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及外部性等经济学属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曾经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应该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分析普通话推广与解决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解决民族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有着显著的积極作用，并呈现异质性特征。坚定不移地推动普通话高质量普及，是新时代助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要深挖“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潜力，继续发挥“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重要作用；
发挥学校和社会在“推普”中的阵地作用；
分类施策开展“推普”，着力提高普通话普及效率。
关键词：多维相对贫困；
普通话推广；
民族地区；
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青年项目“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推普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2CMZ005）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5-0030-08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李实等指出，共同富裕包含了两层含义——富裕和共享，富裕是指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共享指的是缩小城乡、城镇内部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1）。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应有之义。学术界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无论是Townsend的相对剥夺贫困理论，还是Sen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都明确指出相对贫困具有社会比较性和多维性的特征，因此从多维视角分析我国的相对贫困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及外部性等经济学属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曾经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应该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本文基于相对贫困理论及语言经济学理论，使用2010—2018年CFPS数据，量化分析普通话推广（以下简称“推普”）缓解民族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的效应，并探究推普缓解相对贫困的异质性问题，为民族地区高质量推广普通话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术界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可能停留于温饱状态，因此以满足温饱及生活必需的收入水平来判断一个家庭或者个体是否贫困，显然已不合时宜。20世纪60年代，Townsend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拓展，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指缺乏最低生活必需品，还指个人、家庭和群体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匹配他们所属阶层的饮食类型、参加社会公认的活动或者拥有得到广泛认可的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2）。从Townsend的视角来看，相对贫困是基于群体间比较而提出的，是同一时期不同社会成员主观认定其为维持生存所享受到的资源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困。20世纪80年代后，Sen提出的“可行能力贫困”为研究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低下，还包括个人在经济资源、社会机会等方面的可行能力的缺乏（3）。
从相对贫困的定义来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对贫困是社会比较的结果，二是相对贫困是多维度的，收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具体而言，一方面，相对贫困是社会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与社会不平等及剥削相关。Townsend指出，相对剥削是指人们无法得到完全或充分的生活条件，包括饮食、便利设施和服务等方面，也包括社会参与、人际关系等方面（4）。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相对贫困，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相对贫困具有群体性，从性别、年龄、种族、职业等各个维度上都可以分出优势群体和相对剥夺群体（5）。二是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性。相对贫困是社会比较的结果，而社会是指一定的生活空间（6）。三是相对贫困的动态性。人们生活的条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相对贫困的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7）。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定义包含了贫困的多个方面。无论是Townsend的相对剥夺贫困理论，还是Sen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其关注的重点都不仅是收入维度，更是超越物质贫困的多维度贫困，其外延更广，不仅包含了维持生存的基本因素，也包括社会福利、权利等多个方面，例如健康、教育、社会参与、自尊、正常的社交活动等。Townsend认为，相对贫困是一种典型的多维贫困，几乎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Wilson指出，对人而言，虽然物质需求很重要，但是社会认可、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社会性需求也同样重要，同时物质需求也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来讨论的（8）。因此，相对贫困的社会比较性和多维性决定了相对贫困研究需要从多维的角度来考虑。
（二）国内学术界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相对贫困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征；
二是相对贫困的界定及衡量方法。
1.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征
我国在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转移到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征上来。刘愿理等认为，2020年后我国的相对贫困是指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等导致一些家庭或者个人拥有的收入、资源、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一种生活状态，表现为贫困人口不能充分融入社会，且其自身能力、发展机会、享受同等权利等方面受到阻碍，我国的相对贫困具有相对性、脆弱性、受阻性、匮乏性和不平等的特点（9）。吴振磊等认为，多维贫困是相对贫困的重要表现，解决我国现在的相对贫困问题应当按照**多维贫困问题的思路进行统筹规划（10）。张琦等通过对欧盟、OECD等组织贫困标准的研究，认为我国的相对贫困是城乡二元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居民在收入、发展能力及发展水平上的不均衡（11）。左停等认为，2020年后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因此我国对于贫困的衡量与治理，应当从收入等单一的维度向福利、权利、能力等综合性社会性需求拓展（12）。李小云、许汉泽指出，随着农村原发性绝对贫困被消灭，农村贫困表现为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13）。白增博等以农村老年人贫困为研究对象，认为我国贫困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问题；
二是农村老年人相对多维贫困问题（14）。
