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立
（洛阳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1947年，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进攻，大中城市陆续解放，接管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工作。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察冀野战军军邮局随解放军入城接管国民党中华邮政石家庄邮局（以下简称石家庄中华邮政局）人员和财产，随后移交给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接管石家庄中华邮政，为以后接管其他城市邮政局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教训，共产党的城市接管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日趋成熟。学界对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接管的成果，阐述了接管过程，总结了经验教训，①周艳芝、康彦新《简论解放战争时期成功接管石家庄的经验》，载《党史博采》2003年第7期，第34-36页；
史晶《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石家庄的接管》，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有文章阐述刘少奇对石家庄接管的思考，②李国芳《刘少奇与1947年石家庄市接管》，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第45-50页；
张伟良《论刘少奇对石家庄讲话和城市接管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2卷第2期。但已有成果没有论述对石家庄中华邮政的接管。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请教于方家。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夺取城市是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根本标志。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发展和胜利推进，大中城市陆续解放。接管好城市是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一个主要环节，是打倒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重要步骤，具有重要意义。
1947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全国大反攻，打到蒋介石”的号召。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1243-1244
在这个重要转折的年头，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如何接管好这些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课题。在以往，中共即便夺取了某座城市，也因为国共实力相差悬殊，难免被国民党军队夺回去，出于“赶快抓一把物资供给战争”[2]348的目的，中共一般会将这些城市中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及非民族资本企业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没收运走，或分一部分给贫民，对不可能搬运的铁路、公路及可用于军事用途的重要设施如工厂、码头、车站等，则予以破坏，时称“搬运”政策。[3]514这种对城市做“五日京兆”的打算，把城市“当作旅馆暂住”的做法，显然对城市的破坏是极大的、不堪设想的。
1947年9月，根据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已经转入“全国性的反攻”的新形势，刘少奇判断，中共现在已经具备夺取大城市的可能。问题在于，“城市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成一个问题的，直到现在经验还不充分，并且还不注意，如果不注意城市问题，搞不好，将来还有可能要再搞一二十年的，以至于搞垮的”。刘少奇强调，中共夺取城市时，进城前“尽可能要有准备，特别是大城市，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机关”，“领导机关要有一定的方针，一定的办法，去前去后，要宣布纪律，特别要紧的是不准搞东西”，“退出城市要检查，保持坚苦的作风”；
严禁无关人员闯入城市，“先把秩序弄好”；
进城后“很需想出些办法来，定出一些纪律，严格禁止贪污”；
要解决好城市管理中的粮食与煤炭供给两大问题；
在工人运动中给工人增加工资是需要的，但同时必须以维持和发展经济为限；
至于是否可以在城市采取清算方式“很值得考虑”，“特别是对工厂的清算，可以没收但不能分散”，否则，“就可以把吉兆，把好事，变成不吉之兆”。[4]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虽然中共中央开始研究城市接管问题，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接管理论和政策。
1947年10月，清风店一役，晋察冀野战军歼灭了由石家庄北犯的国民党第三军主力一个师又一个团，活捉了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石家庄兵力空虚。聂荣臻司令员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拟乘胜夺取石门（后改为石家庄，为表述一致，以下称石家庄）。中央军委分析了华北的形势，当即同意了聂荣臻及华北军区的意见，石家庄很快解放。
（一）提出解放军入城“约法九章”
聂荣臻司令员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别提出了解放军入城纪律和保护市内工商业生产设施的问题，亲自审定了政治训令的约法九章：严禁破坏机器、工厂、医院、电灯、自来水、电话电线、玻璃及一切城市建筑和设备；
不许自行动用与搬运一切物资资财及房舍用具；
对仓库、贮藏室只有爱护的任务，报告的责任，没有动用的权利；
不侵犯城市工商业；
不侵占学校；
不私入教堂；
尤应保护城市贫民的生命财产；
严禁个别人员徘徊游荡茶楼酒馆，尤其娼寮地区；
不许大吃大喝；
注意军容风纪与军装整齐。他还明确提出：这次攻打石家庄，除完成军事任务外，入城纪律与入城工作关系亦极为重大。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解放和接管了石家庄市。邮政接管是石家庄接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由晋察冀野战军军邮局随解放军入城，负责接管石家庄中华邮政局，后来移交给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接管。
（二）成立邮政接管小组
