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洲数字经济虽处于较低水平，但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多、增长快且年轻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大，这些有利因素构成了非洲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发展路径的探讨发现，非洲在制定战略发展规划、使用最先进技术、应用于最广泛场景、采纳最前沿监管规则上呈现出弯道超车的迹象。同时，非洲也存在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上升、电力和地理定位系统等配套设施不足、数字设施和产品使用率较低、债务较高等可能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不断帮助非洲建设数字关键设施、参与非洲数字全产业链经济活动、助力非洲提升数字技术和全球价值链，在非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和欧洲。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前景广阔，本文给出了若干具体合作建议。
关键词：非洲数字经济数字转型中非合作
作者简介：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领域，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也是中非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自然成为中非投资合作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领域。与此同时，中非合作也面临非洲内部动荡、债务较高等多重挑战。因此，需要在深刻剖析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潜力、问题和路径基础上，为加快中非数字经济合作提供合理对策建议。
一、非洲数字经济潜力巨大
非洲数字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其经济增长、人口和数字基建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形成了较大的长期发展潜力。
（一）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市场规模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或地区经济体量增长对数字经济规模扩大有正向作用。一方面，经济体量大的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往往较大。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1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在2020年的数字经济规模同样居全球前四，且四国数字经济规模总和达24万亿美元，占全球47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经济总规模的73.5%。从非洲内部来看，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作为非洲数字经济“四小龙”（张泰伦等，2022），恰恰是东非、西非、南非和北非各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头号强国，也都是非洲大陆前十大经济体。另一方面，非洲经济增长的同时，数字经济或将取得更快发展，即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持续上升。长期以来，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非洲数字经济规模滞后于其经济体量。非洲54个经济体在2021年的GDP总量约为2.7万亿美元，与全球第七大经济体法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但其数字经济规模仅为1150亿美元，仅为法国11870亿美元的1/10。今后，考虑到非洲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数字社会的大背景，非洲在提升自身经济体量过程中不仅可以自然而然地带动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经济体量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南非为例，其2020年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76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9.1%，而非洲整体在2021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仅为4.3%。据预测，非洲数字经济规模到2025年将达到1800亿美元，占GDP的5.2%。
较高的经济增速潜藏巨大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机遇。自2000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GDP平均每年增长5%，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暂时中断了非洲长达25年的增长进程，但2021年又强劲反弹增长6.9%。非洲较快的发展速度为打破低水平稳态提供了可能，为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机遇。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表明，较低的经济增速和过于安稳的经济生态限制了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比如便捷的银行卡服务限制了网络支付的使用率，再比如数十年停滞不前的人均收入抑制了人们对新消费的热情，尽管其数字经济处于较高水平，但实际增长缓慢，正逐渐被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所追赶和超越。非洲则与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较为初级但增速较快、后发优势明显，各行各业都在经济发展大潮之下经历结构变迁和技术升级，各类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应用恰逢其时，将不断“见缝插针”式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
