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可，刘宝罡
曾昭吉是晚清杰出的军工技术专家。他自学成才，洋务运动时期先后在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江西机器局等几所兵工厂担任重要工作，维新运动期间参与了湖南多项实业建设，均取得显著成绩。在晚清热衷于借才外域、聘用洋匠进行军工技术转移的环境中，曾昭吉始终在内地活动，基本没有接触过西学。与华蘅芳、徐寿父子、李善兰等长期生活于西学影响较早且深的沿海地区、与来华传教士交往密切甚至有留洋经历的同时代科学家相比，其本土特色更为鲜明，堪称本土型军工技术专家的典范。也惟此，土生土长的曾昭吉在寥若晨星的晚清军工技术专家群体中更是默默无闻，其事功长期不得彰显(1)学界目前研究曾昭吉的论著仅见贾熟村的《能工巧匠曾昭吉事略》一文，刊载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该文叙述了曾昭吉在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工作的简要事迹，但以“其后事不详，生卒年月亦不详”而结束。由于引用资料限于《丁文诚公奏稿》，此文并不能全面展示军工科技专家曾昭吉的人生轨迹和事功作为。。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清史工程关于人物传记写作的研讨会上，大力呼吁加强清代科学技术人物的研究，并评价曾昭吉是“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的清代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重要科技专家之一，提出“我们的清史不仅要写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这些著名的人，还要发掘更多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事情少，我们说不出多少来，但是还要给他们立传，这是写清史的一个重要责任”〔1〕。本文拟在搜集掌握详实史料的基础上，揭示曾昭吉从民间优秀工匠成长为杰出军工技术专家的人生轨迹。
曾昭吉，字元卿，湖南衡阳人。由于资料缺乏，生卒年月不详，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同治九年(1870)五月，身为铜匠的曾昭吉由于手艺精湛，经衡阳人仪安推荐，与著名学者王闿运结识〔2〕。此时王闿运正在纂修《衡阳县志》，需要专门的测绘仪器。曾昭吉运用自己的出色技术为王闿运制造了测山峰水道以作地图之用的地平仪、记里车。在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里，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陆续有“遣在和陪曾昭吉陆行，测地界及二小水源”〔2〕“昨日曾昭吉回，行水步道已毕，将画图”〔2〕“曾昭吉送图来，始理水道”〔2〕“曾昭吉来，留之校图”〔2〕等记载，可见曾昭吉从制造仪器、实地测量到参与绘图、校图，全面参与了《衡阳县志》的地图制作工作，成为王闿运的重要助手。
王闿运纂修的《衡阳县志》共有地图四幅，制作水准之精良“为诸县之冠”〔3〕，这与曾昭吉能够做出精密的测绘仪器，并参与勘测、绘图、校图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而能够做这些工作，反映出曾昭吉具有相当的科学素质和文化修养。王闿运平生自诩最能识拔人才，在其众多弟子中有著名的“王门三匠”：铁匠张登寿、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曾昭吉应该是在参与《衡阳县志》地图测绘的工作中，因才华过人得到王闿运的欣赏而被其收入门下，成为“王门三匠”中入门最早的一位。此后近三十年的《湘绮楼日记》中一直留有两人的交往记载，显示出王闿运与这位平民弟子不同寻常的交往。
光绪元年(1875)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山东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这是该省第一家近代企业。抱着自强御侮目标创办机器局的丁宝桢明确要求：“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须自为创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4〕，寻求不用洋员的自我发展道路，为本土技术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
