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夏提·买合木提，丁 宇，蒲 洁，苏 洋，余 红
（**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缓解个体和小户经营规模化收益较小、节本增效程度差和组织影响力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矛盾［1］，而农民合作社以其天然的“益贫性”制度设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推进小农户贴近大市场的“桥梁”［2］。近十年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 7 月底较 2009 年底增长近 80 倍［3］。合作社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空壳社”“空头社”等现象日益增多，真正实现规范发展、带动农户实现减贫的合作社比重相对较低［4，5］。资源依赖论认为，组织资源禀赋的获取和使用能够推动组织成长［6］，合作社参与减贫的成效与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获取和使用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7］。目前，学术界对于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研究更多聚焦在利益联结机制、优势产业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能人效应及政府的支持力度等［8］影响组织资源禀赋的因素方面，但这些研究关注的是理论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合作社如何获得组织资源，组织资源禀赋对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影响机制和对减贫成效影响的方面研究不足［9］。那么，合作社发展的各阶段中获取组织资源禀赋情况怎样？各发展阶段组织资源禀赋表现的差异是否会造成合作社减贫成效的差异？本研究选择南疆M县两家参与减贫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调查样本，从案例合作社成长过程中组织资源禀赋状况入手，深入探究资源禀赋的阶段性差异对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影响机制和减贫效应的差异。
1.1 组织资源禀赋内涵和结构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自身无法拥有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需要获取外部资源以满足发展［1］。组织资源禀赋主要分为规模化收益、实现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3 个方面的资源获取状况［2］。并且在不同成长阶段组织规模化收益、实现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的方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3，4］。组织资源禀赋对于组织成长的有效性由组织规范性来表现［5］。相关研究表明，组织规范性是组织能够快速成长并提升组织影响力的前提，由内部管理、人才资源禀赋等紧密结合构成［6］，并在组织成长的不同阶段对组织保持规范发展产生不同作用［7］。由此，本研究认为组织资源禀赋可以由规模化收益、实现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3 个方面进行测度，组织资源禀赋带来的组织规范性可以由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两个方面进行测度。
1.2 组织资源禀赋对组织规范发展的影响机制
结合组织资源禀赋的相关研究，合作社的组织资源禀赋包括规模化收益、实现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8］方面，因具有的地域性［9］、产业性［10］等特征，使得合作社成长不同阶段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明显差异［11］，进而引起合作社规范发展程度的不同［12］。而由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13］构成的合作社组织规范性，是组织规范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又是组织取得良好绩效的原因［14-16］。即参与产业减贫的合作社在其成长演化的不同阶段获取的组织资源禀赋不同，进而带来了由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构成的组织规范性差异，最终导致减贫成效存在显著差异［17-19］。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1：合作社不同成长阶段的组织资源禀赋对合作社组织规范性具有正向作用；
H2：合作社组织规范性程度对减贫成效具有正向影响。
2.1 案例合作社的选择
M 县位于南疆和田地区西南部，是靠畜牧业与养殖业为主要收入的传统县城，种养殖结构单一，促进农民增收渠道较少。在熟悉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扶贫工作队提供的合作社资料介绍，了解M 县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概况、优势资源的利用与合作社产业经营情况的基础上，选取X 社和H 社作为典型调研的合作社。两个合作社主导产业都是畜牧养殖业，在南疆地区畜牧养殖合作社产业参与减贫较普遍，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
两社均属于核心成员或大户牵头成立主导成立，前者主要以社员私有的牧畜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按自愿互利原则折股入社、按股分红，后者以土地要素及技术要素入股，在南疆地区具有典型意义；
