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节庆文化及其时代价值——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研究之四

时间:2023-10-06 14:30:06 来源:网友投稿

朱其现,向 云,朱晓佳

(1.贺州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2.贺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贺州市委统战部,广西 贺州 542800)

中国的节庆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习俗、制度、信仰等文化意涵的集中体现。节庆文化的“事象之美”可以反映当地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1]在广西创建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和贺州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之时,我们通过深入挖掘潇贺古道历史和丰富的节庆文化内涵,关注其“事象之美”,把节庆文化中的习俗、制度、信仰等文化元素与时代发展主题紧密结合,对于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具有时代意义。

贺州地处桂粤湘三省区结合部,秦始皇修“新道”,“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2]1369,“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3]242,开启了岭南地区各民族与中原各民族交往的新阶段。至汉武帝时,由“新道”发展而来的“潇贺古道”上设封阳、广信、冯乘等县,由此奠定了岭南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促进了中原各民族与岭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形成了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具岭南地域特征的节庆习俗,呈现出独特的贺州节庆文化“事象之美”。多元的节庆文化是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通过对贺州节庆文化“事象之美”的研究,可以窥见其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历程。

(一)贺州节庆文化的“习俗事象”

“民俗”英文为“folklore”,是英国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1846 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是“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学问)的合意,指民间习俗现象和研究这种现象的学问。我国学者钟敬文认为,民俗“从一般事物演化为专业学科,主要目的是科学探究与揭示民间风俗的他律性和自律性、总结特征、规律等,指导大众认识和改造社会生活”[4]2。钟敬文把民俗分为四类:物质民俗类(如商贸民俗、生产民俗、居住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社会民俗类(如民间娱乐习俗、岁时节日民俗、社会组织习俗等)、精神民俗类(如民间艺术、哲学、伦理观等)、语言民俗类(如民俗语言与民间文学等)。

古代贺州为百越民族居住之地,随着湘漓古道、潇贺古道的开辟与繁荣,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贺州,逐渐形成了说“本地话”和“客家话”两大汉语方言的群体,汉族的南迁将中原地区的节庆文化也带入贺州。如春节除夕守岁,贺州各民族在除夕都有守岁的习俗,这与晋朝周处《风土记》所记的“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
酒食相邀为别岁;
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5]的习俗是相同的,既有对逝去岁月的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新年寄予美好希望之意。在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除夕夜守岁至零时便用木棒敲打簸箕,从各个房间敲至堂屋,再从堂屋敲至屋外,以示驱旧出门祛除秽气,之后放鞭炮迎新。铺门镇人于除夕在堂屋生火,年纪较长的兄弟、叔伯围火而坐守岁,待到子夜,村里的人便互喊:“担新年水时间到了!”于是妇女们便争先恐后地担水桶出门去水井“抢水头”,以图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且水头的水洁净,以洁净的水泡茶供奉祖先,祈求赐福;
八步区的百姓守岁至零时,家家户户放鞭炮迎财神,全城一片沸腾,鞭炮喧天,烟花吐艳,十分热闹壮观,家家户户门前及大街小巷纸屑厚铺,有如鲜红艳丽的地毯。这些节庆及习俗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相互拜年祝福,共同期待美好生活,促进彼此情感的交流,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二月二”节日,是贺州市平桂区的黄田镇、莲塘镇、鹅塘镇和八步区贺街镇等地区的客家人的传统节日,在传递生产生活信息、加深感情交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贺州是瑶族的世居地之一,瑶族盘王节是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盘王节是瑶族群众纪念其始祖盘王而举行的盛大节日,迄今已有1700 多年的历史。在庆典仪式中,男女老少都穿上瑶族盛装,通过多种形式来祭祀盘王。从1992 年起,由广西瑶学会倡导,桂湘粤三省区十县市共同发起,轮流举办盘王节。首届南岭地区盘王节就在贺县(今贺州市八步区)举行,初名为“湘粤桂三省区十县市南岭瑶族盘王节”,第七届更名为“中国南岭瑶族盘王节”。盘王节是瑶族最具文化特征的节庆仪式,也是瑶族同胞团结凝聚、文化自信的象征。

八步区南乡镇壮族虽只有10 万人左右,但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节庆文化活动,其中古老的春节娱乐活动“舞火猫”较具代表性。“舞火猫”原是农耕时代为感谢猫捉老鼠保护庄稼的一个仪式,含祈求丰收之意。对猫的祭祀,可追溯到周代的“蜡祭”,“舞火猫”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本土文化融合后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壮族节庆文化形式。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贺州节庆文化的“习俗事象”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传承与融合的特征。以平桂区沙田镇为例,除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等传统节庆外,沙田人还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如表1 所示。沙田镇的节庆文化,一方面内容多元、形式多样;
另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融合性,如农历十月十六是汉族和瑶族群众共同的节日,通过节庆活动不断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往来,节庆文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表1 平桂区沙田镇独特节日

