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悦
（河北开放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80）
农户互助行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深受各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影响，但依然呈现出顽强生命力，表明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然而学术界相关研究较少，一些研究成果也多以农户合作或具体施助行为为研究对象，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当前国家正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这也必然要求广大农户做好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户互助行为，探索其内在运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典型的农户互助行为
为准确分析农户互助行为，选定分别位于冀中山区、丘陵和平原地带三个农村社区作为走访考察点。这三个社区在各自地域内具有同质性，能够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性。由于农户互助行为多种多样，因此选择最具典型特征的8类互助行为（如表1所示）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和研究的基础。
表1 典型农户互助行为梳理
2.农户互助行为的实现过程
全面考察上述农户互助行为，表明其实现可分为四步：第一步，农户甲根据自己需要，请求农户乙给予帮助。此处，关键是请求哪些农户施助以及具体要求。第二步，面对请求，农户乙通常会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是否予以帮助以及具体帮助程度的决策，并告知农户甲。第三步，农户乙如同意，则会作为施助方按照受助方农户甲的要求实施帮助。受助方一般会通过某种方式立即予以答谢，并为今后互助奠定了基础。第四步，如有需要，农户乙参照上述步骤，在需要时请求农户甲给予帮助。至此双方完成了一次完整的互助过程。
3.影响互助行为形成的主要因素
互助行为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农户决策时考虑的因素。现实中，这些因素包括关系紧密程度、实际资源禀赋、互助具体目标、外部干扰等。关系紧密程度必然受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影响。显然属于本族至亲、邻居、同事关系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同时，一次互助行为的实现将对双方密切程度起正向促进作用。资源禀赋方面，主要是互助应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例如，建房要求施助方具备相关技艺。互助具体目标方面，除要达到预期显性目标外，还有精神层面的考虑。例如，某农户举办婚庆典礼，除了需要特定农户帮助外，还有烘托典礼气氛、融洽邻里关系的目的。
4.值得关注的现象
考察过程中有一些现象也引起特别注意。一是主动施助。即孤寡老人、至亲挚友、突发急难者，常能自动得到帮助。二是履职行为与施助行为不加区分。例如，村干部提供服务、村医医病、电工上门维修等实属本职工作，但通常也被认为是施助行为。三是存在以权利和义务作为互助事项问题。这些常存在于农村政治建设领域，包括村两委换届选举、村民代表推举等。
1.农户互助机制的概念
观察农户互助行为，可以得到三点内容：一是在农村社区内，绝大多数农户都或多或少参与到特定范围的互助行为中。二是参与互助的农户，其旨在解决自己基本需求。即每一个农户的需求，使社区内农户通过互助行为构成一个整体。三是农户诚信状况、各类制度、传统文化和历史惯性、各类外部机构和民间监督等，都规范影响着农户的互助行为。这里尝试给出农户互助机制描述性概念，即农户互助机制是一个完整系统，其由在特定农村社区内的若干农户构成，这些农户在一定的制度规则规范约束下，通过互助行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满足各自基本需求。
2.农户互助机制的形成逻辑
（1）适应农户生产生活环境。农户通常生活在特定地域，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农业生产属于直接利用土地、太阳能、动植物等自然界要素的生产活动，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而传统农户仅靠自身难以解决自然界因素带来的生产波动性、风险性问题。农村实际情况存在居住分散、公共服务缺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户生产生活。农户资源禀赋方面，不同农户的劳动力状况、耕地规模和质量、劳动工具和占有财富程度等多有差异，且农户劳动时间与农业生产时间不一致，劳动力使用存在较大弹性。
（2）满足农户基本需求。尽管不同农户因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在具体某一时间空间里有着各自需求，但仍然可以发现其共同点。从表1可以看出，农户需要的帮助事项都是即时、具体、微观的，主要是弥补自身禀赋不足，解决急难、提供便利等问题。事实上，在一个社区内总是有一些农户具备特有禀赋条件的，并且通常不存在某一农户具备全部禀赋条件的可能性。因此，农户的需求是互相的，只是需求事项和时间急迫性要求等不同而已。例如，农户甲需农户乙帮助修剪果树，而农户乙则需农户甲帮助联系运输业务。
