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恩玲 ，罗小锋 *，张俊飚 ，唐 林
（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3.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武汉 430070）
我国是最早栽培食用菌的国家，食用菌以其生产具有“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的特点，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1]。根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的统计，2015—2020年，我国食用菌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4%。在食用菌生产过程中，菌棒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菌种的生长，从而保障最终产品的质量。我国食用菌种植户使用的菌棒主要来源于自己制作或购买专业的菌棒，现状，小规模菇农因成本约束、传统经验依赖等原因多采用自己制作菌棒的生产方式[2]。但是随着环境污染加剧、病毒种类增加等新问题的出现，菌农仍凭借经验生产的方式将难以抵挡菌棒被污染的风险。购买专业生产的菌棒能够节约劳动力、减少污染风险、提高产品质量[3]。在食用菌生产发展道路中，工业化模式转型是必然[4]，但由于其购买成本较传统方式更高，以及作为新技术产品推广初期受限等原因，较少有农户去购买专业菌棒[5]。为推动食用菌生产专业化、工厂化发展，各级政府和组织相继出台优惠政策和补贴进行鼓励，以期推广专业菌棒，推动食用菌种植户高效、专业的生产[6]。
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是我国目前食用菌种植的主要模式，选择自己制作菌棒还是购买专业菌棒归根结底是农户个人生产行为方式的选择。学者们对农户生产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现有研究认为农户的性别[7]、年龄[8]、社会角色[9]、文化水平[10]和认知特点[11]等个体层面的特征会影响农户生产方式的选择。另外，种植规模[12]、家庭劳动力情况和收入水平[13]等家庭层面的特征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许多学者也研究了组织形式等外部因素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诸如“合作社＋农户”“公司／企业＋农户”等组织形式对促进农户选择高效、安全生产行为有积极作用[14-15]。
通过查阅文献不难发现，很少有研究关注到这些外部组织对农户特别是食用菌种植户生产方式选择的影响途径。事实上，农户在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时会面临认知障碍，在工厂化专业制棒兴起之前，家庭自制菌棒一直是农户的传统行为，在小农户对新兴的专业制棒模式认知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使用新技术产品的可能性无疑会降低。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农村合作组织功能不断完善，合作社在提供生产技术培训、传递农业投入品质量信息、提供优质农产品溢价激励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6]。近年来国家推广“公司+农户”合作的形式，使得该模式不断得到发展，公司和合作社等外部组织通过和农户签订生产协议的方式增强了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程度，那么这一过程是否会有效提升农户的认知水平从而促进新技术产品的推广呢？因此，本研究基于食用菌种植户通过签订生产协议与外部组织联系程度提高的基本事实，以食用菌种植户菌棒来源选择的生产方式为例，利用食用菌主产区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签订生产协议对食用菌种植户菌棒生产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其通过提高农户认知水平来影响农户行为的内在途径，为推动农户使用专业菌棒，实现食用菌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供有效建议。
1.1 签订生产协议对食用菌种植户购买专业菌棒行为的影响
在我国农村推广新技术产物具有以下几项制约。第一，信息渠道的制约。尽管现今互联网迅速发展，我国农村仍处于较封闭的“熟人社会”中，农户对于新事物的了解和接受较难突破固有社会网络的局限[17]。第二，未知风险的制约。农民作为传统的“经济理性人”，相较于其他人群拥有更强的风险规避特性[18]，加上农业生产的脆弱性，许多农户更愿意沿袭传统生产方式，不愿意尝试新的技术产物，具有“宁愿少赚，不愿亏本”的行为倾向。第三，认知能力的制约。受小农思想的束缚，我国的农民大多对固有认知以外的事物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因而在未亲身体验某项新技术成果之前，较难去信任新生事物[19]。第四，技术水平的制约。我国农户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尽管生产经验丰富，但是学习能力较差，对于新的农业产品即使认可其价值，愿意尝试，但是碍于能力限制使得农户们较难持续有效地使用新技术产品[20]。
生产协议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能让协议双方有更强的联系，与食用菌企业或合作社签订生产协议的农户通过与组织成员的交流和接触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网络，增加了对新事物的了解，从而有更多机会了解工厂化专业制棒的模式。签订协议的双方均有为对方提供一定保障的义务，农户通过与食用菌企业签订协议获取订单，与合作社签订协议能保证产品销路，缓解了农户担心市场风险而抵御购买专业菌棒的心理。公司或者合作社组织为了保障生产协议的顺利实施，会更加关注食用菌种植户的生产行为，如生产效率等，因而会通过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促进食用菌种植户采用更有效率且更安全的专业菌棒，利于构建畅通的技术推广道路，还为农户采用新技术产品扫清了其他障碍，如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农户适应专业菌棒的能力。基于上述推论，本文提出假设1。