非洲数字市场的扩大还体现在区域统一市场的构建上。近年来，非洲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2020年，非盟提出《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计划到2030年将非洲建成一个安全的数字单一市场。2021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正式启动，其中纳入了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谈判内容，并设立数字贸易委员会。2022年7月，非盟宣布启动非洲大陆自贸区数字贸易走廊。今后，非洲大陆碎片化的市场将逐渐整合为统一大市场，并形成一定的超大市场优勢，从而使互联网跨国公司可以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来发展区域价值链，推动数字经济增长和数字贸易扩大二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Fofack，2022）。
（二）数量多且年轻化的人口正在提升数字产品消费数量和层次
人口是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从全球人口趋势演变来看，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的本土新生人口数量已经下滑，非洲是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地。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截至2022年7月1日，非洲人口为14.27亿人，已经超过中国（14.26亿人），且预计到2050年非洲人口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9倍。更重要的是，大量非洲人口还没有接触数字产品或服务，消费潜力巨大。正因为此，西方社会经常把非洲称之为数字经济“最后十亿人”（last billion）的大市场。预计到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有6.15亿移动通信用户，渗透率达50%，智能手机流量也将显著增加。也即，未被满足的十亿人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将陆续释放出数字消费需求，提高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数量。而且，随着非洲人均收入的提高，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升，如智能手机逐渐取代非智能手机成为主要通讯工具。
年轻人口不断普及数字技能可以提升非洲数字产品和服务层次。非洲常被称为“最年轻的大陆”，大约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超过1/3的人口年龄在15～34岁之间，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仅为20岁。2022年8月，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非洲年轻人将是全球尤其是亚洲的重要劳动力来源和消费品市场。由于年轻人对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以及网络流量的消费能力较低，当前这些具有较大上网需求的人群上网率却不高，15～24岁人群上网率仅为39.6%。一旦数字设备安装阶段的固定成本（如铺设线路和建造信号塔的费用）被用户逐渐分摊，人们上网的边际成本将大幅降低甚至接近于零，大量潜在的青少年用户将被充分释放。而且，年轻人对数字技术新事物接受较快，随着他们不断追求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应用，将驱动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升级，从而推动全球前沿数字技术在非洲得以较快采用和普及。
（三）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潜力大
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正加速推进，投资需求大。近年来，非洲在跨境光缆、高速列车网络、电子商务、非洲护照、金融科技、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据非盟駐华大使2022年3月的介绍，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PIDA）在非洲大陆的主要项目有409个，其中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项目多达114个，占项目总数的28%。据世界银行估计，仅实现宽带普及一项就需要在非洲投资1000亿美元。
非洲在数字基建投资需求总体较大的同时，建设工业互联网和消除数字鸿沟两方面的投资更加紧迫，潜力突显。今后，随着全球数字经济逐渐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从发达国家转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城市拓展至农村，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潜力将逐步释放。
一方面，非洲工业互联网短板突出，数字基建潜力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0年工业发展报告》，美国、日本、德国、中国等10大经济体占全球数字化制造技术专利的91%、产品出口份额的70%，非洲工业互联网仍处于起步阶段，技术专利和产品出口占比极小。未来，为迎合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非洲在工业化过程中势必更快嵌入数字化，把工业化和数字化两步并作一步来实施，在数字矿山、工业机器人、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大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其相应项目的投资金额也将大于电商、外卖等消费互联网建设投资。
另一方面，非洲整体与全球相比、非洲农村与非洲城市相比，弥补数字鸿沟所需投资巨大。全球47个最不发达国家有33个在非洲，“贫富鸿沟”加剧“数字鸿沟”，如图1所示。2020年，世界范围内城市地区互联网使用人数比重为76%，非洲仅为5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