曾昭吉因“深通机器”，经山东臬司陈士杰推荐，被丁宝桢招至济南：“询之外洋各项机器则云向未经见”〔4〕。可见此时曾昭吉深通的是传统机械，并非近代机器，他此前甚至从未见识过近代机器，但是他充满自信地说：“自能冥心独造……机器亦可意造，何必尽求之外洋”〔4〕。随后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仿造出了马氐呢后膛枪。他的仿制品与英国的原产品相比：“灵巧捷便毫无异致”“及远与马氐呢等，而出声之响，入靶之劲，似有过之”“省银十四两数钱，而精利相敌”〔4〕。马氐呢后膛枪最早由英国在1871年正式采用，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武器。曾昭吉仿造出此枪是清朝成功试制出先进的后膛枪较早的一次〔5〕，他能够在以前没有接触过近代机器的情况下完成这项工作，足见其在机器技术方面的天赋。丁宝桢对此大加褒扬：“曾昭吉凭空创造，竟与相等，能作此枪，则凡外洋之机器均无足为其所难矣……曾昭吉心思精妙，言之必行，不惟制造不假借于外洋，并制造之机器亦不假借于外洋，实为开局以来所未有”〔4〕，他奏请朝廷“将候选通判曾昭吉以同知选用，以示优异，俾其益加振奋，于鼓舞人才大有裨益”〔4〕。同治十二年时，曾昭吉还是以民间匠人的身份辅助王闿运制作衡阳地图；
在山东机器局工作期间，曾昭吉已初步完成了从民间工匠到军工技术专家的转变。
光绪二年(1876)十月，丁宝桢在赴四川总督任前奏明清廷：“拟将候选通判曾昭吉带至川省查看情形，令其自办机器制造。”〔4〕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在成都创办了四川机器局。这是四川省第一家近代企业，也是我国内陆地区较早的近代企业之一。该局秉承了丁宝桢不用外籍人员、依靠本国技术力量的开办原则。曾昭吉作为丁宝桢倚重的骨干力量，全面负责创办过程中技术方面的工作：他赴上海“拣择紧要机器购办数十件，由长江驶运来川”，其余机器则由他“自行创造”〔4〕；
四川机器局内的熟练工人是他“随带来川”的，他又在四川本地人中加以选择，“招募入局教练”〔4〕，培养了四川本地的第一批近代技术工人。
曾昭吉在四川机器局中的技术核心作用，于光绪六年(1880)该局停办复开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光绪五年(1879)二月，四川机器局被清廷下令停办，曾昭吉失业。七月，曾昭吉离开四川返回湖南〔2〕。九月，清廷诏令丁宝桢复开机器局，丁宝桢上奏：“曾昭吉等既已遣归，即无人可以承办，一时骤难举行”〔4〕，只好“派员携札前赴湖南饬调曾昭吉，并令将熟习机器制造各工匠随带前来”〔4〕。光绪六年三月，曾昭吉返回成都。四月，机器局才在停办一年多后得以复开。
曾昭吉在四川机器局的开办过程中，除了“所有应用机器多系自行创造”〔4〕外还多有创举，进一步展示了他在近代科学技术上的天赋。丁宝桢鉴于机器局用煤甚多，而四川煤价昂贵，于是与曾昭吉商量：“欲得一办工而兼可省费之法”〔4〕。曾昭吉“积思数月”〔4〕，发明了“专取水力而不用火工”〔4〕的水轮机。这种机器“用水仅三五寸而即可以敌二十匹马力之锅炉，日可省煤一千数百觔，合计每年约可省煤银四千余两”〔4〕，此后“局中惟炼铁一项尚需用煤，此外则全资水力，极为便宜”〔4〕。丁宝桢称赞道：“此诚为机器之利用”〔4〕。在晚清科技大多仿造西方先进国家、缺乏自主创新的情况下，这项发明显得尤为可贵。
曾昭吉在四川机器局的建设中还对偶然开发出的天然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利用。光绪六年五月，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记载有“曾昭吉来，言机局开得火井”的文字〔2〕。时人薛福祁(薛福成的兄弟)评价此事说：“川省机器局自遵旨重开后，委员曾姓忽于局旁小河内引出自然之火(川省火井自富顺外，他处不多见)，无意之中发天地自然之宝藏，实于各省机局外别创奇观。”〔6〕光绪六年底机器局新建火药局，特意选择城外一处“滨邻江干”〔4〕的地方，以方便安装和使用曾昭吉发明的水轮机作为动力来源。之后的《湘绮楼日记》陆续载有：“曾昭吉来送银化火药，功力甚猛，响亦震厉”〔2〕“昭吉夜来，谈化学”等〔2〕，可见曾昭吉参与了火药局的开办及火药研制工作，此时他的研究兴趣已从机器技术领域拓展到火药技术方面。
在四川机器局工作期间，曾昭吉承担了机器局开办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技术和日常生产工作，与上至总督下到一般官吏、士绅的各种人物都有交往。王闿运甚至认为“宜委权曾元卿而督责其成”〔2〕，由曾昭吉全面负责机器局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经历使曾昭吉又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型管理人才。他是丁宝桢督川期间机器局得以逐步发展的支柱力量，其出色的工作能力为机器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丁宝桢赞扬他：“心思灵敏，于制造机器各项虽未目睹，而冥心独造，不袭洋人成法，所作辄与之合，间有精妙胜之者，诚中国所不多见”〔7〕，因此数次上奏为之请奖，将他提拔为知府衔候选同知。
