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涌现出一批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显现出中国气派，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学者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批评出现的“失语症”及道德缺位现象提出的，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与西方的伦理批评相比，文学伦理学批评独创性地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同时，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成功范例。
文学伦理学批评自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提出至今已走过近20个春秋。作为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未来尚有着广阔的开拓空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是“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1]设计的，即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如何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及未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如何进行理论拓展和深化。本研究通过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西理论资源展开系统研究，阐明其中重要理论家或流派的形成背景、伦理批评思想和实践及其地位、影响、得失等，并阐明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联，目的是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中，丰富和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未来发展的方向。
所谓“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什么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这一问题，有何价值和意义；
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涵盖哪些关键问题，彼此之间有何逻辑联系，如何开展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三是理论资源研究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拓展研究有何助益和启示？这些就是本文拟着重探讨的三个问题。
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和创新精神”[2]。在未来的发展中，文学伦理学批评需要不断发现自身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在与其他理论的对话中整合新的思想资源，“在多元化的理论格局下拓展新的研究方向”[3]，寻求新的突破。通过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西理论资源进行研究，为拓展和深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自古就奠定了伦理道德批评的基础。中国古代文论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文学道德教化论是贯穿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论的一条主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伦理批评的鼻祖，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巨大，形成了西方的伦理批评传统。虽然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伦理批评呈现衰落趋势，但20世纪后期又出现了伦理批评的复兴。当代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既借鉴了西方的伦理批评，又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批评的创新性发展。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角度看国内外研究现状，较少有学者对中西文学伦理道德批评传统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和论述，已有的成果多从伦理学和哲学美学角度对中西伦理道德思想史进行研究；
就当代西方伦理批评而言，虽然有对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家及其著述的关注，但对当代西方各伦理批评流派的总体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更没有展开古今中外伦理批评的对话。具体来讲，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缺乏从文学批评和跨学科视角对中西伦理道德思想的考察，现有成果多为伦理学和哲学美学领域的研究。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针对中国和西方代表性理论家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伦理学和哲学美学领域中，其研究的重心要么是辖域在伦理学和哲学美学范围之内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总结，要么注意到了个别作家作品中的伦理思想但却未能做到更深入的阐发，这是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如何从文学批评与伦理学和哲学美学的跨学科对话视角出发，尤其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角度，对中西文艺伦理思想发展史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展开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话，是目前的研究值得重视的。
二是缺乏对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史的整体性观照和系统性、前沿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中西某个代表性理论家的伦理思想，而鲜有学者系统梳理中西伦理道德批评的整体发展脉络，亦缺乏对中国和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系统整理，尤其是缺乏对当代伦理批评的前沿性成果的系统翻译和研究。如对于当代西方伦理批评复兴的诸种流派缺乏足够的关注，往往只强调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和解构主义伦理批评，而且介绍性的成果比较多，展开深入研究的比较少，研究很不充分，更缺乏有体系的研究。
三是缺乏对中西文学批评史上伦理批评与反伦理批评的动态变化及其辩证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批评史，伦理批评和反(非)伦理批评始终是此消彼长或相互对立或彼此融合，呈现出复杂和动态变化的关系。国内外学界对中西传统伦理批评与审美批评之关系的研究有一些成果，但不够系统和深入，更缺少对当代西方反伦理批评与伦理批评的论争进行深入辨析的研究成果。
四是缺乏研究的主体性和批判意识，尚未展开对中国当代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和西方伦理批评资源之关系的研究。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当代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进一步继承本民族的伦理道德批评传统，实现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批判借鉴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的理论资源，是未来的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
五是缺乏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总结和拓展的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经过18年的发展，建构了独特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发展历程、理论来源和特点进行总结，对其未来如何进行理论拓展予以前瞻性论述，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进一步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助推中国学术走出去作出贡献。
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具体体现在：
