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宗仁
科学技术创新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并由此带来难以预测的结果。Merton(1936)指出,由于认识疏忽和错误、无意识心理冲动、社会意识形态偏执、社会结构相互依存等原因,科学家有意图的创新行动既会产生有助于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显性结果,也会产生很多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不认可的结果。吉登斯(2011：109-114)认为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和“自我指涉”使得科学知识的增长不仅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反而产生许多无法准确预测的非预期性后果,导致现代社会中的意外和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贝克(2018：1-43)认为社会变得越现代化,它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就越多,人们对意外后果的无知导致了风险社会的产生。如果科学家要避免科技创新扩散行动的非预期性后果,就必须将科学的制度性要素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解释(默顿,2010：304)。
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增长的活动,也必然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进而给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大量非预期性后果乃至风险。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涉及要素多,链条环节长,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众多。由于难以调查、不可预测等,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其在社区自然生态、产业结构、生活习俗、人口结构等方面产生的非预期性后果经常被人们所忽视。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的今天,我国却面临更加严峻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对外依赖性加重、农业生产后继无人、农村传统文化与精神没落等严峻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准确、全面地认识和管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及其非预期性后果,有利于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决策和行动,减少农业产业和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并防范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
本文从理论成果梳理和实地调研两个方面对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特征及其非预期性后果进行分析探讨,力图更加全面、准确地认知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复杂结果及其产生机制,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创新扩散决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行动提供参考。
科技创新的迅速更新迭代,不断颠覆传统科学真理和技术知识,日益暴露出其“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并在产业、经济、社会乃至人类自身发展方面引发大量“非预期性后果”。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正在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和学术议题。
(一)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特征
“不确定性”概念由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发展而来,主要是指不能确知性,如今被广泛用来叙述和研究事物的偶然性、随机性、模糊性、或然性、混沌性、不完全性、不一致性以及不稳定性等特征(胡潇,2017)。科技创新要求不断突破已有的“确定性”知识理论框架,致使“不确定性”必然成为其重要特征。作为科技创新扩散在特定领域的研究实践活动,“不确定性”也是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核心特征。新技术对特定农场的相关性和适用性既取决于农民的人力资本,也取决于当地农业和气候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在如何最好地利用该技术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新技术在是否适合农民经营的特定农场条件方面具有不确定性,农产品未来的价格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因素给农民未来收入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Huffman,2020)。作为一项有风险的产业,气象灾害和意外虫害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对农业及其科技创新扩散活动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预判和有效管理是新时期发展现代农业、创新扩散农业技术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Chavas &Nauges, 2020)。
(二)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影响的复杂性
非预期性后果是伴随行动而来的但是在行动计划预料之外的结果(Chouvy,2013)。科技创新扩散行动目标是给人类带来喜欢、合意的各种创新红利,如更充足的物质供应、更快速的交通、更高效的生产、更多的经济收益等。尽管人类科技创新扩散行动的预期目标难以一一列举,但具体到某一特定行动,其行动主体总是会设定有限而相对明确的预期目标,并努力利用其拥有的知识、能力及资源去实现预期目标。然而,由于科技创新扩散自身、行动者能力及其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加上外部自然、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科技创新扩散行动总是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可能实现预期目标,也可能仅实现部分预期目标,更可能产生大量预料之外的、人类喜欢或不喜欢的、知道或不知道的非预期结果,并对人类自身及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动力机械科技的创新与扩散,本意是降低人类生产强度、提高人类生产效率和效益,然而,由于其能源需求导致世界能源消耗不断增加,继而引发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多种难以估量的非预期性后果;农药化肥科技的创新扩散本意是提高农业生产产量及效率,却同时造成农田和农村大面积土壤板结和生态污染。