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丁宝桢逝于四川总督任上。他对曾昭吉从知遇到赏识，屡次委以重任、提携有加，是对曾昭吉的事业有关键性影响的人物。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继任川督刘秉璋奏请清廷对四川机器局中的委员司事给予奖励：“该委员曾昭吉等，心思奇巧，不用洋人……历年在局，不避艰险，造成机器、枪药等项拨发应用，均属合式，非办理寻常局务劳绩可比”〔7〕，这是曾昭吉最后一次出现在有关四川机器局的资料中。年底，刘秉璋一反自己三月间所说的话，以四川机器局“所用司事、工匠，皆中国之人，不雇洋匠，以致铸造各项究未得其真诀”〔8〕为由压缩生产规模，“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裁减局中司事、工匠”〔8〕。
曾昭吉何时离开四川机器局尚未发现确切记载，但考虑到他最擅长的是枪械制造和机器生产，而四川机器局压缩规模、停铸洋枪后对技术的要求有所下降，况且他是刘秉璋的前任丁宝桢一手赏识提拔的，在人事更替中较难被后任所接受，因此曾昭吉极有可能是在此次人员裁减中被辞退了。光绪十五年(1889)王闿运出游至天津，七月二十五日的《湘绮楼日记》载有：“曾昭吉致家书，云欲干李相，余云李正失意，宜入都干醇王。醇朴直，犹欲讲洋务，不知时局已变也”〔2〕。这则资料表明，曾昭吉此时已经离开四川至天津打算投靠李鸿章，但其结果并无下文。
光绪十七年(1891)，时任川东兵备道(驻重庆)的黎庶昌在致陈宝箴的信中写道：“衡阳曾元卿顷已到渝，意欲赴富顺开拓盐利”〔9〕。四川富顺自古以产盐闻名，盐业生产由来已久。考虑到曾昭吉的技术背景，他此次到富顺应该是有着用新的生产方式即近代机器开发盐利的目的，但显然此行并无结果，因为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才开始机器化产盐。不过这则资料表明曾昭吉的工作范围已经从军工领域扩展到了民用方面，亦表明陈宝箴在其湖南新政开始前即对曾昭吉有所了解，因此后来在数项实业建设中都任用了曾昭吉，故王先谦说：“曾昭吉系陈右帅所信任”〔10〕。
光绪二十一年(1896)底，护理湖广总督谭继询在武昌新建兵工厂的奏请得到清廷同意，他“以曾昭吉素精此道，欲用为总办”〔11〕，将曾昭吉召至武汉。但此时武汉已经有了晚清三大兵工厂之一的湖北枪炮厂，每年用去的经费很多，再在武昌新建兵工厂则明显存在重复建设、经费难筹等问题。曾昭吉对此非常了解，“知其事难成，雅不愿意”〔11〕。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也有开办兵工厂的计划，曾昭吉试图说服谭继询与陈宝箴在湖北和湖南相接的岳阳合办兵工厂，这样能够“资易集而功易成”〔11〕。从后来湖北、湖南二省皆因经费问题而没能将新兵工厂开办起来的事实看，这个意见是务实、正确的，可惜谭继询没有同意，于是曾昭吉“决然辞去”〔11〕，离开了武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曾昭吉到衡阳东洲书院拜访王闿运时，说他被“督委开矿”〔2〕。九月，陈宝箴履任湖南巡抚后将兴办湖南矿务正式提上日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陈宝箴在奏请湖南开矿的奏折中说：“择湘士之有志节识度、不为利疚者，量才委用，南、北洋及各处熟谙矿物机器之人，亦即随时商调，以资指臂。”〔12〕曾昭吉就是这样的人才之一，他对矿务非常热心，好谈此事，甚至在长沙城中路遇即将返回东洲书院的王闿运时，也要邀请王回去“还言矿事”〔2〕。二月，统辖全省矿务的湖南矿务总局在长沙设立，规定矿砂由总局统收统销，之后各种矿产的开采“以锑为最盛”〔12〕。唐才常在三月份的一封信中谈论浏阳锑矿时说：“邹沅帆先生云此矿暂勿与洋人议妥，伊局已委曾君昭吉专司化安的摩尼事，将来收买矿沙，自有公当价值。”〔11〕邹沅帆即时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的邹代钧，可见此时曾昭吉已被湖南矿务总局任命为专门负责锑矿开采、收购工作的委员。二、三月间，曾昭吉“勘得益阳三里之板溪地方锑矿颇旺”〔12〕，被任命负责“办理益阳矿务分局”〔12〕。他首先在板溪建厂开矿，“昕夕图维，竭尽愚衷……起厂兴工，画规立矩”〔12〕，实地勘查矿区情况。