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春，姚力尧
（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4）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P4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巩固国家政权，推动民族工作，增进民族团结的指引性纲领，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重要保障。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各民族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经一代又一代人的繁衍生息，并意识到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不断强化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历史过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
川青滇藏交界带是连接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4 个省或自治区的结合部，具体涉及青海省玉树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等广大地区。这一广袤而特殊的区域，分布着包括藏、纳西、白、傈僳、普米、怒、独龙、苗、羌、蒙古、彝、回、土、门巴、珞巴等在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总人口90 余万。历史上，川青滇藏交界带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舞台，具体表现为：第一，该交界带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殊通道，例如，川滇藏的交界带地处横断山区，以沟壑纵横著称，并不利于民族的迁移和民族互动；
不过，从北往南流向的三大河流①，自然成为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2]（P202）[3][4]（P196）第二，整个川青滇藏交界带是早期人类迁徙、分化和互动的重要区域，学界逐渐认识到三江河谷在古代民族交流互动中的重要性。[5][6]（P264-265）[7]总体来说，川青滇藏交界带是古代民族繁衍生息，并不断迁徙、分化和交融的重要领地。这为秦汉之后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政治互动、经济交换、文化传播和社会交往奠定了基础。
石硕指出：“我国民族分布格局中，民族聚居区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连接地带，这些连接地带往往是多民族密切交汇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示范区，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区域。”[8]川青滇藏交界带正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界带，又是从内地延伸至边疆的“缓冲带”，历史上以盐为载体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象较为突显，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具体表现为：（1）盐民世代扎根高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重要贡献；
（2）盐区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是多民族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团结进步的基本前提；
（3）地方和国家的紧密互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深厚的历史基础。
川青滇藏交界带是中国西南地区具有一定特色的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域，除了长期属于民族互动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行动的线路之外，还生动展示了中国传统多元盐文化。汉代，在川西高原的盐源县以及澜沧江中游地区的比苏县境内已产盐。晋代，川西的越嶲郡境内（今四川盐源县）采用炭上取盐的古老方式，直至清代的文献仍有记载。唐代以来，西南地区还普遍盛行煎煮法制盐技术；
此外，青藏高原东部的澜沧江流域从源头到中上游地区，还保留着一种“架木为田”或“垒石为畦”的传统晒盐方式，成为一项高原地区独具特色的生计活动。纵观历史，无论在中心，还是边缘，食盐始终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中盐税又是国家或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保障，因此，食盐往往是地方政权博弈的对象，也是民族互动的催化剂。
川青滇藏交界带的历史，相比较于内地而言，汉藏文献对其早期社会的记录史料缺乏。不过，该地区在部落时期所发生的盐池争夺的历史，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其中，在《格萨尔》中就有关于不同部落争夺盐池的记载。《格萨尔》史诗流传的区域主要涉及我国的藏族和蒙古族地区，此外，土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白族、傈僳族等民族地区也有流传。[9]（P300）