(二)贺州节庆文化的“口头事象”

节庆“口头事象”主要包括俗语、传说、歌谣等。贺州地区除汉族外还居住着壮族、瑶族、苗族、回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其节庆文化中具有民族特性的“口头事象”主要蕴含在瑶族蝴蝶歌、客家山歌、浮山歌节等歌谣之中。

瑶族蝴蝶歌。自元、明、清以来,潇贺古道区域内的瑶族、汉族、壮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在今天的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明嘉靖以来,汉族人南下进入富川在当地落户定居,与当地瑶族同胞相互通婚,在潇贺古道核心区域形成了平地瑶村,因他们操一种汉语方言“梧州话”,故又被称为“梧州瑶”。蝴蝶歌是用汉语方言“梧州话”演唱的二声部民歌,是富川瑶族的标志性民歌,在中国民歌界享有很高地位。演唱蝴蝶歌的群众主要是富川平地瑶支系,故蝴蝶歌融合了汉文化(楚文化)、壮文化(百越遗风)、瑶文化等内容,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富川平地瑶群众极爱唱歌,逢节日会期、婚嫁喜庆、传统祭礼等节庆必传唱蝴蝶歌,传唱蝴蝶歌亦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2008 年,蝴蝶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客家山歌剧。客家山歌剧是流行于广西东部地区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客家人通过山歌来反映劳动生活、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其受当地民间戏曲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客家民间信仰、民间歌舞、民间曲艺的成分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类型。2008 年,客家山歌剧入选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浮山歌节。位于八步区贺街镇的浮山有两个传统节日:一是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的浮山炮期,二是农历五月十九日的歌节。每逢这两个节日八方宾客欢聚一地,放烟花、演戏剧、对山歌、庆丰收、迎春耕、求风雨、兆吉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相传为秀才陈侯的生辰,浮山炮期活动就是以纪念陈侯为中心举行的。传统活动有抬陈侯像出游、唱山歌、舞龙舞狮、抢花炮等。农历五月十九日,传说这一天是陈侯的忌日,百姓为纪念他又一次举行炮期,并主要以浮山对歌为主,人们用歌声表达对陈侯的怀念之情。浮山歌节现在是当地汉族与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共同节日,可谓闻名遐迩。浮山歌节于2010 年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贺州传统文化中的“物质之美”

节庆文化中的“物质之美”包括饮食、服饰、手工艺等民族文化形式。贺州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贯通,土地肥沃,南岭走廊核心区潇贺古道的连通,为贺州节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因为贺州物产丰富,才形成多彩的节庆活动,从而成就节庆文化中的“物质之美”。

饮食文化方面。贺州盛产美酒佳酿,唐宋时期贺州曾产一种名为“瑞露”的酒。北宋诗人苏轼在《小圃五咏·地黄》中有“融为寒食饧,咽作瑞露珍”的诗句。北宋时瑞露已成为广西知名的酒类品牌,并成为广西帅司府官场接待和送礼之物。为垄断瑞露的生产与使用,北宋末年,广西帅司府下令将瑞露酒的生产迁至桂林,故有南宋静江府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食用门》中这样记载:“广右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酿,以帅司瑞露为冠,风味蕴藉,似备道全美之君子,声震湖广,此酒本出贺州,今乃不逮。”[6]231在饮品方面,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岭南·贺州》记载:“黎母汁二瓶,开宝四年(971 年),准宣旨进。”意思是贺州产的黎母汁经宋太祖赵匡胤的批准,成为宫廷贡品。黎母其实是柠檬的一种,果型较小,但有药用价值,“孕妇肝虚嗜之,故曰宜母”。元朝时,柠檬水成为岭南首款解暑良饮,开创了两广地区饮用凉茶的历史,为饮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丰富了节庆文化的物质内容和精神生活。如今,贺州长寿美食如瑶家油茶、客家酿菜、黄田扣肉、信都鸡、南乡鸭、公会牛肠酸、黄精酒等仍是节庆饮食的主要代表,深受民众喜爱。

