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亚琴 郑智斌
2019 年被称为“直播电商元年”。艾媒网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到9610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21.5%。直播电商经济的繁荣背后凝结了消费者巨大的购买力、消费的热情冲动和碎片化时间，同时也不应忽视这种传播技术革新外表下所嵌入和隐藏的经济意识形态，进而消费者受到资本力量剥削的事实。
20 世纪80 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新词“产消者”，意指那些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这成为“数字劳工”概念的最早内涵。产消者集消费和生产于一身，其创造产品、服务或者经验，是为己所用或自我满足而非为了销售或者交换。2006 年，托夫勒又在《财富的新革命》中提出“产消合一经济”概念，即既生产又消费自己产品的经济模式。用户通过BBS、博客、社交网站等各类UGC 应用实际向网络世界生产和贡献了自己的内容与智慧，从而消费者也成为新的数字劳动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可将“数字劳动”定义为与数字媒体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相关的文化劳动，其劳动者“包含数字媒体的硬件生产者、内容生产者和软件生产者这类生产性劳动者，以及消费性生产者”[1]。
虽然“产消合一”理念揭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逐步模糊的趋势，但对当下数字经济而言，它“忽略了产销合一被用于业务外包，以及不支付报酬给用户和消费者的事实”。[2]至今，UGC 模式的绝大多数生产仍然是一种免费劳动。有学者指出，在数字时代应该更广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以有利于“分析数字传媒和更为一般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围绕数字机器和电子传媒所进行的斗争。[3]
2013 年，传播学政治经济批判学派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对数字劳工给出了目前最清晰的定义：“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4]根据这一定义，生存于“互联网工厂”网民就必能成为数字劳动者。今天，在数字经济大潮下，从传统新闻网站、社交网站到各类新兴内容平台，无不利用鼓励参与、互动、分享的各种宣传口号来吸引网民随时随地为其提供新闻报料、生产新闻跟帖、参与新闻众包，或发布文学作品、短视频作品等，这样作为消费者的网民就间接成为网站的“线上工人”。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总是以廉价、弹性雇佣甚至无偿方式被占有，从而推动网站完成资本的生产与累积。
近年来，学界对粉丝社群的研究在文化研究视角之外也有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者认为，粉丝对偶像的喜爱、支持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劳动，它包括粉丝情感的生产、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粉丝之间、粉丝和偶像之间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尽管情感劳动的产品是快乐、激情，以及社群的联结感和归属感，且粉丝是自愿而非强制的，但在“社会工厂”体系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强大召唤下，粉丝的情感仍然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以致它被扭曲为异化劳动，受到资本剥削，成为资本增值和权力扩张的来源。这样，粉丝这个“用爱发电”的群体亦沦为数字经济中的劳工。
综上，无论是经济环境和模式的变化，还是传播技术的革新应用，都为数字劳工的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一方面，它们不断营造着消费者是“上帝”的神话；
另一方面，也在加速形塑着资本需要的“相信且顺从”的“理想消费者”，而“电商＋直播”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使得消费者成为数字劳工。