非洲农村地区的互联网使用人数比重仅为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非洲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也较大，城市互联网使用人数比重是农村的3.3倍。粗略估算不难发现，要消除或缩小非洲与欧美、非洲与全球、非洲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至少要把非洲城市的数字基建增加50%，把农村的数字基建扩建4倍，这隐含了数以万亿计的投资潜力。仅从数据中心建设来看，根据研究机构Global United Research的数据，2021年非洲数据中心建设市场规模为22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底将达到32亿美元，2021—2026年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达6.68%。
二、非洲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面对较大发展潜力，非洲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能不能实现弯道超车？纵观非洲数字经济的实际表现，已在制定战略发展规划、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最广泛的场景、采纳最前沿的监管规则四个方面呈现出弯道超车迹象。
（一）制定战略发展规划
非盟及主要国家出台数字战略。数据现在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商品，是21世纪的“石油”，任何社会都不能忽视它的潜力。非洲正为数字经济开展建设，而不仅是挖矿和钻探石油。非盟《2063年议程》包含建设泛非电子网络、非洲在线大学等多个数字经济相关旗舰项目，《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规划非洲数字化发展目标和方案。尼日利亚在其《2021—2025年国家发展计划：第一卷》中对数字经济发展作出规划，指出到2025年将把数字经济对GDP贡献率从10.7%提高到12.5%。南非成立“第四次工业革命总统委员会”，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战略规划，还出台《国家数据和云政策草案》，拟将大部分政府数据上网上云，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建立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公司。埃及出台《2030年信息通信技术战略》《数字埃及》等重要规划以推动数字转型、数字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治理。此外，肯尼亚、摩洛哥、加纳、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乌干达等国均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政策。
非洲积极利用国际舞台显示“用市场换技术”政策信号。非洲政策制定者正采取若干步骤来引导全球数字经济对话，利用非洲较大且极具潜力的市场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引进技术和资本。2019年，南非主办了非洲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希望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潜力。2022年5月，阿尔及利亚举办“数字非洲峰会”，其主题是“让阿尔及尔成为非洲创新创业之都”。2022年6月，第八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幕，这是该国际大会首次在非洲举办，与会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共同努力缩小全球数字鸿沟。
（二）使用最先进技术
“跨越式发展”的概念经常被用于非洲。有人说，非洲直接进入了技术驱动型经济模式，越过了曾推动日本、韩国和中国快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阶段。其中，移动和数字技术的普及被视为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当新技术或新范式涌现时，各国或地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后来者不会落后太多。经历约20年快速发展，非洲成功跨越PC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取得较大成就。一是非洲光纤骨干网络发展迅速。2020年6月，非洲光纤网络达到约107万公里，是2010年的3.2倍。二是移动宽带覆盖持续扩大，5G已起步。撒哈拉以南非洲2014年移动宽带覆盖率为49%，2020年达81%，网速提高2.3倍。三是互联网用户迅速增加。2021年，非洲有9.08亿手机用户，为2011年的两倍；
有4.48亿移动宽带订户，为2011年的19.5倍；
有3.6亿互联网用户，为2011年的5.6倍。
（三）应用于最广泛场景
数字包容性将更多非洲民众纳入现代经济体系。基于移动钱包平台，储蓄、贷款、保险、投资等在线金融服务蓬勃发展，将广大非洲民众纳入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俨然形成基于数字技术和非洲实际特点的普惠金融体系。以肯尼亚为例，移动钱包出现前，该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金融服务稀缺，银行网点只有2000多个，且主要为少数高端群体服务。运营商Safaricom于2007年推出移动钱包M-Pesa，迅速获得肯尼亚民众广泛接受，还拓展到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截至2021年M-Pesa月活跃用户数已超过5000万个。而且，南非、尼日利亚和加纳等非洲国家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试点（CBDC），将CBDC用于银行间转账、电商平台以及零售支付等金融活动和消费场景。特别地，2020年以来，数字经济成为非洲防控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新引擎”，例如Jumia等平台在推动非接触购物、医疗物资分发、抗疫资讯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促进了非洲的创业和就业。除电信运营商等少数大企业外，非洲数字产业由大量中小企业与创新创业公司组成。在国际资本深度参与和部分本土投资推动下，非洲数字创新创业企业迅速成长，已诞生一批独角兽企業，成为非洲数字经济“生力军”。2021年，非洲数字创新创业共融资49亿美元，超过2019年和2020年融资额总和，其中62%投资于金融科技领域，医疗、物流、教育、清洁技术、农业各获8%、7%、5%、5%、4%投资。2021年非洲共有564家初创公司筹集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数字较2020年增长了两倍，初创公司数量增加了42.1%。Hjort和Poulsen（2019）研究表明，伴随非洲互联网快速落地，个人就业的概率大幅提高，且互联地区的就业增长并不是因为非互联地区的就业岗位被取代；