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开得矿石千有余担，段段运解，节节储存，兹近弥月，渐就头绪”〔12〕。但益阳锑矿在发展中受到了地方势力的干扰。五月二十八日，曾昭吉在勘探新矿区时被“凶徒四五人无故将轿碎为齑粉，行李、什物尽被抢劫”〔12〕，同日矿局亦被不法之徒“抛散矿石，打局毁牌，抢掠什物，语不堪闻”〔12〕，数日后矿局又被“肆行抢毁”〔12〕。面对这种恶劣环境，陈宝箴认为：“若不严拿究办，以儆效尤，不独矿务不能兴办，即地方风气，更将无可挽回”〔12〕，于是把曾昭吉调回长沙查办矿局、人员被打砸抢劫之事。曾昭吉虽然只在益阳板溪锑矿工作了几个月，但其勘探、建设矿区的工作初见成效，为益阳板溪成为“中国锑业发展最早之地”“湘省近代矿业之发祥地”〔13〕打下了基础。
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成立，这是“湖南第一个近代民用机械工业企业”〔14〕，最初为官督商办性质，从上海购置机器、招聘工人，“制造电气灯、东洋车及银元、矿物各局一切应用之件，甚为合度，成效昭然”〔15〕。曾昭吉因为“深明制造”而被陈宝箴任命为机器局的“工师”〔10〕，即工程师。公司的董事由没有多少技术背景的绅士王先谦、熊希龄、蒋德钧、张祖同、陈佩衡等人组成，王先谦经理局务。他在经营上与曾昭吉存在分歧，认为曾昭吉“其志惟在多得钱，一经委派，挟上宪以自重，不复受绅士商量”〔10〕。因此当宝善成公司亏损时，“王先谦骂曾昭吉，一万金送去矣”〔2〕，将公司经营不善归罪于曾昭吉。光绪二十三年(1897)，宝善成公司开办电厂，“曾昭吉赴沪购取电灯机器而归”〔10〕，在长沙设厂装机、架设电线、安装电灯，开启了“湖南电灯和电力工业的起源”〔14〕。
曾昭吉在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期间参与了多项实业建设，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他深通机器的名声已为时人所知，但官衔仍为“知府衔补用同知候选通判”〔12〕，与在四川机器局时相同，并没有得到升迁。
江西机器局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署理江西巡抚翁曾桂开始议建，虽经历任巡抚建设，修建了厂房，安装了设备，但只用于铸造铜元，“创制枪炮等事未遑议办”〔7〕。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理江西巡抚夏时筹划扩建江西机器局。他曾任四川机器局第一任总办，与曾昭吉长期共过事，对曾昭吉“资质过人，于外洋制造之学极有心得”〔7〕的情况非常熟悉，因此将曾昭吉调至南昌任江西机器局提调，“令其妥善开办”〔7〕。当时，王闿运正应夏时之请主持江西大学堂，师徒二人在南昌相聚。
光绪三十年(1904)，曾昭吉在扩建江西机器局的同时进行了研制实用性大氢气球的试验。据“王门三匠”之一的木匠齐白石回忆：当年“春间，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飏(笔者注：即铁匠张登寿)同游南昌……铜匠出身的曾昭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一志的研究。”〔16〕齐白石虽没有说明曾昭吉研制大气球的目的，但以曾昭吉军工技术专家的身份，其意图很有可能是军事应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著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一书中则明确指出：曾昭吉“制成氢气球。此气球可乘坐一人，‘升降循环，指挥如意’，可在气球上放炮，并可在水面降落。”〔5〕此段文字及引文没有标明出处，且该书的很多内容是编委会依据征集的内部资料所写，故笔者无从查找核实。但该书系国防科工委和兵器工业部共同撰写，在全国范围内做了广泛的史料征集工作，其内容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曾昭吉研制大气球取得了一定军事意义上的成功是极有可能的。岳麓书社1996年版《湘绮楼诗文集》、1997年版《湘绮楼日记》两书在出版序言里都说曾昭吉“因试验大气球飞行殒命”〔17〕,现在虽查找不到此说的原始出处，亦无其他资料可以佐证，但各种资料里再无光绪三十年之后曾昭吉的任何记载，结合齐白石说曾昭吉“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的情况，考虑到当时的科技水平，试验大气球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曾昭吉因试验大气球飞行而遇难的说法是可信的。
我国首例自行研制氢气球是光绪十三年(1887)由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的华衡芳制成的小氢气球，且没有加以实用；