H1：签订生产协议对食用菌种植户购买专业菌棒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1.2 工厂化认知对食用菌种植户购买专业菌棒行为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计划行为理论表明认知是行动的前提，当农户面临劳动力约束和技术陈旧的双重限制时，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是驱使其购买专业菌棒的关键促进因素[21]。作为一种新的农业生产资源，当工厂化专业制棒的特性和优点未被有效传播时，食用菌种植户会由于知识缺乏而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其行为。相反，若农户通过一定的渠道得到可靠全面的信息，认识到工厂化生产的菌棒具有节约劳动力、稳定产量等优势，权衡利弊后会更愿意采用专业菌棒。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在塑造个体认知、意愿和行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2]。公司和合作社作为外部组织，是外部环境的一种特殊形式，外部组织通过生产协议这一纽带与食用菌种植户紧密联系，成为农户提升对工厂化专业制棒认知的重要渠道。由于生产协议的正规性和可约束性，使得签订双方以互相信任为前提自愿达成协议，成为统一战线，因此生产协议反映了签约双方具有较强的信任程度和较高的合作水平。公司的战略高度和合作组织的专业性为农户采用专业菌棒提供了稳定、正规的信息渠道，在签订生产协议的过程中，外部组织通过传递较全面的信息，促使农户加深了对工厂化模式的了解和认知。基于上述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工厂化认知对食用菌种植户购买专业菌棒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工厂化认知在签订生产协议和食用菌种植户购买专业菌棒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全国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在食用菌主产地的实地调研。本次调研的区域覆盖京、黑、吉、辽、陕、冀、豫、鲁、鄂、浙和川这11个食用菌主要生产地。本次调研主要针对食用菌种植户的生产方式进行家庭走访，问卷内容具体包括农户的个人禀赋、家庭情况和食用菌生产过程中的各项行为，问卷重点关注食用菌种植户自制菌棒和外购专业菌棒两种生产方式的选择及相关生产行为。调研采取随机抽样、入户调查、与农户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调研员为接受过多次培训的研究生与高年级本科生，由他们根据农户回答的内容填写问卷，避免了农户自行填写问卷可能造成的理解偏误与填写错误的问题。本次调研共随机抽取样本农户791人，剔除重要信息遗漏和不一致信息后，最终获得771份有效问卷，抽样有效率为97.47%。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见表1，通过统计可知，所调研的农户平均年龄为47岁，男性占比73.80%。受访者中拥有某项专业技能（在本村获得大家认可的如匠人、兽医、种养能手、手工艺人、文艺表演、经营管理等技能）的人数占比21.27%，80.54%的受访者受教育年限低于9年。此外，认为采用新技术的风险较低的受访者不足总样本的13%，说明大部分农户认为采用新技术具有风险；
大部分受访者每年在家时长超过10个月，能够专业于食用菌生产。
表1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2.2 变量选取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食用菌种植户生产行为的选择，以虚拟变量表征。具体来说，食用菌种植户购买专业菌棒则赋值为1，食用菌种植户使用自己制作的菌棒则赋值为0。
（2）核心自变量。①生产协议。在问卷中设置“您有过和食用菌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生产协议吗？”这一题项来测量该变量，有过则赋值为1，没有则赋值为0。②对专业制棒的认知。本研究主要通过五分量表的两个题项来测量农户认知，题项分别为“您认为工厂化专业制棒专业出菇生产模式能够达到预期吗？”“您认为大力推广工厂化专业制棒专业出菇生产模式的必要性如何？”
（3）控制变量。综合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3-25]，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食用菌种植户生产方式选择的变量，具体包括：年龄、性别、文化水平、专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开支和风险认知。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Table 2 Variable mean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3 计量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分析食用菌种植户生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检验签订生产协议和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对食用菌种植户生产行为选择的影响，本文建立了经济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到本文的因变量是二元离散变量，因此采用Probit模型，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如下。
式中，Yi表示食用菌种植户生产选择行为，取值为1表示农户购买专业菌棒，取值为0则表示农户选择自己制作菌棒。Agreementi表示农户是否签订过生产协议，α1为其回归系数；
Cognitioni表示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α2为其回归系数；
Controli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
ε为随机干扰项。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样本中选择购买专业菌棒的种植户不到30%，说明目前食用菌种植户更多地选择自己制作菌棒的生产方式；
核心自变量中，大约23.09%的食用菌种植户有过签订生产协议的行为，这个比例相对较少，而对于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调查中，农户的平均态度为中立。从控制变量来看，样本农户家庭月开支平均值约0.4万元，家庭劳动力数量2～3人左右，食用菌种植户的平均风险认知值2.361，说明样本农户对尝试新生产技术或方法的风险意识普遍较高。
