畏，使观者退避三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丑女人，却有着 “地母” 般的博爱与宽容。迟子建抛开命运的不公与世俗的偏见，高扬心灵美的伦理品格，从追寻皂娘个人独特的生命历程中，触摸她独特的生命感觉。[4]
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皂娘，并非没有想过抗争。前夫找茬刁难她，她会在背后克扣男人的饭食，以换取较为收敛的态度。林场里的男人和她开下流的玩笑，她故意露出丑相，呵退那些不轨的男人。她好心收留瞎眼的算命先生，却被归来的男人抓住把柄，以 “捉奸” 之名向她提出离婚。她什么都不要，只想要儿子，可是连儿子都嫌她丑，只愿意跟着爸爸。皂娘擦干眼泪，与父子俩划清界限，申明 “饿死都不会去讨食” 的坚定立场。她还取来剪子，将自己脸上原本为了遮挡歪斜鼻子的刘海铰去，除去遮挡容颜的伪饰，摆脱男人的附庸，做个真正的自己。她爱儿子，爱丈夫，爱他人，可她不是一味逆来顺受的人，在人格被践踏之时，她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刘小枫说：
“伦理问题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人的在世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世，每一个‘我’在世与前人、后人、旁人的关系构成了‘我’的在世的缘和故，一般认为，这就是伦理的基本元素。”[1]皂娘生活在充满人伦关系的世界中，儿子、丈夫是她最亲近的人，与他们之间的伦理问题左右着她的命运，使她不断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至亲血缘流淌的是冰冷的隔阂与仇视。皂娘与瞎子算命先生萍水相逢，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展现出的人伦关系反而更富有人情味、更加温暖。皂娘冒着被旁人说闲话的风险，向瞎子伸出援手，展现女人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皂娘与林场其他人的伦理关系，构成一张影响她生存境况的网，家人抛弃，女人们嘲讽，男人们调笑，在艰辛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她依然坚强地生活。不同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迟子建并未把皂娘设置在一个宏大的历史场景中，甚至连皂娘的真实姓名、家境身世都没有介绍，只是描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个个故事，策划一桩桩道德冲突，从而展现人物陷入的伦理困境，深刻揭示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伦理关系，在善恶抉择中呈现慈悲，在苦难叙事中捕捉人性的亮色。
伍茂国说：
“叙事伦理是一种虚构伦理，是文本内部伦理，主要探究伦理的可能性。它可以与现实伦理同构，可以是现实伦理的影子，但不等于现实，读者不能彻底地使用现实伦理意识和标准对叙事伦理作伦理评价。”[5]为了在反常中凸显人性本质，迟子建对约定俗成的伦常发起挑战。在《空色林澡屋》中，皂娘的第二段感情有违现实伦常。她的第二个男人是有妻有子的跑船男人威呼郎，皂娘只有半年跟着他，等到冬天来了，河水结冻，男人便收船上岸回家，不再与她联系。但皂娘从不逼威呼郎与妻子离婚，为了不拖累他，她还自行打掉孩子。迟子建描写的这段关系，显然与理性伦理道德相悖，属于不义的范畴。然而， “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3]，作家书写人性中真切隐秘的一面，站在人物的角度描述生命本我的发展轨迹。
