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宇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130012
日本学者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对于人们所期盼的“休闲型社会”的迟到与“消费时代”的来临所衍生的后果发出了疑问：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却越来越疲于奔命？为何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人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少[1]？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同样指出资本主义每时每刻对全体人的操控，甚至对人们睡眠时间的侵占[2]。如果我们将两位学者发现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思考可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迎合“消费时代”，或者说为了在“消费时代”中“生存”，必须过度劳累以换取更多，甚至牺牲自我的睡眠时间。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理论著作中早已科学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爆发的“身体过劳”与“时间缺乏”等现象，即全体人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的“齿轮人”式存在景象。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主体的竞争，即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的竞争，等等，被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竞赛[3]76。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3]631-632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完整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实质，即资本的自由与人的不自由[4]179。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的掩盖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以追求资本、货币最大化为终极任务的“竞赛社会”。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竞赛社会”的竞争压迫，全体人必须如机器齿轮般不断运转工作，以求立于“滑动的斜坡”之上不至坠落。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资本家与劳动者在生产中皆如“齿轮人”般存在，供养着庞大的资本机器，同时，在交换中变成了“非自由”的资本附庸，这造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全体人的自由沦陷与主体地位丧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整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运转过程，他认为，资本家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主动轮罢了”[5]683。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资本家狂热的致富欲，导致了其对资本本身、对货币本身的无度追逐，同时因其身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其如“主动轮”般触发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机制运行的开关按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目的在于满足其致富欲，并以此获得尊敬，更本质的说是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以确保不降级至下等的受剥削阶级阵营，并努力寻找任何可能契机，试图跻身于掌控更庞大资本舞台的队列之内。为满足这样的欲望，资本家之间必须不断竞争，“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5]683。质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获得这样一种维持，而最有效的方式必然是通过剩余价值无偿占有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无限循环，然而，由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最终必须在市场中成功完成交换环节，这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也是剥削成果兑现的必要过程。因此，在资本家们如“齿轮人”一般不断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在市场中构建出更多的“合理化”消费场景，以完成商品交换，但是消费场景的成功构建并非决定于实质性的场所构建，尤其是在数字平台时代线上消费盛行的今天。因此，对于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们来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制造出更多的人类需求，即实现消费者需要与欲求的加速。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描述了现代资本主社会中由“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6]所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循环。罗萨认为，科技进步加速引发了社会变迁加速，进而表现为生活步调加速，生活步调加速再次要求科技进步继续加速，以使其实现自身继续加速的可能。这样，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三重面向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限运转的加速逻辑闭环。在罗萨的思考中，科技加速似乎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循环的逻辑开端，但事实上，科技的加速只是用来实现生产加速可能的必要手段而已。而生产的加速同样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加速的需要与欲求，这些加速的需要与欲求，恰恰正是被资本家们在不断竞赛过程中所制造出来的(当然，这里不包括马克思所定义的人类真实需要，但是在实际过程中需要的真实与虚假则常常是浑浊不清的)，这也正是马克思资本家“主动轮”比喻的内涵所指。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运转与加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至少，当其未在资本之间的竞争中完全落败之前，他并不需要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然而，即便如此，他同样不具备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必须如“齿轮人”一般，不断地重复着获取剩余价值与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即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夸张地说，如“齿轮人”般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的运动过程已发展成资本家生命的全部意义。资本家剥削着劳动者，但自己也同时为资本逻辑所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现象作出如下描述：“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那个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像在意大利式簿记中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被记在资本家的借方来同资本相对立一样。”[5]683-684因此，任何有益于增大、加速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和手段，都将被视作上帝，获得无限的追捧与利用；