3.2 基准回归
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之前，本研究先以是否签订生产协议为因变量，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是逐步引入自变量后的各回归结果，方程1至方程3依次引入了核心自变量、代表受访者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方程4仅纳入签订生产协议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方程5仅纳入工厂化专业制棒认知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方程6计算了所有变量的边际效用值。由表可知，方程1至方程5的卡方值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各方程的结果表明，签订生产协议、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对其食用菌生产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前文提到的假说1和假说2得到初步验证。下面的分析主要解读方程6的回归结果。
表3 签订生产协议、工厂化认知对食用菌种植户生产行为选择的影响：基准回归Table 3 The effect of signing a production agreement and factory cognition on the production behavior choice of edible mushroom farmers:benchmark regression
就核心自变量而言，农户与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生产协议的行为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签订生产协议这种外部行为的确对食用菌种植户购买专业菌棒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工厂化专业制作菌棒的认知中的预期效果认知和推广必要性认知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问卷设置赋值越小意味认知程度越高，因此回归结果表明食用菌种植户对专业制棒效果的预期越好、越认可专业制棒模式应当大力推广，其购买专业菌棒进行生产的可能性越大。一方面，农户对专业菌棒效果的预期评价直接影响农户对工厂化生产的菌棒质量的信任度；
另一方面，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专业出菇生产模式推广越支持，表明其越认可该模式。边际效用结果表明，签订生产协议的边际效用系数最大(0.29)，这表明外部支持和推动会成为促进专业菌棒推广普及的重要因素；
对比两种认知态度的边际效用，可以发现农户对专业制棒的效果预期更能促进其选择购买专业菌棒的行为，因为菌棒的效果与农户种植产出紧密相关，更能激发农户的采用行为。
就控制变量而言，有两个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即受访者年龄和受访者其他专业技能的拥有。其中，受访者年龄对农户购买专业菌棒的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年龄越小的受访者，购买专业菌棒的可能性越大，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小的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识水平和了解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购买专业菌棒。受访者拥有其他专业技能对农户购买专业菌棒的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拥有其他专业技能的食用菌种植户使用自制菌棒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有其他专业技能的农户可以进行其他兼业行为获利，便会减少对食用菌生产的投资，为了节约成本倾向于自制菌棒，另外拥有更多专业技能的人，相应的劳动能力、学习能力更强，亦会更加自信于自制菌棒的效果。
3.3 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本文采用以下3种策略:首先，替换核心变量。本文采用农户是否愿意购买专业菌棒来替换被解释变量，对于“是”“否”两个回答分别赋值为1和0。由于理性人的意愿与行为基本会呈现一致的情况，两种变量均能测度食用菌种植户采用专业菌棒的倾向性，满足替换标准。其次，使用其他估计方式。本研究的基准回归使用了Probit模型，为避免估计结果可能出现偏差，本文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来分析签订生产协议和工厂化认知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最后，限定样本。老人由于受教育水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太可能采用高成本的新技术，故本文去除了受访者年龄为60周岁以上的老人样本，再重新进行Probit回归。表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签订生产协议和工厂化认知仍然显著影响食用菌种植户生产方式的选择，各系数值的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原回归结果较一致，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3.4 签订生产协议的影响机制：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
为探究签订生产协议和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之间是否会存在一定的传导机制，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检验。参照相关学者的做法[26]，本文模型设置如下。
（2）式中，Yi为食用菌种植户i的生产方式选择行为；
自变量Agreementi则指食用菌种植户i是否与食用菌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生产协议，是则赋值为1，没有则赋值为0；
Controli则是食用菌种植户i的控制变量观测值，β0、β1、β2为相应的待估计参数；