首先，有助于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拓展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4]。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由中国学界引领的批评理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特点，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及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从目前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状况来看，如何体现其民族性和继承性，如何进一步继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充分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是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之所在。中国文学及文论一直贯穿着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指导下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理论资源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激活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提供参照和借鉴，把文学伦理学批评从理论初步建构阶段推向理论拓展和深化阶段，为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有助于正确认识文学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本研究以中西文学批评史上伦理道德批评与反伦理道德批评的论争为线索，全面、客观、辩证地审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批评和西方伦理批评传统以及当代伦理批评的复兴，挖掘各种理论之间的冲突性与互补性，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坚实的理论参照。同时，本研究亦为重新审视有关文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提供可能，为构建多元对话的文艺批评新范式建构作出贡献。
再次，有助于满足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评立场，以满足中国当代伦理建设需求、推动我国当代伦理秩序的建设为重要的现实目标，将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加以探讨，坚持认为文学对社会和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助于扭转当今社会出现的伦理道德失范的现象，促进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本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需要在全面梳理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理论谱系及其中的关键术语和重要命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进而提出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路径和方向。具体来讲，应针对如下问题展开研究：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总体发展脉络和主要成就有哪些？提出了哪些有代表性的关键术语和重要命题？如何评价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的形成背景、代表性学说，及其影响和局限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如何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的道德批评传统？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伦理批评的复兴？期间产生了哪些论争？如何开展其与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话？等等。本研究既剖析中西理论家的伦理道德批评著述，也阐明其伦理思想和批评理论与文学伦理学批评之间的契合点，研究其中的关键术语、核心命题与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体系之间的关联，研究其理论和思想观点如何与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对话和互鉴。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理论资源研究和西方理论资源研究。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理论资源研究而言，主要解决如下关键问题：
第一，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所依托的中国道德批评传统展开研究，绘制中国道德批评的理论谱系。通过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史，梳理自先秦萌芽到汉代以后繁盛、再到近代以来重构的中国道德批评发展脉络，凸显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以“诗言志”[5]“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6]为代表的文学本质论；
以“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7]“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8]为代表的文学功能论；
以“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9]、文章要“明人伦之叙”“以情志为本”[10]和“发乎情，止乎礼义”[11]为代表的创作论；
以“知人论世”[12]“以意逆志”[13]为代表的作家论；
以“风律外彰，体德内蕴”[14]为代表的风格论；
以及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5]“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16]为代表的文学接受论，并予以辩证分析。
第二，注重阐发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之间的关联，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道德批评传统，今后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精华发扬光大。探寻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理论资源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视域、构建多元和立体的理论体系提供借鉴和参照。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国伦理道德批评史的基础上，探讨其中的重要命题和术语与当代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联，如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学伦理表达论、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论、伦理选择论与中国传统的诗言志说、文以载道论以及人性论之间的关联等等。
第三，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道德批评与反(非)道德批评之争为线索，深入探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文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等问题的基本理论主张，为进一步实现当代文学理论的革新提供条件。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和理论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有的强调文学批评的社会功利性，有的重视批评主体的情感体验，有的则将强调文学伦理道德的价值论与强调情感体验的表现论结合起来。本研究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主线即道德批评的同时，亦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关道德批评和主情重情的文艺审美观此消彼长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从而深入探究文学审美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为当代中国学者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拓展奠定基础。
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西方理论资源而言，主要解决如下关键问题：
一是针对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批评与当代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联展开研究，在系统梳理和研究西方伦理道德批评史的基础上，探讨其中的重要命题和术语与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联。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奠定了文学伦理道德批评的基础，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伦理道德批评传统。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伦理道德批评，到中世纪以***思想为核心的文学伦理思想，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伦理思想，17世纪理性主义伦理学和经验主义伦理学之间的论争，18世纪的道德情感论伦理学和启蒙主义的文艺美善观，德国古典哲学对文艺伦理学的发展，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伦理理想，现实主义作家的文艺道德观，总体而言，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自古就受到西方理论家的重视。