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芃
《鱼美人》《红色娘子军》《春之采》《牡丹仙子》……如果说有哪位作曲家能在当今乐坛的洋洋大观中屹立不倒、能于雅俗中外等多个维度间有口皆碑，在杜鸣心这位中国作曲界的常青树之外，或许无出其右。直至今日，已九旬高龄的杜鸣心仍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然其音乐风格却矢志不移，从而形成了公认的“杜鸣心风格”——“描述杜先生的音乐不能以时代和流派论称，正如不能把莫扎特简单列入古典主义音乐家群体里一样，古典主义音乐家多如牛毛，莫扎特却只有一个。杜先生亦如是”。[1]
“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只能做一个‘梯子’，希望后继的年轻朋友们从梯子上攀上去，攀得越高越好，越高可以看得越远”——2016年，88岁高龄的杜鸣心如是说。2020年的寒冬，杜鸣心的三乐章钢琴协奏曲《觉醒》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转眼间，又是数载春秋匆匆而过，我们惊喜地看到，即便已迈入90 岁的大门，杜鸣心仍耕耘不止、笔触不停，这把“梯子”的长度与重量仍然无限延伸着。《觉醒》这部作品从写作到上演，仅有不足三个月的时间。虽然作曲家本人表示由于时间仓促，乐队还需要做出很大调整，但我们仍然能从其创作过程与音乐语言中，感受到这位九旬老人心中那磨而不磷的创作热情与涅而不缁的精神力量。这部作品所描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崛起与新生，这部恢弘的作品在回望党与国家的光辉历程之时，听众也不难从中体味到杜鸣心在音乐道路上的那份“坚守”与“突破”。
“事实上，从80 年代接触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到现在的《觉醒》，我始终感觉杜先生的创作手法及风格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每个乐章的基本构思都没有很大的变动，尽管它们表现的题材内容都不相同，但这些作品又共同表现出杜氏个性音乐语言特点。”[2]提到杜鸣心的音乐创作，“坚守”是多年来有关杜鸣心研究中的重要共识之一。这种“坚守”，首先体现于音乐风格之中：1989 年，汪毓和曾用“质朴、深情、纯净”来形容杜鸣心的音乐风格。从创作最初直至今日，无论面对何种题材与体裁，杜鸣心作品中那浪漫抒情、节制清新的音乐风格却始终如初般从未改变。这种坚守，还体现于其创作方法之中：杜鸣心曾在多个访谈、讲座及课程中谈到他所使用的主题核心呈示、巩固、展开和结束的创作方式。纵观其作品，在几十年的创作中，这种坚守，亦体现于他的音乐美学观念中：在现代音乐的巨浪裹挟下，杜鸣心坚持着“音乐一定要动听、要动人、要让人听起来能产生共鸣！”[3]从而始终如一地以调性音乐为主体，以动情的旋律和斑斓的色彩为灵魂进行创作。当之无愧多位学者对其作品“最可听”“最可奏”“最可唱”的评价。
杜鸣心虽坚守，却不保守。不论青年之时，还是暮年之际，杜鸣心都勇敢走在挑战与突破的荆棘之路上。1953 年，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钢琴教师的杜鸣心，在留学苏联之际，积极争取并改换了作曲专业，踏上了新的赛道。这一突破使其由一位“业余作曲家”转型成为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中具有分量的作曲家之一；
1959 年，杜鸣心与吴祖强合作的舞剧《鱼美人》大获成功，杜鸣心由此开始在舞剧领域大展拳脚，并凭借此后的《红色娘子军》（与吴祖强、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等人合作）、《牡丹仙子》等舞剧音乐的创作确立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但他远没有满足于此，反而又在多年的持续创作中，在交响曲、协奏曲等领域获得了更为卓越的成就，同时还在影视音乐等领域有所作为。2007年，已近80 岁的杜鸣心仍表示，自己还没有写过歌剧，如果条件具备，还想尝试歌剧写作[4]。这种突破之心，使杜鸣心成为当今中国乐坛中十分高质、高产且全面的作曲家之一；