由于创新代理人很少关注、缺少合适研究方法、结果产生需要较长时间、难以测量和评价等,农业创新扩散结果与影响研究数量一直非常少。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是在社会体系中进行的,由于推广人员和创新采用者大都不了解体系成员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以及社会体系内外部的运作机制,对创新扩散很多间接、不合意、无法预料的非预期结果缺乏必要了解,因而经常做出错误创新扩散决策(罗杰斯,2016：467-474)。人类学对少数族群创新扩散结果的早期观察研究表明,创新扩散不仅会带来采纳或拒绝采纳创新的直接结果,而且会对当地个人及社会体系造成合意的与不合意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可预料的和不可预料的极为复杂的影响。雪地摩托车、钢斧等创新的扩散为澳洲土著人、芬兰拉普兰原住民等少数族群人口与社会带来高效、方便等合意结果的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社会与文化体系崩溃等间接、不合意、未曾预料的非预期结果(Pelto,1973：225)。美国加州西红柿采摘机器的扩散研究显示,创新扩散对人力、种植地点、消费行为产生了深远的非预期影响——机器大量取代种植和采摘工作岗位,种植农民从4 000人减少到600人,采摘工人从50 000人减少到18 000人;加州西红柿产地从圣华金县(San Joaquin County)转移到土壤和气候更加适合种植机械化采摘西红柿的优洛县(Yolo County)及弗雷斯诺县(Fresno County);不容易被采摘机器损伤的硬西红柿品种取代美国民众更加喜欢的软西红柿(Friedland et al.,1981：37-42)。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者在研发与扩散西红柿采摘机器时完全没有预测到这些复杂的社会影响。
针对欠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结果与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能够为农业农村带来很多正面影响。例如,对印度水稻免耕技术推广结果的研究表明,该技术具有显著“增产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因而引起农民的广泛兴趣和创新的快速扩散(Erenstein &Laxmi,2008)。印度尼西亚随机田间试验表明,农林业复合培训能够降低参与者农业收入脆弱性,其中低收入参与者比高收入参与者在增加收入、扩大社会网络方面受益更多(Pratiwi &Suzuki,2019)。对孵化、饲料、疫苗开发、自动化养殖设备、基因技术等关键技术的创新扩散结果的研究表明,这些创新促进了对虾、鲑鱼、罗非鱼等全球海产品供应的快速增长(Kumar &Engle,2016)。对乌干达矿物肥料和玉米新品种推广应用结果的分析显示,这些创新有利于降低当地贫困发生率(Schreinemachers et al.,2007)。
另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扩散也会带来多种非预期的负面影响和风险。对埃塞俄比亚创新扩散的研究显示,公共推广部门创新扩散活动对小农生产决策中获取和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式产生强烈影响,排挤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民间社会行为者,从而限制了有益的创新过程(Spielman et al.,2011)。对尼加拉瓜和喀麦隆可可、橡胶、奶牛养殖等农业创新扩散的研究显示,新技术推广面临不同地方的复杂现实,往往不能产生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环境退化、农场工人劳动条件恶化以及农业社区失去当地遗传资源控制等意外副作用(Wigboldus et al.,2016)。对喀麦隆、贝宁和利比里亚三个国家的棕榈油技术扩散对社会、经济和环境长期影响的评估表明,虽然新技术能够不断增加农民和小企业的收入,但也会改变当地妇女在棕榈油加工中的作用及其对资源的控制等方面生产关系,造成更多污染和更多用水等负面环境影响,加剧小农户、棕榈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长期冲突(Bishop,2018)。Kumari和Yadav(2014)的研究显示,多种农用化学品的应用不仅会增加成本,还会对植物、环境和人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副作用。Iavicoli等(2017)的研究表明,纳米农药、化肥、杀菌剂、检测技术等新型农业技术的创新扩散存在潜在毒理学危害和风险,扩散到环境中的纳米物质与农业生态系统和人类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对长期接触纳米材料的工人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亟须制定适当的风险评估程序和预防性管理措施。
由于思维惯性、学科视野和知识偏见等,我国学者对农业创新扩散带来的产量提升、效益提高等预期性结果关注较多,而对其可能带来的生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非预期性后果关注甚少。绝大多数学者通过调研验证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所带来的、合意的预期性结果。如徐秀丽等(2006)对水稻强化栽培体系的经济影响评估显示,该项科技创新可以节省人力、降低生产资料成本、增产增收,同时也能改善农民生计、性别分工和生态环境。魏秀芝和甄怀林(2013)认为,推广农业机械技术可以转变农产品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将农业生产由原来的资源依附性逐渐转变为知识依附性,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韩园园(2014)的调查表明,农业技术扩散渠道是连接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与农户技术选择行为、农业生产进步的重要桥梁,能够对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李泽银(2015)的研究表明,农业机械化不仅能为农民节省时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决粮食紧缺问题,还能增加农民生产收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综合国力。马占生等(2016)的研究显示,加强农机推广工作有利于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结构进一步平衡,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也有少量学者开始关注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所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如崔宁波(2008)关于大豆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于大豆生产的发展作用十分微小。邬德林(2017)研究显示,不同类型农业科技创新会影响农民收入分布,劳动力替代型技术会扩大农民收入的差距。文军和刘雨航(2022)的研究指出,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技术应用主体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推动农业和乡村数字化建设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情境”,引发扩大数字鸿沟、减少就业岗位、加剧农村空心化、增强农民不安全感、弱化乡村社会传统信任机制、冲击中国乡村传统血缘地缘社会关系等非预期性后果。
