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琦
摘 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我国人口的不断增多，“内卷”成为我国当前不可忽视的现象。在人口增长的大背景下，想要获得更好的出路有更多的选择，不为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所淘汰，就要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能力。这种社会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们。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校外补习机构就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了。而这些机构也是营利组织，在市场的影响下，它们变得愈发市场化，使得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且收费高昂，为了获得更好的收益它们也在不断贩卖焦虑，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内卷”现象。对此，我国开始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由此，本文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影子教育的中介效应进行探析。研究发现，积极的同辈压力会对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的影响；
影子教育对学生教育获得具有积极作用；
同辈压力对学生教育获得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子教育产生的；
影子教育的中介效应在家庭经济资本以及户口类型上并无显著差异，而在家庭文化资本以及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对此，本文提出缓解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压力、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仍需从校内课程上进行提升。
关键词：同辈压力；
影子教育；
教育获得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2 — ０125 — ０6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2月4日，“内卷”一词入选我国2020十大流行用语［１］。近年来“内卷”现象在我国流行起来。在人口增长的环境下，导致人力变得廉价，使得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断努力，否则就会为这个社会所淘汰。因此，看到周围人在努力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努力，以跟上别人的脚步。
以校外培训机构为例，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２］。可以看出，课外辅导机构在我国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然而，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在我国应试教育的环境下，中小学生的学习辅导也不断增加。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进入更好的学校，学生争先恐后地利用课后时间在辅导班中进行学习；
另一方面，课外辅导机构不是公益组织，因此在如此庞大的需求影响下，课外辅导机构发展愈发市场化，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且学费也不断攀升。
面对当前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开始对其进行整治。2021年5月21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一方面要提高校内教育质量，同时降低考试压力；
另一方面要对校外培训行为进行规范，禁止校外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３］。
“双减”政策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认为限制校外培训机构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面对应试的压力，在所有人努力进行额外学习的环境下，依旧需要有其他的时间与方式来进行个人的学习。此外，不仅是应试教育，而且这种同辈压力也出现在各方各面，为了在未来具有更强竞争能力，学生们也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很多其他的兴趣班。
那么，校外培训机构是否加剧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内卷”现象？校外辅导班的参加能否有效提高学生的成绩？培训机构在其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在已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课外辅导班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理论基础
社会压力是“强关系”影响个人行为的主要渠道之一。信任理论提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会通过信任产生交换行为［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关系强度的提高，个人受到来自社会互动端的压力也会增大，进而促进个体间的模仿、对比和学习等社会行为的产生［５］。基于此，本文主要以“强关系”中来自朋友一方的社会压力为研究对象。
（二）同辈压力
参照群体理论提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参照群体时，往往会选择那些与自己经常接触、有实际交往和稳定社会联系的重要他人，而非一个抽象的群体，他们对人们评价自己有着重要的作用［６］。
而近年来对于教育与同辈压力的研究多关注于同辈压力带来的影响。从补习机构的选择上来说，陈彬莉和白晓曦则提出，家长可能受到同辈压力的影响，为子女选择了课外补习，使得选择上具有一定的非理性［７］。吴愈晓和张帆通过研究发现，同辈压力带来的效应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具有“近朱者赤”的效应，在一个更好的群体中，周围的同学学业表现越好，则本人的成绩也会更好，但是这种比较压力也會给个体造成心理压力［８］。
由此提出文本的假设1，即积极的同辈压力会对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
（三）影子教育与教育获得
国际学界将与公共教育系统平行的私人辅导系统称为影子教育［９］。而已有的研究多关注于影子教育对成绩的影响上，而其中的理论视角与研究结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内卷”时代下的影子教育，王红和陈陟法分析了教育内卷的产生原因，他们提出当代社会在教育与社会相隔离、教育质量无改善且培训市场无限扩大以及难以被证实的效用假象形成惯习的作用下，形成了义务教育的内卷化现象［1０］。而余晖则认为教育内卷化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这实际上是功利主义极端化下的全民教育焦虑［1１］。
从影子教育的影响上来看，部分学者认为影子教育能够给学生成绩带来积极影响。徐章星通过对CEPS2013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影子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且在优势学生群体中更为显著［1２］。也有学者提出，影子教育会带来负面效应，如孙伦轩和唐晶晶经过研究发现，上课外补习不仅无法帮助学生快速提高成绩，甚至显著地降低了初中生的标准总成绩。
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影子教育会对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