2020 年，创作钢琴协奏曲《觉醒》时，杜鸣心已92 岁高龄，耄耋仍然未能阻挠他那不老的突破之心——虽然考虑到自己年纪大了创作大型作品很吃力，但他依然还是觉得这个题材、这样的形式（钢琴与管弦乐队）对他很有“诱惑”，因而勇敢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创作任务。在创作《觉醒》这部作品的两个月中，他一次也没有在钢琴上试奏，所有的乐谱一蹴而就[5]。多年来在音乐上的沉积以及炙热之心，令杜鸣心不断勇敢面对着体力、精神的双重考验以及时间的桎梏。他的突破之心，化为一个个流淌着的音符，鲜活地跃然于舞台之上。
放眼中外，行至暮年仍笔耕不辍的作曲家虽不在少数，但几十年来在持守自身所思之时保持锐意进取者却可谓凤毛麟角：“我在有限的生命之中，愿意用自己所感动的、自己喜欢的音乐来进行创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还需要不那么固步自封，还应该不停地学习、吸收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好方法、新的作曲理念。[6]”在坚守中突破，在突破时坚守，可谓“杜鸣心风格”那饱满生命力之源泉。
提起杜鸣心，常有人以“天才”“莫扎特”来加以形容比喻。这一方面是由于不论是在演奏水平还是创作技能上，杜鸣心的音乐才能都好似浑然天成；
另一方面，则鉴于他那在诸般逆境中仍然保持纯净明亮的音乐风格。而从这两个关键特征回溯他的音乐之路，或许能使我们得以一窥“杜鸣心风格”的由来与成因。
杜鸣心经常谈到，他十分注重内心听觉，他的创作都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如若不是具有深厚的音乐修养，这一点恐怕很难实现。杜鸣心1928 年出生于湖北潜江，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后，杜鸣心被迫辍学，被送至永川县的“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在这里，音乐老师蒋荣英点燃了杜鸣心的音乐火花，但直至1939 年进入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杜鸣心才第一次接触钢琴。虽然此时杜鸣心已11岁，但在贺绿汀、范继森、拉扎罗夫、吴乐懿几位恩师的启迪之下，杜鸣心的钢琴水平竿头直上。与此同时，视唱练耳、音乐理论、小提琴等课程的学习也令杜鸣心的音乐底蕴愈发深厚。诸位老师的谆谆教诲以及杜鸣心自身的上进品质使他收获了出色的演奏水平以及优越的音乐感知能力，为他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如果说杜鸣心走上音乐之路有些偶然的成分。那他成为一名出色的作曲家则是一种必然。早在1941年，杜鸣心在作曲上的天赋便已初显锋芒，他在育才学校时创作的歌曲《看谁功劳大》《薪水是个大活宝》初露端倪，但此时的创作还属于未受过正规训练的“业余之作”。十余年后，杜鸣心迎来了出国留学的良好契机。在对今后的音乐道路深思熟虑后，杜鸣心为自己积极争取到了改换作曲专业学习的机会。这段在苏联跟随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M.I.Chulaki）的学习经历，使杜鸣心彻底走上了专业作曲家的道路。当谈到留学的收获，最令杜鸣心印象深刻的便是如何把创作在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上组织起来：“在音乐结构上，楚拉基对我有很严格的要求。既不要说废话，该有的东西也不要少，力求结构的合理与精致，在这方面他给我打了个很好的基础。”[7]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使杜鸣心收获了对于音乐的感性积累，那留学时期的系统作曲训练和在楚拉基的帮助下于莫斯科大剧院欣赏大量歌剧舞剧的耳濡目染，又令杜鸣心得以在进一步的感性积累上进行理性建构。他那在沉淀之中不断迸发的音乐灵感，从此得以通过完善的音乐逻辑思维娓娓道来。由此，杜鸣心的音乐修养，是在中西方的共同影响下凝练而成的——其音乐基础形成在中国，作曲系统则建立于西方传统。以此为基础，杜鸣心又将所学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独特写法，其作品也成为20 世纪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一个深刻象征。他从不简单引用民间音调，而是以五声音阶和从贝多芬等西方音乐传统中提炼出的音乐发展方式为脉，以卓有新意的和声语言展示浓郁的民族风格，力求在自身的音乐灵感之中体现出中国音乐特有的气质和韵味。