（3）具备基础支撑条件。一是传统互助文化。中华文化植根于广大农村，总是以某种方式内化于农户的潜意识中，成为共同的社会偏好。二是农户信息适度公开。农户生产生活的特点决定了其许多信息可预知、可测量；
即使有一些私密信息，相关农户通常也基于某种目的会主动或被动公开。无疑，这些信息成为互助行为效果评判的重要参考。三是舆论监督。农户是否有失信行为，是否遵循基本规范，是否符合价值判断等，必然会引发广大农户议论，并引领互助行为的走向。
（4）符合相关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核心要点包括四方面：交换因人的基本需求而产生，人们在其中均感到有利可图；
人虽非最大化利益寻求者，但仍努力在交往中获利；
人在交往中获得的利益受限于其占有的资源；
心理而非经济方面的需求，是保持和促进交换关系的动力来源。[1]据此不难分析，农户互助机制的形成符合上述观点。一是个体农户在互助过程中确实得到了收益。因互助双方均以得到最大收益为目标，多次互动后总是趋向于取得收益。二是虽然不同农户资源禀赋不同，但农户通过互助心理感觉上收支基本均等，或者说机制的运行就是农户资源禀赋的优化分配过程，趋向于“帕累托最优”。三是由于把精神方面收益考虑在内，农户在互助过程中常能实现多赢目标。
3.农户互助机制的实质
农户互助机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村经济社会基础之上，深受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道德理性约束，在其诸成员追求收益的互助过程中规避独自面对自然和社会存在的风险，表现为风险厌恶。因此，农户互助机制的实质是农户追求确定性收益。农户追求的确定性就是更大范围内收益的最大化，是特定条件下综合理性的体现。[2]因此，农户通常更愿意有针对性地帮助某一或某些具体农户，而不愿采取合作式帮助，契合了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的观点。[3]即使常看到“多对一”帮助，但其实为多个“一对一”帮助。如此才能保证互助双方能够精准识别对方，为下次互助奠定基础。
1.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村社会结构、市场供给、公共品供给、农户资源禀赋等亦发生变化，致使农户基本需求随之变化，导致农户互助机制相应调整。例如，当前农民建房一般不再请求农户施助，而是按照市场化机制雇请建筑工程队，以适应建筑工程专业性强、难度大的特点；
一些农户举办婚庆典礼改在酒店举行，此时互助行为不具有实质意义，而是演变成捧场、分享和聚会；
在求学择业和信息服务等方面，互助行为日趋增多。
2.遵从规范与约束
这里的规范与约束，既有被农户普遍认可、内化于心的通行做法，也有外部社会组织、自发性民间组织的具体要求。通常农户能自觉遵守，否则将难以得到正面评价。例如，出借资金的农户通常并不要求受助农户立字据，否则就是“不信任”受助者。又如，社区成立的红白理事会，对帮助程度、受助方答谢宴席标准等都予以特别明确，一般不得超标。再如，农户通常愿意出借资金帮助农户医病，而不肯帮助创办企业，其主因是后者有盈利取向。正是这些内生性和来自外部社会的规范约束，保障了机制运行有序。
3.及时做出评价并反馈
农户互助行为，特别是一些大型重要事项，通常成为街谈巷议话题。话题主要集中于是否应给予帮助和帮助的具体程度，并对所涉农户给予适当评价，且这些评价信息也将有意或无意被相关农户获知，且正面评价信息无疑会激励施助方。完全可以认为，农户互助机制是一正反馈系统，相关信息的生成收集处理和应用的公开，是保障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
4.自觉纠错纠偏
机制内农户通常会依据施助和受助的收益、其他农户评价，对自身行为做出审视，遇有误解会及时解决或解释。机制运行本身如有方向性错误或偏差以及存在优化空间，通常也有内生性力量发挥作用，主动纠错纠偏或改进。例如，1980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其激发了农户追求经济收益的积极性，不少农户一度有社会关系利益化和交往规则功利化趋向，致使互助意识淡薄，一些常见互助行为几近中断，最终使广大农户利益受损。[4]之后不长时间广大农户进行系统反思，互助行为又渐兴起，互助机制回归正常。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返乡农民工能顺利渡过困难期，2020年年初因新冠疫情被封闭管理后农户生活能基本正常，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户互助机制在发生作用。认识到其形成逻辑和运行规律，有助于发掘其实践价值。一要通过多种方式优化完善农户互助机制，弘扬互助精神，努力使其承载优秀文化传统。二要正确认识农村党员干部参与互助机制的动机，特别是其作为普通农户也有对确定性收益的追求，自然难以游离于机制之外。同时应关注村干部履职和村民行使权力作为互助事项问题，禁止权力寻租。三要发挥乡贤在机制运行中的作用。乡贤当属农村社会精英，其言行具有引领示范效应。应引导其参与互助机制，宣传践行包容理念、法制思维和道德精神。四要加大政府供给公共品力度，使之与农户互助机制这一准公共品一起，共同作用于乡村社会治理。
农户互助机制是经济现象，更是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其形成缘于农户对确定性收益的追求，具有历史和现实必然性，整体上实现了农户资源优化配置，达成了利己和利他、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由于其具有自发性、开放性、自适应性和正外部性特点，可弥补市场机制、政府公共品供给不足，解决部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所以应能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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