两家合作社在短短的几年内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成长历程，其组织资源禀赋特征明显，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2.2 案例数据的收集
对X 社和H 社开展了2 次比较详细的调查：2020 年10 月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引荐下与X 社理事长阿某进行了2 个小时的深入访谈，对X 社的组织结构、经营规模、组织影响力、购销及成本增效等方面进行初步了解；
在**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办介绍下与扶贫工作队队长张某进行电话深度访谈，对H社在工作队帮助下如何从无到有成长演化的历程有了初步的了解。2021 年1 月，以合作社发展不同阶段如何实现规模化收益、实现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方面等方面为重点，与X 社合作社理事长阿某、理事会成员及社员20 人进行深度访谈；
对H 社董事长和部分社员进行了结构化访谈，重点了解在工作队帮助下节本增效、实现规模化收益、增强组织影响力、带动就业、促进农户增收及发展前景情况，并对所得资料进行梳理形成了约2.5 万字的访谈记录，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2.3 案例研究策略
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识别。首先识别两家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实现规模化收益、节本增效、组织影响力变化等资源禀赋状况；
然后分析合作社资源禀赋状况在发生显著变化前后合作社是否更加规范化发展。如果前者在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后者变化也较为明显，则可以解释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反之，则不能解释两者的因果关系。同样可以探索合作社组织规范性和合作社减贫成效的因果关系。
合作社资源禀赋状况的判别标准。包括规模化收益、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对合作社发展的有效性程度。
合作社组织规范性变化的判别标准。合作社为实现规范发展，针对规模化收益、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等方面的资源禀赋状况的变化，在内部管理、人才资源禀赋两个方面进行调整。
合作社减贫成效。以合作社带动就业和人均收入稳定增长作为测量减贫成效指标。
2.4 案例描述
X 社2011 年成立时注册资本86.5 万元，由理事长阿某（30 万元）、副理事长麦某（20 万元）出资，监事长如某（20 万元）3 名核心成员牵头成立，其余成员各出资0.2 万至2 万元不等，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畜牧养殖及销售、饲料及农产品的销购、中医及维吾尔医药草的加工及销售等。H 社2015 年成立时注册资本700 万元，包括理事长尚某（220 万元）、副理事长葛某（200 万元）、监事长邓某（200 万元）在内的19 名核心成员（人均5 万元），是当地畜牧、种植、林果、土地承包等业务于一体的合作社。该社主营业务收入包括果蔬的生产与销售；
畜牧与家禽的养育与销售；
农业土地开发与技术指导等。X 社和H社在成立后的几年内实现快速成长，规模化发展的雏形基本显现。
2.4.1 合作社资源禀赋的阶段性变化
1）初始起步阶段。在规模化收益方面：X 社6个出资人承包了1.3 hm2牛羊饲养基地，由于成立初期社员人数少，虽然现有社员是当地有名的畜牧业养殖能手，但利用现代农机技术不达标，还要花钱雇小三轮进行运输生产，因此初始起步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经营；
H 社在成立初期金融、人力等资本投入较多，加上当地政府扶持合作社，成立初期就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牛羊饲养基地及大型加工厂房。虽然该社有充足的资金、社会和人力资本，但没有抓住畜牧业生产核心要素，未能发挥自身优势，因此X 社也没能形成规模经营；
节本增效方面：X 社在成立初期因租来的大型农机无法发挥作用，外加外包及经营成本不断加大，最终亏损67 万元；
H 社在成立初期虽然拥有大型厂房及大型农业机器，但没能做到物尽其用，忽略了节本增效问题，导致投入和收益不成正比，成立初期也亏损了187 万元；
增强组织影响力方面：X 社是民间自发组织，是由当地大户发动当地牧民及农户组成，社员入社只是通过人传人或亲朋好友的推荐，也无直接来自政府的帮助，因此在成立初期组织影响力较低。H 社前期各方面投入较大，建立了大小厂房，又注重与农户合作及扩大组织影响力，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又因该社是政府的帮扶对象，农户更加愿意加盟到该社，H 社的组织影响力要好于X 社。因此在初始起步阶段，H 社在组织影响力方面的组织资源禀赋要好于X 社，在规模经营和节本增效方面二者相似。
2）探索成长阶段。规模化收益方面：经历成立初期的“伤痛”后，X 社为确保能够连片规模经营，理事长阿某亲自与农牧民交心，顺利说服68 户农户携带牛羊马等存栏入社。同时制定降低合作社最低加盟资金和农户以生产要素加盟该社的两种策略，此种策略很快见到成效，合作社收益开始增加，初步形成了连片规模化经营；
H 社在成立初期为了实现规模化经营，在建造加工车间使用大型农机的基础上，重视农民培育，使农户对农机使用率较高，因此实现了较好规模的收益；
在此阶段，H 社规模化收益要好于X 社。节本增效方面：X 社及时调整了畜牧养殖模式，实行从牧民放养到存栏养模式。该社通过抓住土地流转的机遇，开始从农户手里转入土地用于饲料厂和饲养场。这种改变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且节省了经营成本；
H 社虽然实现了规模化增加了收益，但是并没有很好地控制成本，导致失大于得。因此在探索成长阶段，X 社节本增效趋势实现反超H社；
增强组织影响力方面：X 社理事长阿某亲自到农牧民家进行面谈，为农民算出入社就能实现的保底账、额外获得的奖金及国家优惠政策等最直接的好处。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户积极性，组织影响力进一步加深，不到两年社员数翻了一番；
