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升，张 立，崔妙时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自唐贞观十四年（640 年）善德女王遣子弟来唐请入国学始，新罗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唐学之风”，至五代中叶的300 余年时间内，新罗遣唐留学生将近2000 人[1]21。这些遣唐留学生“沐浴唐风”归国之后，对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一现象，中韩两国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已达60年之久，取得了较为丰硕之成果。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从新罗遣唐留学生的管理制度、教育内容、对新罗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切入，持续展开多维度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新罗遣唐留学生的汉语学习问题。众所周知，中韩两国语言各异，语言障碍是横亘在新罗遣唐留学生在唐学习的最大障碍。一般而言，新罗遣唐留学生赴唐之后，大多先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学校学习。这些学校使用汉语开展教学活动，使用的教材也应该是汉字版而非新罗译文版。新罗遣唐留学生必须掌握汉字和“唐音”，否则难以维系学业。因此，新罗遣唐留学生汉语学习的路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对于新罗遣唐留学生的汉语学习问题，国内学者或者直接忽略，或者一笔带过。目前，学界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新罗遣唐留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汉语能力，其学习汉语的主要途径有以下三条。
（一）鸿胪寺执教讲师的辅导
关贺在《入唐新罗留学生研究》中指出：“由于唐罗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对中国儒家经典不甚熟悉，加之国子监授课速度快，新罗遣唐留学生不能跟上正常教学进度。因此，国子监特派部分经学讲师为留学生辅导。”[1]21然而，自贞观元年（627 年）唐朝正式接收蕃国质子和留学生以来，学生来源极其广泛。据《旧唐书》《新唐书》《唐要会》等史书记载，当时来唐留学生的生源地包括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米国、康国、吐火罗、护密等25 个蕃国[2]，留学生最多时达8000 余名[1]20。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国子监经学讲师对他们进行汉语辅导，在具体实施中绝非易事。以四门馆为例，唐初设有博士3 人，中唐以后增至6 人（正7品上）；
唐初设助教3 人，中唐后增至6 人（从8 品上）；
设直讲4 人，典学4 人，掌固6 人，庙干2 人[3]12。由此可知，四门馆包括博士、助教、直讲、典学和掌固在内，执教人员最多有28 人。笔者虽然难以获知各历史时期四门馆所收留学生的人数，但是即便按照100 名计算，这些人员也难以完成新罗遣唐留学生汉语学习的辅导任务。
（二）鸿胪寺配备翻译人员的指导
马国荣对大量的史料进行分析后指出，鸿胪寺设有译官，且各边州郡县为了尽快适应与邻近地区诸蕃开展政治经济往来的实际需要，开设了一些译语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和选拔更多的翻译人才[4]。鸿胪寺直属下级单位有三个机构，即典客署、司仪署和礼宾馆。其中，设有翻译人员的机构是典客署，在编翻译人员仅为20 人[5]。鸿胪寺主要处理包括新罗遣唐留学生在内的蕃国留学生管理事务，而翻译方面的事务主要由隶属中书省的四方馆负责。四方馆设有“通事谒者”一职，其前身为隋朝时期成立的专门翻译机构谒者台，然而其额定编制不过10 人，且多为胡人[5]。因此，数量如此之少的翻译人员能否满足蕃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需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唐代还有一些边州郡县开设了译语学校，培养了一些翻译人员，但是他们在蕃国留学生汉语学习方面未必能发挥多大作用。开成元年（836 年）五月，文宗在大赦诏书中说：“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6]唐开成时期已经处于新罗遣唐留学生赴唐学习的晚期，这类译语学校多设置于边境地区，而遣唐留学生往往集中于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因此边州郡县译语学校培养的翻译人员无法帮助数量颇多的新罗遣唐留学生解决汉语学习问题。
