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斌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商人作为一个财富聚集的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其掌握的社会财富却截然不同。商人徘徊在传统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的士农工商的等级之末。即使是经济高度发展、思想较为开放的唐代，即便商人承担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沟通对外贸易的重要角色，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由于商人集中过多社会财富影响封建秩序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推行“抑商”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对商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管控，具体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限制，方方面面要与他们的身份相适应不得僭越，其中包括商人的服饰。
作为社会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商业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封建统治的根基，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因此受到统治者的打压。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发展本国经济、实现国家经济财富增长是实现争霸的首要内容。起初，商业为官府所控制，实行“工商食官”政策，商人按照政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此时的商业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商人的利益也受到国家的保护。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统治者将重心放到发展本国农业生产上，商品经济的存在必然会与其产生矛盾，因此各国先后围绕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变法改革。例如魏国李俚“平籴法”，这是最早抑制商业的措施，具体是由官府出面买进或卖出粮食，即在丰年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粮，防止商人压价，在灾年平价出售粮食给农民，以防止商人抬价，做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1]1125。出台这个政策目的在于保护农业发展，以巩固小农经济，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损害了商人的利益。
公元前365年，秦国开始了商鞅变法，正式确立了“抑商”政策。商鞅在变法的法令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收为孥。”此法令中的本业指的是农业生产，末利即商业活动。《商君书·垦令》指出：“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
商怯，则欲农。”这里的意思是政府下令禁止商人通过买卖粮食的方式获利，商人无利可图，从而使更多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商鞅给予农业生产者宽松的政策，而对商人则是限制其经营范围，重征商税。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颁布七科谪，该法令规定：“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2]即将逃亡的人、赘婿、有市籍者等发配到边疆地区，旨在抑商和加强边防，这极大地削弱了商人的势力，“七科谪”制度在汉代武帝时期仍然沿用。
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使得商业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商人势力膨胀，拥有大量的财富。武帝时期，商人凭借雄厚的资产，与王侯勾结，势力比官吏更盛，彼此之间相互倾轧，封建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由于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多次进行对外战争，国家开支剧增，引发财政危机。为了稳定统治，加强对外征战的能力，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采取桑弘羊等人的建议，颁布算缗令和告缗令，打击富商大贾的势力，抑制商业活动的发展。
魏晋时期，重农抑商仍是主流政策，政府采取增加商税、克剥商人等措施贯彻这一政策。《晋书》明确规定当前国家以尊崇儒家、崇尚学术为主要任务，商贾“足以通货而已”。此外，该时期虽实施了部分安商政策，但总体上符合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重农抑商政策趋势。自商鞅重农抑商政策的提出以及秦汉魏晋的推行，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以及社会秩序，历代统治者通过各种政策对商业以及商人进行管控，商人在法律上被规定为“贱民”，坐贾被列入“市籍”。在唐以前，商人的地位一直未有太大的改变。
中国古代社会倡导“重义轻利”和尊卑有序，商人过多的财富影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商人之间存在矛盾，以及商人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历代王朝颁布“贱商令”，对商人的地位进行打压，对服饰的管控是中央王朝控制商人的一项重要措施。
关于商人服饰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管子·立政》篇中记载：“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即工匠、商人不得穿羔皮和貂皮的衣服。《史记·平准书》记载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坐车辆。《汉书·高帝纪》记载“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这都是限制商人衣物质料的规定。
