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碧芸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 610066）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安题材电视剧一直是国内主流电视剧类型之一，融合悬疑剧、行业剧和主旋律剧等多重类型于一身。从早年的《征服》《黑冰》到2022年的《警察荣誉》，公安题材剧的叙事风格已经出现了由统一的猎奇、悬疑的大案叙事结构转向了多元叙事风格。在匡扶正义、维护治安稳定不变的大前提下，《警察荣誉》并没有沿袭激烈的警匪交锋的叙事框架，而是处处着眼于“小”，从小人物和小案情两个层面对自媒体时代的新型警察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刻画。
传统的公安题材剧的叙事逻辑往往围绕着“是与非”“善与恶”“正与反”等主题进行延伸，其沿袭的“大”叙事风格往往体现在“大”人物加“大”案情的叙事风格。这样的叙事风格是由多重原因导致的:其一，二元对立是中国传统叙事文本中的重要叙事原则，集中体现在中国民族叙事题材作品之中，如《孔雀东南飞》《白蛇传》中善恶、尊卑、男女、神人之间的对立，符合观众的情感认知模式，而在进入现代大众传播时代，警察的人物塑造也明显呈现出特定的模式；
其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治安问题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突显，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情感焦虑需要在影像现实中得到发泄与引导，唯有惊骇、吸睛的大案要案才能真正抓住观众。然而，随着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治安的改善，传统的“大”叙事风格也逐渐显露出端倪，逐渐被多元叙事风格取代。
（一）“大”人物：二元对立下的主旋律叙事
“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出发点在于将抽象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思想内涵等通过具有戏剧张力、引人入胜的故事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观众，从而达到价值引领和社会整合的目的。”①张智华，管从竹.论近年来中国主旋律电视剧的价值构建与艺术表达策略［J］.当代电视，2022（07）：60.主旋律电视剧往往以政治主题、严肃题材为主，其创作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将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审美化、艺术化的表达，因为审美主体不是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掌握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具有高度可感性的形象体系更能深度描述社会本质与人性规律，而强硬的理性说教只会降低艺术的感染力。
公安题材电视剧由于涉及政府公权部门的执法日常，这就决定了其将艺术的宣传教化功能放在了重要地位，即弘扬社会正义、揭露社会假丑恶的向善凝聚力。而公安题材类的主旋律电视剧通常采用宏大叙事模式，集中体现在其鲜明的本质性、总体性和普遍性，并在人物塑造过程中进行二元对立化处理，将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简单划分为两个绝对对立的阵营，如警察与罪犯、正义与邪恶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刻板化，也容易导致观众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忽略对立范畴间的模糊性。随着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治安的改善，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已经显现出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单一的二元对立叙事逻辑需要被多元化的叙事模式所取代。近年来许多主旋律电视剧已经实现了叙事风格的突破，如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和扶贫题材剧《山海情》等，其日常化的叙事风格和丰满的人物群像塑造都使其突破了以往突出重点模范人物的叙事模式。
（二）“大”案情：奇观化的商业性叙事
商业性叙事是指影视作品以市场盈利为目标的模式化叙事方式，其通常具有一整套相对固定的构成元素，遵循快乐原则进行欲望书写。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产物，电视传播的特性极大地影响了电视剧的叙事模式，商业性叙事逐步呈现出奇观化的趋势。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介奇观充斥于各种大众媒介之中，即“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其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②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在高度娱乐化的信息时代，媒体必须通过制造“奇观”来吸引观众，使观众情感视觉化，影像现实被“奇观”影像所取代。
