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翔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界掀起了一股农村调查热潮，其调查主体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观点之多样均前所未见，调查的总次数不下于九千次[1]。在这些调查活动中，由于调查人的调查目的、学术理念、知识背景、身份立场等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调查方法和结论各不相同。其中，以陈翰笙、薛暮桥等“中国农村派”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为阵地，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番禺、云南景洪等地的农村进行了调查。包括王寅生、张锡昌、瞿明宙、石凯福、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姜君辰、孙冶方、秦柳方等在内，该群体学者主持或参与了若干项调查项目的调查设计、调查访问和资料整理，并利用调查资料写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调查报告。鉴于其调查活动的科学性质和历史影响，以及该群体学人在新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和作用，建国后学术界对其农村调查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科学、客观的结论。但梳理后发现，这些成果大多以“活动”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尤其聚焦于无锡和保定的两次调查经历，内容上也更侧重于史实陈述和成果点评，而立足思想史视角，对他们农村调查观展开系统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对该群体农村调查观特点及意义的考察，不仅有助于从独特视角加深对陈翰笙等人农村调查活动的认识，还能开启观察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扇窗口。同时，透过这一学术活动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运动的紧密联系，也有利于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深入理解观念的形成和变迁趋势。
(一)科学性
在“中国农村派”学者的农村调查观中，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光芒。他们以科学理论为指引，在试图“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及直接间接支配着中国农民的整个经济体系”这个大目标下，秉持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辩证法观点，将农业、农村与工业、劳工、城市发展、国际贸易、社会变革等诸多问题通盘考虑，并以此为前提设计规划调查活动。他们通过对收入、支出、消费等核心要素的细分，探讨不同情境中这些概念绝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从而摆脱了其他调查活动仅仅只询问“你有多少财产”“每年多少收入多少支出”这样肤浅问题的弊端，使其农村调查观呈现出鲜明的科学特征。
作为应用科学理论的示例之一，薛暮桥特别强调调查方法的选用要视调查目标和内容而定。他举例说，如果希望获得土地分配、耕畜农具、农业劳动以及各阶层分类等方面的数据，必须采用挨户调查。而对租佃制度、雇佣制度、借贷制度、农业生产、农产运销、农村副业等问题仅作一般研究的话，就可以采用概况调查。此外，在典型调查方法下，如果仅需了解该地的一般情形，要选择有代表性的中等情况的调查对象；
如果要研究某些特殊问题，就要选择该项问题表现最明显的对象[2]。这种思路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特点，并在陈翰笙领导的无锡农村调查中同样得以体现。由于无锡农民基本以种稻为主，各乡的地势、水利、作物、土壤、交通、市场等要素大抵相同，而农村中村户田权分化颇深，调查团因此遵从实际，按各村自耕农、雇农、佃农、工人和商人的数量，将无锡农村分为普通村和特殊村两种。继而又从各乡选出9个普通村和13个特殊村，对此22村进行挨户调查，共计调查1207家。另外，又于附近选择33村，以及作为各村经济中心的8座市镇，作了概况调查[3]5。这种普通村和特殊村点面结合的调查方式，既兼顾了调查能力，省却重复劳动，又保证了调查数据能够有效支撑相关结论。
(二)批判性
“中国农村派”学者身体力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农村调查，还源于对其他派别或机构调查情况的不满。对于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学者”所开展的农村调查，他们着力揭示其缺陷，批判其目的。例如，陈翰笙指出，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的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由该部所出具的种种数据根本无法使用。而由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的农村调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实际上，陈瀚笙非常反对卜凯等只关注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倾向，认为后者不但对于复杂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加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的“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也是视而不见。至于哈尔滨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于1922—1923年开展的北满农业调查，陈翰笙认为其一是绝少涉及贫农，二是忽视了自耕农与其他农民在投资和收获上的各种差异，三是没有调查与农村经济有着重要关系的借贷事项[3]4。从陈翰笙的指摘来看，所谓缺陷既包括了统计对象和内容的走偏，也表现为调查数据的不实和遗漏。又如，张锡昌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展的调查仅仅顾及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产量、价格、农家收支，以及农民生活等社会表象，其主要目的，“无非是要告诉他们怎样可以用抢劫似的低廉价格来收买农产；
怎样可以把他们的商品推销到中国农村中来”。他因此断言这类调查都不能够说明中国农村破产的真实原因[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于技术派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方案的不以为然和竭力反对。正是基于对已有调查各种不足的认识，他们才得以有意识地采取改进措施，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调查观。
(三)发展性
