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 张韵琪 翁辰
（1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2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020年，我国全面步入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对此，***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要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在绝对贫困消除之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谨防返贫现象是其必不可少的后续工作。与此同时，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新时代扶贫事业关注点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1-3]，对扶贫对象的关注亦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这一概念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其界定范围一般为户口登记地与居住地分离、但长期居住的人口。在对流动人口的统计中，国家统计局将其分为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其中人户分离人口的覆盖范围相对更广一点，即包含了“乡—城”流动与“城—城”流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阶段的流动人口主要以“乡—城”流动的人口为主，即农民工群体（若无特指，下文中流动人口均指“乡—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转变为城市人口，因而流动人口成为我国总人口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2020 年前，大规模人口流动形成的流动人口群体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为农村贫困的消除和贫困家庭摆脱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4-5]。然而，人口流动也引起了贫困向乡城的转移[6]，“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益突出。流动人口因教育水平、生活习惯、经济资本、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市场议价能力和生存发展机会，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居民之间、流动人口内部之间的贫富分化，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及社会矛盾冲突，最终导致很多处于贫困线之上的流动人口虽未陷入贫困，但由于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5]，或者说是极致脆弱的[7]，而极易落入贫困陷阱。上述现象本质上体现的是流动人口相对贫困问题。
与此同时，相对贫困不仅包含当前的相对贫困，也涵盖未来的相对贫困。对于未来贫困，学者们主要采用贫困脆弱性予以度量[8]。贫困脆弱性是指一个家庭或者个人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是一种事前的预判和测量。脆弱性一般与风险密切相关，其将风险或冲击与家庭的福利水平联系在一起。国内外学者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脆弱性的评价、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以及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等不同角度[9]。在分析流动人口相对贫困时，不仅应关注家庭当前的状态，还应将影响家庭未来福利水平的风险因素纳入分析框架[10]。通过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展开研究，可以形成对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有效预判，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协同乡村振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流动人口概念界定
对于流动人口这一概念，马小红等[11]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按流入地城乡分类、农业和非农业的户籍身份两个维度，流动人口可划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乡—乡”流动人口、“城—乡”流动人口四种类型。也有学者以户籍为标准将流动人口划分为两类，即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城”流动与拥有农村户籍的“乡—城”流动[12]。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项目特点，流动人口又可以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却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13]。无论以哪种方式划分，“乡—城”流动人口均占比较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城”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比63.3%，比重最高。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以来，人口流动规模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14]，形成了比重较高的“乡—城”流动人口群体。同时，相对于留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尽管“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乡—城”流动人口依然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15]。
（二）相对贫困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明确了相对贫困的治理正式进入中央决策。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相对贫困问题，向德平和向凯[16]认为，相对贫困既具有一定的客观衡量标准，呈现为一种客观状态，也表现为一种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主观体验。许源源和徐圳[17]同样认为相对贫困涉及个人和社会的评价等主观领域，是评估者基于某个参照群体生发的一种主观贫困感。若要从根本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内生脱贫动力依然是关键，需要将其有限的生计资本转换为福利。
