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现状评估及建议——以陕西省石泉县为例

时间:2023-09-30 19:40:06 来源:网友投稿

张艺晋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贫困问题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中国在2020 年底消除绝对贫困,取得脱贫攻坚战略的全面胜利,这不但表明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农村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农村进入了由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相衔接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乡村振兴要求不断提高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移民搬迁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精神。随着全国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状况得以解决。2021 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从战略层面上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搬迁群众的后续稳定发展也成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1]。实现扶贫移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是一段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不是追求一时的脱贫和摘帽,而是要保证在政策逐渐脱钩后生计发展的过程中农户能依靠自身和现有资源实现生计的当代和代际可持续。因此,关注并寻找方式实现移民生计水平的高质量发展,评估并分析移民生计可持续状况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对预见性地阻断返贫、促进移民安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持续生计是指家庭在应对压力和打击后能够恢复,并在当前和未来维持甚至加强他们的能力和资产,而不会损坏自然资源基础的生计[2],其思想基础来源于 Sen[3]、Chambers 等[4]对贫困问题的深入思考。可持续生计研究是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内容,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DIFD 机构首先提出了对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方法的研究,其研究出发点是以人为中心,分析贫困脆弱性和发展之间产生的潜在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辅助形成优化的生计持续模式,来推动生计发展的良性模式运转。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多元立体的分析模型全面具象化个体或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形势。依据此分析框架,国内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从整合观、资源观、管理观动态构建生计能力[5],对实践水平下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恢复力等易地搬迁影响性[6,7],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的互动关系[8-10],以及生计风险影响与选择[11,12]进行研究。

以上研究表明,可持续生计评价作为辅助“不脱钩”的后续帮扶政策的重要参照,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可持续生计强调发展能力的贫困,以“资产-可获得性-活动”为主线,通过“政策-结构-过程”研究生计资本、评价、应对环境等诸多问题。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分析思路,使研究者能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地区和环境进行改进和拓展。生计可持续发展能更全面考察扶贫移民成效,能否可持续也是现实问题,应该得到重视。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情况,而对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仍有待深入研究。此外,现有关于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框架构建多基于SLA 框架,缺乏对移民群体的代际可持续能力的测算。对搬迁移民而言,斩断贫困代际传递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本研究以陕西省石泉县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移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社区参与观察方法,研究这部分群体的可持续生计。基于传统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进行优化,总结扶贫绩效考评和脱贫退出评估,构建反映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生计资本-可持续”2 个有机关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典型移民安置模式生计可持续发展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可持续发展路径。

1.1 研究区域概况

石泉县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的西部,地处秦巴腹地,汉水之滨,下辖11 个建制镇,140 个行政村,21个社区,人口18.3 万人,总面积为1 516 km2,森林覆盖率达75.8%,水资源总量6.156 8 亿m3,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战略格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地。随着石泉县启动易地搬迁工程,23.7%的农村人口从条件险峻的深山搬至平原地带,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扶贫成效显著。

为妥善安置搬迁移民,石泉县政府采用有土安置的手段为移民赋予农地,组建农业合作社发展以富硒农产品为主的农业产业链;
积极探索新型经营主体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打造“园区总部+新社区工厂+家庭工坊”的发展模式,使移民群众能就近就地就业的同时建设安置区;
以乡村旅游带动地区发展,建立以“康养度假”为核心的民宿型旅游景区,鼓励移民创业就业。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案例和数据来源于河海大学移民生计发展调查组于2021 年7 月对石泉县3 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调研。针对每个样本安置点,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及县扶贫办抽样基本数据,抽样入户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含移民家庭人员结构、身体健康状况、农地面积和质量、家庭经济水平、生活生产设施基础、生计技能情况、受教育程度、移民心态和社会网络情况等信息,抽样方法采用“县-乡镇-社区”均匀抽样,每个县样本行政村抽取50 户左右家庭数据,对调查农户进行面对面访谈,每户的访谈时间约为1~2 h。综合访谈补充资料,3 个安置点共覆盖158 户移民家庭抽样数据,为了使数据更易于分析,在使用前对其进行了数据查漏和剔除粗差等预处理,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52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6.2%。

