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青铜文化的精神内涵

时间:2023-10-07 10:55:05 来源:网友投稿

梁 琪,康 艳

(1.晋中学院团委,山西晋中 030619;
2.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山西晋中 030600)

山西境内青铜器遗存丰富,工艺精湛,地域风格明确,是中国青铜器中重要且独特的一支。山西青铜器无论艺术理念、工艺设计还是铸造技术,皆开艺术变革风气之先河。山西青铜器之所以有如此高的造诣,得益于古老山西对外来文明高度的包容。秉承着这样的精神,山西青铜文化在发展演变中主动汲取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青铜文化之所长,并与之融合而逐渐形成一支地域风格独特的青铜文化,富有北方草原风格与吴楚风情,在中国青铜器中独占鳌头。

写实动物形象的大量应用是山西青铜的重要特点。鸮卣所饰肖鸮鸟之形,龙形觥器身所饰扬子鳄等龙蛇水族形象,翼城大河口霸伯盉连接器盖和器身的链上所饰蛙形,赵卿墓鸟尊、匏壶所饰鸟形,虎鹰博弈戈、鸟首衔蛇銎斧所饰虎、鹰、蛇等形象,自然生动,具有极高的写实性。这些写实的动物形象模仿自然,活泼生动,充满生活情趣;
与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贴近生活,亲切自然的青铜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原青铜器以崇高、庄重的礼器居多,所饰动物纹则以繁缛神秘、抽象变形的动物形象居多。山西青铜器中肃穆庄重的礼器和工艺精湛、设计巧妙的生活用具(如凤首笄形器、人首笄形器、刖人守囿车、赵卿墓虎形灶等。其中赵卿墓虎形灶可拆卸,便于安装、携带),应该是受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启发的。

(一) “龙形觥” 器身的两侧写实主义风格的鼍纹

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的商代晚期的龙形觥(图1),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还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龙形觥造型独特,宛如一叶遍饰华丽精美图案泊于水面的龙舟。器身两侧的鼍纹,在青铜器纹饰中极为罕见。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鳄鱼,又称 “扬子鳄” ,是濒临灭绝的古老爬行动物。

“龙形觥” 所饰鼍纹(图2),体形较小,符合扬子鳄的特点。它们眯着眼睛伏于器表,略呈方形的鳞纹从背上延伸至粗壮有力的尾巴,其尾巴较其他种类的鳄鱼较短,摆向一边,利爪向前伸,似乎浮在水面等待猎物。更为叫绝的是龙形觥的整体造型不受现实束缚,神龙如舟,宽扁大嘴,蘑菇钉触角,灵动写意,与器表写实的图案相得益彰,独具风采。

图1 龙形觥

图2 龙形觥器表鼍纹

(二) “赵卿墓匏壶” 盖顶取法自然、张弛有度的圆雕鹰隼

赵卿墓匏壶(图3)盖顶之上伏卧着一只圆雕鹰隼,勾喙大张;
球形双目凸鼓;
低矮卷曲的羽冠贴于头部。这是写实的鹰的形象,颈粗壮,前伸,似乎在唳声鸣叫。脸颊和喉部的羽毛随着前伸弯曲的脖颈细密排列,双翅并拢,边缘凸起,充满张力。鸟的双翅逐层刻画,羽翅上的绒毛随生理结构有序展开。锋利的尖爪紧紧抓住两条奋力挣扎的小蛇。尾短且平直。羽毛的精雕细琢,分层排列;
羽冠的云雷纹,脖颈和鸟身的鳞形细纹,更增强了鹰的真实感。张开的鸟喙,弯曲前伸的脖颈,与利爪下被制服的小蛇对比,生动形象地雕刻出老鹰捕获猎物后高声鸣叫的状态,充满了力量之美。

图3 匏壶(春秋时期)

赵卿墓匏壶所饰鸟形取法自然,以写实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鹰与蛇搏斗后的场景。更妙的是赵卿墓匏壶把手的伏虎造型,活泼灵动,以写意的手法处理。老虎伏卧于壶壁,虎身细长弓起,呈一条曲线做匏壶把手,虎爪硕大,好似紧紧地抓着地面,蓄势待发,极具张力。鸟写实逼真,虎写意灵动,这样的表现手法使得赵卿墓匏壶张弛有度,化繁为简,返璞归真,既表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古朴、恬淡与浪漫,也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率真务实的特点。

(三)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短兵器 “鸟首衔蛇銎斧”