在叙事伦理的推动下，读者会产生与人物相似的伦理感觉，能体会到皂娘独自生活的孤寂凄凉心境，会为她终于找到一个依靠而欣慰，会为皂娘不敢去城里就医只能自行打胎而酸楚，甚至会为威呼郎半年的缺席而失落。
“它不像理性伦理那样追求答案，更不冀望于任何完满，它守护的不过是残缺的人生，甚至是人性的深渊景象。当理性伦理不断地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怎样时，叙事伦理却在悄悄地说出生命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3]在叙事伦理视域下，人物一切的行为举动都超越了是非、善恶，被命运裹挟着向前。皂娘与威呼郎因为一面镜子结识，因为同有漂泊的心而靠近，最终因为不得不臣服于冷酷的社会伦理而分开。在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中，描写的普通人有七情六欲、有善恶念头。皂娘洗澡时浮着忧伤的红脸和丰满的胸部使威呼郎动心，在叙事伦理下，爱情的动因变得简单，因为某一瞬间的身体吸引碰撞出激情。尽管如此，在迟子建笔下，这段情事依然有所规约， “应该把身体当作一个整体来规划。它可以是开放的，但应该拒绝被外在事物所操控；
它是自由的，但这自由不能被滥用；
它是有情欲的，但它也超越情欲”[6]。对感情背叛的描写并不是纯粹欲望的叙事，而是通过它说出人类灵魂的某种空虚和无力，使全文氤氲着淡淡的悲剧色彩。
“非常态的现实生活往往能够凸显人性的不同侧面。”[7]在婚恋伦常外，迟子建在小说中还打破亲情的伦常，表现在母子、父子关系的断裂上：皂娘的儿子不认娘，小曲抛弃患病的父亲。第一任丈夫在 “捉奸” 后终于有了提出离婚的借口，皂娘只求带走儿子，却被 “子嫌母丑” 的儿子无情拒绝。虽然儿子对皂娘的打击极大，但是独自生活后的皂娘仍时时牵挂儿子，她默默为儿子蓄好过冬的棉裤却连家门都不能踏进，看到棉裤被老狗叼走扯烂后她第一次放声大哭。如果说皂娘儿子是从心灵上远离母亲，那么小曲对老父亲做出的行为则可谓大逆不道、罔顾人伦。小曲本是孝子，待父甚好，但他家里有一个 “虎妇” ，非常看不惯疯癫的老父亲。小曲不幸患上胰腺癌时日无多，想着与其自己死后留下老父亲受媳妇的气，不如自己先送走老父，于是他开车带着老父，把老父抛在深山里。虽然小曲违心做着这一切，一路上非常痛苦，但是他并没有通过良心的考验，阻止遗弃的发生。迟子建通过牺牲小曲的善和用其老婆的恶，衬托皂娘心灵的高尚与大爱。小说的叙事，依靠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给读者以伦理冲击。
“文学的意识形态要的是服从与执行，而文学的伦理，则需植根于生命的内部，它的基本道义是同情与怜悯，而非镇压与毁灭。”[3]迟子建的笔锋是细腻柔软的，充满对个体生命的同情。其实，她无意当一个道德卫士去评判皂娘、皂娘儿子、小曲等人的对错，而是靠展现伦理关系给读者带来心灵触动和震撼，达到对伦理、对道德、对生命的体悟。
卡夫卡曾说：
“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8]皂娘在历经一生坎坷后，固守清贫，看淡红尘，把更加广大的爱播撒向人间。她对他人的救赎分为三个层级：首先，救助 “生灵” ——收养母狗白蹄；
其次，救助 “伴侣” ——救下老曲；
最后，救助 “他人” ——包括为有缘人洗澡，倾听他们的苦难故事，以及最后帮助了 “我们” 这些听众。最终，在宽慰了许多人之后，皂娘达到了对自己的救赎。她超越世俗的苦难，沉淀为一个神话般的形象。
随着故事的讲述，时代在发展，林场转产撤并，人们逐步外迁，皂娘也迈向暮年。城里条件好，可皂娘不愿意走，宁愿守着断电缺水的小屋生活。她身边不再有别人，只有一条母狗白蹄的陪伴。白蹄畏惧死亡逃进深山，缺水少食瘦成了皮包骨，是皂娘收养了它。皂娘不仅给它吃喝，还与邻居搞好关系，只为了自己死后邻居们能善待白蹄。白蹄的出场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方面，正是这一聪明可爱、富有灵性的动物的存在，小说较为灰暗的基调中出现了一道难得温暖的风景；