2.1 “生计资本-可持续”框架构建

首先,需要确定与可持续生计相关的重要属性和变量。相关的指标选取研究在学界已有许多讨论。美国援外合作组织(CARE)从能力、资产和相关的经济活动分析脆弱性因素(环境冲击、生计限制)对农户生计(内容、策略、产出)的影响[13],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将可持续生计指标划分为5 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此外,还有分析不同情境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需求指标,如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SLSI)[14]和家庭生计安全(HLS),并关注于维持贫困线水平的粮食供给。而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低收入群体在解决了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后,其核心需求就从生存转变为高质量的后代教育,从而维持其代际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发展可能性的动力需求从外生转换为内源驱动[15],这也是国家脱贫战略的核心理念。因此,选择生计资本和可持续指标作为目标层面,用内生动力、代际可持续代表可持续指标的评估因子;
副指标层面则是将生计资本进一步分化,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5 类指标来分别评估;
在一个评价体系中,指标应尽可能来自于同样的抽样数据源,本研究结合陕南地区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文化习俗以及当地农户的生活习惯,设计了适合陕南移民的“生计资本-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生计资本-可持续”评价指标描述

2.2 指标权重处理与可持续生计评估指数

2.2.1 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各观测指标间的量纲差异,首先对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为避免对数运算出现0 值而无法计算结果,对归一化结果加0.1 进行数值平移。正向指标采用式(1)进行计算,反向指标采用式(2)进行计算。

式中,令Xij表示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值,其中,样本数i取值范围[1,n],指标项j取值范围[1,m]。

2.2.2 计算指标权重 本研究为确定实证检验下的移民数据的客观权重,使用熵值法来计算。熵值法的权重是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提取而来,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第j个指标第i个样本指标的比重(pij)。

2)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3)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系数(gj)。

4)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ωj)。

2.2.3 计算生计可持续指数 依据权重计算可持续生计指数,结合当地社会资源禀赋和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对某一时间点家庭发展能力可持续性和生计水平在将来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的判断,计算步骤如下:将样本数据标准化至[0,1],每个指标代表的熵权权重为ωj,rij为标准化样本在当前维度的取值,则样本i在第m个生计维度的可持续指数为:

3.1 可持续评估结果

根据标准化测量值和权重结果,计算出扶贫移民可持续生计指数。结果取值范围为[0,1],可持续生计指数越大,说明扶贫移民可持续发展状况越好,每 0.3 划分一个层次,0~0.3 为较差,0.3~0.6 为中,0.6~0.9 为良,0.9~1.0 为优。

安置区移民整体可持续生计综合评分(6 个维度可持续指数之和)为0.323,如表2 所示,评价结果为中。评价指标的权重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可持续指标>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
结合实际数据计算出的生计可持续得分排序为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可持续指标>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指标层中,权重排名前三的分别是G2(子女上大学人数)、A2(生计技能)和S1(在城市和在部门任职的亲朋好友)。而在可持续生计指数中,金融资本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物质资本、可持续指标、自然资本、社会资本,排名最末的是人力资本。

表2 扶贫移民生计可持续指数

对数据整体进行分析来看,内生动力石泉县移民家庭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严重,人力资本对家庭生计保障能力大大降低;
家庭受教育程度偏低,义务教育覆盖程度高但高等教育人数仍不理想,维持移民当代发展进程代际可持续的内源动力支持需要加强;
金融资本在当前阶段对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贡献度最高,移民依赖于参与合作社主导的生产发展项目维持部分生计,整体资本存量处于累积阶段;
农户生计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和政府补贴,自然资本难以保障务农收入;
在社区融入方面移民没有地域和文化的隔阂,移民能较快融入社区,以增权理论来说[16],和谐的整体氛围促进了移民整体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囿于深山的移民与外界交往较少,社交网络并不发达,仅在同村内部发展,社会资本整体来说偏低;
社区基础设施普及率和建设程度较好,移民能较为便捷地享受公共服务,物质资本作用发挥良好,但在设施软条件建设上如网络覆盖、社区卫生、公交通行等方面有待加强。

3.2 石泉县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根据“生计资本-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各维度权重,与调研产生的观测值得出各维度可持续指数(表3)和生计资本六维图(图1),并对当前各指标对应的石泉县移民生计现状展开分析。