从80年代的《便衣警察》到90年代的《西部警察》《重案六组》等，相比于普通行业剧，公安题材电视剧的突出吸引力在于其对社会黑暗的曝光和丑恶人性的挖掘，跌宕起伏的悬念布置和道义两难的人性冲突是该类剧的基本构成元素。而这也成为公安题材电视剧最大的商业卖点，即通过非常规的夸张叙事打破观众惯例化的日常生活，从题材的选择开始，选取离奇的、博人眼球的惊天大案以满足观众寻求刺激和情感宣泄的消费心理需求。叙事内容的艺术化和奇观化之间联系紧密，创作选材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虚假叙事的风险，即对于荒诞剧情和离奇破案手段的片面追求损害了艺术真实。一些公安题材剧作品也存在着品位低下、导向偏差的问题，比如鼓吹个人中心的享乐主义，美化坑蒙拐骗的不法行为，渲染血腥暴力的作案场景，正反主角失衡、美化罪犯等，都是由于落后的文化观念和不健康的鉴赏情绪所导致的问题。
只有将“大”叙事转向“小”叙事，即关注个体叙事，通过观照个体命运与个体情感去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才能真正将价值引领和审美体验结合起来。《警察荣誉》并没有遵循传统“大”叙事中的奇观叙事和二元对立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叙事，更加注重警察人物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融合，着力塑造群像，深度描绘了自媒体时代的新型警察形象。
（一）成长叙事：代际冲突显示人物成长
成长叙事是文艺作品重要的母题之一，其成长经历模式常为:新境遇—磨难—迷惘—顿悟—失去天真—获得对人生和自我的新感悟，而成长叙事的重点是要解决叙事主体的认知问题，即警察体系外的新成员对现存的警察体系的认知、自我调整、冲击和改变。此外，成长叙事的独特叙事价值在于能更好凸显人物角色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而在《警察荣誉》中则突出了四位刚从警校毕业的新民警与自媒体时代全民监督的社会大环境之间在价值理念上的矛盾与冲突。影视作品在“构建自身价值体系的时候，通常是在自我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建立相斥性的价值谱系”①贾磊磊.以武制武——《湄公河行动》的正义伦理［J］.电影艺术，2017（01）：55.。个体的成长必然是伴随着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与矛盾而生的，在《警察荣誉》中体现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
第一，不同于好莱坞影视作品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警察荣誉》中反复出现新警员单枪匹马完成任务后被训斥的场景。四位新警员渴望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实现小人物的“干一票”时，老一辈警官却更加在意工作的整体部署和警官的人身安全，并在剧中塑造了一位急功近利的老警官作为反面陪衬。而最终四位新警员得到平凡岗位的平凡小事就是民生大事的领悟，急功近利的老警官学会在脱下警服后抛开功利心去协助警察时，这样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被完美化解，并真正将警察荣誉的内涵上升至了新的台阶。
第二，横亘在四位新警员和五位老警官之间的还有价值理念体系的差异，即新警员对于警察权威的无限信任，对于是非对错的绝对强调。在处理吴大夫寻女案中，面对报案人的无理要求，派出所的老警官们要求正常履行职务流程的新警员道歉以换取暂时的安稳，而新警察却秉持着坚定的对错观；
对待流氓恶意骚扰普通居民，老警官选择在制止违法行为后让受害人息事宁人，而新警员却支持受害人上诉主持公道。这两个案件背后折射出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体系，新警官的价值体系更加符合传统公安剧中对于绝对正义的信念追求，即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中对于绝对价值的无条件信仰，这也符合观众对于公安系统执法结果的期待，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受众主体年轻人的价值理念。新老警察代际之间的价值理念冲突也正是现实生活中普通大众正面临的代际冲突，而剧中的情感、理念互通互动也促使观众在银幕前的认知成长。
（二）人物性格立体化：反二元对立人物塑造
“根据叙事学的‘功能性’人物观，构成叙事功能的人物应当包括:构成冲突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及为推进故事而采取了某个行动或提供了某个信息的‘肇事者’。”①夏荔.中国涉案电视剧叙事审美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19.传统公安题材电视剧的人物刻画主要分为执法者、犯罪人和受害者三类，执法者和犯罪人则一直遵循着执法侦破者与狡诈罪犯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模式，即通过人物性格之间的对比和反衬来深化观众对于人物性格的认知，观众可以迅速在这种人物设置中找准立场。《警察荣誉》放弃对于大案要案的追踪而转向小人物的小案情叙事，这使得影视作品的叙事张力须借以人物的丰满度而展开，如果人物形象过于干瘪、刻板化，则整部电视剧就失去了吸引力。