在《格萨尔》中有一部名为《保卫盐海》（又称《姜岭大战》）的史诗，主要描述两个部落之间的盐池争夺，民间主要流传于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以及云南的西北部。《姜岭大战》的故事情节是在格萨尔统领的岭国南面，有个拥有十八万户部落的姜国。岭国有个名叫阿隆巩珠大盐海，与姜国接界。姜国国王萨丹，因在梦中受到姜国地方神——保护神的唆使，吩咐内外大臣，调集一百八十万兵马，准备入侵岭国阿隆巩珠盐海，抢夺调味佳品食盐。姜国入侵之后，格萨尔大王亲自率领从十八个部落调集来的一百八十万大军，星夜开赴盐海，抗击姜国的入侵。最终格萨尔王取得战争胜利。[10]（P2598-2599）
《姜岭大战》反映的是川青滇藏交界带早期部落之间因盐业资源的争夺而引发的事件，这表明早在部落时期，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已经显现出来了。笔者在青海省囊谦县、西藏自治区芒康县以及云南的西北部等地区调查期间，民间较多流传有关“姜岭大战”的传说，而且当地百姓大多认为这场围绕盐池的争夺战，是发生在他们所生活的区域内的事件。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川西一带的确发生过盐池争夺战。如唐代曾爆发了吐蕃、南诏和中央王朝三者之间争夺川西盐池的拉锯战，出现了同“姜岭大战”类似的战争场景，于是学者多认为这场战争应该是姜岭大战的原形。如赵心愚认为：“《保卫盐海》所依托的历史背景应是吐蕃崛起后其势力南下今滇西北、川西并争夺洱河一带（今云南洱海）以及昆明一带（今四川盐源）的战争。”[11]（P96）法国学者石泰安也曾指出：姜岭大战就是发生在吐蕃和“麽些”（今纳西族）之间因盐而起的战争。[12]（P97-98）事实上，《姜岭大战》不仅反映的是部落关系，还涉及族群关系，正如杨福泉所言，上述史诗描述的是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其中，古代纳西族和藏族的关系也反映在这一著名的史诗中。[13]（P343）
从7 世纪开始，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吐蕃、南诏和唐王朝角逐之势。其中，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后，便有东扩之举，对西藏东部的民族关系产生影响。石硕认为，吐蕃东扩事实上受到地缘性、文化相容性和中原文明的凝聚力等三个因素的影响。[14]（P115-145）李何春则认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盐业资源的争夺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15]上述三大势力的食盐争夺之战，主要发生在川西盐源县一带。汉代，中央王朝在此设“定筰县”，属越巂郡，并设都尉一职管理当地的盐业，据《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记载，此处盛产食盐，长期被古代西南的民族所占有，于是张嶷率队夺取。东晋时期，史料记载：“（白）〔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16]（P42）又，“越巂先烧炭，以盐井水泼炭，刮取盐。”②即，川西此时采用的是“炭取法”获得食盐，这是西南地区最原始的传统制盐方式。
从吐蕃、南诏和唐王朝三者间的军事博弈来看，赵心愚认为吐蕃势力在7世纪7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顺雅砻江南下，可能在高宗后期已经控制了昆明（盐源）一带。[11]（P91）此后，时而吐蕃和南诏联盟，攻击唐王朝，时而南诏和唐王朝结盟，进攻吐蕃。三者在川西高原围绕盐池争夺发生多次的军事博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9 世纪初。此过程中吐蕃各族群与川西之摩沙以及羌族等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逐渐增多，即学界认为：“吐蕃东扩和三者在川西的军事角逐打破了原有的族群分布格局，一定程度上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15]
明代，随着滇西北木氏家族的崛起，围绕盐业资源的争夺，再度成为区域焦点。丽江木氏家族起家于元末，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因率众归顺朝廷，被钦赐木姓，并拟授职，设丽江知府。木氏土司所控制的区域，西北与吐蕃毗邻，东（北）部紧接中央王朝领地，这些区域自古以来是重要的军事战略咽喉。高志英指出：有明一代，木氏土司军事活动频繁，为了帮助明王朝“定乱”与远征，仅土司木初就曾出征15次之多，以后的土司出征次数也不少。[17]（P75）正统七年（1442），丽江知府阿地阿习得到保勘袭职，此后在其统治丽江期间不断向西北方向发动战事，《木氏宦谱》记载：“天顺六年（1462），得胜刺室：鲁普瓦寨；
鼠罗：你罗，占普瓦寨。八年得胜鼠罗：刺罗，岩那瓦寨；
里俸：见能瓦寨；
里俸：梅矢瓦寨。成化四年，得胜你那：母来各寨，当瓦寨，木都瓦寨，岩甸寨。六年得胜你那：为西，下接具加瓦寨，相必瓦寨，刺土瓦寨，刺何场寨。十八年得胜照可，其琮，刺普，均里场，其立怯丁等。九年得胜忠甸，早瓦寨。二十年得胜忠甸，僧罗投降。”[18]（P87）即，木氏开始沿着金沙江峡谷和澜沧江峡谷不断北扩，进攻迪庆高原西北部。1526年左右，木氏土司顺澜沧江峡谷北上，占领当地的盐井（今芒康县盐井），至此其势力已深入吐蕃境内。木氏土司占领芒康县的盐井之后，委派纳西族亲信，管理当地的盐田。如今，盐井是西藏境内唯一的纳西族聚居区。