ε1是随机扰动项。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值选择问题，因此（2）式与（4）式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检验，（3）式则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检验：先以Yi为因变量、以Agreementi为核心自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即式（2）），若 Ageementi系数显著，则以Cognitioni为因变量、以Agreementi为核心自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即式（3））。（3）式中：Cognitioni是种植户i的中介变量，即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认知的观测值；
若∝1显著，则将Yi同时对Agreementi和Cognitioni进行回归估计（即式（4））。（4）式中：θ2表示Cognitioni的待估计参数。此时，如果θ2显著，进一步观察θ1的显著性，若θ1仍旧显著，则Cognitioni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若θ1不显著，则Cognitioni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表5汇报了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其中方程7是（2）式的估计结果，Ageementi的系数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签订生产协议对食用菌种植户的生产行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方程8和方程9对应（3）式，分别是签订生产协议对农户工厂化认知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Ageementi的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签订过生产协议的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程度更高；
方程10是（4）式的估计结果，中介变量工厂化认知对农户食用菌生产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签订生产协议对农户食用菌生产行为仍具有显著的影响，说明工厂化认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为进一步验证工厂化认知的中介效应，借鉴相关研究的做法[27]，本文依次计算以下指标。
表5 签订生产协议、工厂化认知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传导机制Table 5 The effect of signing a production agreement and factory cognition on farmers"production behavior:transmission mechanism
其中，a代表签订生产协议对工厂化认知的回归系数；
b代表工厂化认知对食用菌种植户生产行为选择的回归系数；
Sa和Sb分别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标准误；
Za、Zb、Za·b、ZMediation则是Z统计量，变量间的中介效应检验主要根据ZMediation服从正态分布时的显著性。模型检验后发现，代表认知的两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值ZMediation分别为3.63与2.87，均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Z统计量临界值2.58，表明工厂化认知的中介路径显著。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对生产协议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即提高食用菌种植户与公司或者合作社签订生产协议的比率，能够有效提高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效果的预期，增强农户对推广工厂化专业制棒专业出菇生产模式的支持程度，从而促进食用菌种植户选择购买专业菌棒的生产方式。
4.1 结论
（1）签订生产协议能显著促进食用菌种植户使用专业化菌棒的生产方式。尽管现实中食用菌种植户普遍坚持自己制作菌棒的传统生产方式，但本次实证检验说明组织化、合作化程度高的农户是积极响应专业化菌棒生产模式的主力军，签订生产协议能疏通农户在采用新技术产品过程中的障碍。
（2）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会显著影响食用菌种植户菌棒生产方式的选择，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预期效果持积极态度、认为应该推广工厂化专业制棒模式的农户，会更加倾向于采用专业化菌棒生产方式。提高食用菌种植户对专业制棒模式的认知水平将成为推广专业菌棒的有效思路。
（3）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在签订生产协议与农户菌棒生产方式的选择之间起中介作用。与食用菌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生产协议能显著提高农户对工厂化专业制棒的认知水平，从而推动农户对专业化菌棒的采用。
4.2 政策建议
（1）积极推进“农户+合作社/公司”及其专业化农业经营模式的拓展。提升合作社等组织对食用菌种植户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以技术服务、销售保障等方式吸引农户融入外部组织，签订生产协议，提高协议契约精神；
加强对合作化组织的监督，保证生产协议的履行，维护农民权益，以提升协议的效力，吸引农户持续签约行为。
（2）提高食用菌企业与合作社组织的技术推广能力。企业与合作社在新技术及其产品的推广过程中发挥着龙头先锋的作用，应当完善其基础设施，缓解资金压力，提供相应的技术推广优惠政策。
（3）通过多种途径提升食用菌种植户对专业制棒的了解与信任。利用现有资源积极拓展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为食用菌种植户提供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改变其对传统生产方式的依赖，继续支持地方食用菌工厂化菌棒企业的发展，促进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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