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坤 蒋婷婷
2014年，***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明确指出：“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1]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次提出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这一过程深刻展现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色、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积淀以及我国走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对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持久的塑造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寻根与文化建构的实践活动，因此要在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与发展的文化进路及文化意涵基础上，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遵循，为当前民族工作的开展指出正确实践方向。
民族与文化属于同一本体，具有历史互通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是在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逐渐生成的。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在性”和“自觉性”。“自在性”是指本民族存在的自然状态，强调存在的自然性；
“自觉性”是指对民族意识产生自我觉醒的阶段，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度认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精神的清晰辨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展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进路。
(一)中华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中成为自在的民族实体
从中华民族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我国各民族一直处在没有形成自我民族意识的自然存在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中华民族的自在实体已经在各民族的交往融合中形成，但这种长期处于安逸状态和封闭状态的民族实体，阻碍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对本民族文化特殊性的辨识。现代意义的“民族”意为经历了长期历史发展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近代的民族概念，输入于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而后这一术语传入中国。清朝末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任务；
孙中山提出了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代表中国各民族共同权益的近代民族主义，把中国各民族团结立于世界作为革命目标。
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形成过程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和文化逐步展现的过程，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汇聚和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共同书写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
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
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2]4-5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沧海桑田中，在神州大地上创造了美好家园，也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文化。“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
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2]5-6我国各民族文化汇融到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特质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国各民族长期交流交往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化积累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人格、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正是相互学习彼此优秀思想文化的历史。”[3]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通过文化的交流互通、学习借鉴实现了情感的相融及文化的整合，形成相互包含的互嵌式文化格局，促成了民族之间的理解与认可，最终融凝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诉求。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形成、发展的历时性过程说明这一民族实体以中国各民族为主体，并以每个民族个体作为中华民族基本观念和价值追求的“负荷者”，基于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积累而形成的民族语言、精神、价值等为中华民族在精神维度形成独特文化身份提供了重要基础，成为万千中华儿女的文化之根系、情感之纽带。
(二)中华民族在民族觉醒与复兴的文化身份确认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共同体
文化是民族的特征及形成民族区别的根本因素。中华民族与他族的区别根本在于文化的不同，恰如盖尔纳所讲：“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民族。”[4]近代中国学者杨度先生在对我国民族进行文化的考察时也讲到：“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以此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以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一文化之族名。”[5]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指民族甄别与民族存在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身份是在社会交往发展中具有历史性、时间性和社会交互性的生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时间性、社会性决定了民族身份的文化起源、文化传统、文化追求，构成了民族个人身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探索个体与民族存在境遇的“文化乡愁”中，只有完成民族文化身份的价值确认，才能构建起民族存在发展的历史性维度和社会性维度。
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对抗中才能产生对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确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在历经失败后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置身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亡的艰难境地。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国各民族面对外族的侵略，奋起反抗，在与对抗西方列强的压迫和民族自省的过程中深刻感知到我国各民族的共命运性联系。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此文中写到：“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6]577梁启超首次以“中华”代表中国的各个民族。同时，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讲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6]5761919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五族共和”的观点：“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7]可见，“中华民族”的完整概念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面对外族侵略和救亡图存的对抗中产生的，是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持续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8]2在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和殊死抗争之下取得的胜利“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8]4-5中国各族人民在拯救民族于危亡中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使得中国各民族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共命运性的情感认同。在近代历史的浸染下，“中华民族”代表了中国各民族的集合，成为中国各民族统称，对内主张民族团结平等，对外强调争求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意识和观念深入人心，说明中国各民族在抵御外侮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完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身份确认。
中华民族在中国各民族绵延数千年交往交融中实现了“自在性”生成，在近代历史上抵御外侵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实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身份确认，成为具有“自觉性”的民族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勠力同心书写了人类发展历史的奇迹，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全方位、深层次、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担负起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责任，携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正团结一心以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文化自觉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族文化创造，在这个伟大民族文化创造中，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不断深化对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体认，展现中华民族的现代活力。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代表着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及全体中国人之间的文化关系。从文化层面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以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汇聚构成的集合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时性生成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且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共同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密码；
文化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与和睦的“根”和“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构建关键在形成稳固的文化认同；
“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文化格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相互包容、共同繁荣的文化品格。
(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
中华文化来源于神州大地各民族的共同创造，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中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艺术形态等文化载体的总称。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是我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聚合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基与源泉。中华文化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蕴含着中华文明根本性的创造力。
上述重要金融事件演化脉络表明，现代金融是在经济领先国家的国际贸易进入大规模海上贸易阶段或者实现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或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奉行市场经济，商业活动建立在信用基础上。
