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珉 王佳佳 吴 迪
①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221140 ②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
抑郁症是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精神疾病,主要临床特征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1-2]。据统计,我国在校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约为30%,抑郁症已成为危害大学生群体身心健康的主要心理疾病之一[3-4]。大学生存在抑郁症状不但对其自身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还可能影响其学习成绩与个人未来职业发展,并增加学生家庭、学校与社会的负担,急需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负性自动思维是指机体在面对应激情境所产生的一种自动的、消极的、反复出现的思维,对个体的行为状态、应对方式产生不良影响,属于抑郁的核心特征之一[5-6]。抑郁症患者的另一大特征为高自杀风险。自杀意念是个体存在的一种自我伤害想法、念头与意愿,但并未形成具体自杀的计划[7]。然而,部分存在自杀意念的患者会将其转化为动机,支配机体付诸于行动以产生伤害自己的行为[8]。因此,负性自动思维与自杀意念会给大学生抑郁症状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不良后果,有必要对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纽曼(Neuman)系统模型基于一般系统理论,在该模型所针对的对象可以是个人、家庭、团体、社区或社会实体,并认为每个对象都是独特的。纽曼系统模型专注于通过可能危害人的健康和福祉的压力因素,发挥改善患者不良情绪的效果[9]。目前,该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癌症、终末期肾病等疾病患者的心理干预中,并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10-12]。抑郁症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13]。传统的药物治疗能有效缓解抑郁症状,但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和依赖作用。通常辅以心理干预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14]。当前对大学生抑郁症状患者进行心理咨询,协助其康复已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校园心理危机干预方式。但传统的谈话疗法等心理干预用于抑郁症患者效果受限。目前未见有应用以纽曼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改善大学生抑郁症状的研究文献。基于此,本研究以纽曼理论为基础对抑郁大学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旨在探讨该模式对抑郁大学生自杀意念、负性自动思维及睡眠质量的影响,以期为大学生抑郁的治疗积累数据。
1.1 对象
以2019年6月-2022年6月某两所高校150名有抑郁症状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82例、女性68例,年龄18～23岁,大一48例、大二30例、大三32例、大四40例。纳入条件:①初发抑郁症状;②在校大学生,身体健康;③意识清晰,可独立完成问卷调查;④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余心理问题或精神发育迟滞者;②接受过心理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或心理干预;③服用过精神类药物者;④合并严重心肺功能异常;⑤合并脑部器质性疾病患者。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对照组患者由精神科医师开具抗抑郁药处方进行治疗,并给与常规心理干预。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与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
1.2.1.1 压力源分析 运用Neuman理论为基础分析抑郁大学生心理状态及其所承受的压力源。经提取、总结得出导致抑郁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负性自动思维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方面:①对疾病缺乏认知,导致对治疗缺乏信心,依从性差,认为“抑郁不可能治愈”或“自己不可能过上正常生活”。②长期处于心情低落状态,学习压力大,对自我评价低,经常产生自我怀疑及绝望感。③家庭氛围以及支持系统较差,感知父母冲突,认为“家庭成员或同学、老师等对自己抱有偏见或不理解自己”。
1.2.1.2 干预措施 根据上述影响因素制定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①一级干预:首先是深度陪伴抑郁大学生,与其建立稳定的咨访关系。然后根据抑郁学生的身心状态与节奏,整合运用多种心理咨询流派技术,在能量层面、感官知觉层面、肌肉运动层面、情绪情感层面、认知表征5个方面同时进行工作,即深度开展一种从身体出发,抵达大脑、语言表征的从下而上的心理疗愈历程,同时启动身体、左脑与右脑进行工作,帮助抑郁大学生释放身心里面印刻、储存的创伤记忆,将那些被长期过度激活的交感神经系统或长期僵住的副交感神经系统里面被阻隔的能量流动起来,从而逐渐完成身心结构里面比较深层的转化,重新体验到健康、活力的感觉。②二级干预: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为患者进行抑郁相关知识介绍,包括抑郁症的诊断依据、主要症状、治疗方案、饮食指导(避免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及咖啡、浓茶等)、睡眠指导(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温水洗脸、泡脚、不进行剧烈运动)等。告知患者该症属于常见疾病,且不具备传染性,是可以治愈的。为患者介绍成功治疗的案例或邀请成功病例亲自进行宣讲,分享相关治疗心得。引导患者进行提问,并给与详细解答,当患者病情有所好转时,给与肯定与鼓励。③三级干预:帮助患者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及自我欣赏,给与患者改善情绪相关指导,包括推荐启发心智的书籍、鼓励参加户外活动。对于学习的压力以及生活的不愉快,应进行规划并充满信心的面对,不能采取逃避行为。针对处于青春期后期的大一新生,应转变学习及生活方式,例如将高中时期的“填鸭式”学习转变为“自主式”学习,将“依赖式”生活转变为“独立式”。针对大四毕业生面临就业所产生的心理问题,告知其“工作并非理想化的”,当现实与想象中存在落差时、竞争失败时,不应失去对就业的信心,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清晰认知自己的能力、个性、爱好及特长,进行自我定位与就业规划。④四级预防:邀请患者家属以电话或视频形式参与宣讲,通过网络平台向家长推送抑郁症、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取得家庭成员的理解与支持。营造和谐、愉快的家庭氛围,使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告知家长多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不能仅关注其学习成绩。鼓励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后,及时告知家长并寻求帮助,当家长无法解决时可求助心理咨询老师。让患者感觉到家庭支持,家庭成员并未放弃他。鼓励患者结交朋友,由于部分患者对于社交具有恐惧心理,可通过与小规模人群接触,增强活动能力。此外,还应鼓励同学及老师给与患者帮助与支持。
1.2.2 研究工具
1.2.2.1 抑郁情绪评估工具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5]作为评估工具,该量表于1965年由Zung编制,SDS量表包含20个条目,其中躯体性障碍及抑郁的心理障碍条目各8个,精神性-情感症状及精神运动性障碍条目各2个。每个条目均采用4级评分制,“无或很少时间”计1分、“小部分时间”计2分、“较多时间”计3分、“几乎全部时间”计4分。总粗分=20个条目分数相加,标准分=总粗分×1.25(取整数部分),分数越高代表抑郁情绪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2.2 自杀意念评估工具 采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16]作为评估工具,该量表于2010年李献云等进行翻译。BSI-CV量表评估最近1周以及最抑郁时2个时段,BSI-CV量表中包含自杀意念条目5个与自杀危险性条目14个,每个条目均采用0～2分法,“没有/极少”计0分、“有时/偶尔”计1分、“经常/持续”计2分。总分为自杀意念与自杀危险性分数之和,分数越高表示自杀意念或自杀危险性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1.2.2.3 负性自动思维评估工具 采用负性自动思维问卷(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ATQ)[17]作为评估工具,该量表于1980年由Hollon与Kendall编制,ATQ问卷包含3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制,“无/不相信”计1分、“偶尔/有点相信”计2分、“有时/比较相信”计3分、“经常/相信”计4分、“总是/非常相信”计5分,分数越高表示负性自动思维出现频率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1.2.2.4 睡眠质量评估工具 采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18]量表作为评估工具,该量表于1989年由Buysse编制而成,PSQI量表包含睡眠质量、睡眠时间、入睡时间、睡眠效率、催眠药物、睡眠障碍与日间功能障碍7个维度,共计9个条目,每个条目均在用“0～3分”4级评分制,总分为各维度分数之和,分数越高代表睡眠质量越差。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1.3 统计处理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抑郁情况比较