一方面，在许多公安题材电视剧中，警察形象作为国家公权人员的典型代表，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主要被塑造成正义、勇敢的正面形象，而犯罪分子则被塑造成邪恶、狡诈的负面形象。对于人物身上某一特征的过度强调容易导致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刻板化，破坏叙事中的逻辑真实，使电视剧成为公安文化宣传的机器。齐泽克认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大众传媒时代，真实世界已经被无穷尽的符号所取代，符号的无限性所引发的怀疑主义使人们不再信奉完美无缺的偶像，反而能在同样拥有人性弱点的英雄身上找到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思想性和通俗化的平衡是公安题材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必须考量的重点，即人物要在世俗和崇高之间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警察荣誉》中的人物刻画避开了英雄主义、精英主义的窠臼，民警在正义执法的前提下都各自拥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曹建军的急功近利和杨树的迂腐等等。
另一方面，《警察荣誉》中的反面人物大部分不是罪犯而是普通民众，这就打破了观众对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角色期待视域。如果按照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的标准将反面人物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则可以发现在《警察荣誉》中二者是共存的，比如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属于一个按照简单特征被模式化创造出来的罪犯，这种具有鲜明情感倾向性的角色设置为宣泄大众情绪提供了合理的渠道，但仅有这样的扁形反面人物是不够的。圆形人物的形象设置是复杂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当人物因为身份多样性、矛盾性而无法被简单归类时，这种性格、身份冲突之间的内在张力更容易激起观众的审美感受力和伦理反思。在《警察荣誉》中，反面人物包括警察的父亲、母亲、丈母娘、子女等家庭角色，他们对于警察职业存在认知偏见，但他们无法同犯罪分子一样被制服，而是必须与警察身份共存，是其真实生存境遇的见证者。
情节上不以大案、要案为主要构成的预设下，《警察荣誉》将目光锁定于基层民警的日常生活描写之上，探讨什么是“警察荣誉”。与其他同期公安题材电视剧不同，《警察荣誉》并没有描绘警匪殊死搏斗，没有改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而该剧依然能获得广大网友的热力追捧，原因在于其更加注重警察人物与社会环境之间微妙关系，在日常生活和情感伦理中将警察刻画为公权正义的“神性”和矛盾脆弱的“人性”的载体，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流反映人最本真、直接的生存境遇。
（一）日常生活叙事：个体、关系、空间的融合
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不能归结为吃饭、喝水、穿衣、睡觉等独立活动的简单相加，不能归结为消费活动的总和。……考虑这些独立活动不足以全部概括日常生活，我们必须考虑这些独立活动的背景:社会关系，这些独立活动正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①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44.也就是说，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从来都不仅是个人的，它是社会的和群体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与社会生活、社会制度达到了深层次的连接。之后，福柯的“空间”和布尔迪厄的“场域”也把空间元素纳入日常生活的研究中，个体的日常生活是在具体空间中进行的，福柯认为权力通过空间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最微观层面，而“场域”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对有价值资源的空间场所的争夺。由此可见，日常生活中通常要包含以下三个要素:个体、关系、空间，三者互相影响，不能独立存在。个体的生存境遇要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中被去蔽，不同的社会主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同的交往方式显现其生存本质。
日常生活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公安题材剧忽略的重点，无论是在场景、人物还是情节上，《警察荣誉》都完成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生活化叙事。叙事场景从庄严秩序的高楼搬到了不起眼的街道派出所中，民警的奋斗目标也从维护法律至高正义到解决居民家长里短，争取摆脱民意满意度倒数的困境。《警察荣誉》将叙事空间设置在了城市与乡村的缝隙之间的平陵市八里河派出所，城乡并置的特殊空间使得警情高发的八里河派出所成为展现农村人员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场域，走街串巷的纠纷调解成社会问题的放大镜。