鸟首衔蛇銎斧(图4)采用镂空工艺,鸟的眼睛镂空,口衔小蛇,蛇身体曲折,做挣扎状,生动地体现了鹰和蛇搏斗的激烈场面。这种充满原始气息的野性搏斗场面,在中原农耕文化中较为少见。鹰、蛇、虎等猛兽形象都是北方草原民族的青铜器中常见的装饰纹样;
鹰蛇、鹰虎的搏击更是充满野性的力量,极具草原风情。从其形制来看,短兵器也鲜少出于中原,而常见于北方系青铜器[1],短剑、短刀、管銎斧最具代表性。这些短兵器是北方草原民族用于防身、搏击的武器,也是他们割食猎物的生活用具。鸟首衔蛇銎斧不论器型还是纹饰都具有北方青铜器的特点。

图4 鸟首衔蛇銎斧(战国时期)

(四)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生活器具 “赵卿墓虎形器”

赵卿墓虎形灶(如图5)形制奇特,通高162厘米,灶体高22厘米,长46厘米,宽38厘米,由灶体、烟筒、釜、甑四部分组合而成。灶体上前有虎头形火门,张开的血盆大口即是灶门,灶门表面饰有大角虎头纹,用云纹、回纹、鳞纹作填纹。中间有放置釜、甑器皿的灶膛,后有安放烟筒的烟道。

图5 赵卿墓虎形灶(春秋时期)

赵卿墓虎形灶一组7件,由灶体、釜、甑以及四节烟筒组成。每节烟囱长约35厘米,每节上下均为子母口方便套接使用,其安装、拆卸都十分方便,非常适合游猎、作战时使用。灶眼上的釜,圜底为盛水器。釜上承接盆形甑,其底有圆形辐射状孔箅,用于蒸食物。虎灶体内有小凸齿用于搪灶挂泥。炉膛涂泥,既可保持温度,又可节省柴薪,也能保证炉膛的热量集中。与虎形灶配套使用的还有帐篷顶构件。

虎形灶可以取暖还可以蒸煮食物,便于携带、便于装卸的器型显然是受到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启发;
用于蒸煮食物的釜、甑源于中原农耕文化的生活习俗。山西先民融合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生活习俗,创造性地制作出便于行军作战使用、符合当地生活习俗的生活用具,大大提高了行军途中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不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典范。

山西东有巍巍太行山作为天然屏障,西南以滔滔黄河为堑,北抵绵绵的长城脚下,内河外山;
柳宗元谓之 “晋之山河,表里而险固”(1)。长期以来山西和内蒙古的边境线以古长城为界,大同向北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草原,生活在这里的草原民族,与历代中原王朝对峙。

“晋(2)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 。(3)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山西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与华夏民族交流的天然通道,成为不同民族错住杂居的集中区域。山西表里山河开明开放成就了山西青铜文化的领先地位。

山西青铜器取法自然,却不失活泼浪漫;
雄浑厚重,却也灵巧秀丽。山西青铜器巧妙地把这些不同的气质融于一器,相得益彰,焕发出独特的艺术生命力。赵卿墓高柄足小方壶、蟠蛇纹镂空鼎、春秋错红铜络绳纹壶就是这些青铜器中的杰作。

(一)赵卿墓高柄足小方壶柄足部体态轻盈浪漫的神鸟纹

赵卿墓高柄足小方壶通高27.8厘米,柄足长12.8厘米,一改浑厚肃穆的风格,灵巧秀丽,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柄足部所饰神鸟纹,颇具楚国浪漫主义情调。这些鸟纹龙首鸟身,体态轻盈窈窕,羽冠飘逸,有乘风行走之势。它们昂首曲颈,腿细长,共16只,分三行排列。第一排四只,鸟首似龙,羽冠后扬,尾羽上扬卷曲,似柔美的飘带,仿佛在御风前行。第二排四只与第一排四只鸟首方向相反,细长腿伸直向前迈出,如优雅的舞者踮起脚尖。第三组8只,两两相对顾盼,尾羽下垂,鸟喙垂直向上,似乎对着天空鸣叫。