总而言之,国内外研究表明,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会对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体系产生复杂而多样的结果。其中,预期性的结果通常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和验证,非预期性后果则经常由于多种原因而被人们所忽视,从而造成人们难以准确地认知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的全貌,影响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研究和理论认知的科学性,并对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决策及实践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如对于农业转基因技术,农业科学家与公众对其创新结果的认知几乎截然相反,以至于产生巨大的舆论冲突;在究竟要小农生产还是大规模农业、要有机农业还是化学农业、要转基因食品还要非转基因食品等方面,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决策面临众多争论不休的问题与困惑。从多学科视角对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及其非预期性后果进行准确、全面的调查评估,对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驱动科学决策、利用科技创新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特征及其非预期性后果,笔者对山东省莱阳市西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西村是莱阳梨发源地,也是古梨树资源重要保护基地。村里农民以汉族为主,共有480户1 780人,耕地1 530亩,农民收入以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该村具有胶东半岛农村的典型特征,传统农业生产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转变为种植大棚蔬菜为主,梨树作为一种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传统果树得到较好保存,是村民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村民生活中和头脑记忆里仍然保留着比较浓厚的传统乡村文化,村内也修建了村庄民俗文化博物馆保存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展示当地传统文化风俗物品和乡土农业知识。如今,该村依托当地自然地理、文化风俗条件进行了“莱阳梨种植园”“梨乡风情旅游区”规划与建设工作。西村的调研结果表明,近40多年来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产生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产量、效益等预期性结果;同时,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带来了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等多种非预期性后果。根据前文理论探讨,下文从科技创新、行动主体、外部环境三个方面对西村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不确定性”特征及其非预期性后果进行分析。
(一)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引发农业农村长远及全局性改变
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一种致力于改变当地农业生产活动的新生事物,其提升效率、效益等短期可观测到的预期性结果能得到行动者的充分关注和验证确认,而其对当地生态、社会等超出行动者主观目标追求并在较长时间后才能显现的非预期性后果通常很难得到关注和验证,从而给科技创新扩散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西村的调研结果表明,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潜在风险及其链式反应的不确定性给当地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整体格局带来了重要的非预期性后果,需要在未来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中予以充分考虑。
1.难以识别潜在风险给当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由于人类对新技术认识还不确切以及很多技术风险的确定需要广泛调查和长效验证,导致新技术应用经常存在很多“不确定”潜在风险,并带来一些难以预测的非预期性后果。西村的调研结果表明,当地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不确定的潜在风险至少导致了两个方面的非预期性后果。第一,部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不确定风险,给当地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可持续利用和农产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在西村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业科技创新的大量扩散应用,虽然短期内提高了产量和效益,但长期使用后也带来了大量当地环境不能消解的物质,造成环境污染和土壤退化,破坏了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过程,给当地土地利用、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当地农民使用农药,在短期内能防治病虫害,但长期使用也导致病虫害抗药能力不断提高,进而不断增加病虫害防治难度,使得农民不断增加农药用量,对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将这种结果拓展到更宏观的层面,农民放弃使用可自己生产和积累的传统品种、肥料,采用不可留种、不可自己生产的新品种、新化肥,增加产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减少了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对粮食安全和生物可持续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第二,新型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致使农业生产能源消耗大幅增加。西村及全国各地农村新型农业生产工具和工业生活用品的广泛应用,大大增加了汽油、柴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能源的消耗,虽然提高了效率、方便了生活,但增加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所有行业都普遍采用这种增加资源、能源消耗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人力成本时,未来不可持续的风险就更大了。
2.难以估量链式反应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全面改变