此后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利用从日本买来的大气球载人实用的记载〔18〕。因此曾昭吉是我国较早研制大气球并着眼于军事应用的技术专家，他为大气球研制甚至还付出了生命代价，其事迹足以载入我国近代航空史，但可惜目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识。
铜匠出身的曾昭吉多才多艺，自学诗文而得到晚清大学者王闿运的赏识，被其收入门下〔19〕。齐白石也说“王门三匠”中，铜匠曾昭吉和铁匠张登寿两人的学问“也许比我高明些”〔16〕。此外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所载：“竹老忽患风肿，余荐鲁詹治之，因不会，改招曾元卿往”〔2〕,可见曾昭吉还颇通医术。但与诗文、医学等传统文化相比，曾昭吉更喜爱的是近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军工技术。在他生活的同治光绪年间，西风东渐日盛，社会风气渐开。随着洋务自强运动的展开，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厂矿纷纷设立，机器生产作为新的生产方式从沿海向内地扩展，迫切需要大批新式科技人才。曾昭吉凭借自己对近代科学技术的热爱和追求，从一名民间的能工巧匠历练成为名动督抚大员的优秀军工技术专家，为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成长之路堪称晚清本土型科技人才生成的典型。这是时代浪潮为曾昭吉提供的施展才华的实践舞台。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洋务自强运动中创建军事工业的督抚们在军工发展路径上存在着不用洋匠自主仿造与聘请洋匠技术引进的对立，本土型军工专家曾昭吉也因此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他能够深得力主“仿照西法仅可师其法、窥其意，而决不可用其人”〔7〕的丁宝桢之赏识和重用，在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作出不俗的业绩。但在曾国藩、丁宝桢逝后，主持军工建设的督抚倾向重视雇用外国工程师和工匠的风气下，曾昭吉辗转多地，事业差强人意，其工作领域也渐由军工转向民用。虽然其对军工技术的探索和执着始终如一，并最终为之献身，但其事功成就已难以重登高峰。可见，当时西潮猛烈冲击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的尊西崇新大潮已成“新的崇拜”〔20〕，留给本土型科技人才的活动空间日益狭窄，社会关注度也不断低落，作为重要的军工技术专家却不被注意，以致名不见经传，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时代对于曾昭吉的局限。曾昭吉生平事迹难得彰显，除了传统社会长期不重视科技人物的贡献作用外，与此社会风气变化也应有较大关系。从这一角度讲，在尘封的历史中侧重地方文献钩沉索稽，重现曾昭吉的生平事功，有着重要意义。它提示我们在近代科技人物研究中应给予曾昭吉这样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被埋没了的本土型专家技术人才更多的关注，让其不再失语，这将有助于构建更为完整、清晰的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图景。
猜你喜欢光绪军工四川A gift I treasure疯狂英语·新读写(2022年1期)2022-11-23四川：不只辣，还很甜少儿美术(快乐历史地理)(2020年6期)2020-10-27毓庆宫光绪书房的使用与陈设紫禁城(2020年8期)2020-09-09光绪《黔江县志》的药学价值中成药(2017年10期)2017-11-16军工品质 行创未来军工文化(2017年12期)2017-07-17雄安新区 河北军工新未来军工文化(2017年12期)2017-07-17顾帅圻：将“军工范儿”进行到底中国汽车界(2016年1期)2016-07-18军工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军工文化(2016年4期)2016-06-22“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和慈禧公民与法治(2016年5期)2016-05-17灾后两年新四川中国工程咨询(2010年7期)2010-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