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回来了，那些个喧闹、热烈、可爱的城市。让我们重新和它们打一声招呼，并且希望，过去3年没有打断太多。
关于“打断”的顾虑是不可回避的。在这一切开始前，中国城市已处在向上生长的惯性中，城市之间开始通过寻找差异化路径来谋求各自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在舒适自在的状态中享受城市，共同获得滋养。虽然其中有起落，也有波折，但整个进程所带来的力量，让我们满怀期冀。
好在，城市的韧性比我们所想的要强得多。当人们重新自由流动，享受生活，城市的迷人之处便再次绽现。
因此，在“新一线城市”概念提出十周年之际，我们仍能将其当作一个连贯的故事，从头回望。
“未来几年，中国若干个‘二线城市的多个指标将达到目前一线城市的水准。大公司正寻找并促成这些城市的升级。我们把这些城市命名为‘新一线。”2013年8月5日，我们将这段话写在当期《第一财经周刊》的封面，首次提出了“新一线城市”的概念。
这10年时间里，我们在很多城市观察了很多人，与他们见面、聊天、采访，也计算了大量数据指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见证了中国城市高潮迭起的成长与更新。
起初的动力来自于帮助公司和公司人发现那些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城市，让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出更科学的决策。因此，我们将新一线城市的寻找与挖掘放在城市工商业的繁荣程度上，尤其将重点落到了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等城市商业主体如何在经营和扩张中国业务的同时，促成中国城市升级的动态进程上。
向前倒推10年，正在着手“下沉”的，是星巴克、优衣库这样的品牌，而它们下沉的目的地如今已经成为区域业务的支柱城市。
在2013年拥有207家全国门店的优衣库，彼时正在探索的是苏州、西安、昆明这样的城市，通过当地开出的第一家店的业绩是否超预期，它试图判断城市真实的消费能力。现在，优衣库的门店规模接近10年前的5倍，进驻国内城市的数量达到了190个。
星巴克在2010年的全国门店数量是4 0 0 余家，其中70%以上都在北上广深。当它提出到2015年在中国75个城市开设超过1500家门店的计划—后来这一目标更新至2 0 21年达50 0 0家—时，很多人都震惊于这个美国品牌对中国咖啡市场的乐观。而现在，它的中国门店数量已按计划超过了6000家。与此同时，原本由其独占的市场上还出现了本土竞争对手瑞幸咖啡，后者将中国市场单品牌连锁咖啡门店总规模的想象空间抬到了1万家。
当时来自全球各地的跨国公司对一线城市以外的中国市场整体还是陌生的。它们可以从统计数字上看到中国有数百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但对于如何抓住这个庞大又充满差异的市场还没有清晰的思路。“品牌不应该把低线城市当成低线城市来对待，它们应该受到品牌对北京上海这样城市的同等待遇。”时任LVMH Capital管理合伙人Ravi Thakran在2013年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提出了这样一条明显带有时代烙印的外部视角观点。
我们已很难想象，这样的场面仅仅发生在10年前。此时此刻我们正享受的中国城市商业魅力，似是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提档升级。
但若以商业文明进化的谱系和历史作为参照，这一进程又的的确确就是在10年内走完的。
2016年至2023年城市商业魅力排名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这10年时间里，城市商业空间激增。替代了传统百货和商业街区的标准综合体式购物中心，以及逐步进化出的街区式、公园式商业体，将头部城市的品牌、业态及生活方式复制到下线城市，拉齐不同城市间的商业语境，抬升了全国整体的商业水平。与此同时，这种快速高效的复制反向刺激一线城市展开下一轮的商业空间与品牌创新，也一定程度上多向化了商业资源传导的方向与路径。
新生代的消费群体同步活跃于网络线上与城市实体，他们打破了城市物理空间的隔阂，选择性地否定城市級差的存在。消费实力与消费理念同步跃升、敢想敢做的一代掌握了需求端的话语权，他们不再被统一的消费场景和品牌理念束缚住—无论外资品牌自上而下传导的身份标识，还是本土品牌在地创造的生活态度，首先都需与消费个体自洽才能获得认同，这也使得经典的品牌下沉理论不再绝对奏效。消费群体在消费与生活方式上的多元化，迫使城市从不同向度上提供更多层次的选择。
综合实力突出的一线城市不再构成对年轻人的绝对吸引，但城市没点儿魅力又万万不行。我们上一次讨论年轻人成批地离开一线城市时，用的大多是“逃离”“迫不得已离开”之类被动、消极的词汇，而现在聊起常住城市的选择，你能听到的是类似“我本就属于……”的表达。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产业繁荣与就业岗位供给等各项数据和指标在10年间提升的表征背后，是它们足以支撑起年轻人足够体面的工作和收入，甚至包括职业的理想，并且这不需要以远离熟悉的文化、语言、食物和家人来交换。
