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法，王珂
在19世纪初的中西贸易中，英国以鸦片走私打开中国市场，攫取白银，对华进行经济侵略。从清道光（1821-1850）初年开始，非法走私活动迅速发展，先由黄埔口转移到伶仃洋面，到19世纪30年代又扩展到东南沿海。[1](55-56)对于屡禁不绝的鸦片输入，清王朝已疲于应付，更无暇顾及野心膨胀的近邻日本。此时的日本国内也活跃着一支以萨摩藩为首的规模庞大的走私队伍，主要的交易品便是藉由琉球转运而来的各种“唐物”。走私活动由藩士调所广乡主持，通过以“唐物”的秘密进口和虾夷地的海带等“俵物”的秘密出口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走私贸易系统，走私航线从虾夷地经新潟和富山连接萨摩、琉球乃至中国。[2](151)德川幕府虽对此进行了严厉制裁，却未能完全禁绝，萨摩藩借走私贸易获利颇丰，为其后跃居为幕末强藩及倒幕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对于走私链上的琉球，现代“冲绳学之父”伊波普猷将其喻为“奈良河上之鸬鹚”，即受控于萨摩的牟利工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的琉球，虽是中国所主导的东亚传统封贡体系下的一员，却因萨摩藩的刀剑铁血而被迫定期“上江户”，为日本企图确立的新型“华夷秩序”装点门面。面对萨摩藩的强盗逻辑，这个贫弱小国是否完全沦为了坐以待毙的“鸬鹚”呢？在这场萨摩藩对中日两国中央政权都精心遮掩的走私贸易中，琉球人又有何观感？本文拟将目光聚集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一次谢恩朝贡，以琉球使者魏学源的《福建进京水陆路程》①本文所用版本为复旦大学出版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16册中所收录的、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藏写本的影印本。(以下简称《水陆路程》）为中心，分析彼时琉球士人的中国观察及隐藏于其后的救国努力。
在中琉的封贡体系中，琉球的旧王薨逝后，新王继位必须接受中国的册封，受封后的琉球王要遣使团赴京谢恩，这一制度始于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对中山武宁王的册封。道光十八年（1838）清王朝派出以林鸿年为正使、高人鉴为副使的册封使团赴琉，袭封王世子尚育为中山王，并赐御书“弼服海隅”四字[3](233)，可见当时的清王朝仍未察觉琉球已是“二心之臣”。殊不知在赴华请封前，尚育之父尚灏王于道光七年（1827）已向萨摩藩及江户幕府提出因病退位、由尚育代政的请求并得到允准。据《尚家文书》记载，琉球王府的行政中枢机关“表十五人众”曾就是否向清朝报告尚灏王的退位之事向久米村的“唐荣”征求意见，最终决定隐匿不报，其原因有三：第一，在中国虽有天子隐居或重病时由世子摄政的先例，但在诸侯中并无此例，而琉球自视为清王朝的“诸侯之国”。第二，琉球欲以册封使亲临其国的“颁封”之礼震慑萨摩，若将尚灏隐居之事如实相报，恐清王朝因之草率对待，对尚育王行“领封”之礼。所谓“领封”之礼，是指不再遣册封使至琉球，在北京或福州下发对中山王的任命诏书。琉球担心“领封”会让萨摩觉察清琉关系渐疏，故此亟欲避免。第三，尚灏王正值壮年，实因厌政之故而让其子代政，琉球恐此举会招致清朝不满，导致外交摩擦，这也是最根本的缘由所在。[4](387-388)由此可知，琉球在制定外交策略时，尤其注重借清朝之力牵制萨摩，维持清琉交好的表象，这是其对清、对日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奔走于中日两国的琉球使者便是这一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者，他们将如何在复杂的东亚政治格局中纵横捭阖以保全国家主权呢？