另一方面，狗是忠诚、善良、勇敢的化身，用来反衬某些人物如前夫与儿子的冷漠、无情。白蹄总做惹人发笑的事情，给皂娘的生活带来生机和乐趣。白蹄还从山里带回一个半疯半傻的送信老头——老曲，给皂娘的孤独生活觅得一个伴侣。白蹄是作为陪伴者的意象出现的，它连接起了年岁已高、深居山林的皂娘与外界的联系，搭建起了人与人之间爱的桥梁。在与老曲相识、小曲去世后，皂娘承担起了为老曲养老送终的职责。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是充满了道义，一男一女一狗三者相依为命。皂娘救了白蹄，给它庇护；
白蹄给皂娘带来乐趣，回报她以伴侣；
皂娘庇护老曲，使他性命无虞；
老曲陪伴皂娘，让她增强生活的希望，建起了澡屋，并在皂娘服务时呆在一旁监督男澡客们，以保证皂娘的人身安全。
迟子建在写皂娘的澡屋时，并没有描写女性顾客的光临，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计。皂娘的一生都在男人堆里周旋，她没有娘家，没有妯娌，一生与三个男人同居过，生活的磨砺使她始终以一个自强自立的独立女性而存在。迟子建用两个长自然段细致描绘皂娘为男客洗澡时的用心，连用排比把男顾客身体器官比作 “花骨朵” “竖琴” “婴儿” “菜肴” “鸡窝” “湖面” “高山” 等，显示皂娘对待客人的用心。皂娘将为客人提供澡屋看作自己的一项事业，她不仅洗去他们体表的风尘，而且倾听他们内心的苦闷，来洗澡的人仿佛寻得内心的宣泄，会痛快大哭一场，当洗澡水卷携着泪水汇入生活的洪流，内心倍感轻松。在温热芳香的环境里，隔着氤氲的水汽，面对温柔的老妇，每个人都会卸下心防，把自己的心和身体赤条条展现出来，洗去灵魂深处的脏污，回归生命原初的状态，把自己的苦痛尽情诉说。
在聆听了皂娘的故事后，考察队一行人都非常想去澡屋拜访。但因为时间所限，只能允许一个人前去，所以五个人便争相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以获得去澡屋疗伤的资格。虽然小李后来向 “我” 坦白，他的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也认为别人所讲的故事甚至关长河讲的故事都存在修饰和伪装的可能，但能亲口述说已是不易。迟子建刻意构建一个人与人之间抵足相谈的图景——在皂娘故事笼罩下一个远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的野营场景。像脱掉衣服的澡客们一样， “我们” 摘下自己素日里微笑的面具，诉说起自己心底的烦恼。虽然皂娘不能真的为每一个人都洗一次澡，但是她的故事所传达出的意义，那些亲切热情的招待，那种能让绝症病人战胜病魔的神秘，那份能让风尘仆仆的行路人跨出现世长河获得片刻安宁的幸福感，都鼓动着 “我们” 率先进行一次灵魂的洗涤。善良的皂娘，象征 “我们” 心中的梦想、希望、兴趣等一切美好的憧憬。迟子建通过这个故事，引导人们去透视自己的灵魂，找回赤子之心，褪去一切凡俗，始终在向善、向上的路上前行。
小说的结尾，迟子建又安排 “我” 回到乌玛山区去探寻皂娘和关长河的下落，可没人知道故事里的皂娘是谁，就连现实中曾活生生存在的向导关长河也不见踪迹，只留下几句简短的口信。听筒中的关长河，用的是皂娘的说话口吻：
“咱” 把鹿皮小帽给弄丢了。此刻，关长河的形象与皂娘发生重叠——行踪不定，特立独行的关长河同样喜爱星空、赞美月亮、怀抱自然，是一个有别于普通人、独立于尘世外的存在。也许皂娘正是他幻化出的一个人物，他渴望借这个故事，劝导人们面对真实的自己。余华曾说：
“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9]尽管迟子建多次暗示皂娘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但读者一定会和文中的 “我” 一样愿意相信童话，甚至也想像刘子骥探访桃花源般去寻访空色林澡屋的下落。