邮政接管由随军邮局办事处负责。晋察冀野战军随军邮局办事处主任张哲，与冀中邮政管理分局霍兆麟跟随野战部队进入城内，奉命接管中华邮政石家庄一等邮局。1947年11月12日，张哲在石家庄中华邮政局召开中华邮政员工大会，庄严宣告：“从今天（1947年11月12日）起，邮局属于人民了。大家要坚守岗位，照常上班，听候工作安排。”[5]519同时，原石家庄中华邮政邮局局长司继修向军邮接管人员办理了交接手续。随后，晋察冀野战军领导听取了接管中华邮政局的情况回报，要求邮局接管后，尽快恢复营业，便利人民通信。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局长成安玉得知石家庄解放的消息，立即决定派副局长冯树章率领边区邮政局干部职工到石家庄市，成立接管领导小组，从军邮局接手，主持接管工作。随后从边区邮政管理局、冀中区邮政局抽调刘益清、胡兆、刘宪杰等多名业务干部和邮递员参加接管工作。
（三）接管石家庄中华邮政局人员和财产
石家庄中华邮政局是华北地区一等邮局，人员和财产多，业务范围广。原邮政局长司继修等管理人员积极配合，按照要求对员工和财产认真清点，登记注册，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接管小组顺利接管了石家庄中华邮政局人员和财产，具体如下：（1）接收石家庄中华邮政局员工60余人，甲等邮务员、局长司继修，乙等邮务员襄理6人（其中有帮办1人），邮务佐约20余人，信差10多人，邮差2人，力夫多人。（2）接管邮局房舍3处，计升平街邮局二层楼1座及后院平房8间；
大桥街邮政储业汇金局楼房2座，包括办公楼、营业厅、仓库等，还有几间平房；
火车站邮局转运处，是邮局自有资产，是一座二层楼和仓库。（3）接管了邮局的邮政业务用具，包括分拣信格、桌椅、邮袋、单册表格、文具用品、自行车、手推车、邮戳、邮筒等。（4）接收了原石家庄中华邮政局积压的一批邮件，包括包裹。[5]520-521接管以后，要求原邮政员工照常工作，保护好这些财产，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的要求，接管石家庄中华邮政局以后，迅速恢复邮政业务。在冯树章主持下，根据晋察冀边区邮政局和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邮政接管小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邮政业务。
（一）成立石家庄市邮政管理局
1947年11月13日，军邮办事处主任张哲、霍兆林等代表解放军接管石家庄中华邮政局，成立晋察冀边区石家庄市邮政局，任命军邮代表张哲、霍兆林为代理局长。1948年2月，代局长霍兆麟调离石家庄邮政局，边区邮政管理局任命刘益清为局长。1948年9月26日，石家庄市归华北人民政府领导，11月“晋察冀边区石家庄市邮政局”改名为“石家庄市邮政局”，归华北邮政总局垂直领导，也受石家庄市政府建设局领导。
（二）恢复和发展邮政业务
根据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边区邮政局的要求，从1947年11月15日起开始营业。向全市发出通告，刊登在《石门日报》上，同日恢复市区6个投递段和市郊区投递。首先开办信函业务，包括平信、挂号信、机关公文等，其他业务如包裹汇兑等，积极筹备，待条件成熟后即行办理。鉴于时间仓促，解放区的邮票未能运到，先暂时以中华邮政邮票代用，待解放区邮票运到立即更换；
邮戳也暂用中华邮政石家庄邮局的邮戳。确定邮资标准。所有邮件，均按解放区的邮资标准寄递，即信函类不超过20公分，平信每件邮资晋察冀边区币100元，挂号信300元，双挂号信500元，新闻纸、印刷品亦按规定办理。[5]521人民邮政接管中华邮政后，决定并清理石家庄邮局积压的一批邮件，除市民的邮件及时投递外，凡属国民党机关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邮件，暂时封存；
发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的邮件，暂时封存，以后处理。从1948年3月15日起，恢复包裹邮寄业务。据1949年8月至12月华北邮区9个中小城市邮局包件业务收寄情况统计，石家庄邮局收寄包裹数量及其业务收入均居第一位。[6]85
1948年1月1日，恢复普通汇兑业务，汇兑范围以晋察冀边区为限，称“内汇”；
1948年4月1日，与太行区、冀南区各汇兑局、站通汇；
7月1日，与晋冀鲁豫边区通汇；
8月16日，与华东解放区通汇。汇兑业务每张汇票最大限额为人民币（旧币，下同）10万元者计有上海、南京、苏州、镇江、杭州、绍兴、宁波、青岛等，其他各地限额为2千至5万元。[6]90这个时期，邮政汇兑业务既办理个人汇款，也办理工商业汇款，其汇兑资费按银行通汇与否，分两类汇率：银行通汇处，按银行汇率收费；
银行不通汇处，根据各地交通条件及资金调拨情况制定汇率，最低为汇款金额的3%，最高10%以上。[6]91
对于原中华邮政员工的待遇，经中共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批准，暂时按生活补助办法供给，在1947年11月下旬召开留用人员大会，予以公布，以安定人心。
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根据中共石家庄市委的统一安排布置，石家庄邮政局清理了国民党反动党、团和会道门组织，有的予以逮捕，纯洁了邮政机构的人员成分。
按照对中华邮政人员的政策，原石家庄中华邮政人员，愿意留下来的欢迎，愿意走的欢送。1948年3月26日至4月2日，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召开邮政干部扩大会议，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决定对原石家庄中华邮政人员实行供给制待遇，家属有困难的给予补助，并且向他们作了解释：战争时期，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待经济条件好转时，一定提高待遇。大多数原中华邮政员工，尤其是高级邮务人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感觉待遇太低，要求离开石家庄邮政局，回到北平中华邮政局。接管小组根据石家庄市政府的指示和中华邮政员工的申请，批准要求离开的人员回北平，给他们开了路条，召开欢送会。在欢送会上，石家庄邮政接管组对要求回北平的原中华邮政员工进行了教育，希望大家多做有利于解放区的事情，多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第一批离开的原中华邮政员工约有30人，石家庄邮局派人护送他们到保定附近，返回北平。第二批有十几个人，由原局长司继修带领回北平。[5]523
有员工愿意留下来，为人民邮政工作，石家庄邮政局留下他们。邮局对有困难的某投递员（原信差）给予生活补助，并把他儿子吸收为邮递员。另外，有几个力夫，是石家庄人，既不愿意为人民邮政工作，也不愿意回北平，而是辞职回家，另谋生路。
接管石家庄中华邮政局之后，石家庄邮政局完全摒弃了中华邮政的机构设置，根据解放区的邮政组织原则，重新设置了组织机构。在接管小组领导下，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局内设营业组，刘宪杰任组长；
分拣组，曾宪正、贾文法先后任组长；
投递组，赵英双任组长；
邮件转运组，阎胜业任组长；
局长直接领导会计、文书、总务。1948年6月，接管工作完成以后，石家庄市邮政局有干部职工80余人。另外，在不同区域建立了邮政支局。1947年12月，开办了石家庄市大桥街支局，除办理平常、挂号信函业务外，还代售、代订晋察冀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各种报刊、书籍、杂志等。1949年初，石家庄市邮政局又在市中山路开办了中山支局。