中西音乐文化的双重环境使杜鸣心在创作技术上受到了多方的滋养，而岁月与现实则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构筑着其音乐作品的内涵。在杜鸣心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刻有着显而易见的历史痕迹。无论是交响音画《祖国的南海》、交响曲《长城颂》，还是交响诗《对阳光的忆念》《北京颂——为钢琴与乐队而作》，杜鸣心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大多与历史叙事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作为一位已近百岁的作曲家，杜鸣心经历了中国社会飞速变化与发展的年代，也曾置身多个重要历史事件。即便是在历史局限中，他也依旧不断燃烧着自己的艺术热情，尽可能实现着自己的艺术追求。而时代的重量与自身的人生感悟，也成为杜鸣心构建作品内涵的重要依托:“我的人生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所以在我的创作中，都会包括这些内容。我的作品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并要消除任何干扰。这就是我的美学观点。”[8]
笔者曾有幸于2018 年对杜鸣心进行采访。访谈围绕杜鸣心于20 世纪90 年代应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于润洋之邀，为中央音乐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献礼而作的《节日序曲》展开。在谈及这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时，杜鸣心回忆了许多过往与坎坷岁月。与大多数此类作品重于表达欣欣向荣不同，杜鸣心在营造欢庆氛围的同时，更希望能够通过副部主题表现出历史的厚重感。乍听之下，这部作品的副部主题优美流畅，甚至在打击乐器的配合之下带有舞蹈性质，但细细品来，却不难感受到那锣鼓喧天中的轻声叹息。杜鸣心谈到，他十分希望能够营造出沉思性的，甚至带有一丝忧伤的氛围，以此展现出苦尽甘来的意味，但他绝无意于引导听众对于作品的理解[9]。正如刘索拉所说：“杜老师常常在大量充满生机的音响中夹进一段非常优美孤独的旋律。那旋律优美得近乎忧伤但不是伤感，我体验到的是作曲家不可告人的孤独感。那种孤独感中没有抱怨，没有造作，没有伤感，而是杜老师人生感受的一个缩影……大家不会把他的音乐焦点放在他那些悄悄的心声中，也许他自己也不把这些短暂的忧伤当回事，他让它们飘来，但绝不大肆渲染，而把它们控制在整个作品的交织结构中。”[10]创作数十载，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杜鸣心的音乐都不过分夸大苦难，也不一味歌颂光明。世事如海沙，对命运、对生活的感悟与动力，皆被杜鸣心小心放置于作品之中，与有意参悟的听众共享。
虽然从小命途坎坷，但杜鸣心在学习道路上却收获了无数关爱：当他痛失父亲，保育院蒋英荣的伯乐之情，令他的人生从此亮起了音乐的光芒；