18世纪以后，随着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无功利性”[17]和19世纪后期兴起的审美主义以及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大行其道，西方伦理批评一度衰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伦理批评的复兴，在各种学说和思潮的影响下，理论家们系统地探讨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推动着伦理批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学文本论、文学教诲论，人类文明三阶段理论中关于自然选择、伦理选择的论述，以及关于斯芬克斯因子、道德情感、自由意志、理性意志等术语的阐释，都与上述理论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是对当代西方伦理批评前沿理论进行研究，并展开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话。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哲学研究的文学转向，以及西方社会矛盾的日渐加深和传统价值观念重新得到重视，在韦恩·布斯、努斯鲍姆等理论家的极力倡导以及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批评的启发下，西方伦理批评得以复兴。本研究探讨当代西方伦理批评复兴的背景、理论基础，阐述重要流派的发展脉络及代表性理论家的前沿理论，从中西对话与互鉴的角度对当代西方伦理批评的价值和局限性予以分析，以进一步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首先，绘制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流派谱系，对当代西方伦理批评诸流派的前沿理论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将当代西方伦理批评分为如下六大流派：以伊格尔顿、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批评，以韦恩·布斯、努斯鲍姆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以亚当·纽顿、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叙事伦理批评，以露丝·伊里加蕾、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性别伦理批评，以希利斯·米勒、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以法农、萨义德、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伦理批评。在梳理每个流派的发展脉络和理论主张的基础上，分析每个流派前沿理论的核心命题、主要特点、理论贡献以及局限性；
继而探讨当代西方伦理批评前沿理论的总体特点与发展规律，分析各流派之间的关系。其次，开展中西伦理批评的对话。虽然西方伦理批评诸种学说均并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亦存在理论与批评实践脱节的问题，但诸种前沿学说对审美与伦理、情感与伦理、叙事与伦理、政治与伦理、性别与伦理、种族与伦理等相关问题予以了深入的阐释，可以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对话中进行比较和互鉴。
三是以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伦理道德批评与反伦理道德批评之争为线索，深入探寻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文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等问题的基本理论主张，为进一步实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拓展提供条件。当代西方理论家就文艺的伦理道德价值、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论争，出现了诸种反伦理批评理论[18]。本研究梳理当代西方反伦理批评如自律主义、反认知主义、反结果主义等对伦理批评的挑战，以及道德主义、伦理主义、语境主义等伦理批评理论所进行的回应；
分析当代西方伦理批评与反伦理批评诸种理论存在的分歧，辨析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理论价值，并批判性反思这些理论问题的学术意义及其局限性。本研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西方伦理批评和反伦理批评的论争是对传统的道德主义和唯美主义之争的继承与发展，两种理论各执一端的对立，恰恰是文艺他律性与自律性内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态；
伦理批评和反伦理批评论争中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文艺作品的伦理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艺术价值或审美价值，文艺作品的道德缺陷与其美学缺陷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文艺作品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对读者的伦理道德观产生影响等。当代西方伦理批评与反伦理批评的论争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亦有着诸多启发：如对文艺与伦理道德、伦理与审美之关系的研究尚可进一步细化、深化和复杂化；
需要在综合考虑文艺作品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制定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以便进行经典重构并编写相关文学史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西方伦理批评理论的对话，可以使自身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
从研究方法来讲，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综合运用如下方法：
首先，对理论资源的客观分析与当代中国学者主体性相结合的阐释学研究方法。本研究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和西方的伦理批评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创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展开研究，虽然研究对象是中国和西方的伦理道德批评理论谱系，但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为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服务，因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主体意识。有关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的文献是我们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的基本对象，我们强调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客观剖析其本真的意义，进行科学的总结和分析；
同时，充分发挥当代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比较系统地了解研究对象的前提下进行再认识、再理解，去伪存真、扬长避短，进行创造性再建构，尤其是为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创新性再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历史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西理论资源，无疑要了解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发展，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中西伦理批评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批评相比较体现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展开与西方当代伦理批评的对话。文学伦理学批评较之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批评，是在否定中重新肯定，又在新的肯定中不断否定，这就是传统与革新的辩证法。因此，只有把历史性与辩证性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理论资源的科学认识。
再次，将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本研究不仅试图对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发展史予以宏观总体考察与分析，而且按照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的各个发展时期遴选出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其伦理思想和伦理批评加以详细辨析。既在历时和宏观层面上对中西伦理批评加以博观，又在微观层面上对其中代表性理论家或具体流派的伦理思想和伦理批评予以共时比较和辨析，力图在客观公正地审视中西伦理批评发展史的基础上，将之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形成对话，使我国当代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学术层次和高度。
中国传统道德批评和西方伦理批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拓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凸显前瞻性和创造性思考，研究如何在与中西理论资源的对话中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对中西伦理批评理论资源进行辨析和对话基础上，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论拓展：