H 社在探索成长阶段忽视了组织影响力方面的建设，大部分农户是通过政府的间接介绍或工作组帮助拉拢入社，农户入社积极性不高，导致该合作社在该阶段组织影响力稍显滞缓。因此探索成长阶段X 社的组织资源禀赋表现在组织影响力和节本增效方面反超H 社。
3）市场规范化阶段。规模化收益方面：X 社在继续加强连片存栏养殖模式，持续加大转入承包地建立牛羊存栏及饲养基地，使经营规模进一步加大，规模化收益大幅度增加；
H 合作社由于规模化经营形成较早，政府色彩浓厚，便在该阶段忽视了该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规范发展阶段，H 社规模化收益出现少许滞缓；
节本增效方面：X 社通过与技术部门合作，使养育技术及远期规划更加科学，大幅度提升了节本增效的效率；
H 社在经历成本持续增大后，痛定思痛，开始重视对各项工作及成本控制方面加强监督，制定了从收购→加工→销售系列成本控制方案，逐步开始扭转节本增效低下的局面。该阶段X 社节本增效程度要好于H 社；
增强组织影响力方面：X 社印发了《X 社承诺信》，承诺加盟就有保底收益、承诺加盟资本越多年底分红越多、承诺国家扶持资金全用于合作社发展、承诺还有额外打工收益等。这使X 社远近闻名，组织影响力方面更加规范，截至2021年社员人数增加到537 人。H 社在政府的帮助下利用电视、广播等传媒手段进一步加强宣传，提升合作社的组织影响力，截至2021 年该社社员人数429 人，但相比较与X 社在组织影响力方面略显缓慢。因此市场规范化阶段X 社的组织资源禀赋在规模化收益、节本增效和组织影响力方面都高于H 社。
2.4.2 合作社组织规范性的阶段性变化 X 社和H社在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实现了快速成长，适应了当地社会化的发展。具体来说，两家规范成长演化历程可分为以下3 个阶段：
1）初始起步阶段。内部管理方面：在成立初期，两家合作社市场定位不明确，未出台有关组织规范性相关文件来约束及明确各部门职能所在，内部管理较为混乱，章程化低，内部管理存在较多不足之处，直接导致 X 社亏损 60 万元，H 社亏损 187 万元；
人才资源禀赋方面：X 社由于是民间自发组织，成立初期社员人数少，主要由当地“土专家”建立经营，忽视了招收专业性技术人才；
H 社在成立初期由于有政府的帮助，选择加盟该社社员较多。但是该社没有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人才资源管理模式带有浓厚的领导个人情感色彩，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临时性较强。因此，在成长起步阶段，两社的组织规范化程度不分伯仲，这与该阶段两社相似的组织资源禀赋有关。
2）探索成长阶段。内部管理方面：X 社在经历“伤痛”后，开始注重内部管理，出台了《X 合作社内部管理章程制度》，明确了理事会及监事会的各项职能，坚持一人一票制度，内部管理逐步走向规范；
H社虽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优势，但是对组织管理权限划分不细致，理事会拥有较大权力，并未设立监事会等监督部门，领导层带有较强政府色彩，各部门责任划分不明确，工作进展缓慢；
人才资源禀赋方面：X 社在招募社员的同时，采取吸引当地的“土专家”和出台技术入股等策略，使该社人力资本程度加深，返乡大学生及乡村贤士慕名而来。H 社成立初期社员数较多，但未能发挥好人力资源优势，各部门之间人员流动频繁，人才专业性差，各部门的协调度及结构性也较差，因此在探索成长阶段，X 社组织规范化程度出现反超H 社的趋势，这与该阶段X 社组织资源禀赋水平反超H 社的趋势相同。
3）规范发展阶段。内部管理方面：X 社开始加强组织结构关系，进一步明确市场定位，不断修改完善《X 社内部管理章程制度》，使内部管理规范化进一步加深；
H 社在经历“痛苦”后，下定决心进行改变。在部门职能制度方面开始进行探索，使内部管理规范化得以改观。在此阶段，X 社内部管理规范化要好于H 社；
人才资源禀赋方面：X 社通过举办“养殖我最行”等大型技术比赛，对前三选手进行资金及股份等奖励，调动了社员积极性，人才资源禀赋状况及管理模式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了当地畜牧行业的标杆合作社。H 社在结合自身雄厚实力和政府的支持下也决定启动人才引进计划，明确了引领农民发家致富，追求效应扩大化，服务农村，致富农民的服务理念，加强和农户的利益联结，招募当地“土专家”“土秀才”加入合作社，建立起由党员干部带头领导的典型合作社，吸引各路人才纷纷入社，人才资源禀赋程度加深。在此阶段，X 社反超H 社的势头减弱，两社的组织规范化程度出现齐头并进的趋势。
2.4.3 合作社减贫成效的阶段性变化 初始起步阶段：减贫成效不明显；
探索成长阶段：X 社2017 年社员收入同比2014 年增加2 000 元，带动农户从138 户增加到267 户。H 社2019 年社员人均收入同比2018年增加1 500 元，带动农户从238 户增加到378 户；
规范发展阶段：X 社社员人均收入由2018 年的2 500元增加到2021 年的5 800 元，带动农户从267 户增加到 537 户；
H 社社员收入由 2019 年的 2 000 元增加到2021 年的 4 500 元，带动农 户从 378 户 增加到429 户。
2.5 案例实证分析
本研究认为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包括规模化收益、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3 个方面，合作社组织规范性主要包括内部管理、人才资源禀赋方面。以合作社带动就业和人均收入稳定增长作为测量合作社减贫绩效的指标。
从两个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初始起步阶段看，X 社不涉及合作社规模化收益、实现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等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关键因素，由于不涉及规模化收益，因此对于合作社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应对市场变化能力等人才资源禀赋方面没有贡献，由于不涉及实现节本增效，因此无法实现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等内部管理方面的提升，以及合作社通过农户参与合作社实现与市场对接的组织影响力也未提升；