道光十八年（1838）冬，琉球国派出以法司王舅翁宽为正使、紫金大夫杨德昌为副使的谢恩使节团送册封使回京，其中魏学源任“朝京都通事”，郑思恭、梁大章任“王舅大夫通事”。[5](16)其时，琉球国还派出以耳目官章鸿功为正使，正议大夫林奕海为副使所组成的朝贡团，与谢恩使节团一起搭乘两艘贡船从那霸起航赴闽。[6](12)在福建伴送官员延平府知府沈汝瀚、福州海防同知文璀璨、建宁镇标中营游击福禄的护送下，于12月13日从福建出发赴京，翌年3月5日抵京，4月初从北京返回，7月23日抵闽。①为保证琉球贡使按期抵京，清政府设立了一整套的沿途护送制度。清廷尤其重视福建伴送官的选择，从清初期的一人至道光时已设为三人，官阶也从九品的巡抚升至从四品的知府和正四品的道员。参见上述徐恭生的《清代の琉球朝京使節の研究》一文。《水陆路程》详细记载了琉球国朝贡团由闽入京的全部路程和由京返闽的部分路程，及沿途所见的风俗民情，是目前存世的系统记载琉球贡道的唯一孤本。既往研究或聚焦于京闽间贡道的分布，或关注水路及陆路上的专设驿站，或调查沿途的历史遗迹与琉球墓葬，但探究该书成书背景及所载中国观察之真伪的文章尚未见到。为何《水陆路程》会在此时横空出世呢？或许联系萨摩藩财政危机下的疯狂敛财行为便不难理解。
19世纪初，萨摩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以日文政（1818-1829）末年为例，其负债已高达500万两金，而财政收入仅为14万两银，濒于破产的萨摩亦陷入了信用危机，已无法再从三都（江户、大阪、京都）商人处借债。[7](123)而在调所广乡所推动的藩政改革中，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借扩大唐物贸易的规模来扩充财源，其标志性事件便是长崎商法的获批。在该法的掩护下，萨摩藩不惮于触怒幕府，将琉球藉由对华贸易携回的大量唐物用于走私。为保障走私交易顺利进行，萨摩严密监视清琉交往。以此次清朝对琉球的“颁封”为例，《中山世谱》附卷中记载了琉球遣使向萨摩汇报册封、谢恩及朝贡之事的诸多细节：
道光十六年丙申，遣翁氏安谷屋亲方盛纲庆贺年头，兼贺中将样蒙将军准允，回到萨州沐浴，赏赐物件，及所亲穿羽织；
并晴姬样定嫁；
又兼进香于贤章院样十三年回忌；
又兼谢发借册封应用银两；
并恩准为备办册封应需银两，加烧糖贷，运卖萨州；
并因下届戌年将有册封大典，蒙停止新遣员役到国……五月二十八日到萨州，翌年九月二十四日回国。
道光十七年丁酉，遣杨氏森山亲方昌胜庆贺年头；
兼贺寿姬样、顺姬样出嫁；
又谢册封之时奉献皇上武器、马器，并奉进天使武器等件，准允照例，挪借公项，命工制造，以赐发下……七月初十日到萨州，翌年十月初四日回国。
道光十八年戊戌，为禀报册使临国事，遣飞船使向氏富盛亲云上朝英。七月二十四日到萨州，九月初十日回国。
本年，为“禀报谕祭及封典全竣，并详情令谢恩使，兼谢皇上所颁御书匾额”事，遣向氏牧港亲方朝昆。八月二十二日到萨州，十月初六日回国。
道光十九年己亥，为“封典全竣，叩谢麑府洪恩；
兼贺若殿样升少将位”等事，遣尚氏伊江王子朝忠。七月初八日到萨州。十月初一日回国。
本年，遣尚氏野村亲方朝厚，庆贺年头……又谢皇上颁赐御书匾额，其谢礼，准令册封谢恩使兼务奉献金鹤……六月七日到萨州，翌年九月九日回国。
道光二十年庚子，遣毛氏座喜味亲方盛普庆贺年头……又禀报因由皇上敕谕琉球，改为四年一贡，遣使陈情转奏，照旧两年一贡。六月十五日到萨州，翌年九月十八日回国。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为禀报谢恩使者回国事，遣向氏国吉亲方朝章、都通事郑氏赤岭通事亲云上思恭。五月二十六日到萨州。公务全竣……十月十一日回国。[3](378-380)
据以上史料可知，琉球对“颁封”之礼及赴华朝贡的应对，完全受制于萨摩，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接待册封使来国的银两借自萨摩，以加征“糖贷”的方式返还；
第二，为蒙蔽清王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起，萨摩不再向琉球新遣员役，制造日琉无国交的假象；