“数字劳工”理论开启了重新理解消费者的新视角，也为网络用户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根据该理论，可以假设今天任何网民都“受雇”于不同的网站平台，从事不同的数字劳动，成为生产性劳动者或消费性生产者，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削甚至自我剥削。如果深入“劳动场所”内部进行考察，数字劳工假设将真正变成现实。本文以李佳琦直播间为例，对其中消费者用户的劳动实践进行分析。
1.直播间里的劳动过程。李佳琦每场直播一开始，直播间界面就充满了由不同数额淘金币兑换而成的礼物图案、不同等级粉丝的评论弹幕以及不断飘动的爱心点赞气泡等蔚为壮观的消费景象。通常，直播时观众等到自己计划购买的商品开始宣讲并完成下单后就可直接退出直播间，因此除了听讲、下单、支付行为外，可将观众在每次直播全程所有的点赞、评论、转发，乃至领取礼物等不属于“购物”范畴的其他操作行为均视为其从事的数字劳动。可见，通过电商App 技术功能的使用、主播宣讲及其与观众的互动，直播间界面为消费者用户提供了全部的劳动形式与内容。其中，亲密度游戏构成了数字劳动的主要驱动力。亲密度是粉丝与主播之间互动的频率指数，其中点赞、评论、分享等不同内容对应不同的亲密度值。粉丝在单个主播直播间进行的一系列行为都可以积累淘宝直播间的积分，达到一定分值后可逐步升级，等级越高，享受权益越大，可获得直播间不定时发放的专属礼券和专属红包。
由此可见，粉丝在“购物”之外的其他操作行为实际上并非完全自发的劳动，正是这种隐藏在“亲密度”或所谓专属权益背后的游戏规则为粉丝的“自愿”行为提供了劳动机制。此外，李佳琦本人也进行情感动员。除了其播讲本身整体上具备的表演性，对商品预期报酬的诱导、温馨的互动语言，都在无形中增进了粉丝的情感劳动，并容易触发其冲动性或非计划性消费。
2.直播间里的剥削逻辑。所谓剥削是指劳动与报酬不成正比。对比分析作为消费者的观众在直播间进行数字劳动的生产物和报酬情况，可以发现由平台、商家和主播组成的资本联盟的剥削逻辑。
在生产物方面，具体包括两种：一是直接生产物，即作为特殊商品的用户个人身份与行为数据。当观众携带个人注册信息作为准入门槛成为消费者用户而“免费”使用直播平台时，用户进出平台、浏览商品、交易、转评赞等所有键盘行为都会被后台记录，从而完成其个人数据的生产过程；
二是间接生产物，即用户的消费意识。用户在平台中的所有操作行为背后蕴含着其消费意向、选择、观念等软性信息。可以说，观众在直播间就仿佛处于福柯所言的“全景监狱”，其一举一动尽在平台的技术监控和计算之中。当然，主播本人也在其中生产自己的经济价值。李佳琦直播间每场观看的人数、成交额都是其带货能力的体现，这正是各品牌商家入驻直播间甚至将其作为代言人的重要的经济考量指标。
在报酬方面，用户主要获得的是商品折扣、现金红包和赠品等福利。李佳琦团队通过与商家商议价格得到销售折扣，使得在其直播间购买同种商品的价格要比品牌自有商店的价格要低。但用户要买到折扣商品需配合直播间安排，且因上架商品限时限量，买不到则经常有之。现金红包是通过主播公开发布的口令形式来发放和领取，而赠品则是通过直播间弹出的弹幕界面参与抽奖而获得。这两种福利也很有限，需要用户拼手速、网速和运气。此外，为了刺激更多用户进入直播间，李佳琦也会通过个人微博在当天发布福利预告，其粉丝通过带#李佳琦直播#进行转赞评才可参与微博的抽奖。
对比上述的劳动和报酬情形可见，直播间的观众承受着两种剥削。第一种是对用户生成数据的剥削。观众个人软硬信息被平台即时记录、收集和经过大数据处理后，可生成详细的消费者“行为图谱”，并作为对更具营销价值的免费“数据商品”在平台、商家、主播组成的资本联盟及其合作关系中不断被交换和使用，甚至会自动推送到该平台以外的第三方平台。比如对淘宝平台来说，用户每次在直播间的上述数据都会被用来加强算法推荐，以提高广告内容推送的精准度；
第二种是对消费者自身的剥削。观众们合力完成的直播间观看人数和成交额，一方面，帮助李佳琦赢得更多的商家合作和媒体曝光度，比如代言广告、上节目等，成就李佳琦个人的经济价值；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李佳琦直播间推荐商品品类外延的扩大，而观众们在直播间有意无意对所推荐商品信息的读取，使其无论购买与否都直接或间接促进了商家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利润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可帮助资本完成积累和增值，并实现可持续的剥削。
电商直播间的消费者用户承担了免费数字劳工角色，其所有行为本质上是在“学习如何购物”。在电商直播生产的“二次销售”过程中，其劳动作为资本积累、增值和权力扩张的无形原料，不仅包括注意力的劳动，也包括对主播个人的情感劳动，其劳动时间远超过其计划购物所必需的时间，而其所得报酬或“福利”却非常微薄，且因条件限制而概率渺茫，这种劳动和报酬之间的显著不对称表明消费者事实上承受着“购物”之外的更多剥削。消费者“同意”直播间的规则、与主播进行亲密度游戏而发生的情感劳动、冲动性交易等，其实是一种自愿被强迫，最终使自身承受着资本联盟和自我的双重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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