(二)春秋嵌红铜络绳纹壶表面妖娆奇异的怪鸟纹

春秋嵌红铜络绳纹壶(图6、图7),壶身络绳网格内饰有三角纹、树叶纹为陪衬的五组怪鸟纹,其随器物的形状或直立或曲蹲。这些鸟纹整体形象统一,羽冠、脖颈、尾巴、腿足部有细微变化。口径部的四只鸟两两相对,头微昂,尾上翘,胸上挺,鸟身如龟壳,体态优雅。壶肩部第二层四个网格内,8只鸟两两相对,一只后退,一只前扑,似乎在打斗。壶腹第三层网格内的8只鸟头顶生出树杈一样的大鹿角,它们回首自顾,细长腿弯曲,利爪抓地,长尾及地上卷,似乎用勾喙整理背上神奇的长羽,这是嵌红铜络绳纹壶上形体最美最神秘的一组鸟纹。下面一组也是8只,是这36只怪鸟中体态最丰硕的一组,两两相对,一只鸟爪抬起,昂首阔步向前迈进。最下方的一组如第二组两两相对,勾喙张开,也在鸣叫打斗。

图6 嵌红铜络绳纹铜壶(春秋时期)

图7 嵌红铜络绳纹铜壶线描图

赵卿墓高柄足小方壶所饰神鸟纹、嵌红铜络绳纹壶壶壁的怪鸟纹,不同于山西青铜器多数的鸟纹装饰,活泼浪漫、风格迥异。这样的风格缘何而来?湖北郧阳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战国镶嵌绿松石神鸟纹铜壶(图8),楚国铜器,出土于鄂西北郧县乔家院。这件青铜壶与山西嵌红铜络绳纹铜壶壶壁上的怪鸟纹十分相似,充分体现出楚国奇谲的浪漫主义风格。那么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赵卿墓高柄足小方壶所饰神鸟纹和嵌红铜络绳纹壶所饰怪鸟纹应该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完美地把具有楚地风情和审美情趣的纹饰与山西青铜器相结合,创造出风格更加细腻、更具有生活情趣的鸟首龙身、鸟首龟背、鸟身鹿角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鸟纹。这些神奇怪鸟活泼生动,现实气息浓厚,有的前扑后退互相打斗,有的仰头高鸣,有的整理羽毛,有的御风而行......充满生活情趣。

图8 战国镶嵌绿松石神鸟纹铜壶

(三)从山西出土的吴国青铜器看晋吴文化交流

山西还出土了一批有铭文的吴国青铜器,如山西原平县峙峪村出土的 “王子于戈” (据考证 “王子于戈” 是吴王僚为王子时的兵器),万荣县庙前村出土的 “吴王光剑”(4),榆社县城关出土的 “吴季子剑” 等。春秋之际,晋在北而吴居南,吴国的青铜器为何会落户于晋,文献有载,公元前584年(晋景公十六年), “楚将子反怨巫臣,灭其族。巫臣怒,遣子反书曰:‘必令子罢于奔命!’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5)。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 “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6)。可见这一时期晋与吴关系紧密,两国铜器的交流、传赠应当也较为频繁。

具有楚国浪漫风格的青铜器以及落户于山西的吴国青铜器,是山西文明积极主动对外交流的物证。山西青铜文化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之高的境界,也因为它与外来文明不断地交流,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借鉴。更可贵的是山西青铜器从不简单模仿,而是融合、改良并不断创新,因此才能够自成一体,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

山西青铜器吸取北方草原文化风格,与吴楚等地铜器互动交流......不断借鉴和吸纳其他外来文化因素,逐渐形成了以中原风格为基础,取法自然、活泼浪漫,在浑厚肃穆中添加灵巧秀丽的独特艺术面貌。这些珍贵的青铜遗珍让我们看到山西文明与其他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的方式;
它们彼此借鉴,相互融合。古老的山西文明以强大的包容度吸纳各种外来文化,逐步凝结成 “兼容并包” 的山西精神。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才使得山西青铜文化独树一帜,在中国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中都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就是山西青铜文化的精神内涵。这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的开创精神,使古老悠久的山西文明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是古老山西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古老山西文明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注释

(1)柳宗元《晋问》。

(2)这里的晋指古唐国,又称唐邑,它是陶唐氏部族的方国,夏禹在封立先帝后裔时,曾封帝尧的后裔于唐(今山西翼城西25里唐城村),史称南唐。

(3)《左传·昭公·昭公十五年》。

(4)吴王光剑,春秋晚期,通长50.7厘米,茎长10厘米,刃宽5厘米,1964年在山西原平峙峪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刻铭两行八字 “攻敔王光自作用剑” 。吴王光是春秋时期吴国第24任国王,公元前514至公元前496年在位,是雄踞东南的春秋五霸之一;
姓姬,名光,吴王诸樊之子,故又称 “公子光” ,故此剑被命名为 “吴王光剑” 。

(5)出自《史记·晋世家》。

(6)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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