首先，“和合观”表达了民族和谐发展的理想诉求。“和合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内容，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和合”一词最早可以追溯至《国语·郑语》中所提出的“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自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9]的观点，“和合”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人文精神。“和合观”认为，世间万物均由独立的个体构成，每个个体均有各自特征，只有个体之间达成平衡才能到达整体的稳定，因此“和合观”强调“中”与“和”的统一，主张统筹全局，兼顾局部，提倡“和而不同”“中庸致和”理念，如《中庸》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0]中华民族文化倡导的“和合观”让中华民族形成了“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11]。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赋予“和合观”以当代内涵，将“和合观”所提倡的“和而不同”精神用于民族交往，形成追求和谐、和平发展的“民族和合”交往理念，把传统的“和合”思想由理论层面转化到具体可操作的实践层面，以此指导中华民族的交往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主张共同体成员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坚持和平友好、和睦相处，在承认民族和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以包容理解的心态尊重差异，主张多元文化及生产方式的并存，倡导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共同发展，并以此营造和谐友善的共同体氛围，在寻求“民族和合”的共同体状态中完成对各民族交往关系的调适，实现民族和谐发展的理想诉求。
其次，“大一统”蕴含着民族团结统一的价值期待。“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我国古代形成至今内化于中华文明鲜明的文化符号。孔子曾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2]，表达了儒家文化对“大一统”的肯定和追求。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3]的观点，表达了中国古代儒家对形成“大一统”格局的期待。两宋时期，宋明理学以理学为基础强化“大一统”思想合理性，为儒家思想赋予永恒性意义。宋明理学不仅将“大一统”的理念融入中华民族道德与性格的一部分，也为中国古代形成“大一统”政权、国家及各民族保持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持。至此，“大一统”思想包含了“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
以‘内华夏’为核心的民族一统；
以‘崇礼’为核心的文化一统。”[14]经过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大一统”理念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从历史传统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15]“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16]“大一统”思想对于我国各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它引领我国各民族自觉维护国家统一，让反对分裂的观念深深嵌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同呼吸、共命运的重要文化源泉。
最后，“天下观”凝结了民族共同繁荣的文化责任。中华文化在国家的终极上目标提出了“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注重“究天人之际”，“天”被视为至高的秩序和规律，正如朱熹所讲：“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17]纵观我国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世界的有序、和平与稳定，反对在对外交往和民族交流中兵戈相对，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太平”。我国西汉时期和唐朝时期在民族交往中实行的“和亲”政策正是提倡和追求“天下太平”的体现，从而才有了“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联姻吐蕃”的历史佳话。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综合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朝的经济空前强盛，长期处于世界的顶峰。在民族交流和对外交往上，唐朝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交往交流；
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与哥伦布和麦哲伦开辟新航路以达到掠夺财富和进行殖民的目的不同，郑和下西洋开辟的是一条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被誉为明朝的“和平使者”；
清朝时期，我国创造了“康乾盛世”，此时在民族的交往中仍然保持着和平的主旋律。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无不主张不动兵戈，维护和平与稳定，这正是中华文化秉承追求“天下观”理念，追求“天下太平”理想的生动体现。“天下观”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创造，展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东方智慧，这种观念既是指向自然，更是指向社会生活，主张胸怀天下、包容开放的气度，强调建立“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天下格局。我国各族人民对“天下观”的认同与继承，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与文化责任。
(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石
精神层面的共识是实现中国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基础，整体性的文化认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2]9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252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只有在中国人民内心深深埋下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才能构筑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神州大地上各族人民只有依托共同的文化根基、价值追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为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注入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中华民族历经风云变幻仍然连绵不绝、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内蕴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中国革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合，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精神基因。传统是新生事物孕育的母体，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生活，通过共同的物质生产、历史积淀、生活环境和心理素质作用，让中国各民族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殊的文化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认同意蕴，在各个时代的情境中，在每一代人的传承中得到延续。其二，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救亡图存和寻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所形成文化与精神的高度凝结，其中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团结一心、胸怀全局的集体主义精神。革命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精神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文化内涵、凝聚文化共识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其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先进性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传承性、人民至上的人民性以及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性，塑造了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精神境界，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时代底色。
民族团结对于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而言，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国家与民族共同的生命线。团结离不开认同，认同是团结的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闭环，而是在“民族-国家-制度”的社会发展演进中不断吸收先进的文化精神，凝聚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文化实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政党认同及主义认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价值根源。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文化，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不断生成了先进文化力量，既唤醒了各族人民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知，又不断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成为民族体认和团结奋进的价值源泉。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发展的国际视域下，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要在建立牢固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造就的先进文化作为价值引领，充分凝聚民族发展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并在国家繁荣发展、人民获得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文化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从文化凝聚力和文化推动力方面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史、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建设史，塑造了中华民族民本和谐的精神观念，奋斗自强的革命精神，创新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凝聚成为民族团结与复兴的文化向心力和推动力。国家认同的核心表达是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精神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应然之义。爱国主义精神是数千年来不断激励和支撑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并永葆华夏文明生机蓬勃的强大力量，我国取得的一切成就离不开各族人民将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到国家发展建设的伟大实践。国家发展、民族振兴需要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我中华”埋入各族人民的心灵深处，以爱国主义精神凝神聚力、牢记使命、勇于开拓、顽强拼搏，自觉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中，在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中肩负起时代重任。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主义及政党认同的核心要素。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9]历史的存在不是自然性的生成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一切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一切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切文化与思想源于人民的生活并表现在人民的社会活动中。因此，形成政党认同与主义认同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成就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民的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人类社会必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20]中国共产党改革发展和治国理政的核心始终是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是人，从古代儒家文化“成人至圣”的精神追求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核心要素蕴含于文化认同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和发展目标始终坚持人的主体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这正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基因中人本和谐、天下大同精神内涵的时代表达。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各族人民走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智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事业中展开、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历史性、社会性的生成，其无形的存在形式——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和文化力量构成了国家发展“软实力”的主要方面，凝聚起各族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普遍认同。