任何妨碍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事物，都将被视作死敌，并被资本的齿轮碾碎，甚至于资本家自身的“亚当”(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的积累过程时用“亚当”比喻资本家的欲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4页。(欲望)。资本家们具备消费的能力，但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使他们不敢擅自妄为，当然，除非他们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他的职能的罪恶，是对积累的‘节制’，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做是对自己的享受冲动的‘禁欲’”[5]685。然而，资本家的这种“教养”或者说是一种积累的“进步”，事实上都无法突破其“齿轮人”一般的命途，因为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欲望的死敌是更大的欲望，为获得更大的、遥遥无期的欲望满足，资本家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此刻的积累中享受“疾苦”。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像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5]685因此，资本家越是如“齿轮人”般拼命积累，劳动者则越需要拼命工作以维持生计，对于二者之间的这一逻辑关系，马克思在揭示资本逻辑的过程中进行了完整的描述。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劳动者同资本家一样，也必须时时刻刻如“齿轮人”一般不断运转，使自己在竞争中维护住受剥削的机会。正如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论述：“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3]84这种贯穿资本主义社会中全体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我们知道，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3]72。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不断重复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势必形成可变资本投入比例不断缩减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相对过剩人口，将全部涌入无产阶级的序列，激增无产阶级内部的竞争压力，即“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竞争。“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5]728-729。由此产生的事实是：一方面，“产业后备军”时刻待命，伺机涌入“现役劳动军”的阵营之内，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更多，比如，在工资相同的情况下承受更多的工作，甚至既承担更多的工作，又只能获取更微薄的薪水，并热衷于自费增值，以博取资本家关注的目光；
另一方面，“现役劳动军”也时刻不敢松懈，因为他们越是努力工作，他们所生产出的竞争者数量则越发庞大，但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他们同样如“齿轮人”一般不能停止，直至停滞！“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5]727-728。“产业后备军”作为资本的调节工具，随时影响着“现役劳动军”的工作强度、工资收入与个人需求，这使得资本家们在无产阶级内部的竞争中获取了更大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又将转化成资本家们相互竞争的砝码。而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资本家们对于这种砝码的需求是永不知足的，因此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全体人的竞争关系也将不断持续下去，并愈发激烈。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5]733-734
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乃至于暂时丧失受剥削资格的“产业后备军”都必须在无止境的竞争中如“齿轮人”一般不停运转，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体人，皆不真实具备自我选择的权利。在这样的竞争维度下，阶级内部不断分裂，而每一次分裂又势必加剧这种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体人，实则如“齿轮”般存在，人的本质在资本人格化的过程中已经变化成资本机器的组成部分，资本家作为“主动轮”，劳动者作为“从动轮”，这种“齿轮人”的存在样态将人的主体地位拱手相让于资本权力。
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全体人的“齿轮人”式存在真实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全体人的机器般存在本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发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的三重困境：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全体人(包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
其二，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的“自由竞争”，实质上维护的是资本增殖的自由；
其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体人虽然不具备真正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又必须被迫进行无休止的竞争，以立足自身，进而帮助维系资本的积累。
首先，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的全体人，都必须如“齿轮”一般不停运转。一方面，资本家们不停地重复着剩余价值无偿占有与扩大再生产；
另一方面，劳动者们不停地重复着工作与自我增值，以维护其受资本家剥削的机会。而由资本家不断积累所释放出的愈发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同样要不断地提升自身，伺机重返“现役劳动军”之序列。在这样的局面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人，都丧失了真正的自由，他们不能自由选择他们想做的事，而只能选择做在“竞赛社会”中他们应该做的事(资产阶级)，或是他们能做的、被允许做的事(无产阶级)。全体人越是听从资本逻辑的摆布(当然，他们的确别无选择)，资本逻辑就越是将他们捆绑得更牢固。