第一，拓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视域，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和西方伦理批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体系和命题范围的拓展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如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虽然是以文学道德教化论为主线，但其以“诗言志”“美刺”说、“文以载道”为核心范畴形成的文学本质论、功能论、作家论、创作论及风格论，可以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多元拓展提供借鉴。又如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过程中，学者们纷纷着手重新为伦理批评下定义，试图将之与传统的道德批评严格区分开来，他们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虽然他们并没有将伦理批评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从而有效地指导批评实践，因而逐渐陷入困境，但当代西方伦理批评也有值得文学伦理学批评借鉴的地方。“伦理”一词在当代英美文艺理论界已然不再等同于强调善恶是非的“道德”，而是涉足更为广阔的领域。如韦恩·布斯提出“共导”(coduction)[19]原则，将小说的叙事形式纳入伦理批评的范畴，倡导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进行平等对话，在具体的语境下发掘小说的伦理内涵；
亚当·纽顿明确提出“叙事即伦理”：“我所谓的叙事伦理简单来说即叙事作为伦理:讲述故事、虚构人物所产生的伦理后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将说者、听者、见证者、读者相连接的交互性主张。”[20]希利斯·米勒则强调阅读的伦理，认为阅读是一种伦理行为，阅读文本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文本的虚构行为是否有效是由读者当下鲜活的视野决定的”。“阅读的价值存在于其与理性的对抗之中，基于与所阅读的文本的差异和偏离上。”[21]努斯鲍姆则探讨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提出“情感智性论”(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认为情感是达到伦理认识必不可少的因素，情感包含认知和判断，同时它“也要接受理性的检验与反思”[22]。虽然这些理论家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理论术语，但仍有着一些共同特点，即强调伦理与叙事、政治、情感以及生活本身的依存和联系，亦强调伦理批评是一种阅读模式或对文本的反应模式。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未来发展中需在继承和发展中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拓新，拓展自身的理论框架，丰富和完善其理论和话语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现有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包括人类文明三阶段论、伦理选择论、伦理表达论、伦理教诲论、人性论、意志论、文学文本论、语言生成论等[23]，今后还可从文学起源论、本质论、创作论、作家论、接受论、功能论等层面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从话语体系来讲，可以围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伦理选择”，建构系统的话语体系，研究伦理选择的内涵与外延，伦理选择的主体、客体、过程、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等，并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按照伦理选择的上述方面分类阐述，以便加强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的系统建构。
第二，建构针对小说、戏剧和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尝试建构针对不同文学体裁的批评体系，并就文本的艺术形式如何展现伦理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针对古今中外小说所做的研究比较充分，但戏剧和诗歌的伦理批评有待进一步加强。就戏剧研究而言，可从如下方面开展文学伦理学批评：改变重欧美戏剧轻亚非戏剧、重现当代戏剧轻古典戏剧的研究现状，将以古希腊、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代表的世界四大古典戏剧传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之进行研究；
将戏剧与其反映的背景和文化传统结合，对于东西方戏剧经典与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进行探究，使东西方戏剧研究走向深入；
将戏剧的伦理与叙事结合起来，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对东西方戏剧经典做整体研究，为东西方经典戏剧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
就戏剧文本形式诸因素与伦理内涵的关系展开研究，如戏剧对话中体现的不同伦理观念的冲突，戏剧情境、人物设置、戏剧结局、戏剧结构、戏剧时空、戏剧节奏、叙述方式(倒叙、顺叙、插叙、扩叙)、戏剧语言，以及悬念、巧合、易装、突转和反讽等叙述技巧与手法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都传递出了文本所特有的伦理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同时，由于戏剧艺术有其独特的呈现方式，是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戏剧文本的形式，还要关注其舞台表演形式，如面具、舞台布景、道具等；
同时，由于东西方戏剧经典在引导青少年进行自我认知和情感认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净化心灵和陶冶情操等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结合东西方戏剧的伦理和审美价值，对于东西方戏剧经典的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进行探讨，对于加强新时代国民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进一步开展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它批评方法的融合以及跨学科研究。从中西伦理道德批评发展史来看，很多有代表性的批评理论和观点都具有跨学科性，往往是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当代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本身亦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性，其关于脑文本、斯芬克斯因子、科学选择等理论的建构，都是基于跨学科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创新：如脑文本理论涉及认知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斯芬克斯因子涉及人类学研究、神话原型批评等，科学选择理论则与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近年来的研究中更日益凸显出其跨学科的特点，不仅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第七至十一届年会均以文学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为核心议题，而且也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
从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看，跨学科研究是大趋势。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人文学科需要提高自身应对新局面的能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特性，使其更有责任利用广泛的理论资源，打破学科壁垒，通过文学与多学科的互学互鉴和交叉融合，解释和应对新的现象，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我们倡导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叙事学、创伤理论、性别理论、记忆理论、空间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融合，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其他艺术门类乃至与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些研究领域将大有可为。