“中国农村派”学者秉持发展理念，根据实践经验，能够不断修正和充实自己的调查观。一方面，调查技术随实践经验而不断进步。例如，调查者在保定进行的调查工作即吸取了很多无锡经验。针对无锡调查时农户们对很多问题不能详答，含糊答案反而妨碍统计的状况，调查者们将保定调查修正为抽样调查。此外，在技术手段上，保定的挨户调查表格，纸张做到大小划一，免去了折叠和展开的繁琐。在表格布置上也更加整齐，节省了三分之一的总面积，表格内容则更加完备和进步。另一方面，调查内容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持续调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阶段性重点任务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农村派”学者随即调整了调查方向和内容。例如，作为对读者“用什么方法来察知战时农村经济现况”问题的回应，刘怀溥撰写了《战时农村经济访问纲要》一文。他认为，在战争状态下很难开展大规模的精密调查工作，但通过访问法扼要地察知战时农村经济实况，不但容易着手，而且十分必要，这也是他拟定大纲的初衷。和以前相比，这份大纲中加入了一些极富时代特征的调查内容，政治方面如农村各阶层对于抗战的态度、当地保、甲长是何种分子等，经济方面如抗战发动后农村生产有无增加减少情况、当地有无藉故战事逼债及廉价兼并土地的情形等[5]。
(四)指导性
“中国农村派”学者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取第一手资料，曾经长期指导全国各地农村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开展调查。《农村通讯》是《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栏目，农村通讯员们撰写的调查报告经常在该栏目得以刊载。由于这些报告直接来源于农村，且由生活其间的人根据实际体验撰写，因此堪称“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最宝贵的参考资料”[6]。
考虑到在农村承担调查工作的相关人士文化程度较低，且未接受过系统训练，故而怎样在杂志上通过几篇文章就能使他们迅速地掌握调查方法就成为编辑部面对的问题。在《农村通讯怎样写法》一文中，编者就农村调查与通讯写作的几个要点进行了说明。其中在讲解撰写农村通讯的目的时，点明了是要“说明某一农村社会问题”，所以需要的材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就为学习者圈定了未来调查的内容和范围，并使其注意到此种调查的特点和意义所在。同时提醒学习者注意，“一切事实最好不要从它们的静态上来观察”，而是要从“动态”上去把握，这不仅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且使学习者很容易迅速理解和掌握这一要领，并能自觉将之运用到调查工作中。他们通过对不同年度的情形对比，将更有利于揭示农村的兴衰变迁过程。除了纲领性要求之外，指导者对于报告中如遣词、造句等写作细节也都有所涉及，他们建议农村通讯的写作者应避免使用空洞、模糊的语言，而要列明具体事实和正确数字，以便读者理解。
学者们的指导不仅局限于一般性内容，还会就某一具体调查事项亲自拟定调查大纲，以为广大农村调查者提供更为清晰和具体的方向及路径指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研究部曾于1935年7月拟定一份《暑期调查研究工作大纲》，作者在这份大纲中依次说明了调查的中心问题、研究项目和调查对象等内容。由于预期参与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广大读者，该文特地对不同区域可以开展何种主题调查进行了举例说明，诸如日本帝国主义的推广华北棉产计划、英美烟公司在鲁豫等省的收买烟草方式、皖赣两省的茶叶运销统制等[7]。这种按地区确立不同调查主题的做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典型观点，恰如陈翰笙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各地农村社会进化之程度，甚不一致。农村经济之调查势必分区进行，方为合理。”[3]5
(五)学术性
除了以问答性短文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指导性功能之外，学者们撰写的主题论著还因其系统完整的阐释而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性，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张锡昌所著的《农村社会调查》一书。该书是上海黎明书局所出版的乡村教育丛书的一种，此套丛书的出版是鉴于当时乡村教育运动方兴未艾，但研究乡村教育的书籍却十分稀缺，以致从事乡村教育的人，“每感参考工具缺乏之苦”[8]。故丛书在内容方面力求适应乡村环境，立足于乡村实际问题，确立了“俾切实用”的编写旨趣。丛书在形式编排方面，每章都在开始先列出中心问题，然后才进入正文部分，并以之呼应章首，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最后是“设计研究”，即通过实际案例进一步验证理论内容。作为丛书之一，张著充分体现了这一编写思路，每章章首的问题极具启发性，如“农村经济调查”一章中，作者的提示性问题就有：关于土地问题，应该调查什么；
关于农民劳动，应该调查什么；
农村中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作用，应从哪几方面入手观察，等等。这些问题除了引出相关的关键概念之外，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并将农村调查行为与系统的学术研究有机衔接起来，为读者勾勒出开展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的具体取径。此外，该书对于农村社会调查在欧美及中国的演进、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性、中国农业经营的特质以及中国农村市场的性质等理论性问题也有专题论述，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中国农村》编辑部在答读者“如何利用寒假举行农村调查”问中，重点推介了此书，并提醒说，“该书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五章农村经济调查，和第四章调查材料的整理”。[9]
除了著作之外，学者们还撰写出若干篇质量上乘、学术性较强、可为范本的调查报告。韦健雄曾向读者推荐了《中国农村》一卷所刊载的《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河南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的土地分配》《江苏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无锡三个农村的农业经营调查》等篇目，他建议读者对这几篇调查报告“细细玩味”，并相信这样可以有助他们对中心问题的把握[10]。总体而言，和卜凯等学院派相比，“中国农村派”学者们的学术性毫不逊色。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强烈的问题意识、丰厚的学术素养、清晰的研究思维，而且始终强调和坚持严谨、踏实的调查作风，从而使该群体调查观附着上了浓厚的学术底色。
