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豪
三年的疫情生活，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对城市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
随着“新十条”的颁布以及防疫政策的优化，人们的生活开始进入新时期。因此，人们对医疗问题的关注将不仅停留在思考层面，而且会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关心。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医院数量、医师水平、医疗成本等，这些指标将与经济、就业、产业、教育、文化等要素一道，成为人们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重要参考。
医疗资源向来是稀缺的，一座城市的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其实也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从多年以前开始的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到现在仍然打得难分难解。未来，除了提高经济领域的吸引力之外，一座城市要想吸引优质人才，在医疗能力这类软实力上不能有短板。
一个城市的医疗水平之所以受关注，与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充分的客观现实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看病难”在部分区域一直客观存在，而从城市间的比较来看，有一些城市比其他城市“更难一些”。
原因在于，医疗资源这块总量有限的蛋糕，切得并不均匀。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专题报告》指出，我国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医疗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现象。
一座城市的医疗资源多寡，与其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城市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线城市比二三线城市多，省会城市比地级市多。
这种特点，可以从三甲医院的分布情况窥得一二。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三甲医院数量最多的十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西安、南京、沈阳、郑州、哈尔滨。
其中，北京以81家三甲医院的数量冠绝全国，而排名二、三位的上海与广州则分别有69家与67家。
无一例外，拥有三甲医院数量多的城市，全部是省会及直辖市。而在病床资源上，亦是如此。目前，全国病床总数超10万张的城市仅有六座，数量最多的是重庆，拥有20.86万张，排在后面的是上海、武汉、成都、北京和广州。
这些大城市不仅在资源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医疗水平上也表现突出。通过对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推《2021年医院排行榜》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省会城市不仅在三甲医院的数量上占优，而且在质量上也占据绝对的优势。
综合排行榜中前十名的医院，北京有2家，上海有3家，此外成都1家、武汉2家、广州1家、杭州1家。
而从整个榜单的数据来看，北上广这三座城市汇聚的优质医疗资源相当突出，而大部分的优质医院都集中在各个省会城市。
相较之下，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的表现上，没有它们的GDP那么亮眼。最为人们熟悉的，便是深圳这座超一线城市。
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医疗资源显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在经济发展较为均衡的江苏省，也有着类似的情况。经济表现十分突出的苏州，在医疗资源上也有些不够。苏州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是5.86张，比江苏省的平均值6.31张要低，而且本土的三甲医院数量也不多。
不过，这些是从静态的数据进行比较；
从动态表现上看，這些都经济富裕但医疗能力暂时落后的城市，其实正在拼命追赶。
据估算，新建一所科室齐全、拥有500张床位的三甲医院，大约需要6.3亿的前期投入，对于一些富裕的城市来说，这并不算很大的一笔支出。
苏州市政府曾表示，在“十四五”期间，苏州三级医院数量要力争增长50%，增至36家，三甲医院要力争新增10家。
深圳虽然三甲医院总数上并不亮眼，但深圳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三甲医院数量翻倍的目标，不可谓进步不迅速。而且深圳还在源源不断地招揽医疗人才，从2019年起，深圳每年招揽的医学人才都在5000人以上，再加上深圳这座城市的独特吸引力，深圳的医疗实力在迅速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在医疗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经济实力虽然是基础，但要想提升一座城市的医疗水平，并不是单凭“钞能力”就可以实现的。
医学的专业性决定了一座城市医疗水平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硬件投入只是一方面，真正困难的是成建制地组建医疗团队，特别是具备高精尖水平的医疗团队。
在这方面，拥有深厚底蕴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具备先发优势。为什么医疗资源的多寡与城市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其实行政级别只是现象的表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行政级别反映了一座城市所拥有的整体资源的多寡。
一座城市的医疗水平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明显的结构性与关联性特征，嵌在整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当中，特别与教育、科研方面的实力密切相关。
从前述的榜单我们可以看到，医疗水平高、医疗资源丰富的城市，往往高校数量也特别多。这并非偶然，高校越多，意味着高素质人才越多。从行业特点来看，医疗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及人才密集型行业。
那些拥有优质医学院的城市，往往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能系统性地培养和获取医疗人才，并使其快速融入当地的医疗体系，而且能在医学科研上实现医院—学校间的联动，从而提升整体的医疗水平。
此外，医疗资源有某种集聚性的倾向。是否具备诊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是衡量一家医院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那些声名远扬的大医院，因为患者们慕名前来，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从而变得愈发成熟。这些医疗水平高的医院，是一座城市医疗能力的名片，它们的存在容易促成医疗资源的集聚，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沈阳、郑州、哈尔滨等经济水平并不那么突出的二线城市，能够拥有如此丰厚的医疗资源。普遍来说，它们都是地区的中心城市，汇聚了当地最优质的教育、科研资源。
那些本土院校实力并不强的城市，则没有这些先天优势，需要费尽心思从其他地区挖人，并重新打造医疗体系，这不仅费钱，而且费时。
这种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城市的局面，其实很难满足全国民众的就医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构建分级诊疗体系的设想。
简单来说，分级诊疗是根据疾病的轻重缓急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由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的治疗工作，从而缓解居民“看病难”的问题。
从2006年开始论证设想分级诊疗体系，到如今的全面铺开，我国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已经初具雏形。
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要义在于“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意在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同时在顶层实现医学技术的突破，两相结合，实现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目的，进而实现我国医疗资源的扩容以及均衡化布局。
在分级诊疗体系中，以制度化的方式建设医学中心，对城市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
从2017年开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设置工作。所谓国家医学中心，指的是在全国范围按综合、肿瘤、心血管、妇产、儿童、传染病、口腔、精神专科类别设置；
同时，根据重大疾病防治需求，设置呼吸、脑血管、老年医学专业国家医学中心。
在分层诊疗的体系中，国家医学中心是国家医学层面的最高水平的代表，是进行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高水平基础医学研究的医学高地。
在国家医学中心之下的，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其目的是实现“大病不出省”，从而满足居民就近享有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再往下，还设有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通过层层扩散的方式，实现医疗资源的均衡化覆盖。
目前，全国共设有12个国家医学中心，包括22家医院，其中北京12席、上海5席，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长沙各一席。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则有50個项目已经落地实施，且尽可能地均匀化布置，从而照顾到医疗资源薄弱的省市。而在“十四五”期间，全国将陆续建设120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不难想象，分级诊疗制度完善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医疗资源横向的均质化与纵向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这有点类似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间的关系，中心城市不断地汇集资源，进而不断向上发展，而它们在汇集资源的同时，也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效应，进而带动整个片区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治疗常规病症方面，城市间的资源、水平的差距将会缩小，而那些设有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城市，在诊治疑难杂症能力上的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原先自发的资源调配过程变得制度化。这意味着一些医疗资源丰富、医疗水平高的城市将确立起制度化的优势，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医学强市。
这无疑会深刻影响城市医疗格局。那么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吗？
从分级诊疗的出发点来说并非如此。分级诊疗努力的方向，是把医学强市的资源优势，在制度的引导下变成惠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引擎”，最终带动整体的医疗能力的提升，而非使医疗资源变成一种城市特权。也就是说，城市间的医疗能力竞争，最终要服务于整体效益的提升。
归根结底，城市间比拼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
发展医疗的最终目的，是令居住于其间的民众享有更加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