新品种、新技术等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以增加产量、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但其结果并不会止步于此,而是会进一步通过难以估量的链式反应对农业生产整体结构、内在逻辑造成长远的冲击与影响。跳出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等短期衡量标准,对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更加长远和宏观的自然、社会、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则会发现新品种、新技术等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不仅对当地农业生产效率效益产生影响,而且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全面变革。
在农业生产方面,一系列农业科技创新的扩散应用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具体内容、技术手段、产品出路和运行逻辑的全面转变。
第一,农业种植品类、品种发生全面改变。改革开放前,西村以种植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为主,并种植部分莱阳梨本地品种。由于产量和经济效益较低,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在村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逐渐被大棚蔬菜所替代。莱阳梨本地品种虽然由于传统物种和地区品牌保护得到一定延续,但也有不少农户因为便于管理、更高产量、抗虫抗病能力强等原因将自家果园种植品种从原来本地莱阳梨品种改成黄金梨、丰水梨、新高梨等外来品种。20世纪80年代末,该村开始大量种植大棚蔬菜,种植品类虽然一直是白菜、西红柿、豆角等大众蔬菜,但具体品种在不断更新,传统蔬菜品种基本上被外部科研机构、跨国企业输入的新品种所替代。总体上来看,当地农业种植类型及品种与40多年前相比发生了全面改变。
第二,农业技术手段从人力畜力生产全面转向机械化耕作和设施农业。西村原来的小麦、玉米大田作物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劳动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创新扩散之后,拖拉机、收割机等各种新机械取代原来的人力、畜力,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所需人工大幅减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大棚蔬菜设施农业迅速发展,蔬菜种植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克服了原来冬天不能种菜的不足,大大提高了复种指数,单位面积土地经济效益产出大幅增加。与过去相比,当地农业生产技术手段产生了全面变革。
第三,传统农业生产器具成了村庄里的文物,并对当地生产关系、人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以电力和能源为动力的机械化农业生产工具带来了传统人力、畜力耕种工具不可比拟的生产效率优势,导致在当地使用了千百年的耢、犁、耙、点葫芦、木耧、铁耧、驮篓、抬筐、鞍子、辘轳、碌碡、石轱辘、灌角、靛桶、纺花车、轧花车、碓臼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退出历史舞台。农事用具的变迁对当地农村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代化农业生产机械替代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致使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变成了无用之物。虽然西村建立了民俗博物馆,对当地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进行了收集、保存和展示,但这种努力保存的仅仅是一种死的文化而不是一种活的文化。同时,生产工具作为一种物化的乡土农业知识,其变化也带来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促使农民之间生产协作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比如,收割机和拖拉机的使用使农民在收割时不再需要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降低了,沟通联系也在减少,这些都会带来乡村人际关系的逐渐改变。
第四,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从深层次改变了村民的生产逻辑和生活理念,从自给自足全面转向面向全球化市场商业化生产。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之后,现代化和商业化理念渗透进当地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更多地获取经济收益。农民不再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物品,他们学会利用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以赚取更多金钱,然后用这些金钱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如何通过现代化科技与商业化生产赚取更多经济收入以满足更加丰裕的物质生活需要是当地多数农民的主要思维逻辑。改革开放之初,当地农民生产的小麦、玉米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与外部市场需求关系不大。农民种植的蔬菜、水果、花生等农副产品也以自给自足为主。后来,随着农业生产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与扩散以及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地农业生产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专业化、市场化和品牌化特征,生产的农产品不再仅仅满足自身需要,而是更多地满足北京、上海、日本、韩国等国内外市场需求。当地农民通过新的技术与市场可以更加轻松地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从而促使农民迅速抛弃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收益少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知识和工具,转而热情拥抱和接纳新的生产技术知识、工具以及商业化、市场化、科技化的生产方式。
在农民生活方面,一系列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促进农民生活方式与理念发生全面改变。首先,村民的主食由馒头逐渐转向米饭,同时变得更加丰富。西村村民传统主食是当地种植的小麦、玉米做的馒头和窝窝头。蔬菜新品种大量扩散后,村民不再种植小麦、玉米,加上人口大量外流致使每户吃饭人员数量减少,而制作馒头、窝窝头通常是大柴锅蒸制,相对比较麻烦,做多了又吃不完。因此,除了过年、过节外,村民基本上不再自己制作馒头、窝窝头,而纷纷改为从市场购买已经蒸好的成品。其中,也有不少村民改为食用米饭,因为其蒸煮简便,想吃多少就做多少。同时,由于村民收入大幅提高,吃穿不愁是多数农民的普遍情况,肉、蛋、奶在人们食物中的比例大幅提高,不再是过年过节才有的稀罕之物。
其次,农民生活物资更多地依赖外部市场供给。由于不再种植小麦、玉米,村民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循环不再成立。村民通过专业化、市场化的蔬菜、果树种植以获取经济收益,然后用来购买生活所需的各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与外部市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对外部市场产生更大依赖性。外部农产品及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化会对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支出产生重大影响,货币在村民生产生活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连接作用。