服装服饰方面。贺州保存至今的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可称得上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中的“活化石”。清乾隆时期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所描绘的岭南各少数民族服饰中,壮族、瑶族服饰共有58 例。其中,在卷四《贺县壮人》服饰中就有“本朝以来,壮人……男花巾缠头,项饰银圈,青衣绣绿,女环髻遍插银簪,衣锦边短衫,繁纯锦裙华丽,自喜能织壮绵及中帕,其男子所携必家自织者”[7]44的记载。尽管时代不断变迁,然而因瑶族同胞大部分居住在五岭山区,至今仍保存较为传统的服装服饰文化。贺州地区的瑶族服饰按其支系主要可分为过山瑶服饰、土瑶服饰、平地瑶服饰,除平地瑶服饰外,过山瑶服饰、土瑶服饰仍保存其原生态样貌。瑶族服饰工艺主要有挑花、刺绣、织锦三种。瑶族传统服装主要饰品为银饰,包括银牌、耳环、手镯、八角星、戒指、项圈、八宝烟具、银链等。2006 年,贺州瑶族服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每到盘王节等瑶族传统节日,瑶族同胞都会盛装出席,为节庆文化增添民族色彩。

手工艺方面。潇贺古道区域内的手工艺呈现融合性、民族性等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原文化与百越民族文化的融合。1963 年在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进民村出土的夔纹陶黼,为春秋时期物品,是当时全国同类文物中唯一的完整件。1974 年在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中出土了原始青瓷杯、盒、碗等日常生活器物,是广西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青瓷。1978 年在钟山县清塘镇出土了西汉时期脸面类似波斯人种的陶俑灯。1998 年在富川瑶族自治县白沙镇出土了东汉胡人陶灯等。这些器物工艺精美,文化特征明显,多为中原地区通过古道交流到岭南之物。东汉之后,随着工艺技术不断南输,岭南地区也逐渐掌握了此工艺技术。如东汉时期钟山墓葬中出现青瓷器,但与之前的青瓷器相比,有明显区别。三国以降,青瓷器逐渐取代陶器、铜器成为主要陪葬品。

在贺州,工艺水平集中体现在青铜器制造上。1991 年在沙田龙中村出土了战国时代的青铜麒麟尊、青铜鼎、青铜戈、铜鼓、铜盉等一批文物;
1996 年在沙田马东村又出土了周代的青铜甬钟、青铜罍、青铜鼎、青铜钺等7 件文物,由此在平桂区沙田镇形成了沙田河青铜文化区。特别是国宝青铜麒麟尊,被认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其器形和纹饰可见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体型和盘龙、附凤等雕饰则又呈现浓郁的百越文化特点,堪称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是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在铸造工艺中,因贺州产锡量为全国之最,宋代在今天八步区莲塘镇上寺村设置钱监,占地面积2 500 多平方米,为宋代广西最大钱监。因当时朝廷急于解决“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的问题,故贺州钱监要“改铸夹锡当二铁钱”,于是铸造出夹锡铁钱,成份改纯铜或纯铁为铁锡合金。虽夹锡铁钱始于宋崇宁三年(1104 年),停铸于政和六年(1116 年),铸造时间只有十多年,但铸造时所采取的工艺却极为先进,“贺州的夹锡铁钱埋在遗址里经历了九百年寒暑水土的浸蚀,却安然无恙,几乎没有多大锈蚀,表现了很强的防锈能力,这对我们研制廉价的防锈钢铁材料将有很大的参考作用”[8]24,贺州古代精湛的铸造工艺尽显“物质之美”。

(四)贺州传统节庆文化中的“精神之美”

贺州各民族的节庆文化是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厚重真切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内涵。节庆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分支,是观察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是研究地域文化的一把钥匙”[9]100。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贺州牛王节,是贺州地区汉族、瑶族、壮族等民族共同的传统节日,是为了表彰牛埋头躬耕的功绩而设立的节日,体现了“美美与共”的文化特质。在瑶族地区,瑶寨家家户户做糯米粽子,煮鸡蛋、鸭蛋祭牛神,保佑家牛健壮,为耕耘献大力,同时给牧者装上粽子和鸡蛋、鸭蛋到最佳草场牧牛,以示人们尊牛敬牛和对牛终年劳作的谢意及赏赐。牛王节当天,家家杀鸡宰鸭,酿制糯米酒,青年男女披红挂绿,载歌载舞,热闹场面与过年无异。在昭平县走马乡西坪村,每年农历正月十六都要举行壮族传统炮期,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祭拜古代在西坪一带为百姓除害的五个战将,人们还修建“五将庙”加以纪念,以示弘扬正气。

节庆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往往以固定的时间、仪式及人人参与的方式加以传承,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系。节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呈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弘扬节庆文化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增强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重要形式。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国传统乡村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贺州节庆文化的“事象之美”也处于不断嬗变之中。