清代早期，汉藏文献并未记载盐井的相关情况，清代后期，文献多有记载。清末改土归流之前，盐井归四川巴塘管辖，历史记载：“（康熙年间）巴塘则设立宣抚使土司一、副土司一。所辖宗俄（即宗崖）协廒，兼管盐井。”[19]（P1）《盐井县纪要》载：“盐井历归巴塘大二营官直辖，委协敖（厫）一，冬驻盐井，夏驻宗岩。”[20]即，改土归流之前的盐税由协厫收取。赵尔丰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之时，发现“该处（盐井）盐利久为该寺（腊翁寺）霸居。”[21]（P103）于是，经过边军的精密筹划，发动了“腊翁寺事件”，同时收回盐权。[22]此后，赵尔丰在盐井推行了各项盐务改革措施，对促进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汉藏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23]
川青滇藏交界带的盐业生产和交换，有效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由于盐的特殊性、稀缺性，人类对其需求的必要性、持久性以及盐税征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使得盐的生产、运销、流通和消费，有利于民族（或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交融的发展。
根据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实地调查，从整个川青滇藏交界带以及延伸区域来看，以澜沧江源头为起点，从北到南分布着囊谦、类乌齐、芒康、盐源、兰坪、云龙等多处大型盐区，其中，囊谦盐区又包含着8 大盐场③，兰坪县境内历史上分布着“七大盐井”④，云龙县境内也有“八大盐井”⑤之说，盐源县拥有黑、白二井。上述几个盐区中，盐源、云龙和兰坪等县境内的盐业，已于20 世纪末停产；
而囊谦县的8 个盐场、类乌齐的吉亚盐田和芒康县的盐井，则采用传统的晒盐技术传承至今。
上述盐场或盐井，因盐利的吸附作用，不断吸引外来人口涌入到盐业生产体系之中。由于青、藏两地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因此围绕盐井形成的自然村落规模不大，但是以盐业生产和交换为中心的自然村落普遍存在。例如，囊谦县的多伦多盐场、白扎盐场、吉亚盐田以及芒康县盐井，在盐场附近均分布着一定规模的自然村落。兰坪县境内的啦井，是“因盐而兴”，又“因盐而衰”的村落，至今在卤硐的南侧还有人户居住。云龙县境内历史上的“八大盐井”，明代以来人口聚集的现象日渐突显。当地伴随着盐井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了典型的白族传统村落，至今村内还保留了100 处明清时期的民居院落，且多数院落为白族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颗印”等建筑样式。
除了盐业生产环节产生民族互动之外，盐的交换将更大范围的民族纳入到贸易体系之中。吴承越曾指出：“以盐为币，这是古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流通中的一个特殊事例。”[24]赵小平认为云南境内使用盐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并一直延续至清代。[25]即，盐在古代西南地区物物交换的过程中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这说明盐是西南地区较为稳定的交换载体，并利于在不同地区之间流通。
青海省囊谦县的八大盐场，地处川青藏交界区，境内主要分布着藏、汉、回、土等民族。囊谦县所产之盐，其交换半径达300 公里。当地多数采用牦牛驮运藏盐，东路可达四川甘孜州的石渠、德格、江达、白玉等县境内；
南路可达昌都、邦达、洛隆、察雅、左贡、八宿等县；
西路则循“丁青—色扎—巴达—雅安—巴青—索县—当雄”行进。[26]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地处川滇藏交界区，是云南进入西藏的门户。盐井的藏族和纳西族在此共生共荣，和谐共处，一同将传统的晒盐技术世代传承，并通过盐粮交换的形式维持生计。总的来说，这里生产的藏盐有六个消费区：“中向芒康本地（宁静山全境）、南向建塘区（德钦、中甸）、东向炉边区（巴塘、理塘、康定）、西北向喀木区（由左贡到察雅、昌都、丁青一带）、西向卫藏族聚居区（过怒江入桑昂曲宗，到林芝、拉萨）、西南向为珞瑜区（从桑昂曲宗到察隅、珞瑜、门瑜，最远至今印度东北部⑥）。”[27]（P113）这些地区的交换，往往以粮食、布匹、油、糖等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为主。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的啦井，则融合了白、傈僳、普米、藏等多个民族的文化。清代，兰坪境内所产之井盐，多数运销至丽江、剑川、维西、福贡等境内。民国之后，除行销本县之外，还远销至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剑川、鹤庆、保山、腾冲、龙陵、泸水、贡山等地区。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的各大盐井，则生动地展示了白族文化，并实现了同彝、傈僳、苗、回、傣、阿昌等民族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历史上，通过发达的盐业经济，不仅有效促进地方和国家的互动，部分中央王朝委派的管理盐务的汉官，经过世代在云龙境内扎根，并不断融入当地社会，从汉族身份转变白族的例子并不少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诺邓村的黄氏家族。明朝成化二年（1466），黄孟通原籍为福建宁化人，因朝廷委派其到诺邓担任五井盐课提举司提举，成为落籍诺邓的第一世祖。黄氏家族的谱略记载：“孟通任提举司九年后卸任，因辖内顺荡井盐课未完而留署，待完课后返乡时，留下黄俸、黄禄、黄贵三个孙子落籍（诺邓）。”⑦黄姓族人，目前已传至第22 代人。明代之后，随着地方盐业经济的发展，迁居云龙的人口急剧增加，地方志记载：“自设流迁治后，汉人慕煎煮盐利，多寓焉。”[28]先后有江苏、福建、江西、河南、四川及云南省内的大理、洱源、邓川等地的人口纷纷进入诺邓村，最终形成了聚集多个姓氏的村落。