第四，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新范式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建构数字时代文学批评新范式的探索。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当代人的生活完全置身于手机、互联网等构成的媒介社会里，可以说这种新媒体语境革命性地改变了当代人的活动方式、社会关系形式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当然也改变着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传播的方式，改变着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随着消费文化和新兴的数字媒介的出现，大众文学逐渐取代精英文学而成为主流，欲望叙事与快感生产日益受到追捧，由此引发了文艺生态的乱象与困局，文学的伦理问题愈加突出，逼迫着文学批评直面诸多新问题，包括如何应对文学的大众化、世俗化甚至是娱乐化、媚俗化、粗鄙化趋向，如何应对网络文学创作的随意性问题，加强对个体道德自律的引导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创作和阅读的指导作用，倡导和弘扬人文精神，提升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可以说，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育功能是当今文学批评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文学理论不断弱化文学的价值功能，强化文学审美的形式主义、知识客观主义，导致当今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远离甚至背弃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宗旨，存在价值和道德判断缺席问题，去人学化倾向日益泛滥，知识主义、技术主义倾向十分突出。因此，在当今数字时代，充分发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作用，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强化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取向，重构文学批评的评价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文学的教诲功能，强调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有能力肩负起建构数字时代文学批评新范式的使命。我们有必要借由文学伦理学批评，重新思考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价值和作用，使之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塑造理想的人文精神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是彼此联系的，本文沿着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思路，对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的价值和意义，其所涵盖的关键问题及研究方法，以及如何在理论资源基础上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拓展等问题予以了探讨。
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研究，需要在全面梳理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理论谱系及其中的关键术语和重要命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探究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密切关联，进而提出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路径和方向。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学术价值在于，有助于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拓展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
有助于正确认识文学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
同时这一研究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满足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现实需求。
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资源研究的目的是为其理论拓展提供参照。作为中国学者独创的新兴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未来可进一步从批评视域、命题范围、话语体系、多元结构、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拓展提出前瞻性的思考。
当然，在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和西方理论资源进行研究时，需要抓住中国和西方伦理批评与反(非)伦理批评之争的发展演变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进而思考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批评范式。在中国和西方伦理道德批评发展历程中，文学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我们需要挖掘中西伦理道德批评各种理论之间的冲突性与互补性，从文学本质论、创作论、作家论、功能论、接受论等层面探寻文学审美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为重新审视有关文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提供可能。同时，通过对中西当代伦理批评前沿理论的研究，从批评对象、方法、观念和话语模式方面助推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的转型，为构建多元对话的文艺批评新范式建构作出贡献。
注释：
[1]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2] 苏晖：《学术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十五年发展历程回顾》，《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34～51页。
[3] 苏晖：《学术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十五年发展历程回顾》，《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34～51页。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9页。
[5] 《尚书·舜典》，(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6]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4页。
[7] (唐)刘知几：《史通·载文》，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
[8] 《毛诗序》，(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9] (汉)王充：《论衡·佚文》，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2～413页。
[10]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精装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18页。
[11] 《毛诗序》，(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12] 孟子《万章章句下》中的原文是“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详见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26页。
[13] (战国)孟子：《孟子·万章章句下》，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38页。
[14] (唐)皎然：《辩体有一十九字》，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15] (春秋)孔子：《论语·阳货》，(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9页。
[16] 《毛诗序》，(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17] 康德提出：“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见《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1页。有必要说明的是，康德强调审美的无功利性，但同时又认为理想的美只能是依附美，依附美最合目的性和最高的标准在于人的最高完善即道德。这里显示出康德美学的矛盾性或张力。
[18] 当代西方诸多理论家对文艺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论争，其间有相当数量的成果问世，这些前沿理论著作基本上都没有中译本。比较重要的理论家及其成果有：J. Bermudez，and S.Gardner，eds.ArtandMorality，London:Routledge，2003;B.Gaut，Art，EmotionandEth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M. Kieran，ContemporaryDebatesinAestheticsandthePhilosophyofArt，Oxford:Blackwell，2006；
J. Levinson ed.AestheticsandEth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9] W. C. Booth，TheCompanyWeKeep:AnEthicsofFiction，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72.
[20] A. Z. Newton，NarrativeEth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3.
[21] J. H. Miller，TheEthicsofReading:Kant，deMan，Eliot，Trollope，James，andBenjami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112,118.
[22] M. Nussbaum，UpheavalsofThought:TheIntelligenceofEmotions，New York:Cambridge UP，2001，pp. 2-4.
[23] 可参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聂珍钊、苏晖总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