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七一党课讲稿（全文）,供大家参考。
[创先争优材料]
“七. 一” 党课讲稿
（ 当代中共党建史， 仅供参考）
当 代中共党建史， 系 指世纪之交前后的党建发展史， 即 1990年至目 前为止的当代中国政坛。
差不多就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体执政过程。
综观这二十多年的历史， 有十件大事贯穿着当代中共党建的历史， 这是因为：
第一， 都具有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二， 都发生了 全国范围的重大影响； 第三， 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 独木可见森林， 又能承前启后， 彼此关联， 构成这段中共党史的大脉络。
一、 1990：
怀念伟人毛泽东 1976 年， 中国发生了 三件震惊全球的重大事件， 一是周恩来总理逝世； 二是唐山大地震； 三是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那个时代的很多话再听起来恍若隔世， 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反复阐述的“至理名 言”。
众所周知， 毛泽东除了 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思想家和军事家之外， 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著名 的文学家。
1990 年元旦刚过， 中国文坛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青年作家， 成了一次文学座谈会的中心人物。
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 ” ？他回答：
“今日 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 又有人问：
“你怎么 看东欧和前苏联正在发生的逆转？ ” 他又回答：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 后来《人民文学》 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当 时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 邓力群大加赞赏：
“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 贴切， 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 对伟人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 上升到了 较深的理性思考。
”
1990 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
电影、 书籍、 形形色色的座谈会， 全都热衷此道， 卷土重来，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
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投向了政治领域。
反对自 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 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 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 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
化……这些话现有听来恍若隔世， 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 言”。
二、 1991：
“苏东波” 的冲击 这里的“苏东波” 不是指的宋朝著名 词人苏东坡， 而是指的前苏联和东欧政坛巨变的冲击波。
1991 年，“第三代领导” 经历了 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
在 90 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 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消息， 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
波兰、 保加利亚、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史、 罗马尼亚的兄弟党，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 什么， 在当时， 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 不知如何是好。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 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 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 说了 16 个字：
韬光养晦， 冷静思考， 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
8 月 19 日 ，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最后行动的失败， 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 是无论怎么计算也不会过分的。
对中国来说， 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 42 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和危机。
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 也不讲发展。
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 是一本叫 《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 的小册子， 也叫 “十九条”， 用 它来统一思想。
那里面说， 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 不批评那些“忽视了 阶级斗争” 的观念“非常有害”。
上海《解放日报》 发表了 皇甫平的文章， 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 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
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 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 力更生的， 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 反改革之道而行之。
还说：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 的诘难， 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 结果就把一声风波的“导火索” 给点燃了 。
这就是“姓社姓资” 的争论。
三、 1992 春：
“邓旋风” 席卷大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 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
泛的社会情绪。
从某种程序上说， 如果没有邓小平在 1992 年 1 月 的南巡， 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邓小平走在深圳的大街上， 这位 88 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带着四川乡 音， 掷地有声地说：
“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基本路线要管 100 年， 动摇不得。
只有坚持这条路线， 人民才会相信你， 拥护你。
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策， 老百姓不答应， 谁就会被打倒。”
这位老人是冲着 1989 年、 1990 年和 1991 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
邓小平在 1989 年冬天退休的时候， 显然已经想到会有深圳之行。
然而他的“告别政治” 并非没有条件。
那几个月 他再三说， 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
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 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
他在北京说了又说， 期望能够制止， 都没有用。
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 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
他是有备而来的， 所以总是触景生情， 有感而发， 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 既平和又锐利。
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 他就说：
“有的人认为， 多一分外资， 就多一分资本主义， ‘三资’ 企业多了 ， 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 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
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 他还说， 有些理论家、 政治家， 拿大帽子吓唬人的， 不是右， 而是“左”。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 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 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
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 正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
四、 1992 夏：
为市场经济正名
——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急风暴雨， 蹒跚而行， 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 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
1992 年春天， 他已经拿定了 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
他打算站出来， 既是向邓小平、 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 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
1992 年 6 月 9 日 ， 他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
好几百人在等待他。
他昂着宽阔的额头， 开始了 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
在某些关键环节上， 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 而且还走得更远：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 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 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 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