2.我国相对贫困的界定和衡量方法
对于我国相对贫困的衡量方法的讨论集中在多维贫困衡量和相对收入水平衡量等方面。具体而言，从多维贫困衡量来看，白增博等认为，相对贫困标准应该是一个包含收入、教育、医疗、住房、食物以及个人护理等多项指标在内的多维贫困度量标准（15）；
徐丽萍等依据“两不愁三保障”构建相对多维贫困指标，运用CFPS数据得到2016年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16）；
仲超等从教育、健康、劳动能力、住房、生活水平、资产等六个维度九个指标分别研究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发现农村和城市居民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情况，并且农村相对贫困程度大于城市（17）。孙久文、张倩提出，2020年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指标应转变为以收入标准为主、其他标准为辅的多维贫困标准，要同时兼顾收入、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和对外沟通等方面的多维指标（18）。刘愿理等以农户为研究对象，从物质资源、经济基础、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等五个维度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以该指数中位数的70%作为相对贫困线（19）。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建立多维度的发展型标准（20），提出使用多维贫困标准识别和测度相对贫困，并制定多维减贫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个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问题（21）。
从相对收入衡量标准来看，借鉴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衡量相對贫困的经验，邢成举认为，应使用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我国的相对贫困线，且每5年或者每10年对相对贫困标准作出相应调整（22）。孙久文等提出，基于社会发展水平及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同，我国相对贫困的衡量可分为两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标准：一是2021—2025年，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指标；
二是2026—2035年，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期间根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因此，从相对收入衡量指标来看，主要是以收入为参考依据，按其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50%来作为我国相对贫困衡量的指标（23）。
综上所述，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原因、衡量方法等进行了分析，但均认为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将由解决绝对贫困、生存贫困、物质贫困、单一收入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发展贫困、精神贫困、多维贫困等方向转变，贫困已经不仅仅是以收入为主要标准的绝对贫困，而是包含教育、生活水平、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等多方面的相对贫困，是物质相对贫困与精神相对贫困、发展性相对贫困并存的多维相对贫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根据语言自身属性及其经济价值，从收入、教育、精神生活、信息、就业等方面分析民族地区推普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测量推普缓解相对贫困的效应。
三、民族地区“推普”解决相对贫困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描述
1.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 2010—2018年的CFPS数据，从收入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精神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及就业相对贫困等五个方面进行民族地区普通话能力与相对贫困的实证分析，其中解释变量为民族地区个体的普通话能力，普通话能力的测度来自CFPS问卷中“普通话熟练程度”这一问题，熟练程度的测度用1至7这七个等级来表示，等级越高表示普通话能力越强。被解释变量为民族地区个体的收入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精神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就业相对贫困等五个方面，其中相对贫困指标的计算借鉴张全红等关于贫困距离测算的方法，即农村居民与同地区城镇居民差距的绝对值与该地区平均水平的比值（24）。
其中，i代表个体，j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relative_povertyijt反映了个体的相对贫困，yijt代表在t年j地区的i个体在收入、教育、精神生活、信息获取、就业等方面的情况，—yjt代表在t年j地区城镇居民在收入、教育、精神生活、信息获取、就业等方面均值。yijt-—yjt反映了在t年j地区农村居民i与城镇居民在收入、教育、精神生活、信息获取、就业等方面的贫困差距。收入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精神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就业相对贫困和其他变量及其测度方法如表1所示。
2.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具体而言，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是党员、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等指标。性别、婚姻会影响个体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工作机会和工作选择；
年龄增加一方面会带来工作经验的增加，对收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年龄的增加也会伴随着身体健康情况的下降等，从而影响了个体的收入、精神状态等；
是否为党员会影响个体找工作的竞争力，从而影响个体收入和就业等；
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影响了个体收入、就业水平，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个体的控制变量。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选取了家庭规模。地区层面加入了个体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以控制潜在的、不可观测的地域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
3.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8—65岁之间，剔除异常值，得到8045个有效样本，表2汇报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相对贫困的五个维度来看，收入相对贫困的均值为0.60，表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占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6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40%；
同理可知，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为城镇居民教育水平的45%，农村居民精神生活水平为城镇居民精神生活水平的88%，农村居民信息获取量为城镇居民信息获取量的58%，农村居民高质量就业的比例为城镇居民的74%。从普通话水平上来看，普通话水平均值为3.63，处于1—7等级的中间水平，表明民族地区普通话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个体特征来看，样本中女性人数略多于男性；
年龄均值在41岁多；
有65%的样本处于已婚状态；
家庭平均人口数大约为5人；
社会交往程度为3.77，表明个体缺乏良好的社会互动；
社会地位均值为2.87，处于中间水平。
（二）模型设定
为研究普通话能力与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i代表个体，j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