在对相对贫困进行识别时，学者们常常以社会收入集中趋势的一定比例构造相对贫困线，从收入分布角度提出相对贫困划分标准。目前，不同学者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贫困识别上尚未形成共识。部分学者建议使用居民收入均值作为依据，例如李培林[18]认为应将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规定为相对贫困人口，陆小华[19]则认为当社会成员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时，就已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对于贫困区间的设定，张青[20]认为贫困线应定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33%～40%，陈宗胜等[21]则建议以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40%为相对贫困线的下限。部分学者则认为中位数更加稳健[22-24]，如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或者60%[25]；
还有的学者考虑到新旧标准的衔接，建议以绝对贫困线的倍数作为相对贫困线划定标准[26-27]。
（三）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
对于流动人口的贫困表现，现有研究重点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第一，物质贫困。主要包括对收入、消费的衡量[28-30]。相较于城市居民，“乡—城”流动人口在可支配收入、日常消费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能力贫困。多表现为工作就业困难，信息、资源获取能力低，沟通交往能力低，自我发展能力低等方面[31]。林竹[32]认为，“乡—城”流动人口由于自身人力资本不足等原因，无法获取较高的工作技能，从而丧失了获取高收入的能力；
第三，精神贫困。表现形式包括观念意识滞后、思维方式封闭、交往态度功利以及强迫症、焦虑、恐怖等精神症状[33]。孙咏梅[34]调查发现，“乡—城”流动人口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知识和劳动素养以及日常体力的辛勤劳动，与社区以及城市其他部分形成了相对隔绝，遭受了社会排斥，存在着较普遍的精神贫困；
第四，权利贫困。杨舸[35]从居住、教育和医疗方面，阐述了农民工由于难以与城镇居民平等分享权益和福利产生的相对贫困。也有学者认为，贫困的根源是人们权力的缺失，对农民工而言，就业权利贫困是其权利贫困的核心要素[36]；
第五，贫困脆弱性。贫困脆弱性是对家庭或个人由于未知的不确定性而遭受未来贫困风险大小的事先测度，是对贫困前瞻性的、动态的刻画[37-38]，包括外在性与内在性[39]。外在性是指贫困人口遭受事业、疾病、自然灾害等冲击或压力的风险；
内在性是指贫困人口防御风险、抗打击能力较差[40]。在此基础上，张琦和沈扬扬[22]进一步将我国易陷入相对贫困人群按具体的致贫原因分为社会性脆弱群体、自然性脆弱群体、生理性脆弱群体。朱晓和秦敏[41]认为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
对于流动人口的贫困现状，杨洋和马骁[28]发现“乡—城”流动人口在收入方面存在被边缘化的状况，其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朱晓和段成荣[42]利用2008 年CHIP 数据测算发现，流动人口的贫困状况令人担忧，陷入相对贫困状态的流动人口规模较大。根据已有研究，一些流动人口即使陷入贫困仍然选择留在城市[43]，因而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相对贫困的流动人口群体也在日益增加，我国贫困形态从过去主要以城乡分割的形式逐渐变为以城市人口内部差异的形式体现。
（四）相对贫困脆弱性
世界银行最早在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引入了“贫困脆弱性”这一概念，并将之定义为个人或者家庭在遭遇风险冲击时，其未来福利下降到社会公认水平之下的可能性[44]，是一种具有前瞻性与动态性的概念[45]。但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具体定义，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的概念理解，贫困脆弱性也有着不同的测量方法，主流的测量方法有三种[46]：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风险暴露的脆弱性（VER）。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宏观层面，主要从医疗保险制度[47]、公共财政政策、贸易开放等政府公共政策[48]，以及经济全球化、经济危机等宏观环境展开研究。微观层面[49-50]，主要从人口特征（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就业特征、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等）、金融资本等方面展开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流动人口的分类展开深入探讨，尽管理论上讲，流动人口可划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乡—乡”流动人口、“城—乡”流动人口四种类型，但是，“乡—城”流动人口依然最值得关注，同时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此外，在关注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注到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主要包括物质贫困、贫困脆弱性等，但是，对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研究相对缺乏，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此同时，相对贫困不仅包含当前的相对贫困，也涵盖未来的相对贫困。通过对未来的相对贫困问题展开研究，可以形成对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有效预判，对于防止返贫的机制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当前，现有文献在研究未来贫困问题时，主要以绝对贫困为基础，讨论贫困脆弱性，然而鲜有文献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展开研究，因而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理论框架，对相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与低期望效用脆弱性测度（VEU）和风险暴露脆弱性测度（VER）两种方法相比，VEP 测度方法更适用于截面数据，该方法既考虑了与家庭特征相关的异质性，又能体现贫困的动态性[10]。
期望贫困脆弱性的基本逻辑是，用可观测到的因素变量对收入进行回归得到未来收入的表达式，进而假设收入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由此得到未来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的概率，这一概率被称为相对贫困脆弱性。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VULit代表家庭在时期的相对贫困脆弱性，Yit+1 代表家庭i在t+1 时期的收入，z表示相对贫困线。
假设家庭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此时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又可改写为：
因此，计算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关键在于得到t+1时期家庭人均收入的期望μit+1和标准差σit+1。