第一,传承形式之变。贺州节庆文化经历了口语时代、书写时代、影像时代、传媒时代的变迁。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10]93在农耕时代,集体记忆是通过口语传播代代相传的,口口相传成为集体记忆最基本、最稳定的传播框架。千百年来,瑶族的历史、信仰以口头叙述的方式流传,瑶族盘王节即是其中的典型例证。“口语传播的便利性对民族集体记忆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口语记忆的天生缺陷是在人际传播间极易造成民族文化的‘结构性失忆’。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节庆文化的集体记忆产生‘部分流失’。”[11]98节庆的口头传播与记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承对象、传承方式受到极大挑战。

第二,参与规模之变。贺州地处珠三角边缘地区,是云、贵、川通往广州、深圳等地的交通要道。人们从过去封闭的小山村走向繁华的大都市,接受了大量都市文化、工业文明,对乡村节庆文化的态度和认知产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面对陌生的都市、打工的生活,人们对儿时乡村节庆场景与氛围有着与生俱来的思念与向往;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外,一些人对家乡节庆文化缺乏体验与理解,对乡村的节庆文化体验与传承逐渐失去仪式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乡村节庆仪式与活动面临后继乏人的现实困境。瑶族的开春节、招鸟节以及汉族的补天穿等传统节日已不复存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与大众参加程度远不如昔,除春节、清明节两个节日外,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氛围也逐渐淡薄。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对传统节庆观念与节庆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贺州黄田二月二节日、贺街浮山歌节、富川上灯节、黄姚柚子灯节等已三年没有开展相关活动,影响了节庆活动的持续开展。

综上,通过对传统节庆文化的现代嬗变分析,可知节庆文化之“变”与“不变”是矛盾的统一体。总体来看,民间节庆仪式绝大部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得以传承和发展,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庆活动依然有着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但另一方面,贺州的节庆文化面临的传承与发展困境也亟待在保护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2]节庆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地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增强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的节庆文化体系同样面临着时代重构的要求,重构的核心是适应新时代新形势需要,创新发展节庆文化,充分发挥节庆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领域的功能和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独特的文化力量。

(一)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新时代节庆文化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心理、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层面取得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1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节庆文化“事象之美”重构的文化基础。***强调:“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14]在贺州,瑶族文化等民族文化内容多元,语言文化、古道文化交汇,诸如瑶族盘王节、壮族三月三、八步信都龙舟节、富川上灯炸龙节、钟山回龙开春节、昭平黄姚柚子灯节等节庆文化形式丰富多彩。在继承传统节庆文化的同时,应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入其中,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国传统节庆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节庆文化成为新时代百姓心目中新的“集体记忆”,重构新时代节庆文化的“事象之美”。

(二)讲好百姓身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贺州故事

传统节庆是当地百姓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演变而成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的仪式表达,具有地域性、生活化和集体化等特征。在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集体记忆”以及身边的正义的人与事,都会演化成以节庆形式纪念或怀念的对象。贺州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中,涌现出许多进入百姓“集体记忆”并世代传唱的人与事,如祖籍广西富川的状元毛自知在廷试中以“出兵抗金,恢复中原”作答,得到主战派宰相韩侂胄的推举,获宋宁宗钦点一甲一名,状元及第的故事;
钟山县白马村《蒋氏神道碑》记载隋初蒋氏母亲以死相劝,令其子伏波将军钟士雄维护国家统一的故事;
富川青龙、回澜风雨桥背后的瑶族姑娘盘兰芝与汉族青年何廷枢“瑶汉一家亲”的爱情故事;
1931 年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纪律严明,对各族群众秋毫无犯,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了这片土地的故事,以及当代共产党人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奋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等等。我们要讲好这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贺州故事,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三)以节庆文化推动东融先行示范区建设

2022 年5 月1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要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巩固提升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加快特色产业发展。”[15]贺州作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正在大力实施理念、规划、交通、产业、金融、人才、服务“七个东融”的战略。充分发挥贺州与大湾区地缘毗邻、人文相亲、风俗相承、语言相通等优势,深入挖掘贺州地区的历史人文资源,加强与大湾区的文化交流合作,讲好贺州故事、发出贺州声音、彰显贺州形象,是全力东融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充分发挥贺州节庆文化聚人心、促发展的作用,既是自身充分发展的需要,更是承担时代赋予历史责任的需要。

(四)以“节庆之美”助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贺州2100 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从秦始皇修“新道”到“潇贺古道”,从“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到秦始皇“筑长城及处南越地”,再到汉武帝在古道置富川、临贺、封阳等县,岭南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凝练形成了“重诚厚德、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的贺州精神,其中贺州“节庆文化”是民族团结、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蕴含着各民族之间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要深入挖掘和阐发节庆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的时代价值,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示范区提供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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