上述可知，川青滇藏交界区的传统盐区是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典型区域，盐的催化作用，将更大的空间范围纳入到民族互动的大格局之中。
川青滇藏交界带长期盛行的传统盐业，不仅作为重要的稀缺资源，为当地的盐民提供一种生计策略，而且，随着盐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多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背景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盐民世代扎根高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是由祖国大地上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是各民族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砥砺前行、共向未来的精神力量。”[29]且，“祖国的山河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物质基础。”[30]事实上，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南北不同，东西各异，因此，各地区的民族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时的难度和路径也不尽相同。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地区，是人类居住的最极端环境之一。目前有500 多万藏族居民定居在青藏高原，其中绝大部分定居于海拔3500m 以上的高海拔地区。”[31]从澜沧江源头的囊谦县到中游的芒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该地区通常是海拔高、气温低、植被稀少、地广人稀，峡谷纵横，交通不便。囊谦县、类乌齐县和芒康县等地区的海拔均在3000-5000 米；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当地并不利于从事种植业，在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多数从事畜牧业和采集业。因此，生活在川青滇藏交界带的民族，需要克服高原环境带来的困难。事实上，面对艰苦的高原环境，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民族，并未选择退却。而是不断克服海拔、气候、资源稀缺等带来的生存困境，从而寻找最合适的生存方式。例如，囊谦和芒康境内丰富的卤水资源，为当地的民族提供了另一种生存策略——晒盐。
青藏高原东部传统的晒盐工艺全赖气温和风力。此类工艺最大的特点是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全靠人力完成。受青藏高原特殊的气候影响，每个盐场晒盐的季节，又以旱季为主，即每年的10 月至次年的5 月份是晒盐的旺季。其他季节多为雨雪天气，并不合适晒盐。尽管如此，囊谦、类乌齐两地采用“垒石为畦”，芒康县采用“架木为田”的方式，构筑晒盐的基础，修筑盐田，并将谷底部的卤水运至盐田，以此来晒盐。在晒盐女性的记忆中，背着卤水一桶又一桶往山坡上爬的艰苦日子记忆犹新。芒康县上盐井的斯朗卓玛家里有12 块盐田，十五六岁就开始到盐田背卤水。她和笔者曾说道：“晒盐很辛苦，早上很早就要起床，从早上到中午，不断从盐井往山上背卤水，每桶卤水70-80 斤，有时候一天要来回几十趟。晚上腰酸背疼，但是第二天又得早起，继续背卤水。”⑧2018年4月下旬，在囊谦县娘日洼盐场调查期间观察到一位已怀胎七八月的女性盐工，挺着大肚子依然从事晒盐活动。除此之外，盐工手脚长期接触卤水，被具有腐蚀性卤水浸泡后，严重伤害着皮肤，甚至影响到骨骼发育。但是几百年来青藏高原东部的民族始终传承着这样传统的工艺。并为当地民族的生存、繁衍，提供了重要保障。
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相比较于青藏高原东部稍有改善，海拔从3000 米逐渐下降至1500 米左右，降水量增加，植被覆盖率高。不过历史上无论是兰坪县还是云龙县的各大盐场，都要面临着处理煎煮盐对柴薪的消耗，以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及食盐产量下降问题。于是，当地的盐场，为了生存、繁衍，不断对生产工艺进行革新。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盐工和赶马人的生存境遇较为艰苦。盐工常常被统治阶级所剥削，辛辛苦苦背盐或熬盐，却是“衣不能暖，食不能饱。”其中，脚夫是滇西食盐运输中较为重要的人群，从啦井通往各地的道路狭窄，山深林密，豺狼出没，社会动荡时期，还有匪患。有人写道：“从拉（啦）井到金顶的这段盐马古道，在杨玉科路没有开通以前，必须经过99 台地。所谓99 台地，就是99 座大山，山峦犹如台地，一台接一台。盐马古道在山梁上蜿蜒，从拉井到金顶白地坪，往往两头黑。”[32]（P14）在兰坪调查期间，报道人告诉笔者：“从啦井到兰坪县城这段路，以前的盐工背盐，要翻越好几座大山，一天下来脚都要走开裂了，所以有一座山名叫‘脚裂山’。”⑨。当地流传着很多盐工悲苦命运的故事，但是盐工始终用自己的毅力，支撑着盐业的持续发展。
总之，川青滇藏交界带境内的盐民，以世代扎根高原的精神品质，不以环境制约来束缚自身的发展，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
（二）盐区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是多民族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团结进步的基本前提