（三）在国内学习汉语典籍
周宇浩认为，有些新罗质子来唐前曾向僧人学习汉语，来唐后大多进入各类学校学习[7]40。由他的研究成果可以推知，有些新罗遣唐留学生在来唐朝之前已经具备了一些汉语能力。金莉娜等人的研究表明，唐代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汉语典籍已经传入朝鲜半岛，汉语及汉文化逐渐融入朝鲜半岛语言文字和民众生活，促使更多的新罗人积极学习汉字及汉文[8]。从韩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上述事实并不能说明大部分新罗遣唐留学生已经解决了“汉语难”的问题。首先，新罗于真德女王二年（651 年）方设置国学，招生对象基本为贵族子弟。由于当时新罗社会花郎道之风盛行，国学多以射箭能力为考核内容，择优秀者入朝为仕。也就是说，当时新罗贵族子弟热衷于射箭等，进入国学并非贵族子弟的第一选择，因此新罗遣唐留学生未必喜爱学习儒家经典，也未必具备汉语能力。其次，新罗以儒家经典作为取仕教科书的科举制——“读书三品科”，创设于元圣王四年（788 年）。当时，元圣王与武烈王派的金周元争夺王位。他在登基之后为了抗衡以武将为主体的武烈王派势力，废除了由花郎徒入仕的方式，改为以“读书三品科”录用官员。“读书三品科”的考核内容为：（1）能通《春秋左氏传》《礼记》《论语》《孝经》者，为上；
（2）能熟读《礼记》中《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
（3）能读《曲礼》《孝经》者，为下；
（4）博通“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者，可越级擢拔[9]。可见，至少在788 年之前，绝大部分新罗遣唐留学生在赴唐之前并无熟知儒家经典的可能。即便在当时的新罗国内儒家经典教育中，能熟练使用汉语者也是凤毛麟角。比如，新罗著名学者薛聪在教授儒教经典之时，只能使用“借字表记”的方式用新罗语进行教学[10]。最后，从历史记载来看，新罗国内精通汉语者较少，有些人识汉字、懂汉文，但是不会说汉语。新罗真平王四十三年（621 年），新罗设置了专门翻译外交文书的机构领客府，但在唐朝外交文书翻译上仍存在困难之处。武烈王时期（654—661 年），唐朝外交文书送达后，满朝文武官员能解读的唯有“强首”一人[11]。而真正负责汉语翻译事务的译文馆，更是到了圣德王十三年（714 年）才设置[11]。综上所述，至少在公元788年以前，绝大部分新罗遣唐留学生赴唐之后面临汉语学习的困难。
唐代规定，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入国子学；
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就学于太学；
四门学则招收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以及庶人子[12]。读书人倘若想学习专门技艺，如律学、书学、算学、阴阳学、医学等，就要进入专门学校。新罗遣唐留学生的身份较为复杂，既包括宿卫质子，又包括大臣之子，还有一般官僚子弟，来唐之后往往按照其国内身份进入不同的学校。他们就学的学馆不同，但是在入学时无一例外地都要接受初选，考核内容主要为笔译和“唐音”[13]21。其中，笔译部分主要考核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因此要求新罗遣唐留学生具有一定的汉字运用能力；
“唐音”主要考核口语情况，因此他们也需要掌握汉语。这些可以从唐诗中找到相关例证，如章孝标《送金可记归新罗》中的“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刘得仁《送新罗人归本国》中的“到彼星霜换，唐家语却生”、顾非熊《送朴居士归新罗》中的“学得中华语，将归谁与同”和张籍《赠海东僧》中的“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14]等。尤其是章孝标的赠诗对象金可记，是新罗遣唐留学生中的一员，相传于9 世纪留学长安，为“宾贡进士”，他的汉语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新罗遣唐留学生的汉语能力是在唐代学馆中养成的。唐代国学馆、太学馆和四门馆属于经学教育机构，学员必修《论语》《孝经》，可以选修《史记》《国语》《说文解字》等。此外，这些学校还将《五经正义》列为儒学教育的通用教材，还有难度更高的专门教材如律学馆的法律条款、书学馆的《石经三体书》和算学馆的《九章算术》等[3]21-23。其中，以提高新罗遣唐留学生汉语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所用的教材有《说文解字》《字林》《字海》和《文字释训》等。这些具有语言提升功能的教材和相关课程，必然要求新罗遣唐留学生拥有一定的汉语运用能力。各学馆会定期对蕃国留学生进行考试，有旬考、月考、年考和毕业考。其中，旬考每十日举行一次，由各学馆主讲教师主持，着重考核学生近10 天里所学的功课，有诵读和讲解两种方式[3]16，这要求新罗遣唐留学生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上述各学馆的科目设置、选用教材等情况表明，新罗遣唐留学生仅在学馆中学习汉语，是无法满足他们留学期间的汉语运用需求的。