(三)“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的文化特质
中华民族无论是作为一种人的共同体而确立，还是以文化的共同体形式而存在，整体而言都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可以说，正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的历史文化特质。
“一体”集中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文化整体性、共同性和一致性。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和睦相处，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相互依存，逐渐形成“相互融合，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成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体。把握“一体”，关键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与内核“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21]因此，我们要努力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共同繁荣的思想基础，要自觉认识到各族人民是休戚与共、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于我们这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而言，最强大的精神力量莫过于各民族团结一心，树立共命运、同荣辱的“一体”观念，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强烈且深刻的整体性认同。
“多元”指向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各族人民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民族文化既各具特点，又相互区别，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民族集合体，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多元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抹杀文化的差异性追求文化绝对统一的共同体，而是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文化发展、文化创新和文化共识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共同体。各民族只有保持文化发展实践的多样性，当代中华民族文化才会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我们要正视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性，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坚守民族平等，推动文化繁荣。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22]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的是“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5]29从辩证思维的视角分析“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则“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5]29“多元”与“一体”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正确认识到“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3]12在多元一体的民族与文化格局下，我们形成了各民族团结统一、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形成中华民族坚若磐石的认同力量。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引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力量。***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23]180这一论述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与实践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我们要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原则，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意识，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
首先，要坚持强化统一性与尊重多样性的有机结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和整体命运关联出发，只有坚持共同体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民族文化多样性，才能推动提升共同体的文化生命力、文化凝聚力、文化认同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主流文化引领和多元文化互动中实现文化认同。主流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主要部分，是社会稳定、繁荣团结、凝聚向心的文化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观念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主心骨，追求共同的价值观才能在行动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必须遵循和维护共同体的价值规范，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同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23]179要增强各民族多样文化的活力，促进多元文化的互动交流，通过文化活动交流为区域的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困境提供契机，以文化互动创造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互动，将各民族多元文化凝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整体性建设之中，形成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共同体。
其次，要坚持历史共鸣性与时代共通性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发展赋予了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历史意义，使得有限的自然生命个体承载了千年传承的文化印记，民族文化赋予了共同体成员身份的文化生命力。文化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的生命经历，既是集体的文化记忆和传统，也是指向未来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一个伟大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必定是能够引起整个民族强烈历史共鸣的文化。文化的共鸣需要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鸣性集中体现在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并以此铸牢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同时，符合时代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我们要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时代共通性。如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已然成为时代文化的最强音。我们要在强调文化历史共鸣的基础上，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不断挖掘出适应时代发展，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资源，实现民族文化的时代共通，在时代潮流的机遇和挑战中引导民族共同体成员形成符合人民立场、人民需求、人民利益的价值导向，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美好生活，走向实现民族复兴。
最后，要坚持文化包容性与经济互利性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也是民族融合的内生动力。正是源于中华民族对多样文化的包容性，才赋予了中华民族文化能够在漫长时空中仍历久弥香的强大生命力，使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从未产生断裂的文明。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多元性与混合性特征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包容性，让“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深深嵌入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中，也使民族间的矛盾在文化的作用下逐渐消融而保持民族和睦。在社会物质生活层面，经济的往来是形成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动力。由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民族之间互惠性联系，不仅满足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形成了共同的经济追求，更增加了各民族的利益交汇点。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频繁的经济交往促使各民族相互依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拥有着共同的生产生活、经济联系，也有着共同的生存空间、共进退的命运关联，各民族的利益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产和发展提供强大的价值驱动力。我们倡导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全体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要合理调节民族间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配以及满足文化发展的需求，要让全体中华儿女享受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实现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
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在整体性的框架下，才能展现出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应然联系。历史与现实已经印证，中华民族只有整合为一个共同体，才能形成民族整体复兴的强大合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标志着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的新境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程度，关乎中华民族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走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文化既是民族共同体的灵魂，也代表着整个民族的集体品格，是激励和引领这个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价值源泉和力量源泉。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牢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的文化纽带，牢固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归属感、文化向心力、文化认同力和文化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精神固基，提供文化动能。
猜你喜欢共同体中华民族民族《觉醒》与《大地》中的共同体观照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2年1期)2022-10-26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我们的民族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22年2期)2022-04-19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小学生学习指导(中年级)(2021年9期)2021-09-27聚焦中华民族之瑰宝“非遗”北广人物(2020年51期)2021-01-10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一个民族的水上行走人民交通(2019年16期)2019-12-20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当代陕西(2019年21期)2019-12-09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4期)2019-09-10From Xia People to Han People and to Chinese Nation— A Study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19年3期)2019-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