第三，谢恩使进献清朝皇帝及册封使的礼品均需由萨摩藩允准；
第四，册封使临国，琉球需遣飞船报至萨摩；
第五，册封典礼完成后，需遣使详细报给萨摩，并叩谢其洪恩；
第六，谢恩使以金鹤作为御赐匾额的谢礼，需得到萨摩首肯；
第七，道光皇帝欲改琉球贡期为四年，经使者的积极斡旋，仍恢复为两年一贡；
第八，谢恩使回国后，需赴萨摩禀报在华朝贡之事。
鉴于此，魏学源一行完全处在萨摩藩的掌控之下，其被授予的主要任务便是与清朝维持表面的“友好”，以便利用朝贡贸易从中国携回用于走私交易的物品。但备受欺凌的琉球使者会心甘情愿地成为替萨摩藩敛财的棋子吗？“强权之下，必有反抗”，惨遭奴役的琉球使者并未放弃救国努力，从魏学源的《水陆路程》中，我们或可找到些许线索。
魏学源详细记载了贡道所经府县的各处驿站及沿途特产，且对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和京城的民风民情逐一品评（见表1)。第一是福建省，描述了当地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样貌，对勤劳节俭、好礼尚义的民风赞赏有加。第二是浙江省，认为其不仅葆有耕读传家的儒家文化精髓，以杭州为代表的商业都市还以“珍异所聚”“商贾并奏”[8](161)尽显流金溢彩之姿。第三是江苏省，此地不仅尊孔重儒，道教亦广为流传，拥趸者众。对于常州府，魏氏用“服食靡靡”[8](167)来形容，可见其对当地的奢靡之风颇有微词，联系琉球在萨摩盘剥下的贫囧之态，便不难理解其言语中的酸楚。第四是山东省，魏氏认为此地文人雅士咸集，以钻研学问、潜心著述为乐，遂将诗书视作其特产。稍有遗憾的是未对直隶省作评价。对于“王化之始”的京城，魏氏着重通过描摹当地百姓的精神状态来反映此地的盛世气象。
表1 《福建进京水陆路程》所载沿途各省风俗
总之，鸦片战争前夕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在琉球使者眼中还是繁荣富庶的代表，丝毫不见颓废之态，通篇的溢美之词有“粉饰”清王朝之嫌。但联系魏学源背负的“双重”外交使命，便可理解其中国观察中的虚虚实实。面对萨摩的强权，魏氏需要为其走私贸易提供中国的贡道及物产情况。但作为主权即将不保的琉球王国使者，又要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策略。换言之，魏氏笔下的中国越强大，中国臣民对琉球使者越友善，越能震慑萨摩的觊觎之心。若以此为准绳来审读此一文献，便可帮助我们洞悉其中的“实记”与“虚载”。
（一）实记
关于贡道和沿途驿站的详实记录，先学已有颇多成果，在此不再赘述。以下就《水陆路程》中的各地特产及民众信仰情况作一阐述。
1.物产富饶、儒学兴盛
关于物产的记载，在全书占比颇高，且主要围绕富庶的江南各省。比如福建南岭出产茶叶，福州出产鹿角菜、盐茶、蕉布、寿山石等，延平出产铁纸、桐板布、芋布、笋茶、泸水石等，建宁特产有书籍、烟等。在浙江，衢州的土产有砚、红纸和蜡烛等，严州出产桐油、茶、纸和漆等；
关于杭州，特别介绍了所产中药的品类，如黄精、茯苓、麦冬等，还有纺织品绫罗绸纱、布棉及各种工艺品。在江苏，苏州出产药、玉器、铜器、彩笺、盛泽布、芙蓉汗衫等，常州土产有江阴席、私白米、惠泉酒等，扬州出产白绫、香囊、桂花油、铜镜等。在山东特别提到了泰安府的土产有阿胶、蓝柚等。已有研究指出，在萨摩的走私链上，国内的番外商人是其贸易主力，尤其是富山县的卖药商人，对中药的需求极大，以道光十八年（1838）为例，琉球使臣携回的中药数量为121370斤[7](123)，在走私贸易中占比颇高。魏氏对中华物产的详细记载，便于萨摩藩比照日本国内的需求，指挥琉球人在华采购以牟取暴利。
《水陆路程》还记载了不少儒圣遗迹，如景州东光驿的董仲舒故里、三十里铺的汉儒毛公祠、子路露宿的石门、仲家浅的子路书院、剡城县的孔子问官祀、鲁桥闸的子思庙等，这与琉球国内的崇儒之风及魏氏的儒生身份密切相关。在魏学源来华朝贡的前一年，尚育王在首里新建了文庙。
十七年丁酉，新建文庙于首里。