relative_povertyijt反映了个体在收入、教育、精神、信息、就业等五个方面的相对贫困；
languageijt表示个体的普通话水平；
controlsijt表示个体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党员、社会交往、社会地位、家庭规模等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的指标；
?ijt为随机扰动项。为了减少由于各省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地域差异所导致的遗漏变量风险，本文对省级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除此之外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
（三）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普通话能力对民族地区个体收入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精神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以及就业相对贫困等五方面相对贫困的回归结果，研究表明普通话能力的提高对相对贫困的五个维度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其对每个维度影响的大小和显著程度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从收入相对贫困来看，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普通话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民族地区个体的收入相对贫困降低2.22%，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教育相对贫困来看，普通话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与城镇居民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缩减2.72%，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从精神相对贫困来看，普通话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精神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精神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缩减1.3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信息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看，普通话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信息获取水平与城镇居民信息获取水平之间的差距缩减2.41%，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就业相对贫困来看，普通话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就业质量与城镇居民就业质量之间的差距减小5.21%，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2.内生性问题
在探讨语言的经济学价值时，内生性问题是不可忽略的。语言的内生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遗漏变量问题，如观测不到的个体、家庭以及区域等层面的因素或异质性对个体的语言能力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回归结果有偏误。二是反向因果问题。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对解决相对贫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个体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之后也会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入，如学习通用语，从而促进普通话水平的提高。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Zhang Weiguo和Donald Lien的做法，将来自同一地区除受访者本人以外的其他样本的普通话水平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26），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考察普通话水平变动对民族地区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
表4报告了普通话能力与相对贫困内生性回归的结果，在引入工具变量后，普通话的提高对解决民族地区个体在收入、教育、精神、信息获取、就业情况等方面的相对贫困仍有积极的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有所上升。这表明在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普通话能力对于相对贫困的解决仍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表3的结论一致，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3.分位数回归分析
为能准确地描述普通话水平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范围以及条件分布的影响，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
表5报告了普通话能力与相对贫困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回归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除精神相对贫困外，普通话能力对相对贫困的影响随着相对贫困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且对相对贫困程度处于中等和较高的群体而言（50%和75%分位数上），普通话能力的提高对就业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
4.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普通话能力对民族地区不同年龄、性别等个体的相对贫困的影响，本文将样本按照性别、年龄进行分类，进行异质性分析。一是按性别划分样本的回归分析。表6报告了普通话能力与个体相对贫困在性别上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其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解决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的相对贫困有着显著的积极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普通话能力对解决男性相对贫困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教育、就业、收入和精神等方面的相对贫困，普通话能力对解决女性相对贫困的影响依次是就业、信息、收入、精神等方面的相对贫困。
二是按年龄划分样本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普通话能力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相对贫困的影响，本文将劳动力划分为18—28岁、29—50岁、51—65岁三组样本进行分样本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表明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劳动者的收入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精神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就业相对贫困都有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同。普通话能力的提升对缓解18—28岁群体的就业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对缓解29—50岁群体在收入和教育方面的相对贫困影响最大，对缓解51—65岁群体的信息相对贫困、就业相对贫困影响最大。
5.总体效应分析