在上述框架下，相对贫困线的界定至关重要。“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不同于绝对贫困，对相对贫困的测量大多采用收入比例法来确定社会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福利标准或体面生活标准，通常以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标准。当个人或家庭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即可视为是对有尊严体面生活的一种剥夺，陷入相对贫困。鉴于收入数据直观性、以及易度量比较和高度认同感等优势，本文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作为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线标准，分别称之为城镇相对贫困线和全国相对贫困线。由《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 834 元，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 189 元，相应地，本文的城镇相对贫困线为21 917 元/年，全国相对贫困线为16 094 元/年。在此基础上，为了判断流动人口家庭是否为脆弱家庭，还需对脆弱性的门槛值即脆弱线进行界定。脆弱线越低，标准越低，家庭成为贫困脆弱家庭的比例越高；
脆弱线越高，标准越高，家庭成为贫困脆弱家庭的比例越低。已有文献中，大多数学者都选用0.5 作为脆弱线[51]，具体而言，若预测出的人均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的概率大于50%，则该家庭被认为是贫困脆弱家庭。
（二）计量模型
1.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本文使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方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依据下式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进行OLS回归。
lnYit表示第i个家庭时期的人均收入对数，Xir表示影响收入的各特征变量，具体包括人口特征、就业特征、社会资本等变量，βr表示不同特征变量的待估参数，r表示不同解释变量，β0表示常数项。方程回归的结果可以得到拟合值和残差平方。
第二步，将残差平方对数作为收入波动再次对上式中的解释变量进行如下的OLS回归，得到残差平方的拟合值git，进而得到hit=h(Xit)的估计值=exp()。
利用上述回归结果构建异方差结构下各变量的权重矩阵，以1/为权数重新对人均收入对数进行WLS 估计，可以得到纠正异方差后的收入对数估计值。
第三步，利用上述的参数估计值可以得到预期未来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期望值和方差。
第四步，在家庭人均收入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下，代入贫困脆弱性计算模型进行测算。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南京财经大学“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课题组在2021 年1-2 月对流动人口开展的相对贫困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离开农村户籍所在地6个月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
问卷内容包括外出务工人员个人及其配偶、子女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此外，问卷还涉及个体的社会资本、就业状况、家庭相关状况（家庭总收入、子女数等）等信息。课题组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根据2020 年外来就业人口在江苏省各市的分布情况，选择外来就业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南通市、扬州市共5市作为调研地。
在正式开展问卷调查前，课题组对问卷调查员开展了细致培训，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含义、问卷数据的填写格式进行了解释与规范，以确保调查人员对问卷的理解、问卷数据填报口径的统一，有效提升了问卷调查数据质量。本次调查共获得调查样本总数为540个，经汇总筛查后，共获得526个有效样本。
鉴于贫困脆弱性的含义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从收入的角度研究贫困脆弱性，选取流动人口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流动人口家庭往往是少数人承担了多位家庭成员的共同消费，即流动在外的个体不仅负担着在流入地家庭成员的生计，也负担了在流出地留守的家庭成员的生计。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流动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文在构建流动人口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时，不仅包含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也包含了在流出地的留守家庭成员，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总人数。
对于解释变量，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对其相关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人口特征、就业特征、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四个方面进行变量的选择，具体选择如下：（1）人口特征方面，本文选取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子女个数作为“人口特征”的具体解释变量。（2）就业特征方面，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被调查对象的就业身份、第几份工作、所处行业、就职企业规模、打工地的务工年限等相关情况，以此来反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就业特征。（3）社会资本方面，本文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的姓氏在村庄内是否为大姓、突发事件时可以借钱的人数、平时联系密切的老乡数、春节期间收到的祝福短信数量等方面，以此来反映流动人口具有的社会资源情况。（4）金融资本方面，本文主要选取流动人口当前的存款数、贷款申请、金融投资以及对金融信息的关注度作为可能的影响因素，反映流动人口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源。
表1 汇报了本文的变量设置、释义和描述统计。由表2 统计结果可知，外出务工群体中大约70%为男性，且有近80%的流动人口处于已婚状态；
外出务工人口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较前期年龄有所下降，表明我国外出务工群体已经由第一代外出务工转变为以年轻一代为主的第二代外出工群体为主；
同时，我国外出务工群体地区粘性较大，在同一打工地务工平均年限达到了9.6 年；