先是先王尚温谕立国学，崇圣道，育人才。又欲设建文庙，即卜地于国学左翼，缭以周垣，筑以砺石，以为经营之基址。时因国财不裕，遂宽数十年，未建庙宇。今王特谕国相、法司曰:“朕思继先志，建文庙，永仰尼山之仪容。卿等确议奏覆。”国相、法司将其工料、祭料之所由出，细加商议，奏曰:“请遵命建庙。”王大喜，发谕:“兴作诹辰，于春三月兴工。”迄于秋九月告成，即将至圣先师神主奉于正中，将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神主配于左右。每年春秋上丁，王亲诣庙，祭以太牢。又设启圣祠于国学彝伦堂中，奉安启圣王叔梁公神位，配以颜氏、曾氏、孔氏、孟孙氏神主。每年春秋上丁，遣官祭以少牢。[3](232)
琉球素来崇儒重道，康熙年间创建文庙于久米村，雍正年间再建明伦堂。尚温王于乾隆六十年（1795）继位，立儒学为国学。至尚育王时，继承先志，继续大兴儒学，新建文庙，祀四配，设启圣祠，君臣定期前往祭拜。魏学源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是闽人三十六姓之后，自幼在久米村学习孔孟之道，嘉庆二十年（1815）作为勤学生赴福州，跟随当地名儒读书习礼，故其对先贤遗迹心存敬畏并如实记录当属人之常情。中日两国的学者曾联合对贡道沿途的遗迹进行过考证，据其研究成果可知，魏氏的此类记载基本属实。①1990年至1994年，由福建省和日本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合作进行；
2008年至2011年，由福建师范大学与琉球大学合作进行。详情请参见赖正维的论文《关于中琉关系历史遗迹调查与研究》，［日］比嘉实的专著《<唐旅>紀行》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氏在途经浙江省的严子陵祠时，曾赋诗一首。先看其关于该祠的描述，“有匾额三面，一面书清风自古，一面书风逸百世，一面书严光”，其诗为：“公为名利隐，我属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到钓台。”[8](159)这简短的二十字或许就是魏氏此行最真实的内心写照。饱读圣贤书的作者一路奔波来到了书中圣贤的长眠之地，却羞愧难当，唯有趁着夜色昏暗方敢祭拜。只因此行之目的实在让人难以启齿，与严氏所坚守的“清风”相去甚远。“羞见先生面”亦可理解为魏氏身处中华大地之羞。清王朝延续前明传统，对琉球“厚往薄来”，广施仁爱，秉怀柔远人之旨开放朝贡贸易，助其发展经济，允其遣送官生与勤学生赴华学习，以助广开教化。而魏氏一行人却在萨摩藩的裹挟之下对清王朝处处隐瞒，以朝贡之名行唯“名利”是图之事。此次朝贡亦是心怀叵测，是为借清朝在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威“名”而来，配合萨摩藩追逐走私贸易中的暴“利”而来。魏氏之诗何尝不代表了被萨摩铁蹄践踏的琉球士人来贡中国时的羞愤呐喊？
2.佛道并行、关庙尤多
《水陆路程》还详细记载了大量的宗教建筑，和佛教相关的有汤院边的观音阁，小清湖北的观音堂，镇江的金山寺，江都县的高旻寺，苏州的寒山寺、普福寺，镇江府的七里庙，兰山县的大陀寺，广宁门处的护国三藐庵等。和道教相关的有西洋岭和仙霞岭的关帝庙，五显岭的五显大帝庙、玉皇阁、二郎庙等。关帝庙在书中出现频次最多，尤其集中在福建境内，来看一处对参拜关帝庙的记载：“仙霞岭南一里，有龙井，有关，有把总防守。北下一里有关帝庙，极灵。周亮工先生联云：拜此人便要学此人，莫混账磕了头去；
过这山须思出这山，当仔细摸着心来。”[8](151)魏氏选择性地记载了沿途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仅对严子陵祠与留有亮工先生手书的关帝庙进行了详细描述，应是这两地对其内心触动颇大。魏氏何尝不想学习严子陵的高韵清风，传承关公的忠勇侠义，可充当萨摩傀儡的无奈、对清朝欺瞒的愧疚与报国无门的忧虑又时刻萦绕其心。对楹联的记录或许是对其矛盾心理的悄然吐露，作为羸弱小国的使臣，如何才算“摸着心来”？想要履行守护国家的职责就不得不在清王朝、日本江户政权与萨摩藩之间相互周旋，编织出重重谎言以图自保，此举可否称得上“尽忠守义”呢？仔细审读《水陆路程》中呈现出的虚虚实实之象，或可帮助我们看清魏氏的“真心”——螳臂挡车般游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保全本国利益，使无辜国民免遭屠戮之灾。