表3 生计资本可持续指数

图1 石泉县移民可持续生计六维图

3.2.1 群体老龄化严重,农业经营状况较差 人力资本可持续指数为0.025,结合入户访谈调查,表现为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留守移民年龄较长,农业技能发展受到限制且难以进行高强度精细化的农业种植;
移民整体文化程度较低,且职业技能水平不高,导致移民很难有稳定就业岗位;
政府开展技能培训范围覆盖面很广,但培训质量不高,存在重量不重质的现象,为安置区移民的生计可持续埋下较大隐患。自然资本可持续指数为0.045,从农地耕种情况来看,移民当前能很好地维持耕种状态的比例仅占33.5%。而其余移民处于距离过远和交通不便捷的条件制约下,不能很好地再以经营农业为生,这种情况下的农业收益变得可有可无。农地作为移民的重要资产,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2.2 家庭资本存量较低,群体规则意识亟待提升 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可持续指数分别为0.064和0.076,可持续贡献程度位列第一和第二。从金融资本角度分析,在移民当前发展状况中,社会捐赠与家庭参与生产发展项目所占权重较高,一方面由于移民依靠村级生产发展项目与社会福利转移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移民家庭资本存量与收入尚未达到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状态理想水平。从物质资本角度来看,移民搬迁后住房、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基础生活设施以及自身物质条件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善。安置点道路硬化,77.4%的移民住宅由砖瓦、土木结构变为混凝土结构。公共交通服务便利程度大大提升,移民生活环境转变为规则性更强的群体聚集区域,群体内的规则意识与主动维护规则的观念尚未完全转变,存在公共区域乱扔乱放物品、垃圾的行为。社会资本的可持续指数为0.053,由于移民大部分属于整村安置,且所属同一县域,没有地域、文化带来的冲击,内部关系展开较为容易。调研时移民处于完成安置的状态并生活了约6~8 年,社区社会环境趋于协调一致。而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情况一般,交往范围局限于同村(同家族)、乡邻交往,群体性的固有习性难以打破。

3.2.3 生计能力建设滞后,代际可持续动力不足可持续指标的指数为0.06,在内生动力方面,移民较为了解乡村振兴政策,同援村干部的上门宣传有很大关联,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较强,认为生活能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
而有关生计能力建设方面,首先是信息获取途径匮乏,家庭信息获取方式比较单调,多为被动接受上门宣传,移民整体获取信息的主动性不高,限制了认知能力的提升;
其次,家庭生计能力拥有量不理想,大多数移民仅懂得农业种植技术,政府技术培训往往不符合当地资源禀赋,移民子女不能很好地学习对口技艺。在代际可持续培育上,义务教育普及状况良好,大多数劳动力都获得了初中及以上学历;
移民代际教育传递即高等教育就学比例较低,且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意愿不足,代际可持续发展核心动力不足。

本研究在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生计分析法多维度讨论了扶贫移民家庭的可持续生计指数。基于以上研究发现,石泉县移民受益于政策帮扶和企业发展带动,有效提高了家庭的生计资本,而可持续指标发展水平较低根源在于石泉县长期以来的地貌地势和经济社会的限制。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可持续发展建议。

1)帮扶力度不减弱,增强自然资本建设。保证外援支持力度不减弱,移民帮扶“摘帽不摘责任”。搬迁农户生计长期依赖自然资本,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在各项资本和要素不完备的条件下,合理利用迁出区的土地资源。石泉县优质耕地少而零碎,农地大多位于山坡,农业基础条件差,对细碎化耕地宜实行因地制宜退耕还林,涵养水土,恢复其生态功能;
对交通便利且平缓的位置进行开发,尽可能地形成规模化、集中化的连片农地耕作区,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发展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如农业合作社,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让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源变成资产,谋取农业附加值[17],提升社员农户的生计水平,鼓励低生计水平的移民参与集体主导下的合作社或市场经济活动中,增加他们的可持续性财产收入。

2)建立特色产业培育机制,加大地区产业带动。首先,应注重倡导和挖掘因地制宜的石泉县特色产业,为移民构建可持续的脱贫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天麻、富硒蔬菜水果、生猪培育、魔芋产业为重点特色农业发展,建立农产品“品牌培育-推广-规模化”的机制,提升特色农产品质量、规模和商品化率,并与石泉县“康养”旅游业相结合,拓展农业旅游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变美。其次,要做好产业扶持工作。发展产业,既是扶贫的主渠道,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加大对农田水利、土地整治、职业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促进传统农民向市民或产业工人转变,让移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的收入,并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生计能力、累积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

3)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提升生计能力水平。大力推广“扶志六法”,引导移民自觉保护村规村貌,约束个人行为,并开展公益救助司法普及教育,切实做好移民就业创业扶持工作。依托易地搬迁专项资金,与高校、企业、科研所帮扶配对,因地制宜地提升安置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对移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使其能从农业生产转向二三产业就业发展。对于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三无”人员,在安置社区开设公益性岗位,帮助其在安置社区集体经济收益下有适当补贴。同时,应注重提升农户增收渠道的多元性,在社区建设就业服务平台,定时整合发布就业信息、金融扶持政策、特殊岗位补贴等,防止疫情等外部风险冲击时农户无法承受,造成低生计水平农户返贫[18]。

4)推动教育产业发展,激发地区内生动力。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内源动力建设,深入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开展技能培训,拓展教育内容,全面地培育农户的能力,不断提高其技能水平和学习潜能;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新型经营主体和移民间的联结机制,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多元就业渠道,激发地区造血功能;
树立移民致富信心,提高参与主动性,增强移民自我发展的能力,重视生计资本积累,内外源动力结合,稳步提升移民生计可持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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