人们受雇于技能型职业岗位的概率大幅增加，维持非技术工作的概率没有受到显著的负面冲击，这表明互联网的使用改善了非洲就业结构。
（四）采纳最前沿监管规则
在数字规则方面，非洲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弯道超车，在数字服务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货币、反垄断等方面先行先试。例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已出台或计划出台数字服务税，主要面向亚马逊、脸书等互联网跨国公司，以扩大当地的税基，增加收入、缩小赤字和遏制过度借贷。2022年3月，南非竞争委员会（SANC）表示，已将脸书和WhatsApp的所有者Meta Platforms以涉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为由起诉至法庭。这一做法与欧美及中国最新的数字反垄断趋势高度契合。
三、非洲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非洲数字经济发展较快且呈现弯道超车迹象，但非洲本身仍存在一些深刻问题，或将限制其数字经济的稳健发展。
（一）部分地区政治社会不稳定
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稳定，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政权动荡和占有私人投资的事情仍时有发生。而且，近年来部分地区社会安全问题凸显，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一定的威胁。根据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项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ACLED）的统计结果，2020年非洲与冲突有关的死亡人数比10年前增加了近10倍，达2万多人（Fofack，2022）。特别是索马里、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已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最严重的地区，2021年该地区因恐袭死亡人数占全球的35%，而2007年仅为1%，仅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三国死亡人数就达到2000人。
这些不稳定因素放大了人们对非洲风险的认知，提高了资金成本，破坏了宏观经济稳定形势和经济增长进程，降低了国际投资安全性，尤其是阻碍了那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耐心资本和长期投资。
（二）电力、地理定位系统等配套设施不足
非洲电力等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近年来，非洲电力生产获得较大发展，电力对人口的覆盖率由2015年的42%升至2021年的56%，但依然难以满足非洲用电需求。2022年6月，IEA发布《2022年非洲能源展望》显示，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全球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非洲电力紧张问题加剧，有6亿人口过着无电可用的生活。而且，非洲的地址系统落后，缺乏精准地理定位能力。根据联合国2012年的数据，因为地址系统不完善，在非洲有4.4亿人口无可登记在册的家庭住址，拥有个人家庭邮寄地址的比例只有36%。
配套设施的不足在客观上降低了数字产品应用效益，阻碍了数字经济投资和消费。不稳定的电力供应直接影响了数字基础设施的效能，在停电状态下几乎所有数字设施、产品和服务均不能正常工作，只能束之高阁。较差的地址系统推高了非洲最后一公里物流成本，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的估计，全球最后一公里的平均成本约为产品成本的28%，而非洲高达35%～55%。而且，由于身份识别和认证系统的不足，截至2021年非洲地区仍有30%的成年人没有移动货币账户，对数字金融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三）数字设施、数字产品及服务的使用率较低
尽管非洲人口基数大、产业潜在产值大，但人均消费水平较低，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依然不高，导致使用率较低。考虑到地域广袤，单位面积的消费密度更低，而成本却因运输距离而提高，导致收益很难覆盖成本。以农业数字化为例，尽管为牛羊安装定位系统可以提升农产品安全认证水平并有助于培育非洲地理标识的肉类品牌，但由于农户较分散、相关设施成本较高，实际使用此类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农户较少。而且，供给端的人才缺失，智慧城市的建设人员、畜牧人员、工人实际操作数字设备、处理和使用数据的水平有限，也限制了数字设施的实际使用。
较低的使用率拉低了数字经济的规模效益和网络效应，并导致相关投资的回报率较低、资本回收周期较长，从而增加了资本方的顾虑，降低了实际投资水平。而且，非洲本土的人才和数据等要素供给跟不上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不少非洲企业不得不转向域外寻求产业要素。
（四）债务率较高
长期以来，债台高筑一直是困扰非洲发展的重要因素（黄梅波等，2020），如表1所示。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该状况进一步加剧。疫情冲击以及相关防控和社会救助措施开支，加剧了非洲国家政府财政紧张状况，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国际社会虽出台了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减债和缓债措施，但仍有超半数的非洲低收入国家已陷入债务困境或者处于债务高风险之中。从债务来源看，常以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形象出现的西方资本是非洲国家的最大债主，根据2022年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多边金融机构债务占非洲整体外债28.8%，商业债权人债务占41.8%。