以及假设3，影子教育在同辈压力影响学生教育获得的过程中充当了中介作用，即同辈压力是通过影子教育影响学生的教育获得的。
（四）教育获得的其他影响因素
从情绪价值上来说，影子教育可以降低学生产生不快乐、沮丧等负面情绪的频率［1３］。而李适源和刘爱玉则提出，课外补习的参与会给中学生的情绪带来显著的“致郁效应”，但是只存在于家庭背景较低层次的子女中，而更高层次的子女对其会有抵御能力，出现了“心理免疫”的现象［1４］。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具体来说，教育行动是一种符号暴力，看似是进行文化传递，实则是通过文化再生产进行阶层再生产［1５］。可以说，在他看来，教育获得是具有阶层差异的。此外，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提出，只有当上层阶级的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这一级别的不平等才会下降；
而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进一步提出，不平等除了数量方面，也有质量方面的不平等，因此上一阶层获得更高价值的教育机会的可能性远高于下一阶层［1６］。
具体来说，陈园园和李慧春提出影子教育的获得与结果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即优势阶层的子女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影子教育机会，而从结果上说，劣势阶层的子女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1７］。由此，假设4为影子教育在同辈压力与教育获得中的中介效应具有阶层差异。
王晓磊则进一步提出，影子教育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即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影子教育具有补差效应，而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培优效应则更为显著［1８］。据此假设5为对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来说，影子教育的影响具有差别。
三、研究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简写为CEPS）2014年的调查数据。CEP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CEPS2014以2013-2014学年为基准线，以7年级和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1９］。该数据集中初中学生样本数19487名。
由于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于影子教育的影响中为主要研究内容，因此在变量的选择上仅选取了数据中参加了影子教育的部分样本，并对其中的缺失变量进行剔除，经过筛选最终得到了5933个样本。
（二）研究假设
H1：积极的同辈压力会对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
H2：影子教育会对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
H3：影子教育在同辈压力影响学生教育获得的过程中充当了中介作用，即同辈压力是通过影子教育影响学生的教育获得的；
H4：影子教育在同辈压力与教育获得中的中介效应具有阶层差异；
H5：对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来说，影子教育的影响具有差别；
（三）变量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为学生的教育获得，主要体现在学生成绩方面，因此在本文中将其操作化为学生成绩。具体来说，选取的是CEPS2014中“学生2013年期中考试标准化成绩（均值70，标准差10）-语文/数学/英语”，并对其进行了加总，作为学生教育获得的体现。
核心自变量为同辈压力，本文重点关注于同辈压力的积极作用，由此选择的是“上面提到的几个好朋友有没有以下情况——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其中“没有这样的”赋值为1，“一到两个这样的”赋值为2，“很多这样的”赋值为3。
中介变量为影子教育，操作化为“你参加了哪些兴趣班/课外辅导班——奥数/普通数学/语文/英语/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棋类/体育/其他”“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并对其进行加总。
控制变量为是否是独生子，选择的变量为“你是独生子女吗”“是”赋值为1，“不是”赋值为2；
家庭阶层分为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经济资本，将家庭文化资本操作化为父亲的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赋值为0，“初中”赋值为1，“高中”赋值为2，“大学专科”赋值为3，“大学本科”赋值为4，“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5，而将家庭经济资本操作化为“目前你家经济条件如何”“非常困难”赋值为1，“比较困难”赋值为2，“中等”赋值为3，“比较富裕”赋值为4，“很富裕”赋值为5。
（四）分析方法
为了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本文采取了因果逐步回归法。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
第二步分析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
第三步分析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
四、实证分析
表1是对于寒暑假课外补习班的参与情况的描述统计。表中显示，在参与这項问答的5902个样本中，有53.9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是”，即有超过半数的学生会选择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参加与课业相关的补习班。可见当代课外补习班参与率是很高的。
表2是关于样本分布的描述统计表，其中涉及了性别户籍等关于样本特征的描述。从表中可以看到，本文共选取了5933个样本用于研究。其中，同辈压力的最小值为3，最大值为9，而其均值为7.533。由此可见，当代学生受到同辈压力的影响是较大的。
表3是对同辈压力、教育获得以及影子教育中介效应的分析。其中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学生成绩的回归模型；
而模型234是加入控制变量后，自变量中介变量以及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具体来说，模型1显示，性别、户口类型、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生较男生的标准化成绩多10.68分；
城市户口的学生较农村户口的学生多2.111分；
而相较于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水平的，父亲为初中学历的学生多2.487分，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大学专科的多4.73分，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学生多7.865分，父亲学历是研究生及以上的多6.199分，而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成绩则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2是对于自变量同辈压力与因变量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的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且回归系数c=2.722，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由此假设1得以验证，即积极的同辈压力会对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的影响。