最后,农民生活用具从传统柴锅火炕转变为电气化家具。农业生产的变化也造成当地村民农业生产副产品的变化,进而影响传统的生产生活循环链条。不再种植小麦、玉米之后,村民也不再收获秸秆副产品,传统柴锅失去了重要燃烧物来源。加上机械化耕作之后,村民家庭人口大量外流,传统的柴锅做饭已经不合时宜,高压锅、电饭锅、电磁炉等更加方便的电气化生活用具大量进入村民生活。与柴锅配套的手拉风箱、篓盆、盖垫、锅梁、菜铳等传统厨具和传统火坑等都在慢慢被淘汰,电热毯、电暖器、席梦思等新式家具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使用,过去人们围坐在炕上吃饭聊天的火热场面在当地慢慢消失。
(二)行动主体的不确定性将创新扩散的影响延伸到社会领域
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作为人类有意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效益的目标活动,其行动参与主体群体构成、目标追求、知识结构、能力水平的不确定性同样会引发大量非预期结果。
1.主体生计选择及其流动导致村庄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农业生产后继无人
引入农业科技创新之初,不论是产量、效率和效益均有大幅提高,使得西村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理论上说,当农业生产能够带来更多收益时,应该有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实际情况是,创新扩散之后,周边村庄、县市的农民看到了其中的好处,也都陆续采用了新的农业科技创新,蔬菜、梨等的产量大幅提升,最终形成供过于求的状态,加上不断提升的生产成本和技术风险,当地村民仍然难以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多收益。另外,由于当地多数年轻农民能够接受较好的义务教育,与外部世界进行更多联系和交流,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了解,从而有更多职业选择。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大多数年轻人将脱离农业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作为他们的最佳出路,即使是父母也不想把他们留在家中务农,因而造成当地青壮年农民越来越少,村庄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生产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村民WYQ表示,现在留在家里种梨树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农民,年轻人都外出工作了,即使回来也不知道如何种果树,等到这一批农民群体老了去世了,或许只能将这些果树承包给别人种了。
2.主体知识来源变化颠覆农民已有知识体系并引发其对外部主体产生更大依赖性
由于农业科技创新的广泛扩散应用,村民知识来源由祖辈传承、自我积累越来越多地转向外部科研与市场主体,最终导致农民的传统乡土知识体系逐渐被现代化科技知识体系所替代。采用农业科技创新之后,西村村民曾经经过祖辈传承、积累的育种技术、种植技术、生产工具制作技术、饽饽制作工艺等传统乡土知识体系不能适应新的农业生产生活逻辑而失去用武之地,逐渐被外来的现代科技知识体系所替代。例如,随着手工制作生产生活用具的淘汰,制作技术也逐渐失传,没有人再去学习如何制作与使用,当地独有的乡土知识逐渐消失。如今,村民的农业生产生活不管是从物资方面还是从知识来源方面都完全离不开外部主体的支持。由此导致乡土知识体系在当地农业生产生活中作用大幅降低,以及村民在当地知识创新扩散体系中地位与作用大幅下降。此外,由于知识技术生产者和使用者分离,农民减少了对新知识的研究、改造和创新活动,长时间被动接受、使用外部知识,其作为知识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创新、思考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
知识来源和知识体系变化大大增加了农民对外部知识的依赖性,导致其面临更大技术风险。西村农民有多年种植小麦、玉米、蔬菜、果树的历史,过去的技术来源主要是自我摸索积累和祖辈传承,相关知识技术完全由自己控制,生产经验越丰富的农民在农村具有越高的地位。引进农业科技创新之后,不仅相关农业生产资料更多地依赖外部,相关科技创新知识也更加依赖外部企业与科研机构。农民生产自主性大大降低,生产经验丰富也不代表掌握更多生产科技知识、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品种、技术的外来性特征,当地农民无法解决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之后产生的各种新问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外部企业与科研机构,导致农民生产面临更多技术风险并为此支付更多生产成本。例如,当地蔬菜种植户表示,现在种菜的老经验都不行了,必须依赖新的先进技术。种植大棚蔬菜之后,同一地块的复种指数大幅提高,每年都种那些固定品种,一年到头都没有歇息,地里的虫子和病毒也都有免疫能力了,一亩地花2 000元钱买杀虫剂也不够用,现在打农药次数增多了,化肥用量也增多了,农民因此不得不承受更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
(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创新扩散活动背离预期目标
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通常遵从静态、单学科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在确定的外部条件下从某个特定的专业角度考虑科技创新对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的影响。然而,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的实际开展是在一个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动态进行的,涉及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局部农业生产要素和环节,而且是一个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庞大社会网络体系及其相互牵连的各种系统要素。创新扩散之初,虽然主要是为了改进农业生产的某个局部要素和环节,但其所在整个社会网络体系、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动态变化会对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预期目标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并引发了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西村的调研结果表明,外部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对原有科技创新扩散预期目标的实现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一系列非预期结果。
1.生产资料供应方式变化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风险和对外依赖性不断增加