较高的债务率使人担忧非洲偿债能力，导致一些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在非洲，缓债、减债、免债成为处理债务问题的重要举措，出于援助和人道主义考量，这是国际社会可接受的常见做法。但从商业资本的盈利性而言，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四、中非合作促进非洲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持续上升。根据“非洲晴雨表”2021年调查数据，中国成为非洲正面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2022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也发现，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对非洲最具积极影响力的国家。近年来，尽管美国通过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欧盟通过了《科托努协定》，以期加强对非合作，但其相关战略调整尚未完成，中国仍处于对非合作的战略窗口期。其中，数字经济是中非合作的重要战略领域。长期以来，中非数字经济合作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提升非洲国家的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助力非洲弯道超车。
（一）中国帮助非洲建设数字关键设施
一些非洲国家为实现数字独立纷纷转向中国，希望依靠中国改善其互联网建设。如今欧洲越来越频繁地“缺席”非洲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正在非洲未来的关键领域牢牢扎根。例如，2021年6月，中方参与建设的塞内加尔国家数据中心正式启用。2022年3月，海信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府正式签约智能公交建设项目。
中国从非洲经济社会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点领域，帮助非洲消除“数字鸿沟”。中国移动国际公司参投的“2Africa”国际海缆，华为海洋公司投资建设的“PEACE”国际海缆，由中兴和华为等中企参与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在非洲遍地开花。例如，2022年5月，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Ethio Telecom）启动5G网络商用服务前测试，计划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6个区域启动5G网络服务，其设备供应商是中国的华为公司。
（二）中国参与非洲数字全产业链建设
中国各种规模和行业的数字企业正在把资本投资、管理技能和创业活力带到非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电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制造商、手机厂商、互联网企业和创业公司积极参与对非合作，形成以货物（数字设备）贸易为主、投资和运营为辅的合作模式，加速了非洲数字产业链的深化发展。
非洲当地借助中国数字企业的投资、技术和管理，通过合资等形式实现自身企业发展。例如，以Kilimall、Kikuu、Amanbo和Tospino为代表的跨境电商，正在成为中非合作的“数字名片”，展现中非数字生产力供需对接的巨大潜力。而且，中国还助力非洲传统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例如，在尼日利亚经济中心拉各斯州的莱基自贸区里，隆力奇工厂实现了智能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和价格。
（三）中国助力非洲提升数字技术和全球价值链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引领非洲数字产业价值链攀升。客观地说，非洲国家数字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相对有限，数字产业基本存在于应用层面，关键技术、设备、平台较依赖域外国家。中国则迎合了非洲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需要，通过广泛深入、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来提升非洲数字技术水平，着重在非洲推介5G、金融科技、电商等中国的优势数字产业，将前沿技术在非洲落地生根。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进入全球市场并在非洲普及，非洲依仗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或区域内市场），加上安卓系统等开源技术的自主创新应用，加之中国的5G等技术和设备，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了一个明显的攀升。例如，以传音和小米等为代表的中国品牌手机，以TikTok、Boomplay等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逐渐成为非洲主流的移动通讯和应用工具。
与欧美争夺非洲的矿产等初级资源不同，中国致力于应用数字创新链促进非洲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许志成、张宇，2021）。中国不仅在矿产地就地设厂，还进行研发实验和生产，采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以及工业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等数字平台。譬如，中国在赞比亚建设的“数字矿山”项目，可以远程遥控矿车，实时监控井下采矿设备运行状况，大大提高了环保和安全标准。非洲借助中国数字技术，实现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进而推动以产业链发展为基础的投资、价值延伸，并最终实现中非多层次、高附加值的合作。
五、深化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非洲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发展潜力以及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现状，为中非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化合作提出建议供政策参考。
（一）加快落实“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数字基建合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非盟《2063年议程》对接。把非洲作为中国数字技术走向全球、提高全球价值链水平、拓展全球市场份额的重要突破口，以非洲为支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现有的道路、桥梁、电力等传统基建项目的数字化水平，加快推动管理方式的数字化、设备本身的数字化（如声控温控路灯、道路底下铺设电缆）、资金运营的数字化。