除此以外，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口都是雇员身份，极少有人担任雇主，并且大家选择最多的行业是建筑业。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本文调查样本中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文化程度在初高中水平，超一半的人均接受过初等教育。在流动人口子女状况部分，本研究所涉及的已婚样本中，平均子女个数为1.5人，其中超过50%的家庭小孩尚未入学或正在上学，在子女总体中，约一半小孩跟随父母进入务工城市生活。在个人就业信息部分，尽管流动人口地区粘性较大，但仍存在工作更替，本研究所调查样本大多从事过2～3份工作，但所属企业规模均较小，平均而言，流动人口所在企业拥有员工数不足50 人，就业质量较低。在社会资本上，流动人口普遍在打工地只有2～4 位联系密切并且愿意在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乡，但在春节期间平均可以收到30 人左右的祝福短信。在金融资本方面，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很少关注金融信息，并且没有进行过金融相关的投资，如购买股票、基金等，家庭的存款平均在5万元左右。
表1 变量以及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的检验结果。人口特征方面，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均对家庭人均收入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其中户主为女性、教育程度越高、户主政治身份为党员都有利于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相对而言，子女数量越多，家庭的经济压力越大，不利于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就业特征方面，更换工作的频率越低、当地务工年限越长、就职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回归结果还显示，就业身份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人均收入的增加，批发和零售业虽然受农民工的欢迎程度不高，但却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有最明显的正向作用。社会资本方面，从微观层面看来，社会资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结果表明突发事件时可以借钱的人数越多、过节时收到的祝福短信越多，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明显正向影响。然而，平时联系密切的老乡数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表明在外可密切联系的老乡数量越多，打工环境越是相对安逸，反而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薪资水平。金融资本方面，当前生活的物质保障越充足，即家庭的存款金额越多、贷款次数越少，有助于家庭人均净收入的提高。此外，家庭对金融信息等更专业化的知识关注度越高并且有资金进行金融方面的投资，表明家庭会有更多的资金、更优的技能用于不同领域，能够为家庭持久脱贫带来更多的精神动力和更大的自主性。
表2 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按照前文理论模型设定，结合表2 估计结果，本文分别对城镇相对贫困线和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即脆弱家庭发生率进行测度。图1 汇报了不同脆弱线标准下的脆弱家庭发生率曲线。横轴表示不同的脆弱线标准，纵轴表示贫困脆弱性超过脆弱线的家庭比例。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
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与以往贫困脆弱性的研究相比较[52]，本文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是，图1 的结果也显示，在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下，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有较大程度下降。这一结果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结果同时表明，若能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相对贫困脆弱性将会大幅度下降。
图1 脆弱家庭发生率曲线
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达成了绝对贫困的基本消除。随着新时代扶贫事业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很多学者关注到相对贫困问题，扶贫对象亦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21》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相当于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本文在相对贫困理论框架下，设定了两条相对贫困线，分别为城镇相对贫困线，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以及全国相对贫困线，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在于测算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具体指在相对贫困标准下，探讨一个家庭或者个人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
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是，在城镇相对贫困线下获得的结果要远高于在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也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够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本文的启示在于，通过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展开测算，了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具体情况。相对贫困脆弱性预警有助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准确的相对贫困定位，从而便于从经济、社会等多角度开展缓解相对贫困、预防返贫的工作。此外，对于城镇相对贫困线和全国相对贫困线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若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全国贫困整体情况，即将流动人口、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作为统一整体考察，可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为基础；
若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城乡差异，特别是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异，则可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为基础。根据不同的目标，灵活选择相对贫困线，可以更为精准地掌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从而有效提高帮扶脆弱家庭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产生的差距，可以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