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156因此，劳动者在根本层面上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他们必须拼命工作，而越是如此拼命，他们身处的境地则越糟糕，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力量差距则越大，因此他们只能更加拼命。这源于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出厂设定，同样也是对时间紧缺、睡眠匮乏以及“过劳时代”等问题的回答。“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3]158。因此，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彻底丧失了自由，所谓的“自由”的劳动者，实质上是终身为资本机器服务的“劳动赤民”。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5]873这种剥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即资本的集中。胜利的欲望造就了资本家之间的不断竞争，“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3]155，资本家们需要战胜并壮大自身实力，这使得“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5]874，而劳动者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则是他们的子弹。资本家作为资本机器运转链条中的“主动轮”，同样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竞赛社会”的出厂设定。
其次，作为资本主义“竞赛社会”游戏规则的“自由竞争”，实质上维护的，正是在人自由外壳掩盖下的资本自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详细地解剖了资本主义这一“自由”骗局。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竞争表现为取消了诸如行会强制、政府调节以及各种关税保护政策，看似打破了“作为资本的前导的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4]178。这导致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将“自由竞争”视作对枷锁的摆脱，并促进了个人之间的自由排斥与吸引。“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4]178。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种种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也同样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资本并非通过“自由竞争”废除一切限制，而只是破除那些限制资本壮大、发展的限制。当资本借助旧有的生产关系逐渐壮大自身力量并打破这些限制后，资本则陷入了自身发展的绝对自由。“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成这种限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4]178-179。“自由竞争”符合资本的本性，符合资本发展的要求，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然而，“自由竞争”不过是资本主义“竞赛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或者说，资本在“自由竞争”维护下的自由壮大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恰恰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全体人的自由牺牲为代价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恰恰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力量的缩小为代价的。对此，马克思一语道破：“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4]179人们通过对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以往的种种限制的回顾，教条地将个人未触碰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的运动称为自由。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的全体人都在“自由竞争”的美丽面孔蒙蔽下，堕至自由的陷阱之内，如“齿轮人”一般在设定的轨迹上不停运转。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7]这一论断的深层含义是：我们处在资本逻辑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
最后，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的全体人即承受了“自由”的“终身监禁”，同时还必须面对“竞争”的“无期徒刑”。这同样源于“竞争”即资本的本性，“自由竞争”使资本自由生长。“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4]180。“竞争”促使各种资本之间相互施压，这种压力在资本家之间展开，并传递到工人之间，“工人之间的竞争仅仅是各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4]179。那么，资本主义“竞赛社会”的完整面貌应该是：资本间的“自由竞争”使资本家们必须无间隙地重复剩余价值获取与扩大再生产。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中，愈发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时刻冲击着“现役劳动军”的受剥削资格，无产阶级越努力工作，资产阶级的力量则越强大，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5]874，并在积累的一定时刻形成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并不会因其力量的不断壮大而终止，因为在资本的字典中，只有更大、更多、更强，它像黑洞一般试图吞并一切。因此，置身其中的资本家与劳动者无非是资本积累完整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他们如“齿轮人”一般身处其中，但又“身不由己”，他们痛恨“竞争”，但又必须不断“竞争”。而所谓的自由“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4]180。这正是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资本的“自由竞争”与人竞争的非自由。
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全体人的“齿轮人”式存在样态，与全体人的自由丧失，二者实质上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而在根本层面上，皆应归因于在资本逻辑驱使下，资本对“竞赛社会”中全体人的宰制。资本得以自由地陷入其自身发展逻辑的首要前提，无疑是资本力量的足够壮大。“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4]180。马克思所言的“它自己的规律”，事实上正是资本破除了一切对其自身的旧有的限制，开启无限获取剩余价值的运动方式。资本打碎了对其自身而言的一切障碍，使它的积累速度实现了质的飞跃，资本的积累可以无所顾忌，因为它自身正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这样的逻辑中，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资本力量也同样实现了更快速度的增长，这种力量帮助资本得以有效地对全体人进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力量事实上成为资本的权力。这种力量愈发强大，这种权力地位就愈发稳固，受这种权力宰制的主体，就越缺乏实现资本限度之外的真正自由的可能。资本的力量既是无形的，但同时又在现实中附着于诸多有形的载体，这些有形的载体按资本“它自己的规律”运动，以它们的现实存在状态，印证着隐藏于其后的资本权力。资本的力量上升到权力层面，是伴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而逐层递进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建立的过程中，资本权力与资本积累互相促进，同步发展。资本权力推动了资本积累进程，而资本积累也有助于资本权力的扩展与强化”[8]。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确立之后，资本积累更为迅猛，资本力量更为强大，资本权力也更加稳固，这使得劳动彻底从属于资本。