汉代开始限制商人的服色，规定商人的服色是赤黄色和青白色，《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贾人，缃缥而已。”缃，赤黄色。缥，青白色。西晋时则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3]即在政策上规定市侩要戴头巾，并在头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称，一脚着白鞋，一脚穿黑鞋，目的是丑化商贾的形象。
《晋书·苻坚(上)》提到，苻坚称帝时，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拥有众多家产，其服饰以及出行车马的豪奢程度不亚于王侯，程宪因此上书称这些商人都是市井小人、唯利是图，怎么能和王侯相比，跟有德行的君子一样做官呢，应该严明法规，明确规定商人的界限。于是苻坚下令：“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凡是不在朝廷任命士以上的人，在都城百里内，不许乘车骑马。金银首饰、锦绣衣料这些东西，工匠、商人、奴隶、仆役、妇女等人，都不得穿戴，违者斩杀。
史书中这些有关商人服饰的记载，多是政府法令对其衣饰的限制，可以看出，商人的服饰是受到严格的规定和限制的，从中皆透露出国家对于商人的态度：由于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商业的轻视，因此商人的地位一直较低，不得穿戴奢华的服饰。对商人的服饰进行严格的管控，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传统小农经济的发展。
唐初商人的社会地位依旧极低，商人被禁止乘马，禁止穿华丽的服饰，禁止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随着中唐以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外交往增多，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统治者一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商贸活动得到重视和认可，商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具体体现在有关衣行的规定也得到放宽。
历代政策和法令中都规定商人的服饰低普通百姓一等。唐代对于商人的服饰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官员服紫，士人服白，而商人穿皂色衣服。《旧唐书·舆服志》：“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可见，隋代以及唐初，商人服色主要为皂，皂即黑色。服制规定“屠商以皂”，也就是说，屠夫、商人的社会品级最低，政府规定他们只能穿皂色的衣服。敦煌莫高窟一处唐代壁画中，描绘了酒肆中喝酒的行商，他们的服饰就是皂色。
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积累众多财富后，其着装风格也日渐奢侈。针对商人阶层出现的众多不按规制着装的现象，政府多次下令对该行为加以限制。唐高宗颁布《令雍州长史李义玄禁奢侈诏》，要求对服制进行严格的监督。武则天规定“富商大贾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损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4]997。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初唐国家对于商人的服制有着严格的规定。此外，玄宗时下令：“流外及庶人不得着绸、绫、罗、縠。”[5]即庶人不能穿绫罗衣物，而商人的法律地位低于庶人，由此可知，玄宗时商人也不得穿着绫罗织物。
中唐以后，商业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商人的地位因此得到提升。由于安史之乱后，国家形势发生变化，国家对商人服饰的限制也有所松动。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下令规定：“庶人商人只着白衣。”[6]即商人与庶人的服色皆是白色。此前，由于商人法律地位低庶人一等，服色只能是皂色。商人服色变化也显示出其地位的提升，即从律令上看，商人与庶人已经趋于平等。
总体看来，唐代政府对于商人服饰的限制在逐渐地放宽，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国家对商人的态度，一改传统的“贱商”思想，商人地位有所提升，也体现了唐代商业发展环境与前朝相比是良好的。
服饰是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之一。唐代商业得到国家的重视，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商人在累积众多财富后开始寻求物质生活的提升，由此逾越礼制的现象伴随出现。不少商人无视国家对其服饰政策的规定，服饰僭越现象逐渐增多，服饰的奢华程度不亚于士人阶级。
商人服饰僭越现象历朝历代都有出现，究其原因多为商人财富的积累与社会地位不相配。如《汉书》中便有关于商人奢华程度的记载：“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1]1132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更为奢华：“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7]这是关于洛阳城各街道市集的繁华情况的记载，此处可以看出富商的住宅、车舆、吃食、衣物等堪比王侯贵族，商人日常生活的奢华程度胜于贵族阶级。
到了唐代，服饰僭越现象更盛。太宗皇帝在《定服饰诏》提到：“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僣奢之仪。遂使金玉珠玑，靡隔于工贾；
锦绣绮谷，下通于皂隶。”[4]60足以看出唐代有众多不按政府规定着装的商人存在。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宰相王涯上奏表示，商人乘马这种行为在前代本是禁止的，但是现在商人放纵，恣意地在道路上乘骑，且“雕鞍银镫，装饰焕烂”，这种行为实在是僭越。《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城中有富民杨崇义者，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8]诸如此类记载不在少数。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财富的累积，政府的禁令已经无法阻挡商人服饰僭越现象增多的趋势。