加快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非携手拓展“丝路电商”合作，共同制定中非电商普惠发展计划，举办非洲网购节和旅游电商推广活动，并针对减贫分享电商使用经验。加快设立中非自贸协定，并在协定框架下通过制度便利降低创新成本，解决数字产品使用率较低、债务较高等问题。通过制度设计和合作协议，为非洲在欧美及全球市场上谋求正当利益，并藉此保障中方投资的长期利益。
（二）拓展应用场景合作
推动非洲数字创新和数字政府建设。加快制定并實施“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积极探讨和促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领域合作。中方加强同非洲各国政府、“智慧非洲”组织等在数字领域的沟通交流，引领非洲数字技术和中非数字合作创新发展。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结算可在非洲试点，并帮助非洲国家推行当地本国的数字货币。
着眼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结合创新。基于非洲游牧经济占比较高的现实，加大北斗定位系统在非洲的使用，加强牛羊肉进口检验检疫的全流程追踪数字监控场景建设，倒逼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提升食品质量和安全。针对年轻人购物和娱乐习惯，开拓海外购、抖音、游戏等市场。加大对信息咨询和教育培训市场的覆盖，增强对中国的认同感。
（三）加强技术合作
加大对非洲的技术溢出效应。稳步落实《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出的数字创新工程。鼓励中国数字企业走出国门，走进非洲市场，在非洲投资设厂甚至设立数字产业园区。拓展全产业链的高强度合作，包括技术密集型和研发密集型的环节。在提高当地数字应用程度的同时，鼓励企业将数字技术研发、中试、云计算、数据存储等环节在非洲落地生根。完善中非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网络，举办中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
加强对非洲的数字技能培训。充足的数字人才，对加强互联互通、促进数字技术应用以及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更好就业岗位至关重要。中国可在中国高校、实验室和车间以及非洲当地，为非洲留学生、工人和妇女儿童提供多元化的数字技能培训，旨在弥合数字技能缺口，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
（四）提升合作的国际标准
数字项目建设加强绿色、可持续、企业社会责任等国际规则。采用国际通行准则，强化透明度、绿色环保减排、招投标程序，并扩大招聘当地员工。加大数字经济在社会领域的合作，如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赢得国际声誉。研究欧美对非合作经验，适度借鉴欧美对非合作中的线上线下运营、收购和投资等模式。
加强数据治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在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探索绿色数字能源合作。与欧美在非洲共同开展“第三方合作”，共同开发非洲数字市场，促进非洲数字经济繁荣。鼓励三方企业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例如，在国家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重大数字基建方面，可以尝试由英国提供融资、美国提供技术、中国提供数字基建的合作模式，投入共担、收益共享。
（五）处理好债务及地缘政治风险
控制债务规模，及时对外公布大项目的债务结构和风险等级。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债务协议应更加公开透明，并藉此促进非洲政府的债务透明性。用事实驳斥西方所谓的“债务陷阱论”，维护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声誉。
拓展与国际组织及地方政府合作，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与当地的国际组织加强经济合作，签订中长期合作协议，并共同建立国别风险应对机制。鼓励中国地方政府与非洲国家及其省市进行投资合作，如以设立友好城市、地方官员互访等形式加大数字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鼓励非洲驻华使领馆、商会在中国举办招商引资推介会，让企业了解和参与非洲政府采购、基建等项目。加强与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名流合作，推动合作项目落地。
参考文献：
1.张泰伦、陈晓涵、叶勇：《非洲数字经济驶入“快车道”》，《世界知识》，2022年第5期。
2.黄梅波、张晓倩、邓昆：《非洲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及其对策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3.许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5期。
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1年）》，2021年9月。
5.Fofack， H.， Dawn of a Second Cold War and the“Scramble for Africa”， Africa Growth Initiative at BROOKINGS， May 2022.
6.Hjort，J. and Poulsen，J.， The Arrival of Fast Internet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3）.
7.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2，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March 2022.
8.ITU，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Facts and Figures 2021. December 2021.
責任编辑：谷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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