一个地区的文化交融程度，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和交通条件等方面的影响。在川青滇藏交界带，长期处于部落统治阶段以及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并不利于文化的交融。但是，传统盐业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冲破地理环境的限制，并实现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补充。这是该区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重要条件，如石硕指出：“由于长期多民族交汇与密切接触，康区各民族形成一些颇具示范意义的重要经验：1、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民族间相处时遵循‘求同’‘求和’的原则；
2、文化上持开放和包容态度，通过文化‘共享’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等。”[33]
在川青滇藏交界带，通过盐的交换可以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影响。安新固曾指出：“无论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旧西藏，或在平叛改革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种交换形式一直存在，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4]李坚尚同样提出，“盐粮交换冲破了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35]正是这种冲破封闭空间的积极作用，使得盐区通常可以吸收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文化因子。例如，曾任囊谦县娘日洼盐场经理的丁达老人告诉笔者，囊谦生产的藏盐多数运往西藏的丁青一带，马帮不断在囊谦和丁青之间来回流动。久而久之，赶马人学会了丁青的锅庄舞，并将这种舞蹈带回囊谦县，并教会大家晚间一起跳锅庄舞。⑩在西藏的芒康县盐井，人们可以看到此处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并存的现象。此外，当地藏族和纳西族不断相互吸收对方的文化，藏族也可以通晓纳西话，纳西族的盐民可以说藏语，并接受喝酥油茶、吃糌粑的藏族饮食习惯。滇西北的兰坪县啦井镇融合了白族、傈僳族、纳西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化。云龙县境内的白族，则将汉文化不断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中，诺邓村的宗教文化，甚至将儒、释、道和本主文化融在一起。
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增强之后，这个地区的文化包容性增大，民族之间的摩擦减少，这可以从多数盐区长期成为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得到验证。一个地区因盐而兴后设县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西藏自治区的芒康县盐井，在清末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时期，曾设盐井县。滇西北的兰坪县啦（喇）井也有类似经历，1950 年3月31 日，经兰坪县人民政府报滇西北人民行政专员公署，要求将兰坪县城从民国初期的设治（金顶白地坪）西迁至喇井，后来随着盐业经济的衰落，于1985 年7 月20 日正式迁回金顶；
喇井作为县城存在了35 年。云龙县境内的宝丰，曾于明朝崇祯二年（1629 年）将云龙州治由旧州迁至雒马井，1929年县治从宝丰迁至石门，才结束了宝丰作为云龙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三）地方与国家的紧密互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深厚的历史基础
有学者指出：“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在现实中发展的共同体的认同。”[36]（P4）即，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在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形成并强化的。这充分体现在国家一统的视域下，各民族是如何通过消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因此，一个地区长期和中央王朝保持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个地区的民族将会始终将保持一种思想上的向心力，即强烈的国家认同。
边疆民族地区始终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因为边疆的稳定、发展，事关国家安全。而且，边疆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紧密相连。因此，通过国家对盐业资源的严格掌控，可以实现地方和国家之间长期保持互动关系。例如，国家委派盐官进入盐区管理盐务，通过征收盐税的方式强化国家在场。因此，国家的制度、法令等思想意识，在盐区不断得到宣扬。此外，盐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为地方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并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迁入盐区，从事盐的生产或交换，以此实现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盐区常常以盐税为中介，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盐务改革为路径，推进边疆治理；