普通民警和民众作为日常生活叙事的个体，平民视角带来的细致入微的生活描写，能够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生动再现生活中的戏剧冲突。平民化叙事以一种平等的、微观的角度对警民生活进行了温暖现实主义的观照，对人物既不夸耀也不遮掩，比如出身贫寒、勤快肯干的赵继伟，话多、成绩差但机灵勇猛的李大为等，而所有民警处理的案情也很少是大案要案，往往更多是看500个小时监控抓偷尿不湿的小偷、解决邻里矛盾等平凡的小事，而正是这种用平凡视角对平凡人物进行的日常化叙事，成就了最真实的警察故事，讲述了发生在观众周围的警察荣誉，刻画出了千人千面的警察形象。
（二）情感叙事：亲情、友情、师徒情的交织
“情感叙事作为一种意义形成的机制，把影像片段重新排列组合组织成电视剧的意义系统，并借助各种叙事技巧加以强调、削弱、反讽、设置悬念，使之加强并复杂化现实情绪和传递价值观念。”②欧阳宏生，徐书婕.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情感呈现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05）：135.在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难以言说的情感可以通过电视剧的听说形式展现出高度的表现性，艺术化的情感呈现能够更好描述影视作品中个人情感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可以表达作者和人物的情感，同时也能影响观众的思想、情感，以及整部作品的叙事。情感叙事理论家霍根区分了三种普遍的叙事原型，即牺牲叙事、浪漫叙事、英雄叙事，这三者都源于具体的情感系统。其中英雄叙事主要涉及愤怒和自豪两种情感，涉及社会性的幸福感。而《警察荣誉》作为非传统公安题材剧，抛开了传统的英雄叙事，融入许多对于家庭伦理的思考，其集中体现在对于生活个体的情感描述，主要包括亲情、友情和师徒情三种不同的基本情感，并给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
《警察荣誉》中的亲情关系体现为三段风格迥异的母女、母子、父女关系，分别展现了传统家庭伦理观中以“孝”为中心的压制关系、新型家庭关系中以“情”为纽带的共存关系，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关系。除此之外，剧中四位新晋警官之间的友情线也同样令人动容。当四个家庭境遇完全不同的年轻人初入职场时，并没有出现如普通行业剧一般的利益相争而是团结互助，如李大为默默帮助贫困的赵继伟解决住房问题等，展现了现代年轻干警不一样的精神风貌。本剧中最吸引人当属四段师徒情的前后转变，曹建军与杨树之间从最开始的风格迥异、渐生嫌隙，到最后的互相学习、相互体谅；
赵继伟从最开始不理解师傅张志杰的社区民警工作到最后由衷的认同等等。其实这样的情感转变过程，也正是观众一步步加深对于警察执法过程和生存境遇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在铁血悬疑的公安题材剧中融入对家庭、社会伦理的反思，将情感叙事融入对法理的思考，既能推动叙事剧情的发展，也能给严肃公安题材中融入生活温度，使小叙事中的“小”变得真实可触、温暖感人。
影视剧的叙事本质是对人的叙事，而人不是孤立的、概念中的人，而永远是处于具体生存境遇中的人。然而，影视剧中的人物是否立体、丰满，所处的生存困境是否真实、典型，对于观众能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导向，是影视剧需要关注的叙事重点，也是公安题材剧仍需要改进的方向。《警察荣誉》已经在公安题材电视剧的类型剧中率先试水了“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温暖现实主义的出现，是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剧在影视创作过程中面临政治、市场的压力时，一种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创作理念。饶曙光认为，现有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玄幻现实主义，即因为其内核严重脱离现实境遇而显得飘忽、玄幻，虽然描写现实却并未真实反映生活；
与其相反的是阴暗现实主义，其整体的叙事基调是痛苦、绝望的，以灰暗、阴霾的方式再现生活中的丑恶面。温暖现实主义就是要求影视剧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困境、问题，同时以爱与正能量给予观众正确解决困境的方法而不是制造焦虑。
《警察荣誉》不算一部尽善尽美的公安题材电视剧，但其新颖、温暖的叙事风格却为突破现有的叙事困境，为其未来“小”叙事的转向，探索了一个潜力极大的可能性。第一，在人物创作维度，紧扣四位主人公的成长路径，重点描绘其从缺点、不足到反省、改正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的反差越大将越有利于人物塑造和叙事。李大为从冲动、鲁莽到谨慎、小心，赵继伟从怯懦、自卑到稳重、自信等等，都明显体现出人物的成长，而公安题材电视剧如果能将这种人物转变刻画得更明显一些，其叙事效果将会更佳。第二，以日常生活叙事代替节奏强烈的情节叙事，普通观众与警察的接触更多涉及日常衣食住行而非刑侦大案，而通过生活中感人的生活点滴去唤醒观众对于生活的思考，这并不是试图逃避冲突与矛盾，而是以一种更为观众所接受的情感化的方式呈现，而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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