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种子主要源于农民自己选种、留种,肥料来源于秸秆等农作物废料转变而来的厩肥或者人畜粪肥,生产工具来源于自制工具或者本地工匠生产的工具,生产成本均非常低。引入新的品种、机械、设施之后,短时间内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效率和效益,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但长期来看,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逐渐从自给自足转向全部依赖外部市场。在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新设施推广初期,相关企业和政府通常会以较低价格、一定补贴进行诱导,从而使农民多受益。而到了后期农民完全脱离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并全面依赖外部市场主体时,相关生产资料价格则会不断提高,成为不断压榨农民生产利润的重要手段。其结果是农民采用创新之后,产量、效率提高了,但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大大增加,自身利润并没有相应提高,仍然生活在全球化市场最低层,并对外部主体产生了更大的依赖性。西村蔬菜种植户WZZ表示,以前蔬菜的老种子都淘汰了,现在用的都是杂交新品种,不让自己留种,每年都得买,而现在种子是被垄断了的,菠菜80克一包的就得50元,西红柿种子每克68元,一亩地需要1 500元;大棚蔬菜种植成本很高,建一个一亩地的简易冬暖式大棚需要10 000多元,五年换一次全新的大棚;种菜人工成本也上去了,一亩地雇人采摘成本就得1 000多元,加上雇人打药等其他成本,算下来种一亩地蔬菜的人工成本需要3 000多元。正常收益情况下,蔬菜种植户大棚建造费用在3年左右可以回本,但在蔬菜价格处于市场低谷时,菜农的高投入很难获得高回报。
2.农产品销售更多依赖外部市场导致农业生产市场风险难以自控
面向外部市场进行专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生产是当地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获得更高经济收益的主要路径。大棚蔬菜种植、莱阳梨产业园建设均是这种发展思路。自给自足的农业发展模式被当作落后的生产方式完全抛弃。农民要获取更多收益就必须使其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卖个好价格。然而,通常情况下,少量先行者由于采用新品种、新技术较早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更多收益,而当大家都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新门道之后,农业科技创新会在更大范围迅速扩散,相关农产品产量就会大幅提升,农产品销售就会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导致价格急剧下降,最终结果是大多数农民增产不增收。蔬菜种植户WZZ表示,今年菠菜收购价格不是很好,去年菠菜每斤2.3元,今年每斤0.5元。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只知道现在种子、农药、化肥、人工的价格在上涨,种菜的虫病在增多,过来拉菜的人不少,但就是价格被压得很低;而菜到季节了必须要收,不然烂在地里更亏。当初他家种大棚,是因为口粮地不挣钱,连生活都保障不了,所以选择种蔬菜,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不好了,今年可能还会赔钱。他家两个孩子都选择了去外地打工或者做生意,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种菜,也都不会种,村里种大棚的都是像他这样的40～50岁的人。由此可见,当地农业生产与外部市场紧密相连,外部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加上农民在这种全球化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民更多时候成为市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和市场利益的最小分享者。近年来,北京等大城市菜价的飙升并没有带来蔬菜供应地区收购价格的大幅提升,但多数情况下大城市菜价降低会促使收购商进一步压低其在蔬菜种植户处的收购价格。农民在规模化生产经营、生产成本不断提升而产品销售价格常常被人为压低甚至产品难以销售的情况下,生产风险大增。理论上,引进农业科技创新会促进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在短期内会快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但长期来看,在成本上升、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影响下,除少数先行者之外,更多农民是增产不增收,这造成当地绝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务农。农业科技创新的扩散并没有改变农民在农业生产链条中的弱势地位,甚至在外部强势要素的牵制影响下进一步增加了其生产成本、风险和对外依赖性,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城乡之间、农村内部之间的贫富差距。
(四)多因素互动的不确定性推动乡村运行机制悄然改变
表面上看,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是人类通过科技创新改变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民素质的有意识活动。但深入研究会发现其并不是一个行动主体开展的单向线性活动,而是一个行动主体与科技创新、外部环境等要素不断互动的实践过程。行动主体、科技创新、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引发很多难以预测的非预期结果。西村的调研结果表明,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不确定互动关系会导致行动主体社会关系及其文化活动的非预期性变化。
1.农业生产逻辑改变强化乡村行动主体人情往来货币化交往机制
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促使西村农业生产方式从大田种植小麦、玉米向大棚设施种植蔬菜转变,同时改变了村民的劳动成果及其生产生活逻辑。追求更多经济收入成为村民生产生活的主要目标追求,货币代替原来的劳动及其成果成为当地村民内部社会交往及其与外部环境交流互动的重要中介物。这种交流互动中介物的变化反过来对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充满人情味是中国传统农村的特色,也是过去西村的特色。在农民生产生活自给自足的运行机制背景下,村民之间存在着大量邻里互助和人情往来,其人情往来的物品主要是村民自己的劳动及其农业生产劳动的成果。每当村民遇到建房、婚丧嫁娶等重要活动时,邻居之间通过投入劳动相互帮助,这种帮助与金钱无关,很好地促进了邻里关系的改善,提升了村民之间的情感关系。逢年过节走亲戚,馈送的物品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成果所制作的白面大馒头及精致点心,充分体现出村民对于亲情关系的劳动付出和情感支出。这种情景在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为农民引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逐渐消失。村民们在生产生活中更多地体验到货币的重要性,缺少资金时,其生产投入就会遇到极大困难、生活水准就会大幅降低。为了赚更多的钱,人们变得更加忙碌,更加有经济头脑。人们与货币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逐渐疏远。人与人之间交往大大简化,不再经常聚会串门,相互帮助变少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关系和金钱关系;邻里感情弱化了,不用钱的邻里互助越来越少,村民慢慢习惯于用货币去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例如,将建房完全承包给某个建筑工程队、让饭店或礼仪公司承担各种婚丧嫁娶活动等。亲戚之间的相互馈赠由原来自己辛苦生产与精心制作的面食、糕点等产品逐渐变成红包和购买的烟酒商品。金钱多少与商品贵重与否成为衡量相互之间感情深浅的主要标准。在相互攀比中,人情往来日益货币化,情感内容日益减少,并成为很多村民社会交往的重要负担。