石家庄解放以后，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政治中心，石家庄邮政局成为华北最大的邮局和邮件转口局，业务非常繁忙，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主要是太行区）的邮政线路通过石家庄接通。计有：石家庄经冶河与驻在平山县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的邮政干线邮路，石家庄通往曲阳的邮政线路，石家庄通往德州（山东）的铁路邮政干线邮路，石家庄通往河间县转运东北解放区的邮政干线邮路，石家庄通往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干线邮路，石家庄通往井陉的铁路邮路。这些邮路有些是内向型的，即外地向石家庄邮局运送；
有些是外向型的，即石家庄邮局向外运送，如石德干线、石太（太行）干线、石井（陉）干线。
石家庄解放以后，从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区抽调过来的邮政接管人员，有不少人是中共党员，设立临时党支部，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冯树章任书记，归石家庄市城市建设局党总支领导，属于机关党支部性质。到1948年6月，有共产党员20多人。党组织是邮政局的领导核心，重大重要问题由党组织讨论决定以后，邮政局贯彻执行。1949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家庄市邮政局支部委员会成立，由团石家庄市委领导，团支部书记是张耀宗，有团员6人。团支部加强自身建设，带领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到发展邮政生产、扩大通邮范围、高质量完成通信工作。
1947年12月，石门市邮政局工会委员会成立，1948年1月，改为石家庄市邮政局工会委员会，阎胜业任工会**。1949年1月，有工会会员37人。邮政局工会结合通信生产，利用板报、墙报、听报告、座谈讨论等形式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组织职工家属洗衣服、做针线活等家务劳动，增加职工收入；
在职工中开展文艺活动，凝聚广大员工人心，促进邮政业务发展。
（一）意义
石家庄作为华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其接管有着特殊意义。邮政事业事关国家主权、国计民生，是城市接管、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家庄解放以后，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为更好集中统一领导，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组成华北解放区，随后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和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合署办公，与石家庄市邮政局合并为华北邮政总局，这样就形成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邮政网络，覆盖整个华北解放区，促进了邮政事业的发展。1949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成立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邮电部邮政总局就是在华北邮政总局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就是华北邮政总局局长，总局的下属机构负责人大部分也来自华北邮政总局。
（二）经验教训
接管石家庄时，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没有颁布接管城市的具体政策，进入城市的解放军也没有接受城市政策教育。边区邮政管理局局长成安玉在解放石家庄后，紧急派副局长冯树章带领邮政人员到中华邮政石家庄市邮局接管。在接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如接管人员乱拿物资（在其他接管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带边区邮戳邮票，没有对中华邮政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这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一个教训。中共中央工委和晋察冀军区认真总结接管石家庄的经验教训，提出城市接管政策，上报给中共中央。1948年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入城的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奋斗的作风”；
“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7]304。这是针对接管城市的整体要求，当然也包括邮政接管。
从接管石家庄开始，中共中央和解放军重视研究城市接管工作，慢慢形成城市接管思想，提出并制订城市接管政策，指导各地城市接管。1948年4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提出“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批斗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1]1323-1324。6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了《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还是以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此，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制制度。[8]34112月，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9]374-375。共产党城市接管的理论、政策和方法越来越成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日伪占领的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由“接收”变成“劫收”，接收人员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贪赃枉法，房子、票子等照单全收，百姓称其为“五子登科”；
“谁有金条，谁就有理”，百姓称其为“有条有理”。而共产党接管城市，严格遵守城市政策、入城纪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民族工商业，完整接管官僚资本，恢复和发展生产；
而且清正廉洁，光明正大，很快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共产党成功接管城市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