H 合作社成立初期在政府帮助下，通过内部管理及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了较小的规模化收益，成本节约及工作效率提高程度较小，组织影响力增强停留在初步阶段。该阶段相似的组织资源禀赋，带来了不分伯仲的合作社组织规范性。
从两个合作社的组织资源禀赋的探索成长阶段看，实现盈利资源禀赋程度加深，实现规模化收益成为关键因素。X 社通过市场应变能力和市场调查引领实现规模化收益，而H 社利用工作队政府扶贫资源和影响力来实现规模化收益，都实现了合作社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应对市场变化能力等内部管理的提升，农户通过参与合作社实现与市场的对接，合作社人才资源禀赋提升效果明显，由于X 社组织资源禀赋水平更好超越了H 社，由此组织规范化程度出现反超H 社的趋势。
从两个合作社的组织资源禀赋的规范发展阶段看，两家合作社及时实现规模化收益，实现了节本增效，增强了组织影响力，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及参与度，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大幅度提升，并且规范发展阶段的组织资源禀赋程度高于探索成长阶段的组织资源禀赋。在此阶段，X 社反超H 社的势头减弱，两社的组织规范化程度出现齐头并进的趋势。因此，从合作社成长的不同阶段表明，合作社不同成长阶段的组织资源禀赋对合作社组织规范性具有正向作用，证实了假设1。
从两个合作社组织规范性初始起步阶段看，由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决定的组织规范性低下的情况，带来的减贫成效较低（H 社这个时期减贫成效较好是政策扶持的结果）。
从两个合作社组织规范性探索成长阶段看，X社由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决定的组织规范性表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而H 社则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组织规范性的变化趋势X 社要好于H 社，X社的减贫成效也高于H 社。
从两个合作社组织规范性的规范发展阶段看，两个合作社的组织规范性都显著提升，但由市场机制引领的X 社在组织规范性的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方面都超过了拥有长期政府扶持的H 社，带来的减贫成效也表现出X 社大于H 社，表明合作社不同成长阶段的组织规范性程度对减贫成效具有正向影响，证实了假设2。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组织规范性和减贫成效的阶段性变化情况如图1。
图1 X 社和H 社组织资源禀赋、组织规范性和减贫成效趋势
本研究探究组织资源禀赋阶段性差异对合作社产业减贫成效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2家南疆典型合作社进行案例实证分析，结合合作社资源禀赋、组织规范性和减贫成效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合作社资源禀赋水平对合作社组织规范性具有正向作用，即实现规模收益、实现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等影响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水平，形成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和由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构成的组织规范性差异，表明由内部管理、人才资源禀赋水平构成的组织规范性，外加合作社通过与技术部门及政府的合作能够实现合作社规范发展，进而提升合作社的减贫成效；
要重视利用合作社的规模收益、节本增效、组织影响力种组织资源禀赋的提升，进而实现提升合作社的组织规范性程度，在合作社成长演化的不同阶段及时发现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主导因素，提升合作社规模化收益、节本增效、组织影响力水平，提升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利用效果。
2）合作社成长演化中组织资源禀赋带来的组织规范性的差异，是不同合作社减贫效应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表明合作社的规范发展，是合作社参与产业减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合作社成长演化中资源禀赋水平带来的不同组织规范性密切相关。由内部管理水平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构成的组织规范性的阶段性不同，会带来不同的减贫成效。合作社组织资源禀赋的水平并不直接导致合作社减贫成效，而是通过组织资源禀赋带动合作社规范发展的中介作用，进而实现对合作社的减贫成效产生影响。因此必须重视组织规范性在合作社内部管理水平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上的阶段性表现，如在初始起步阶段，合作社内部管理对减贫成效影响较小，在探索成长阶段和规范发展阶段，合作社内部管理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对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即组织规范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在合作社的探索成长阶段和规范发展阶段，抓住发展时机，及时实现合作社规模化收益、节本增效、增强组织影响力，提升合作社内部管理水平和人才资源禀赋水平，带来合作社规范发展，可以大幅度提升合作社参与产业减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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