（二）虚载
如果说魏氏的以上记载属实可信，那以下的中国观察却有不少失实之处，其原因值得深思和研究。
1.慷慨廉洁还是欺诈索贿？
清王朝为确保琉使往返无碍，设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伴送与接待制度，包括遴选得力的伴送官员，及时向朝廷奏报行程，由沿途驿站提供食宿等。魏氏对于清王朝如何沿途接待，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花驿，山东江南交界，球人到此住宿，有公馆给饭食”。[8](176)途经之地的官吏亦展示出好客之道，如“球人到此送关土产”[8](166)、“驿在南门外河边，知县送下程”[8](167)等。由此可见，沿途各省的官员尽显宾主之礼，对琉球使者给予了热情周到的接待。作者仅在浙江桐江驿一处留下了“有巡司上水船，以搜盐为名，宜防 县无诚”[8](159)的记载，对清朝官吏的整体评价是积极正面的。但参与朝贡之事的清朝官员却并非如此廉洁慷慨，已有先学指出，收受贿赂或沿途滥索供应之事时有发生，比如巧取规礼银、茶仪和茶金等，清廷虽对此类违法事件予以打击，却难以完全禁绝。[9](20)魏氏对于这些不法事件有意回避，呈现出的是对琉球友善好客的清廷官员群像，显然存有“粉饰”之嫌。但联系之前琉球对“颁封”之礼的重视便不难理解魏氏此举，清王朝对琉球使者的热情接待是两国关系亲密的表征。为了借中国之势对抗萨摩，即便使者们在华遭遇了不公对待，也要刻意遮掩。
2.民乐耕织还是民乐鸦片？
魏氏多次提及途经之地民风淳朴，比如在金华府留诗云：“停步湖头问水津，兰溪人物是宜人。驿夫知我来南客，移棹相迎瀔水滨。”[8](157)兰溪人并未对远客欺凌盘剥，而是热情相迎。虽在湖镇、七里乌石滩、塘西镇、洛杜铺、京口驿这五个地方提笔留下了“须防小人”的警示，但从几乎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行程来看，这几处负面记载似乎微不足道。在魏氏笔下，中国的普通民众勤勉热情，生活无虞，但事实上此时的中国上下都饱受鸦片荼毒之苦。
魏学源来贡的道光十八年（1838)，鸦片的产销已遍及全国，英国对华输入的鸦片达40200箱，由此造成的白银外流有1000万左右。[10](6)种植鸦片亦蔚然成风，尤其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因“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11](16)，改稻田为鸦片田已不是奇事。因自种的鸦?片廉价易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沾染上烟瘾。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在其《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中再次呼吁道光帝严禁鸦片，清廷虽然颁行了《严禁烟片烟章程三十九条》等律令，但收效甚微，鸦片之毒依然“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贪腐频发的清朝官僚系统已运转失灵，清王朝面临大厦将倾之颓势。
而魏氏笔下的中国，一众官员高效廉洁，普通民众淳朴勤勉，有关烟的记载在全书中仅有一处。在介绍建宁土产时，提到有武夷茶、书籍、烟、蕙兰布、纸和铁。[8](146)笔者认为此处所指的“烟”并非鸦片烟，而是普通烟草，或曰金丝烟。建宁素来以产烟著称，有学者考证：“福建是中国最早传入并种植烟草的地区，而且是最早把烟草作为商品，输出各地并传播制作技术的地区。16世纪后半期烟草从海上贸易传入沿海地区漳州府，18世纪初已经传播到建宁府一带，使其成为最有名的烟草生产地。”[12](286)以魏氏为代表的琉球使者一面配合萨摩欺瞒中国，一面又对内忧外患的中国实情极尽“粉饰”，制造出中琉亲善友好的假象迷惑萨摩，不可不谓之“骑墙”外交的“高手”。