为量化分析普通话能力缓解多維相对贫困的效应，使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并基于Saaty的1—9标度方法，构建判断矩阵，进行层次排序和一致性检验，计算出收入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精神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就业相对贫困的权重。结果如表8所示，五项指标的权重分别为17.73%、11.97%、52.34%、14.8%和3.16%。进一步将前文普通话能力与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回归结果作为普通话能力缓解各维度相对贫困的贡献度，加权平均测量出普通话能力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解决多维相对贫困的效应为 1.95%，即普通话能力每上升 1 个单位，多维相对贫困下降 1.95%。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探讨了推普与解决相对贫困的关系及效应，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一，民族地区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且民族地区推普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效应为1.95%，即居民普通话能力每上升1个单位，多维相对贫困下降1.95%；
其二，民族地区居民普通话能力的提升对解决就业相对贫困、信息相对贫困、教育相对贫困和收入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且除精神相对贫困外，居民在各维度上贫困程度越大，推普解决相对贫困的效应越明显；
其三，从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普通话能力提升在解决女性就业、信息、收入、精神等方面相对贫困的影响大于男性，普通话能力提升对18—28岁群体解决就业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对降低29—50岁群体收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对解决51—65岁群体信息相对贫困、就业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深挖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潜力，继续发挥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提高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增强民族地区居民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意识，不仅要让居民了解民族地区推普在解决居民就业及收入等相对贫困中的基础性作用，更要看到推普对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和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的价值。
（2）推普要发挥学校和社会的作用。一是要发挥学校主阵地的作用，在规范和提升学生使用国家通用语能力的同时，提高国民的语言素养和技能。二是发挥社会教育阵地的作用，依托农民夜校等平台，开展普通话教育”。
（3）分类施策开展普通话推广，提高普通话普及效率。一是在开展普通话培训时，要关注民族地区家庭中女性普通话的普及，将女性居民普通话普及与职业技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素养培育相结合。二是针对青壮年劳动力要持续推进“职业技能+普通话”教育培训。
注释：
（1）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
（2）（4） Peter Townsend， The Meaning of Pover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2， 13（1）， pp.210-227 .
（3）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87页。
（5）（6）（7） 李棉管、岳经纶：《相对贫困与治理的长效机制：从理论到政策》，《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8） J. H. Veit-Wilson， Paradigms of Poverty：
A Rehabilitation of B. S. Rowntre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986， 15（1）， pp.69-99.
（9）（19） 刘愿理、廖和平、李靖、李涛、蔡进、何田：《后2020时期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机理分析——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地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6期。
（10） 吴振磊、王莉：《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现状研判与治理重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1） 张琦、沈扬扬：《不同相对贫困标准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2） 左停、李世雄：《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3） 李小云、许汉泽：《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4） 白增博、汪三贵、周园翔：《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5） 白增博：《新中国70年扶贫开发基本历程、经验启示与取向选择》，《改革》2019年第12期。
（16） 徐丽萍、夏庆杰、贺胜年：《中国老年人多维度精准扶贫测算研究——基于2010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17） 仲超、林闽钢：《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8）（23） 孙久文、张倩：《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经验、实践与理论构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20） 莫光辉、杨敏：《2020年后中国减贫前瞻：精准扶贫实践与研究转向》，《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21） 黄征学、高国力、滕飞、潘彪、宋建军、李爱民：《中国长期减贫，路在何方？——2020年脱贫攻坚完成后的减贫战略前瞻》，《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9期。
（22） 邢成举：《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南京農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4）（25） 张全红、周强：《中国贫困测度的多维方法和实证应用》，《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7期。
（26） Zhang Weiguo and Donald Lien，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and Earnings Among Workers in Urban China， Education Economics， 2020， 28（2）， pp.211-223.
作者简介：王麓淙，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6。
（责任编辑 李灯强）
猜你喜欢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湘潮(上半月)(2022年7期)2022-12-06材料作文“共同富裕”导写作文成功之路(高考冲刺)(2022年8期)2022-11-21论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9期)2022-10-25Palabras claves de China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2021年12期)2022-01-01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代陕西(2021年16期)2021-11-02金湖：美丽生金，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华人时刊(2021年21期)2021-03-09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单片机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探析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24期)2016-11-14云南省民族地区农村小学体育教师现状调查研究体育时空(2016年9期)2016-11-10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美与时代·城市版(2016年8期)2016-11-10如何提高民族地区“一类模式”小学汉语文教学质量人间(2016年26期)2016-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