当他想改换专业受阻之时，赵沨从中帮忙斡旋使他得以如愿走上作曲之路……范继森、黎国荃、吴乐懿等人在器乐演奏方面的教导、进步人士曹石峻的热情资助、贺绿汀、赵沨等人对他的赏识，皆为杜鸣心开拓着音乐世界中的光明道路。而他也时刻铭记着这些真情，并以此铸就了自身那始终满怀希望与情感的质朴之心。人生在“幸”与“不幸”之间颠簸，但他以平和、感恩与乐观面对，这一点自始至终在其创作中以动情的旋律、明快的性格体现出来。杜鸣心的作品与时代息息相关，但他内心的真挚情感又在时代颠簸中丝毫不破。不论变革还是和平、不论坎坷或是坦途，杜鸣心的创作始终散发着浓郁的浪漫与纯真气息，他的音乐始终予人面对生活的热情与积极的姿态。人世沧桑，但他所坚持的音乐态度在哗众取宠的艺术环境中坚挺依旧：“我的音乐风格主要还是写我自己动情的音乐！我的音乐都是发自我的内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最终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呈现在听众面前，这是我自己的理念。”[11]旋律优美、色彩绚烂、结构均衡……这些特征是“杜鸣心风格”所具有代表性的外在显像，而每个音符都因心声而存在，则是“杜鸣心风格”的本质力量。
在杜鸣心漫漫的音乐道路上，经历了诸多艺术革新。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至今，现代音乐创作俨然已成为音乐学院中的主流。杜鸣心的作品中，不乏对现代音乐观念和创作手法的转化，他在1990年创作《第二钢琴协奏曲》时还尝试运用十二音技法进行写作，但正如储望华所评价的“无论从创作的立意、追求，或从题材、手法来说，我看不出他（杜鸣心）有成为所谓‘现代派’作曲家的欲望或效果”[12]。就是这样一位从未淡薄与听众共鸣，从未脱轨调性音乐创作轨道的作曲家，却培养出了石夫、郑秋枫、王黎光、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诸多个性斐然、艺术风格大相径庭的学生们。这也正显示出，作为老师，杜鸣心在个人音乐观巍然屹立之时所兼有的宽阔视野与胸怀。在实际教学之中，他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中对学生们进行严格的基础训练，另一方面也时刻尊重学生们的艺术取向，从不以个人趣味为纲压抑学生：“我在教学中主要给他们打好基础，基础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如何写一个三部曲式，如何写一个奏鸣曲式，要注意哪些方面，结构上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在扎实的基础上创造个性的发挥，他们写出来的音乐都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我尊重他们每个人的创作个性。”[13]因材施教、引领航向。杜鸣心那从“心”出发，饱含真挚情感的美学观，从他的创作一以贯之至教学之中。
和钢琴家元杰、指挥家夏小汤在《觉醒》排练前切磋总谱。
多年来，杜鸣心从不避讳谈论自己在学习与创作上的心得体会，他以倾囊相授来表达着对年轻一代创作者们的关爱。在88 岁高龄之时，杜鸣心还针对当今创作中由于淡薄旋律写作问题而引致的诸多问题，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开设了一学期题为《器乐曲与旋律写作》的选修课，将自己的创作思路与经验尽数向学生们传授。在授课时，杜鸣心将他留学一年级写作的第一部作品《Melodia》为例，这部在他还没有全面接受系统作曲训练之时凭借内心听觉和感受所作之曲毫无保留地拿来做分析讲解。在功成名就后仍能面向学生剖析自己学生时代的“青涩之作”，杜鸣心对音乐、对教学那种毫不掺杂的纯真感情可见一斑。正如刘索拉所说：“杜老师总是慷慨地和他的弟子们以及同行分享自己的天分，无论是随意的即兴音乐点拨，或者是逐个音符的教诲，他对灵感毫无保留。”[14]
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每当谈起创作，杜鸣心总是思维敏捷、滔滔不绝；
不论面对何种身份地位的求教者，杜鸣心亦都是知无不言、耐心亲切。他对音乐的真心，不仅仅在于“小我”的创作与表达，更无私地融入了“大我”之中。在艺术道路上、在人生路途中无不启迪着后生晚辈：“老师的力量，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人格，杜先生的秘诀在于他心静如水，他无私地向学生传授宝贵的真才实学，正是这种尊重学术、善待艺术的认真精神使其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优秀的音乐艺术作品，正是这种坚持学习、勇敢创新的探索精神使其音乐作品深得人心，广为流传……”[15]不论是在创作之中，还是为人师之时，杜鸣心皆付予一片赤诚的真心。这正是“杜鸣心风格”能得以确立，且可预见的将被历史铭记的因由所在。