“一个文明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了解，无不出于实际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时就可能扭曲学者观察的眼光”，[13](64)魏学源的中国观察亦符合此理。既然被迫充当萨摩藩的敛财工具与眼线耳目，那就利用这一身份“粉饰”出依然强大的中国形象来迷惑萨摩。梳理琉球在外交中的惯性选择便可理解魏学源的中国观察之真正意图。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五日，琉球被萨摩藩入侵，都城首里沦陷。五月十七日，国王尚宁等被羁押，临时负责政事的三司官马良弼遣正议大夫郑俊等赴明奏报，但所携带的文书语焉不详，明廷据此仅知琉球遭遇倭警，以致于耽误了朝贡的期限。本年冬琉球再遣王舅毛凤仪等赴明[3](115)，所携的依然是一封情报暧昧的文书，对萨摩入侵的情况含糊其辞。只因此时的琉球已沦为被萨摩严密监视的政权，没有权力与机会对“己酉倭乱”实话实说，只能配合萨摩遮掩被入侵的实情，以争取纳贡明朝的实利。[14](99-100)
明清鼎革之际，琉球左右逢源，向数个政权称臣纳贡。琉球最后一次向前明政权纳贡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春，遣正议大夫蔡锦、使者翁镇等奉表贡方物，并接受宴请。[3](123)自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开始向南明政权遣使，于康熙二年（1663）正式接受清朝的册封。有学者据《历代宝案》指出，在近20年的时间内，琉球向南明弘光政权遣使2次，分别在崇祯十七年（1644）和弘光元年（1645）；
向隆武政权遣使2次，分别在隆武二年（1646）和隆武三年（1647）；
向鲁王政权遣使1次，在鲁王四年（1649）；
向清顺治政权遣使5次，分别在顺治四年（1647）、顺治六年（1649）、顺治七年（1650）、顺治九年（1652）和顺治十一年（1654）。作为回应，崇祯十七年（1644）弘光帝遣使赴琉颁诏1次，弘光元年（1645）派出的册封使未及成行，政权就已覆灭。隆武二年（1646）隆武帝遣使赴琉颁诏1次；
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帝遣使张学礼等前往琉球册封，在福建逗留数年未能成行；
康熙元年（1662），康熙帝再遣张学礼等赴琉册封。[15](22)对比《中山世谱》的记载，我们还可获知以下两条线索：第一，从顺治三年（1646）起，琉球使者已开始接触清朝权臣，拜谒剿灭隆武政权的贝勒将军，禀明投诚之意。第二，在顺治四年（1647）时，世祖应礼部请求遣通事谢必震诏谕琉球，顺治五年（1648）至福州，顺治六年（1649）和琉球使从五虎起航，遭飓风，漂至萨摩，被护送至长崎。先来看正卷八“尚质王”条目中的记载：
三年丙戌，隆武继弘光立。复遣指挥闵邦基赍赦至国。由是，世子遣王舅毛泰允、长史金思义等奉表、方物入贺。时乃清朝大将军贝勒，率大兵入福建，攻破隆武，而天下大定。由是，王舅毛泰久、长史金思义及前使金应元等随大将军贝勒，入京投诚。礼部奏言：“琉球国世子尚贤，前已遣使请封，而今前朝敕印未缴。乞遣通事谢必振，奉旨往谕。”世祖从之，令本国使臣同谢必振归国。[3](124)
再看附卷一“尚质王”条目中的记载：
顺治六年己丑（本年)，为禀报大清定鼎事，长史金正春照屋亲云上、才府柳枝蕃牧志亲云上康廷，自长崎直赴江府……时问贝勒将军攻灭隆武。金正春同通事郑思善、火长陈初源共三员，始结发髻，前往福州，拜谒贝勒将军，禀明球国投诚之情。而后毛泰久等亦入福州，谒见贝勒将军，深蒙褒奖。贝勒将凯旋时。令球使朝觐。至丁亥年，起身上京，朝见皇帝，钦赐袍褂靴等项，并盛宴两次。且命通事谢必振招抚国王。谢必振捧敕书，同球使回到浦城县。时山贼蜂起，然阻归路，且海贼攻入福州，不能回闽，至戌子年才到福州。己丑年，附搭谢必振船，五虎开洋。徒遭飓风，漂到萨州山川。即太守公遣平田猎野助、桂下记等，访问中国鼎革之事。又萨州遣官，护送长崎查验。时金正春与柳枝蕃二员直赴江府，悉奏中国鼎革之事。次年抵国。[3](294-295)