(一)调查观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先进理论的学习和应用能力
无锡和保定两次调查活动中的骨干成员陈翰笙、张稼夫、秦柳方、薛暮桥等人都是中共党员，这些活动从始至终都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积极参与[11]。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革命路线和奋斗目标，选取农村调查研究作为着力点，在获取原始资料的同时也论证、宣传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此外，以揭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贫弱根源为目的的调查活动，不仅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提供先行资料和理论支撑，而且有助于争取全国民众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二)调查观所秉持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思路显示出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研究模式
和形形色色的技术派主张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独树一帜。尽管该群体学者有时过于注重生产关系而将生产力置于从属地位[12]，但笔者认为，评价一种思想或行为，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农村调查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尤其很多文章是为应战而著，在反驳非议之论时，为取得最佳效果，难免会出现“厚此薄彼”的情况，这只能说是存在于特殊历史阶段的一种方略，不宜过分求全责备。
(三)“中国农村派”学者农村调查观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次成功尝试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应用场景，该群体的农村调查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具体领域的折射和运用，其身份背景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此种观念的形成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撰写的论著亦可看出，学者们已经具备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和研究能力。虽然细究起来其中的某些观点并非纯粹经济学范畴，但“从广泛论及经济涵义之外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政治及其他涵义，到聚焦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正是其时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与演变的特征之一”。[13]
(四)“中国农村派”学者的农村调查观凭借其独特的理论内涵，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农业经济思想发展史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
时至今日，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农业经济思想研究仍不充分，针对建国前的研究成果尤其缺乏。究其原因，在于搜集、梳理相关主题的原始资料，以及对其作贯通性的解读和分析均存在一定困难。研究者既要对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经济有透彻把握，又要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储备，换言之，需兼具良好的史学和经济学双重素养。鉴于此，不若先选择若干合适恰当的切入口，以为后续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再有，陈翰笙等人的经济思想后来还发展成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一，对新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都有着深远影响。综上，研究该群体学者包括农村调查观在内的农业经济思想，在横向上有利于开发利用党的有关“三农”思想资源，在纵向上有助于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同时，他们的农业经济思想本身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且因其具有的引领作用而极富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要注重提升对先进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能力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学习和应用经历充分昭示出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优秀传统更是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并以之指导我们的实践。
(二)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
“中国农村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得出大量的科学结论，提炼出一系列理论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篇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深入研究和精准把握世情、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至一个新的高度。
(三)要充分认识党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丰富经济思想均可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养料
“中国农村派”等先辈学者对如何开展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考察的阐释充分表明，从典型人物、重要专题、关键产业等维度出发，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演进历程，掌握其理论、历史和逻辑脉络，不仅能够提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中国化的宝贵经验，更可以采其精粹，以为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用，从而“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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