2.农业生产成果变化推动乡村民俗物品远离当地农业生产活动
随着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西村的年俗节庆、婚丧嫁娶、建房祭祀等民俗文化逐渐弱化并与农业生产日益脱节,逐渐远离传统典型乡村社会。例如,春节是当地最大的节日,亲戚朋友之间串门拜年时流传着相互赠送自己制作各式各样饽饽的传统,用来表达相互之间的情谊。如今,随着当地不再种植小麦,加上馒头制作机器的逐渐兴起,村民们不再自己动手做饽饽,饽饽变成市场上购买的花样、风格一致的工业化产品,导致过年送饽饽的风俗逐渐变淡,馈赠物品的感情注入越来越少,村民的人情往来和民俗活动越来越肤浅和货币化。例如,饽饽曾经不仅是亲戚朋友相互馈赠的礼物,更是各种节庆祭祀、婚礼庆典、新房上梁等民俗活动的重要仪式物品之一,表达了各种丰富的文化寓意。过年时的枣饽饽寓意日子红红火火,鱼饽饽象征年年有余,葫芦饽饽象征招财进宝,圣虫饽饽象征五谷丰登。盖新房上梁、搬新家支锅、开业庆典时的元宝饽饽寓意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新婚庆典时,龙凤呈祥饽饽寓意小两口男才女貌、完美结合、恩恩爱爱、幸福吉祥、一生一世;吉祥双鱼饽饽寓意新婚夫妇生活幸福美满、年年有余,表达人们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愿。小孩过生日时的虎头饽饽寓意希望小孩像小老虎一样健壮、威武、聪明伶俐、茁壮成长。除了饽饽外,还有喜饼、石榴、红枣、栗子、豆面、烙火烧、巧果子等农副产品在当地元宵节、二月二、六月六等传统民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丰富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寄托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祝愿。但随着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化,这些与传统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民俗物品、民俗活动、民间歌谣、谚语传说、美好期盼、乡土年味都在不断弱化且趋于消失,手工做饽饽、巧饼、灯碗等节日用具的传统技术和乡土知识也随着人们对其不关心而渐渐被淡忘,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其农业生产活动日益脱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懂得传统习俗,人们之间情感关系也随着风俗变化而逐渐变淡。
通过有意图的行动追求确定预期目标是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永远的动力来源。科学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但令人遗憾的是,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又产生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解答一些问题的同时又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出新的未解答的问题(汉森,刘北成,2003)。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由于科技创新、行动主体、外部环境及其复杂互动的不确定性,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行动总是会带来大量非预期性后果,从而给农业发展、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背离行动者的预期目标。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对“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听之任之,保持原有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管理模式和行动策略,十分不利于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确定性预期目标的实现。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既意味着风险挑战,也意味着发展机遇,主动对其进行全面认识和有效管理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乡村社会发展的多元预期目标。
(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行动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管理的意义
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纳入政策管理与社会行动视野范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在理论上有利于拓展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理论研究范围,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研究彻底科学化。“不确定性”是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本质特征,“非预期结果”是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行动的必然结果。正视“不确定性”及其“非预期性后果”,并将其纳入学术研究视野,有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核心特征与内在规律,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研究的彻底科学化,为人类追求更加确定的预期目标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实践上有利于促进多元化社会目标行动科学决策,减少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行动的不确定性。从多学科视角认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有利于在农业和乡村发展实践中充分认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行动的复杂性,拓宽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政策与行动的关照范围,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和多种目标并对其进行有效协调和管理;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行动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人类发展不利的结果。当前,国家发展目标已经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目标也从提高农产品产量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转变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针对新时代乡村及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不确定性特征,跳出原来的单学科思维模式、单向度追求目标,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在自身、主体、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非预期性后果”综合考虑进来,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具有更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行动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管理的建议