新罗遣唐留学生在其国内缺乏汉语学习的整体环境和游学条件，在唐朝学馆内也缺少汉语学习的机会和时间，因此他们“汉语难”问题的解决应该还有其他途径。事实上，他们在唐留学期间可以从懂汉语的本国人那里得到帮助，比如唐朝境内高丽人和百济人的帮助、山东一带众多新罗坊形成的语言环境的促成和后期遣唐留学生中能通汉语者的辅助。
首先，唐王朝与新罗结为联盟直接导致新罗得以战胜高句丽、百济而一统全国，又使唐朝在对高句丽、百济的战争中占据上风，俘虏了大量高句丽人和百济人。公元642 年，通过弑主掌握了高句丽朝政的渊盖苏文试图联合百济达到外抗唐朝、内灭新罗的目的，此番举动引发了唐朝的强烈不满。在新罗的协助之下，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645 年）亲征高句丽获得大胜。这场战争中，有7 万余名被俘的高句丽人被迁移至唐内陆地区[15]。高句丽灭亡之后，又有约28 200 户高句丽人被安置到唐朝长江和淮水地区的空旷之地，占当时高句丽总人口的4.1%[15]。公元660 年，百济灭亡之时，包括百济义慈王、太子及大臣共约12 000 人被安置到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其余贵族也被发落至长安、洛阳、徐州和兖州等地[15]。粗略来算，仅公元645 年至公元660 年之间，唐朝境内就有高丽人、百济人近20 万人。这些高句丽人、百济人的内迁一方面减少了敌方军事人员储备力量，另一方面为唐都城长安地区营造了新罗语使用环境。虽然高丽人、百济人与在唐的新罗人之间存在“故国情怀”的差异，但他们在语言沟通上并无大碍。这些高丽人、百济人为公元660 年以后来唐的新罗留学生提供了新罗语的使用环境，也为他们学习汉语提供了帮助。据《三国史记》等史书记载，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去世之后，其子产南入唐，成为唐朝皇帝的译者，其实力位居“象胥”之首[16]。“象胥”乃古语，就是“译者”之义。这表明高丽人、百济人移居唐之后，有从事翻译之人。
其次，唐朝境内新罗坊的存在，为新罗遣唐留学生提供了新罗语的使用环境，也提供了一些翻译服务。刘希为指出，在7 世纪50 年代前后，现今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出现了大量新罗坊[17]，规模较大的分布点主要集中在登州、密州、楚州、海州等地。登州（现今蓬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至朝鲜半岛航线上的重要港口。《入唐寻法巡礼记》（838—849 年）记载，日本高僧圆仁在密州（现山东诸城）、乳山（现山东乳山）、涟水（今江苏涟水）等地看到了大量新罗坊，他从新罗坊不仅雇佣了许多从事海运、河运的新罗人，而且雇佣了精通日语、韩语、汉语的“译人”，如刘慎言、正南商等[18]28-32。可见，至少在7 世纪至9 世纪期间，凡经登州入长安的新罗遣唐留学生能在新罗坊得到汉语学习方面的帮助。
最后，新罗遣唐留学生之中也有精通汉语者。以崔致远为例，作为新罗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他自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年）至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在唐学习，先后长达16 年，且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 年）以宾贡科进士及第。崔致远赴唐留学之前已经具备一定汉语基础，因为他家族中能识汉字、通汉语者较多。他的父亲崔肩逸于景文王五年（865 年）任鹄寺重建之职，兄长崔贤俊是新罗末期严宗海仁寺的主持，同族兄弟崔仁渊在入唐留学之后担任执事侍郎，崔书圆是遣唐使的随行官员。可见，崔致远家族中有多人担任重要官职，且与佛教有紧密关系[19]。佛教经典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过程，也是汉字、汉语传播的过程。崔致远家族中人或与佛教联系紧密，或与大唐与新罗之间的外交活动关系紧密，为其族内成员学习汉字、汉语提供了机缘。像崔致远这样精通汉语的新罗人，也会指点其他遣唐留学生的汉语学习。
综上所述，新罗遣唐留学生的来唐学习，是唐朝国力兴盛、中华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研究唐朝对新罗遣唐留学生的跨文化教育方面，学者往往忽视了汉语学习对新罗遣唐留学生的重要性。究其原因，是相关史料较少且人们过度坚信当时汉字与汉语已经盛行于新罗社会。至少在元圣王四年（788 年）推行“读书三品科”以前，新罗遣唐留学生中能通汉语者较少乃是不争的事实。新罗遣唐留学生除了在唐朝各学馆中接受汉语教育，还可以借助唐朝境内的新罗语环境、新罗坊译者或个别精通汉语的同学提升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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