“‘杜鸣心风格’的存在是作曲家内心诉求的需要。把音乐作为载体。凭借自己的音乐天赋，将内心流淌出来的最真挚与善良的情感，在精神世界中与人平等地交流，给听众以温暖和光明，这是他所追求音乐表现的最高境界。”[16]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当代乐坛中，有不少为彰显个人风格而标新立异者。而杜鸣心行走乐坛多年，从未盲从潮流，而是在坚守与突破之间，靠着对“动听”“动人”的执念，在“无意”间悄然铸就了其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而“杜鸣心风格”中所蕴含的力量，又通过一部部作品以及杜鸣心在创作与教学间的言传身教，播散开来。“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是杜明星，到重庆育才学校学习音乐后，陶行知先生教育我们‘学音乐不要走到象牙塔里面去，你们要为广大的群众服务’。所以我觉得‘明星’这两个字不适合我，我当不了什么明星，我应该用音乐来为国家服务。后来我就自己改名，用谐音改成‘鸣心’这两个字，意思是‘心的鸣放’，用音乐来写我心，用心灵的声音来阐述自己的感受。”[17]从1939年进入重庆育才学校学习音乐至今，杜鸣心以其对音乐的真挚之心成就动人音乐，既成为中国音乐界的“明星”，也恪守着自己的音乐美学观——始终以己心鸣听众之心。而这正是他的一部部作品能够堪称经典、历久弥新的缘由。八十余载，初心未改，杜鸣心与音乐的传奇乐章，仍未完待续。
注释：
[1]裴诺、刘索拉：《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杜鸣心》，《中国艺术报》2011年5月9日。
[2]蒲方：《百年征程 浪漫“觉醒”——杜鸣心钢琴协奏曲回响》，《人民音乐》2021年第5期，第11页。
[3]史青岳：《心的鸣放——访新中国第一代作曲家杜鸣心》，《中国艺术时空》2016年第6期，第52页。
[4]屠金梅：《永远的春之采——“杜鸣心先生从事音乐创作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人民音乐》2008年第7期，第95页。
[5]蒲方：《百年征程 浪漫“觉醒”——杜鸣心钢琴协奏曲回响》，《人民音乐》2021年第5期，第9页。
[6]杜鸣心：《我的创作与分析的新思路》，《中国音乐》2017年第2期，第24页。
[7]苏澜深：《抚琴鸣心曲 挥笔谱佳音——杜鸣心先生访谈录》，《钢琴艺术》1998年第4期，第7页。
[8]刘涓涓：《写自己动情的音乐去打动人——对杜鸣心访谈的思考》，《音乐创作》2007年第1期，第79页。
[9]来自笔者于2018年11月9日对杜鸣心的采访。
[10]裴诺、刘索拉：《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杜鸣心》，《中国艺术报》2011年5月9日。
[11]刘涓涓：《写自己动情的音乐去打动人——对杜鸣心访谈的思考》，《音乐创作》2007年第1期，第79页。
[12]储望华：《杜鸣心与〈水草舞〉》，《钢琴艺术》2008年第2期，第8页。
[13]史青岳：《心的鸣放——访新中国第一代作曲家杜鸣心》，《中国艺术时空》2016年第6期，第53页。
[14]裴诺、刘索拉：《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杜鸣心》，《中国艺术报》2011年5月9日。
[15]傅利民、翟静雅：《心如止水,宁静致远——杜鸣心先生及其新作品音乐会》，《音乐创作》2013年第5期，第102页。
[16]郭新、郎雅慧：《器乐曲旋律写作溯源及独特风格的技术构成— —杜鸣心近期课程教学中个人阐述撷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46页。
[17]史青岳：《心的鸣放——访新中国第一代作曲家杜鸣心》，《中国艺术时空》2016年第6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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