尽管唐朝沿袭前代，遵循“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原则，然而随着财富的积累，政府政策对商人限制的松动，商人不满足于现状，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去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采取各种手段“挑战”国家规定，具体体现在通过自身财富力量进入仕途，从而改变服饰政策对于商人出身的限制。
唐代商贾虽有着优渥的物质条件，然而由于传统抑商政策的影响，商人这一职业仍受到士人阶层的排斥和鄙夷。为此，商人往往通过入仕的方式提高自身政治地位，从而打破服饰等方面的限制。唐代国家政策对于商人入仕有着严格的规定，《唐六典》中《吏部尚书》记载：“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代明令规定：经商的商人以及三代之内主要亲属有经商者皆不能入仕。有唐一代，虽然国家政策对于商人入仕并无松动，但也不乏有例外。如武士彟商人出身，随后弃商从戎，跟随李渊在晋阳起兵，建立唐朝后，在武德、贞观年间先后出任工部尚书等官职。此外，《太平广记》中提到，唐代裴明礼经商有道，远近闻名，得到太宗赏识，于是“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9]。
然而，商人通过统治者亲自提拔、认可的方式入仕做官者是极为少数。由于唐代国家政策对商人入仕的严苛规定，商人入仕之路非常艰难，由此他们另辟蹊径，通过出任“斜封官”①、受人提携或者以钱买官的方式进入仕途，实现由商到仕身份的转型。尤其安史之乱之后，社会动荡，藩镇割据，商人通过方镇奏荐入仕现象增多。“方镇以大将文符鬻之商贾，曲为论奏，以取朝者叠委中书矣，名臣扼腕，无如之何。”[10]到了穆宗时期，“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11]唐后期统治阶级腐朽，权臣、宦官日渐把持朝政，商人利用唐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需要和官僚队伍腐败的特点，用自身的财富优势进入官僚队伍，改变政治意义上地位低下的现状。
唐代商人入仕后的官职多为员外官类、散官类以及低级品官类[12]。这些入仕的商人虽无实权，但他们不必再穿着国家规定的皂色服饰，可以依官品着章服，这不仅是商人地位提高的象征，也是商人进入仕途的重要目的。除了在服饰方面的特权外，商人入仕后在车舆、减刑、税收等方面亦有优待政策。
通过上文对唐代商人着装情况的分析发现，唐代服饰僭越现象尤盛，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透过商人服饰的僭越可以窥探唐代社会的发展状况。首先，唐代打破对商人的歧视，社会上兴起经商的热潮，推动了士商结合。唐代经济迅速发展，统治者对商业采取开放的政策。由于国家对商业的扶持，唐代出现了像长安、洛阳、扬州、益州这种大中型商业城市。坊市界限被打破，出现了夜市、草市等贸易场所。经商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利益，富裕起来的工商业者开始追求物质生活的奢华，吸引了其他阶级对财富的渴慕并激发起其经商的热情。“市肆贱类营衣食上，尚有一事长处”[13]，商人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得到认可，社会上对其偏见减少，唐代经商的人数和规模都超过前代。
其次，商人通过积极入仕的方式打破国家政策对其社会地位的限制，反映了商人政治意识的提高。唐代科举制度对商人身份的限制并没有打消他们对入仕的热情。商人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买卖官职等手段提升社会地位，使服饰僭越合法化。虽然这是政治制度的腐败之处，然而部分拥有卓越见识和才华的商人及其子弟进入仕途后，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献策献力，反映了其浓厚的政治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
最后，商人服饰僭越现象普遍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想的开放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唐朝受民族融合、儒释道交相发展的影响，传统的礼法观念受到冲击，商人服饰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加之唐代对外交流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融合，使得当时社会上的思想更为开放，人们开始追求自我意识的满足，服饰更多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服饰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朝代政治经济的反映，也是其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外化表现。综观中国古代对商人服饰限制的政策，虽然是统治者在有意地打压商人，以维护尊卑等级秩序，但是在这过程中，商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低迷的状态，总体上一直向前发展，反映出商业拥有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而商人也以积极的态度，努力突破不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状况，这给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增强商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历史借鉴。
注 释：
①“斜封官”，也称“墨敕斜封官”，是唐代的非正式任命官员，是当时人们对由非正式程序任命的官员的一种蔑视性称呼。这种官职的任命状是斜封的，要从侧门交付中书省办理，而且它上面所书“敕”字是用墨笔，这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是不一样的，“斜封官”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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