资本力量能够实现以权力的手段宰制人的一个根本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物化与异化，这使得人的行为轨迹受资本逻辑的牵引与支配。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5]89这说明，在商品形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大前提下，人陷入对物的绝对依赖，人对物的占有程度，实质上决定了人的地位与对他人的支配权力，因此，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的全体人，陷入了对物的绝对崇拜，资本权力正是通过这一缝隙，展开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全体人的三个方面宰制。首先，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资本家必须占有更多的物，或者说占有生产更多物的条件与资源，而可行的方式正是不断重复的剩余价值占有与扩大再生产。其次，在资本家“主动轮”的带动下，劳动者要承受更多的工作，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生产出更多的异己力量。因为资本权力将资本家与劳动者同时捆绑，资本家既要争取在其自身的竞争维度中胜出，同时，他发放给他所雇佣工人的工资，又使得工人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
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159。最后，由不断涌现出的相对过剩人口转化成的“产业后备军”，使劳动者自己将自身捆绑得更紧。“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5]737。
资本权力形成了全体人对物的绝对追求，激发了人对物的绝对欲望，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变化成了以人对物(资本)的占有为实际内容的“竞赛社会”。而这并非一种由人到物的主体位移，因为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人与物存在的限定条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3]723。物的异化事实上是物在资本逻辑中受资本权力庇佑而生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丧失了其主体地位，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主体空场，这体现于主体在资本逻辑中的自由丧失与非自由竞争。主体不能再自主选择、自我实现，而只能在追逐更多物的设定中“自由竞争”。在实际过程中，一方面，资本家不具备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他们的每一分钱，必须花费在一切可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积累——“有效率”的事上；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具备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他们的一切时间，必须花费在一切可能为他们获得更多工作——“有意义”的事上，并且，“没有任何东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张所未触及的，甚至人们经历的事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9]。在具体现实中，二者又时常是相互交叉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权力实现了资本力量与制度力量的合谋，制度力量不再作为资本力量发展的约束，或是对资本发展的调节与控制，反而成为资本施展权力的帮凶，这既是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历史现实，又是资本自身的桎梏。资本权力实质上取代了全体人的主体地位，资本以及对于资本的掌控程度，代表了力量的程度与权力的程度，以往社会中对于权力的向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幻化成了对于资本的向往、对物的向往，而“自由竞争”的“竞赛社会”又使这种向往不惜一切代价的演变成现实。无形的资本通过其自身的运动逻辑，使现世的全体人都如“齿轮人”一般存在，受到它的管控与宰制，在事实层面上造成了全体人的主体空场，实现了资本权力的自由控场。
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伴随以私有制为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资本打破了一切旧有的束缚与限制，陷入自身绝对自由的发展轨迹，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发展成资本权力。至此，资本权力彻底控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造成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乃至全体人的自由丧失，即全体人必须如“齿轮人”一般，不断在其各自的岗位上旋转，以维系资本不断实现其积累与扩张的本性。同时，在“自由竞争”的规则下，人与人之间因物化造成的交往异化，即矛盾将被加剧，最终，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将使无产阶级遭遇更大的苦难，并不断分裂为“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产业后备军”与“无用阶级”之间的矛盾。不仅如此，资本家同劳动者一样，也同样无法摆脱“齿轮人”的出厂设定。“齿轮人”正是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主体的真实存在样态，这预示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主体自由的彻底丧失，在这个意义上，事实地形成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的主体空场。
资本逻辑使资本的力量发展成为资本的权力，当资本的力量与制度的力量合谋，形成权力之际，真正的问题已然不在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更不在于“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对抗，而在于对资本权力的超越，或者说，对资本发展的边界的重塑。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资本的消极面孔，这个“自动的物神”宰制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与物；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资本的积极面孔，这个社会“加速器”使资本主义社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因此，既要科学利用资本发展，又要有效限制资本力量，在这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逻辑，有助于实现人自由的复归。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确处理了资本逻辑、制度体系与人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关系，质言之，使资本在有限的自由空间内良性发展，并最终通过制度保障将资本发展的成果服务于全体人民。正如***总书记指出，使之(资本)“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10]。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既“开辟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把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引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1]，又为人类社会摆脱现代性困境、回归主体地位、实现自由解放进行了有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