模型3是对于自变量同辈压力作用于中介变量影子教育的效应a进行的检验。表3显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相关的，且a=0.0357。这说明了影子教育与教育获得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由此验证了假设2，即影子教育会对学生成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模型4显示影子教育和教育获得之间显著相关，系数b=1.811。且在加入影子教育后，同辈压力对于教育获得影响的依旧显著，c=2.657，与没有加入中介变量的系数c相比减少了0.065（2.722-2.657）。由此可以认为，影子教育在同辈压力与教育获得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设3得到了部分验证，即同辈压力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子教育进行的。
进一步来说，从模型4中可看出，控制变量中只有性别与父亲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女生较男生的标准化成绩高9.759分，而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大学本科的较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的高5.961分。而户口类型、家庭经济资本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并无显著影响。由此假设4得到了部分证明，即影子教育的中介影响有阶层差异，而这体现在文化阶层上，经济阶层并无显著差异，而假设5则得不到证明，即影子教育的中介影响对是否为独生子女并无显著差别。
五、稳健性检验
在实践中，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大小相似或符号相反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甚至会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整体关系，所以逐步检验法可能会错过一些实际存在的中介效应。因此，为了弥补逐步检验法的缺陷，本文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bootstrap检验。
表4是对于加入控制变量后，影子教育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由其可以看出，在进行了1000次的抽样之后，中介效应的概率P值近似于0，小于显著性水平α，因此要拒绝原假设，即影子教育的中介效应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来说，同辈压力对教育获得的总效应为2.035，即等于影子教育的中介效应0.233加上直接效应1.802，其中影子教育的中介影响占11.45%。
六、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结论
总体来说，本文发现校外培训在当前义务教育阶段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当代学生受到同辈压力的影响也是较大的。进一步说，本文的研究假设部分得到了证实，即积极的同辈压力会对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的影响；
影子教育對学生教育获得具有积极作用；
同辈压力对学生教育获得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子教育产生的。对此金红昊、谢心怡与杨钋提出，班级中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提升会增强同伴团体内部的学业竞争压力，由此会对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学业评价产生影响，从而增加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来争取相对优势的想法。［２０］
差异上，家庭经济资本以及户口类型上并无显著差异。家庭文化资本会显著影响学生教育获得这一结果与姜帅和龙静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对此他们认为影子教育将教育推到一个更为不平等的地位上去，它们在遵循着市场规则的影响下侵蚀学校教育空间，改变了学校作为公共机构的配置资源的权威［２１］，而对于性别上的显著差异，徐章星认为社会和家长对于女孩的社会期望日渐增加，使得女学生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加剧了其学业竞争［２２］。
由此本文认为，当前社会通过校外培训机构对于当前教育“内卷化”现象的治理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仅是部分作用。因此，想要真正解决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度竞争的问题，切实做到“减负”，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二）相关启示
对于影子教育的中介效应的分析，有助于增加对于当代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面临的问题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为学生“减负”。而本文研究发现，校外培训机构在促进学业竞争起到的作用是部分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加强对课外补习市场的监管与规范，设定课外补习的合理范围，避免课外补习市场乱象的出现。
其二，促进学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在强调均衡化发展和培育学生综合素质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校内课程教学的质量，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满足学生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使其具有更多的可选项［２３］。
其三，对于经济较为薄弱的家庭，提供一些照顾性政策，如指导家长如何科学育儿，提高其人力资本能力。
（三）反思与讨论
本文更侧重对影子教育对同辈压力与教育获得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而较少关注这种中介效应的差异性及造成其差异性的原因，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对其进行分析。
〔参 考 文 献〕
［1］《2020十大流行语》https：//mp.weixin.qq.com/s/Qyq2vOi0oXOtquWq0UfjZw
［２］《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吸金”超
8000》，http：//www.gov.cn/shuju/2016-12/27/content_
5153561.htm
［３］《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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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姜帅，龙静.家庭文化与经济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J］.教育学术月刊，2022，（01）：51-57.
［２２］徐章星.影子教育提升了学业成绩吗？——来自CEPS的经验证据［J］.基础教育，2020，17（02）：9-19.
［２３］刘钧燕.家庭校外培训需求动因及对落实“双减”政策的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21，50（11）：85-98.
〔责任编辑：丁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