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00字(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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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00字(2022年)

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00字3篇

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00字篇1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它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共同富裕,不是指同等富裕,也不是指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讲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等富裕,不是齐头并进式富裕,人的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要社会中的个体步调一致并排向前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两个人约定共同去赚钱时,显然是不能在没有其它约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理解为赚到的钱两人需要平分,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内涵应该是“共同”中包含的个体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自己财富的增加,既然是共同的物质增加,那么就为共同富裕设定了一个底线: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的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人都是有私心的,也是有野心的,当你处在某一阶层时你会想着要爬向更高的位置,这样社会才会有进步。但是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到的报酬和其他人的一样,那你就没了上进心,没了积极性,蔓延下去,那么社会就会衰落,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维持很久,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规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共产主义比共同富裕更难实现。

除了考虑物质需求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精神文明。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这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安定的因数。要想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政策,那就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觉的去帮助贫困的人,带动他们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头话题了。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发展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两级分化还很严重,现在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在当前难以实现,它的实现跨时极长。

总的来说,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是先国富后民富,还是先民富然后国富.  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标准的“滴流经济学”原理。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政府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为持续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
  用最通俗话讲,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论。按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总结,“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包括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国富在先,甚至为了国富,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以“民贫”为代价;
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解决“民富”。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
  最终,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政治稳定,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
  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着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
  正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此时,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此时,“国强民不富”,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畅,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此时,即使经济增长了,国家富了,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先发国家,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民富优先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或者说,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具体路径是这样: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
  如果说,在“国富优先”政策下,“国富”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经济增长,此时,在“民富优先”背景下,“国富”建立在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市场主导的需求型经济增长。前一种“国富”在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之初发挥主要作用,但因其缺陷导致实施必须有时限;
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新中国成立60年,在我看来,在追求“国富优先”上,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多少区别,而且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前30年,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充分利用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后30年,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总之,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优先追求“国富”,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标的同时,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国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但政府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中国近30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正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尤其是导致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这种格局反过来造成内需不足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即妨碍国家进一步富强。正因此,调整发展思路,转而追求以民富优先,带动国家进一步发展,正当其时。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客观看待“国富”还是“民富”应该有的态度。

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00字篇2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

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的问题渐渐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

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简单说就是“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大力推行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加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把加快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进步结合起来。

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00字篇3

社会主义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思了我国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邓小平的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概括和发展。

邓小平从生产力的高度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无疑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
这些关系的本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2]接着又指出:“社会关系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并且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实现社会进步的经济根源。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也一样。长期以来,我们并非不懂得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但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却更多地放在生产关系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对社会主义的任务也不甚明了,甚至有存在极大的误解,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阶级斗争,把阶段斗争的意义提得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大搞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东西,如按劳分配原则、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否定。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条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来认识,既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思想,又从根本上纠正了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
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迫切需要,又对当代世界提出的挑战作出了回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当然不在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的最大功能、目标和价值,却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而且,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能够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不仅讲发展生产力,而且讲解放生产力。历来,我们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主要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解放生产力。但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如果有问题,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就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4]突出解放生产力问题,而且把它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最有时代意义的内容。

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发达的社会大生产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使得原来被束缚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尽管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觉的调节,来不断加以克服,从而保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持续地、正常地发挥作用。邓小平说,通过改革,“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5]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发展。而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据,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

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当然在于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的最大功能、目标和价值,却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发展生产力,如果忘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意义。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区别所在,是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最本质的体现。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它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关键。同时,它又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这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包括有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实现富裕。邓小平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社会主义如果老是贫穷,它就站不住。”[8]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人们不敢提追求富裕,机械地形而上学地把富裕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对于端正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其二,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9]在社会主义社会,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消灭了贫穷,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是如果这些财富通过各种不正当的途径与形式聚敛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则依然贫穷,这则是完全背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只有共同富裕才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10]一个社会,社会成员的生活贫富差别状况如何,是反映一种社会实质的具体体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反映在分配上,就表现为一小部分资本家凭借手中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大量攫取社会财富,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一无所有。这样便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
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反映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必然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而达到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而资本主义“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中。”[11]正是由于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邓小平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来坚持。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涵盖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五句话互相联系,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了被学术界称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层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和根本途径。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层次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高效率。第二层次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个规定,确保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生产发展成果属于人民,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开辟道路。这一层次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另一个要求是公平性。第三层次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消除两极分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层次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它是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富裕是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共同富裕则是社会公平的最高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这三个层次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它们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各有着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和最终目标的统一。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它突破了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都是受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它们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但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本身。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都只能根据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来确定。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其次,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所谓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再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原理。诚然,经典作家没有明确使用过“社会主义本质” 这个概念,但它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时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示,未来社会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
把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
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
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
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2]不难看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最高价值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这个奋斗目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性。这又一次证明邓小平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从最高的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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