虽然“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却可以通过改变态度、提高能力、建立机制等更积极主动地应对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中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从而为我国现代农业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预期性多元目标实现奠定重要基础。
首先,改变态度,在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实践行动中更加积极主动地认识和理解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否认和忽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及其“非预期性后果”是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合理应对的最大障碍。由于主流话语框架的隐含设置,科技创新通常被视作一个褒义词,使得人们在潜意识观念里普遍认为其代表现代、先进、发展等美好趋势,而对其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却经常视而不见,甚至干脆否认。这种现象造成公众对科技创新非客观、非理性的盲目推崇和应用,违背了不断通过质疑、探索追求事物本质的科学精神。改变态度,正视和承认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是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应对的首要前提条件。虽然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其中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但通过人类的主动努力和智慧付出会最大限度减少其中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然后更好地实现人类发展的预期目标。
其次,提高能力,利用多学科思维方式、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更好地探索和处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中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学科视野、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不足是致使行动主体不能看到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不确定性特征和非预期性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单学科视角出发仅仅关注产量、质量、效率、效益等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短期预期性结果,而对于其长期非预期性后果及跨学科影响认识研究严重不足,是我国乃至世界多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在广泛扩散应用出现重大风险后而不得不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实现农业、乡村及国家发展更加多元化的目标,农业科技创新扩散必须不断突破单学科思维定式,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更全面地探索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复杂性和多学科性特点,从而减少其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业、农民及乡村更加全面发展的目标。
最后,建立机制,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深度合作更有效地减少和管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中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任何行动主体均会有自己的视野盲区和能力局限,过度强调某一个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其他主体的作用,必然给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建立一个政府管理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农业企业和广大农民等多元主体能够共同参与、深度交流、良好协作的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管理机制,有利于更充分地明确各主体的预期目标、利用各主体的智慧与能力,更好地减少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中的视野盲区、能力缺陷及其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后果,最终促进各主体多元预期目标的实现。
总之,“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重要特征,产生“非预期性后果”是农业科技创新扩散活动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运用有限理性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追求确定性生存与发展的实践史,认知与理解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常态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行动与实践在不确定性社会发展中寻找确定性答案,是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和行动者必须具备的责任担当(尹广文,2021)。正视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特征和非预期性后果并对其进行积极主动的应对,纠正过去单学科研究视角、思维逻辑的不足与偏见,在农学、生物学和经济学之外主动引入社会学、人类学、发展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建立多元主体积极交流与协作的管理机制,更全面、客观和准确地调查与分析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性复杂结果,才能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扩散走上更加彻底科学化的道路,更好地认识、预判和有效规避农业科技创新扩散的不确定性风险,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更充分、准确的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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