曾藉大明之势成为“万国津梁”的琉球一旦感知到明朝将亡的颓势，就做好了改弦更张的准备，空白的国书[16](8)应时局而变，既可写崇祯与弘光，亦可书隆武与大清。琉球的外交方略即借强者之势谋国家实利，忠诚二字早已与之无缘。对于中国政权的更迭变动，琉球亦马不停蹄地赴萨摩和江户汇报，为求自保，年年如是。国力最为贫弱的琉球环顾东亚各国，是如此的诚惶诚恐，又是如此的暧昧不明，面对国力稍强的朝鲜朝，琉球亦表现出“骑墙”之姿。
据《朝鲜王朝实录琉球史料集成·太祖实录》“太祖元年八月丁卯”条及“太祖元年九月己丑”条记载，琉球中山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朝太祖元年、1392）八月遣使赴朝，太祖李成桂于九月接见其使者，之后两国时常互派使者。但关于萨摩藩侵琉之事，朝鲜朝虽早已获知实情，琉球却选择对其三缄其口。据《朝鲜王朝实录琉球史料集成·光海君日记》“光海君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丁酉)”条可知，万历三十七年（朝光海君二年，1609）十二月，晋州僧六惠就奏报了琉球国王被俘一事。“年十二，值丁酉之变，被虏于沈安顿手下将，因渡海，削发为僧，住在宾江寺，今始出来。日本事情，则在萨摩州时，闻原秀忠往袭琉球国，虏王及弟来，送于家康之际，国王弟路死，唯国王往絷于贼都矣。”翌年（1610）朝鲜朝使者郑士信入京朝贡，十月入住北京玉河馆，向同来朝贡的琉球使者毛凤仪问及琉球国王被萨摩所掳之事。毛凤仪答曰：“去年四月倭人与无名之师国王越在草莽，以今年九月讲和，还国无事，云云”，隐瞒了尚宁王仍被萨摩藩扣押在日本的实情。[17](151)
据《同文汇考》可知，康熙四十八年（1709)，朝鲜朝使者书状官李翊汉结识了同来北京朝贡的琉球使者都通事陈其湘，在朝鲜馆舍中询问日琉间的实情，陈氏以“不知道”或“没有”作答，含糊其辞；
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朝副使严璹与到访朝鲜馆的琉球人对谈时，再次问及日琉关系，琉球使者仅仅回答“不知道”，有意避开此话题。琉球对朝鲜朝一再隐瞒的背后，既有受萨摩所迫之故，也唯恐自己编织的一个个谎言被层层揭开，难以再成“骑墙”之态。
进入19世纪，琉球不仅处在中日外交的夹缝中，还面临着西方殖民扩张的压力。嘉庆二十一年（1816）七月，英国人巴兹尔·霍尔率两艘战舰驶入那霸港，给琉球王府施压，要求通商和传教，随后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和二十四年（1819）、道光七年（1827）和十二年（1832）都有英国商船或军舰叩关琉球，震荡着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道光十八年（1837）英国商船再次驶抵琉球，要求其开港通商，琉球既不向宗主国清朝报告此事，亦无视江户幕府的闭关锁国之令，隆重接待了英国商人并极力回避与之冲突，这亦是“骑墙”外交的体现。
“骑墙”是琉球自萨摩入侵后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一边遣使者赴华称臣纳贡，一边又利用清朝属国的身份“效忠”和牵制萨摩藩。对待日本国内萨摩与江户幕府之间的龃龉，亦“装聋作哑”，在萨摩的威逼下成为其走私交易链上的敛财工具，配合其欺瞒江户幕府，又定期遣使“上江户”来表演忠贞。在与多重势力的较量中，琉球唯有不断的“骑墙”才可以保全已是苟延残喘的国家政权。明清鼎革后的日本扩张野心愈发膨胀，视清朝为“华夷变态”，以真正的“华”自居，妄图重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型华夷秩序，而清朝实力的强弱成为左右其东亚政策的重要砝码。