我倾向于使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提法。
”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 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
”老实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 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 共产党人的理想， 也包括了经济自 由化的冲动。
五、 1996：
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政府殚精竭虑 40 年， 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 就是做不到， 可市场经济才出来 40 个月 ， 情形就变了 。
1992 年，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12. 8%， 比 1991 年高出 5 个百分点。
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的膨胀起来， 到年底达到36%。
中央说了无数次， 希望地方官员 能理解， 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地方官员 照样我行我素。
在商品市场上， 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 17%， 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 40%， 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1993 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 是江泽民与朱容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
自 从进入中南海以来， 朱容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 种种应急的办法。
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 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 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 削减基建投资； 削减行政费用 20%…… 接下来的 1995 年里， 中国经济似乎出现转折。
政府费尽心血 40 年， 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 就是做不到， 可市场经济才出来 40 个月 ， 情形就变了 。
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 600 种商品供大于求。
到了 1996 年结束的时候， 中国所有的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 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六、 1997：
小平同志走了 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 毕竟每一代人不得不用自 己的智慧来生活。
1997 年 2 月 19 日 ， 93 岁的邓小平去世。
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 当空。
第二天凌晨， 全世界都知道了 。
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 一遍又一遍， 几百个城市里面， 哀乐一刻不停， 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
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 忽然汽笛长鸣。
可是没有人把 1997 年和 1976 年混为一谈。
毛泽东去世时， 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中国。
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他英明领导了那么久， 现在有谁有本事来领导我们呢？ ”可现在， 老百姓已经没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了， 人们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 没有抽泣， 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
“他走了 ， 总会有人来的”。
胆大的人这样说着。
在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中， 在邓小平之后接班， 无疑是幸运的。
正是邓小平把江泽民从他的同辈人中挑了 出来， 帮助他拨正航向， 搬掉所有的绊脚石， 为他排除了 形形色色的政治障碍， 却又留下了 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
就从那一天开始， “第三代” 无所顾忌地前进了 。
七、 2001：
进入世界新秩序 在经过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变革后， 中国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体。
1999 年春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 最后关头。
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已经持续了 十多年。
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 “交战” 双方不是兵戎相见， 而是唇枪舌剑， 而且全部面临着双重压力。
2001 年 9 月 的最后一周， 有 45 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 好几百个外国公司的大老板到这里来参加《财富》 论坛，论坛的题目 叫 做：
“中国——未来的 50 年”。
年底， 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终于达成协议； 又过了 一年七个月 ，中国申奥成功了； 又过了 五个月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 。
中国在经过了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巨大变革后， 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体。
原来这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有共同标准的， 不分国家， 地域、 种族、 文化、 信仰， 人人都应遵守。
所谓“特殊国情” 一说， 就像一块遮羞布， 越来越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八、 世纪之交：
历史的分化 社会结构正在从原来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最新职业调查报告表明， 职业分化越来越大。
在北京， 现有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 260 多种。
结果证实， 所有的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 工人最低，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
至于乡 下人， 收入就更加可怜。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 大约为城里人的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陆学功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认为， 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出 现十个阶层， 又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分成上层、 中层和底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证明， 中间阶层不仅是新出现的， 而且还是“扩张最快” 的部分， 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有产者” 越来越多， 而“无产者” 则处处感觉到被漠视。
钱不再是万恶之源， 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 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 的温床了。
现在不仅承认中间阶层的存在， 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 而且还把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象征。
九、 2002：
创新与接班的大会 党如果真要保持自 己的生机， 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 己。
2002 年 11 月 7 日 ， 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 100 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 江泽民“三个代表” 中所包含的意义， “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江泽民在“十六大” 的报告中， 一个“新” 字至少有 90 多处。实际上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更有刺激性， 只是其中最富有突破性的部分， 被绝大多数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 。
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十六大” 圆满结束， 这是过去 50 年来最少伟人色彩的一次党代会， 也是过去 80 年里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所以我们可以把 2002 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意义的政治开端，事实上 21 世纪的中国将不再是过去伟人的时代， 而是普通人的时代。
十、 当代年轻人的新思维 我们的父辈以前总是喜欢说“实事求是”， 在今天， 我们这些人都喜欢说“与时俱进”， 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名 词， 代表着一个时代发展的方向。
当进入 2006 年的时候， 有件事需要再提， 那就是那些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里出生的人们， 已经 29 岁， 逐渐步入中年人的行列。
让父辈们烦恼的是， 新一代人不知道过去的事。
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 他们同情父辈的无奈， 痛恨父辈的虚伪， 冷眼旁观父辈的奋斗， 嘲笑父辈们的落伍——竟然以为“F4” 是美国飞机， 不知道 CI， 不知道 MBA， 不知道互联网， 不知道新新人类， 人们相信这世界已经改变， 将不再属于逆来顺受的人， 而是属于独立意志的人：
不再属于“两不怕”， 而是属于新技术； 不再属于权力，而是属于智慧； 他们心里装的是自 己。
“最重要的是自 己”、“先对自 己负责， 再想别人”， 这些是当代年轻人的新宗教和新思维。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件， 就是新人长大了， 他们的父辈在 20 多年前喜欢说“实事求是”， 在今天新人们则喜欢说“与时俱进” 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词语， 这正好诠释了 当代年轻人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