干预前,两组S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两组SD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试验组SD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DS评分比较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杀意念比较
干预前,两组最近一周及最严重时BSI-CVSD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除对照组自杀危险性评分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外,两组其余BSI-CVSD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试验组自杀意念强度、自杀危险性、BSI-CVSDS总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3。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最近一周BSI-CV量表评分比较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最严重时BSI-CV量表评分比较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负性自动思维比较
干预前,两组ATQ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两组ATQ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试验组ATQ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ATQ评分比较
2.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睡眠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PSQI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两组PSQI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试验组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表5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PSQI评分比较
3.1 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减轻抑郁大学生自杀意念
调查结果显示,自杀为我国抑郁症患者及大学生群体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19-20]。研究表明,自杀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个体应对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21]。自杀行为整合动机意志模型中提出自杀行为的发生包括3个阶段,即前动机阶段、动机阶段与意志阶段[22]。其中,动机阶段是导致自杀意念产生阶段,有必要在这一阶段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以防治其向意志阶段进一步发展,避免进行自杀行为尝试。本研究中,干预后,试验组最近一周及最严重时的自杀意念强度、自杀危险性、BSI-CVSDS总分均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分析其作用机制是由于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利于缓解抑郁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分析原因是由于挫败感和羞耻感是导致自杀的两大痛苦诱因,而该干预模式通过一级、二级预防中的帮助患者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及自我欣赏,减轻了患者的挫败感和羞耻感,将自杀意念扼杀于前动机阶段与动机阶段。
3.2 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改善抑郁大学生负性自动思维
情绪障碍认知理论认为,负性自动思维是导致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基础[23],且研究表明,负性自动思维可以对抑郁造成直接影响,可将其作为抑郁的预测因子[24-25]。负性自动思维可能通过引发学生冲动特质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26]。本研究中,干预后,试验组ATQ评分低于对照组,分析其作用机制如下:认知过程或思维态度,在抑郁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发生应激事件时,错误的认知过程与消极的思维态度可能导致患者产生负性自动思维。而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在一级干预中,通过帮助抑郁大学生释放身心里面印刻的创伤记忆,在个体的能量层面、感官知觉层面、肌肉运动层面、情绪情感层面、认知表征5个方面同时进行工作,逐渐完成身心结构的深层转化,重新体验到健康与活力。二级干预中纠正了患者的错误认知,在三级干预中帮助患者转变学习及生活方式、实现自我定位与规划,在四级干预中提升了患者的家庭及社会支持,使其感受到周围的理解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负性自动思维的产生。C Basogul等[27]指出,基于Neuman理论的抑郁应对方案有利于改善抑郁症患者抑郁水平、提高解决问题的技能、减少使用回避策略的频率;李岚等[28]指出,Neuman干预模式有利于缓解产后抑郁症患者负面情绪,提升其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与本文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3 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提升抑郁大学生睡眠质量
研究表明,抑郁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高于健康人群,其主要表现为难以入睡、难以保持睡眠、日间嗜睡、睡眠质量差等[29]。大量研究证实,睡眠质量与抑郁情绪症状之间存在明显关联,睡眠质量的好坏是抑郁症严重程度、预后情况的重要指证[30-31]。本研究中,干预后,试验组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分析其作用机制如下: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通过与身体、心理及情绪深层工作,同时介绍抑郁症相关知识、介绍成功案例等方面,消除了患者关于抑郁症可治愈性以及自己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等方面的担忧;该模式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设定自我定位与就业规划等,使其压力得以缓解;良好的家庭与学习氛围也有利于改善睡眠质量。李丽绚[32]、严玉鑫等[33]均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指出基于Neuman理论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利于提升其睡眠质量。
综上所述,在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结合以Neuman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利于减轻抑郁大学生自杀意念及负性自动思维,缓解抑郁程度,提升睡眠质量,对于抑郁大学生的治疗及自杀危机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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