琉球使者虽被逼为萨摩敛财，却又不甘心被其任意驱使，便利用自己的“眼线耳目”身份，将虚实相间的中国情报呈交给日本。清王朝的形象越伟岸，日本吞并琉球的行动才会越退缩。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何魏氏会在该书中“粉饰”中国，夸大清王朝的实力，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基于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环伺，尤其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虽与中国断交已久，却觊觎清王朝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急于选择合适的时机再次发动战争，颠覆小国政权，挑起国际纷争，而琉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想要维持旧有的国际秩序。基于这一目的，琉球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水陆路程》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书。魏学源的中国观察带有明显的不实之处，仿佛戴上了有色眼镜，只看到清王朝作为传统大国在努力维持的体面，却不愿揭开这体面下的满目疮痍。琉球使者们被迫成为了替日本窥伺中国的眼睛与敛财的手脚，在“朝北京”“赴萨摩”与“上江户”的羁旅上反复奔波。书写虚实掺杂的中国形象，制造“粉饰”清王朝的假象是琉球在其“骑墙”外交下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塑造一个依旧强盛的清王朝，才可以让日本有所忌惮，从而拖延琉球亡国的步伐。可惜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节节败退，贫弱不堪的国力暴露在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以至于琉球被日本节节吞并，至1879年彻底亡国。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愈发密切，互派使者出访也成为外交常态。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来华游记，成为我们研究过往历史关系的重要史料。借鉴他者之眼来反观自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自己，但也要学会鉴别这“他者之眼”背后的真正动机。琉球使者为了国家主权与利益，使得笔下的中国观察虚实相间，以迷惑萨摩藩和江户幕府，本也无可厚非。虽然琉球最终还是难逃被日本吞并的厄运，但如魏学源一般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努力奔走的琉球赤子还有很多，容以后再展开论述。
另一方面，作为被观察者的中国，我们却要善于去伪存真，尤其要注意解读某些溢美之词背后的真正用意，窥破某些亲善之举背后的虎狼之心。这也提示我们在处理今天的国际关系时，要始终从真实的国情出发来制定外交政策，时刻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切记重犯清王朝颟顸自大、闭目塞听之错误。不可因“别有用心”的对华言论而迷失了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在不断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拨云见雾，作出真正有利于国家利益的理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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