地域之间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总体上是被放大的。10年前，我们挑选出的明星城市包括杭州、天津、成都、苏州、武汉、重庆、青岛、南京、沈阳、大连等。当下来看，其中不少新一线城市的综合魅力一定超越了10年前的一线城市水平，甚至它们之中已在一些领域追上了当前的一线城市；
但也有几座城市，不再出现在新一线城市的名单里。10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成渝“第四极”的崛起，中部地区出现多座超过预期的新兴城市，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批北方城市的失速与没落。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也已经连续发布到第8年。通过近200个品牌、17家互联网公司和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围绕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一级维度来评估33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2023年这份榜单里的15座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苏州、西安、南京、长沙、天津、郑州、东莞、青岛、昆明、宁波、合肥。
受数据时效的影响，《2023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各项指标主要采用的是2022年全年或者截至2023年年初的数据，其中的非常态和不确定性因素有较多干扰。
结果依然显示出了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在分界线上的竞争焦灼。相比上一年，昆明重新回归新一线，替代了此前攀升较快的佛山；
此外，二线城市的头部还包括沈阳、无锡等曾经的新一线城市。
长期分析研究和界定城市之间存在的级次差异让我们愈发意识到，当前中国的城市级差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梯度结构，它是复杂立体的、网络状的。
在我们以现代商贸交往为基础来看待城市在区域中的商业地位时，每个区域围绕核心城市-其他腹地城市的资源传导逻辑是简单清晰的。但正如互联网活动带来了日益去中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传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和修正了。
“网红城市”从最初的西安、重庆、长沙等新一线城市，变为了今年的三线城市淄博。所谓城市的突然爆红，大多与短视频时代可视化的城市形象给人们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异地憧憬有关。这种憧憬未必需要与生活在当地的人对城市的综合体验与感知相匹配，它可以是片面的、感性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指标意义上看起来已然固化的城市级差，也打破了一座城市只能以周边腹地的大小来决定城市想象力的束缚。
這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城市的增长逻辑。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里，城市的个性一定程度上是被漠视的。想要跟上大家的步伐，从高线城市照搬发展模式是最容易也最有效的办法。从消费品牌的迁移，到产业路径的效仿，与发达城市越来越像，似乎就能代表自身的成长。
的确，这种成长绝非虚构和想象。它从数字和感受上，都实现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滚滚的城市化浪潮中，拼命追赶的低线城市没有被甩在后头。
但埋头向前冲的成长总归存在缺憾。它可能推倒了传统的建筑和肌理，将城市的商业活力集中在了新筑的大盒子里；
或许向城市现有空间之外索取了过多的发展空间，城市与乡村、与自然之间的共生问题的优先级后退了；
又或者，在地文化的认同被暂搁一旁，城市的外向性和包容度被提到了更靠前的位置……这些未必都有明确的黑白错对，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大都是顺应时代潮流而留下的选择。
只是，每座城市都有它的山水和市民，有它的历史渊源与传统根基，有它与周围独特的关系，也有本就属于它的性格与气质。无论地域，无论规模，它应当成为它自己。那样的城市，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认识、感知、深入、共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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