另一方面，盐区的民族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家国情怀，以下从各个盐区略举三例。
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的盐井，清代以前长期由地方的寺庙和土司控制，这里的僧权和俗权，始终掌控着当地的盐权。因此，清末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之时，认识到掌控盐业管理权对边疆治理的重要性，因此，赵尔丰“先后经‘腊翁寺事件’、官盐局的设立、商盐局的成立等重要阶段，各项盐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得以推行。盐业实行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得盐税的征收增加了边务经费，同时为川边改土归流的推行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有效打通了同中印边境察隅等地的联系，维护了国家领土安全，促进了边疆稳定。”[23]因此，盐井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呈现出藏族和纳西族和谐共处的局面。
滇西云龙县的产盐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汉代。明代之后，中央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盐务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中央在云南设盐课提举司，云龙境内设“五井提举司”。公元1393 年，在云龙的诺邓又设“上五井巡检司”，加强盐区管理。明成化二年（1466），伴随着黄孟通担任五井盐课提举司提举之后，黄姓开始落籍诺邓，不仅在云龙“落地生根”，而且族人发扬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以至家族不断有人考取功名，人才济济。在明清时期，诺邓一共两人考中进士，均出自黄姓家族，考中的3名举人之中，黄姓占两名；
考中贡生20人之中，黄姓有7 人。[37]（P132-133）黄氏族人充分显示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几代人都效忠于国家，例如，黄氏七世祖黄翔龙被地方官府列为“忠烈”，据康熙《云龙州志》记载：“黄翔龙，字际云，泰昌元年选贡，累官达州知州。崇祯间，流寇张献忠入蜀，翔龙坚守，城陷死之。”[28]雍正时期，地方官署又为其修建忠孝祠。[38]（P87）
在云龙盐区的历代名人中，除了上述诺邓黄氏家人之外，当属出生于石门井的杨名飏一人官职最高。杨名飏，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农历七月初四日，出生于云龙县石门井。道光十三年（1883），杨名飏官至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御史衔，加兵部侍郎衔，成为朝廷正二品官员。作为滇秦历史名人，后人称赞其清官廉吏。不仅如此，杨名飏在传播中原文化和促进地方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具体表现为：第一，积极投身地方事业，修史编志，兴办教育，创办“彩云书院”（为云龙县第一中学前身），培养人才；
在沘江上修建“青云桥”，改善交通，利于盐民采薪。第二，积极向地方传播中原文化，例如，在盐区推行“官话”，其缘由是：“他认为常讲白族话，往往造成学文化的障碍，主张学汉语与学文化同时进行。在他的倡导下，石门井士民中，一段时期内推广使用‘京腔’成为风气，对后来的语言、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39]（P547）云龙盐区长期和中央王朝保持紧密联系，地方社会不断实现经济繁荣、思想开化、文化交融，对当地的民族产生积极影响，强烈的国家观念得到熏陶，并深入民心。因此，杨名飏远赴秦地为官之后，不忘积极促进滇秦两地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自己也成为中原文化的有力传播者。
[注 释]
①从东往西分别为：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
②（晋）任预《益州记》，引自（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六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③分别是：达改、日阿忠（拉藏）、娘日洼、尕羊、然木、乃格、白扎和多伦多。
④分别是：上井、温井、下井、老姆井、日期井、啦（喇）井和高轩井。
⑤分别是：诺邓井、金泉井、师井、顺荡井、石门井、大井、天井和山井。
⑥还包括滇西北的贡山县。
⑦见黄金鼑.千年白族村——诺邓姓氏谱略[M].内部刊印，2016年，第9-15页。
⑧田野调查资料，调查时间：2013年11月12日，调查对象：斯朗卓玛，阿旺郎杰翻译，地点：上盐井村。
⑨田野调查资料，调查时间：2022 年7 月20 日，调查对象：和利全，地点：啦井镇。
⑩田野调查资料，调查时间：2018 年4 月24 日，调查对象：丁达，地点：囊谦县城丁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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