迟子建经历过丧父、丧夫的双重打击，创痛让她的文字和视角具有深重的沧桑感和深刻性，伦理立场也更加独特。亲人的离世，让迟子建领悟了生命的脆弱；
厄运对命运的倾轧，让她更加明白大爱的可贵。
“解除一切违背生命本能和内心自由的社会束缚，厌倦都市文明，同情底层平民，以个人伦理道德的激情战胜无常人生带来的人心的恶念，成为二十一世纪后迟子建小说的内核。”[10]《空色林澡屋》成为迟子建小说叙事伦理的经典代表。迟子建通过惩恶扬善、打破人性的二元对立模式、尊崇个体生命和爱的力量三条伦理叙事途径，借助底层写作、婚恋叙事、动物写作三重主要伦理叙事内容，实现诠释生命本真、维护生命尊严、遏制恶意滋生的创作意旨，塑造出一批典型真实的人物，传达真诚热烈的道德情感。
善的存在能够有效地遏制恶的滋生，这是迟子建写作中一条重要的叙事伦理。迟子建秉持 “性本善” ，越过普通的世俗伦理，始终给予作恶之人宽容与关怀，并用爱的浇灌正向教化。迟子建对《空色林澡屋》中抛弃老父的小曲并未横加指责，而是真诚地理解其处境的无奈，并给遭到抛弃的老曲善终的结局。《白银那》中，村长对自私且殒命的马占军夫妇给予保护与宽容，唤起了愤怒村民们的良知，避免一场血战的发生。本是罪大恶极的逃犯，在《鸭如花》中与徐五婆互相救赎，帮助彼此实现生命中最大的心愿，发挥人生的余热。为了传达积极向善的伦理意味，迟子建在小说中总是描写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 “东北人雄强性格遭遇异族的血腥压迫不断迸射出战斗的火花。越是在危险的环境中，同样命运的人越容易同病相怜，从相互信任到相互帮助可能只需要一种合力救国的默契”[7]。如同皂娘倾听来往旅人的故事一样，《逆行精灵》中车厢里陌生旅客之间坦诚相待、倾心交谈，《草原》中 “我” 对初识遇难的牧人阿尔泰伸出援手。迟子建反复咀嚼人性中湿润的部分，透露感人的悲悯情怀，让仁义、博爱、慈悲汇聚在人物的点点善行中，直至成为一种深刻的伦理信仰。迟子建运用拟人手法，让牛、狗、猴子等自然界生灵具有活力、激情甚至思想，与人类进行情感的呼应和灵魂的交流，从动物身上反思人性，温情赞美灵性生命。
描写辛酸艰辛的底层社会，如实再现人生的苦难和痛苦是迟子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她面对美丑善恶交织的社会现象时，总是抛开道学家的有色眼镜与文人的高傲，以真诚平等的目光看待小说中的人物，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以产生情感共鸣。迟子建并非一味放大生活的肮脏面，而是将笔力倾注到正向的体验上，用人伦情感来推动人物的行为及心理，展现人性的光辉。在《清水洗尘》中，讲述天灶与奶奶等家人一年一度的洗浴轶事，高扬亲情；
在《门镜外的楼道》中，讲述清洁老太和书摊老伯之间在世人诟病下无法善终的恋情，唱响爱情的颂歌。迟子建不仅写苦难给人造成的伤痛，而且写苦难中对灵魂的救赎。《雾月牛栏》中，宝坠因继父失误而痴呆，从此继父便在余生中对自己进行不断的灵魂拷问，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赎。迟子建笔下的人物多面而立体，爱的力量是扫除一切黑暗的动力源泉，克服种种矛盾和误解，深刻地影响读者的生命体验。
如果说从日常题材反映现世人生是迟子建写作的起点，那么投射爱与希望就是她叙事伦理的终点。波折的生活经历使她情感充盈，渴望温暖，更加珍惜生命，直视发自内心的欲望。迟子建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深切思考，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用现代性的眼光和追求进行审视，伦理取向开放和多元，具有无尽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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