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有春
中国远古至上古时代的历史，具有神话传说与史迹杂糅的特性，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及人类自身、社会发展初始阶段的认知水平，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存，值得后来者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与力量。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神话是古人对宇宙人生的原始思维
我们的祖先认为，天与地开始是连在一起的，混混沌沌。《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载：一天，鸡蛋中间出现了一个名叫“盘古”的神奇精灵，只见他一天要变化九次，每天要长高一丈，结果使头顶的天也日高一丈，脚下的地也日厚一丈。盘古活到一万八千日时，天数已极高，地数已极深，并且天呈现为“阳清”状，地呈现出“阴浊”状。
盘古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伟业，他那一万八千丈高的身躯，最后也奉献给了天与地。《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载，当盘古快要死的时候，他的气化成了风云，声音化成了雷霆，左眼化成了太阳，右眼化成了月亮，四肢五体化成了四极五岳，血液化成了江河，筋脉化成了地理，肌肉化成了良田土壤，头发和胡须化成了星辰，皮肤上的毛化成了草木，齿骨化成了金石，精髓化成了珠玉，汗水流淌而化成了雨泽。
天地由盘古开辟，万物由盘古化身而成，我们的祖先以朴素又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解决宇宙认识问题。
至于我国国土呈现西部高、东部低、百川东流归大海的原因，在祖先那里又通过原始思维进行了神话表述：天与地之间本来是由一根“天柱”支撑着，地是由一根“地维”即绳子拴系着。到了尧舜时代，共工与颛顼二人争夺帝位，最后颛顼取胜了。“四凶”之一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用头去撞倒了不周山。不周山就是撑天的柱子，位于今西部地区，从而使盘古开辟的天地出现了“天柱折，地维绝”的剧烈震荡灾害现象，撑天柱断了，系住大地的绳子也断了，出现了“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的现象。（《淮南子·天文训》）古人以此解释横亘在华夏大地上的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潦”呈由西向东直至注入大海之势。
有了天，有了地，有了万物，那么我们人类又是从何而来？我们的祖先又给出了答案：女娲造人。
这位女娲娘娘长得是人头蛇身，一天要变化七十次，比盘古一天变化九次厉害得多。盘古开天辟地后却“未有人民”，于是“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女娲一开始认真制作出来的人，后来都成了聪明高贵的人，但她的工作量太大了，时间一长就有点疲劳犯困，这时所造的“人”就是“贫贱凡庸者”。（《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不仅回答了人是怎么来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是黄色皮肤“黄种人”和社会中人与人不同的问题。
三皇五帝是古人崇三尚五思维定式的体现
人类来到盘古开辟的天地间后，杰出的英雄人物开始出现了，他们带领人类走出洪荒与蒙昧，使人类不与一般动物为伍，最为杰出的英雄人物就是“三皇”与“五帝”。
三皇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由天地人合力到充满神性的人类单独呈现的过程。始初的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据晋王嘉《拾遗记》描绘，天皇长着13个头，地皇长着11个头，人皇长着9个头，但都是龙的身子。后来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人类自身的三皇，并且说法不一。
汉代人认为，三皇是会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会画八卦的伏羲氏、会稼穑的神农氏，他们都是为人类早期的生存做出巨大贡献的神人。也有说三皇是指伏羲、神农、火神祝融，这类说法以汉代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为代表。在汉代无名氏所撰《春秋纬运斗枢》中，三皇是指伏羲、神农、女娲。在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三皇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到了唐代，司马贞在《史记补·三皇本纪》中认为，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神农。
在众多三皇人物中，出现了炎帝，炎帝即是那位神农氏。在古人认知里，“炎帝神农氏”是同一所指，时而分称，时而合称，如同黄帝也经常称“轩辕氏”、合称为“黄帝轩辕氏”一般。
由上可见，所谓“三皇”，实际上至少已有九位神话人物出现在神谱名单里面了，“三皇”之“三”应该是反映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朴素宇宙观，体现了古人“崇三”习俗，体现了古人已形成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段论”式逻辑推理思维定式。
“五帝”又是指哪五位？
早在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楚辞》中，已经出现了“五帝”身影，他们以神的身份供诗人在浪漫想象中驱使。如《远游》中有“轩辕不可攀援兮”“指炎神而直驰兮”等句。五位神中，轩辕黄帝居中，其他四位神是东方太、西方蓐收、南方炎神（炎帝或祝融）、北方颛顼。东汉王逸在注解《惜诵》“五帝”时认为：“五帝，谓五方神也。东方为太，南方为炎帝，西方为少昊，北方为颛顼，中央为黄帝。”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作为重要传记对象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五位。
一直到唐代，仍然存在祭祀五帝习俗，但五帝组合又有不同。
据《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唐武德、贞观年间的礼仪制度规定，神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帝宓羲配，勾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帝神农氏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帝轩辕配，后土、镇星从祀。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帝颛顼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显然，这里的五帝变成了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
在古籍记载中，先后有十几位神话人物出现在了“五帝”行列中。但每次作为“帝”级来尊奉的只是五位，反映了古人东西南北中“五位”、金木水火土“五行”、宫商角徵羽“五音”、青黄赤白黑“五色”、酸甘苦辛咸“五味”、仁义礼智信“五常”、温良恭俭让“五德”、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典”、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礼”、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等“尚五”哲学思想。
在这些神话人物中，有的名称在后世文献中有不同写法，但发音相同或接近。如“伏羲”亦作宓牺、庖牺、伏牺、伏戏、庖羲、炮牺。也正是这位伏羲神，在神话传说中，又与造人补天的女娲结为夫妇，繁衍人类，所以在汉代画像石中，经常将他们的形象塑造成人首蛇身并作交尾状，他们还被人世间作为“高神”即主持婚姻生育的神来祭拜。
三皇五帝神性光环起护佑生民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人那里，除三皇五帝，有时还出现“三王”概念，“三王”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如《魏书·高闾列传》记载，高闾在颂表中有：“臣闻创制改物者，应天之圣君；
龌龊顺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异规而化兴，三王殊礼而致治，用能宪章万祀，垂范百王，历叶所以挹其遗风，后君所以酌其轨度。”这里的“三王”应是指夏启、商汤、周文王。
高闾又写道：“茫茫太极，悠悠遐古。三皇创制，五帝垂祜。”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皇五帝在北方已经得到广泛传诵。将“三皇”“五帝”合称的，亦见于《魏书·李孝伯列传》中：“且鬼神之名，皆通灵达称，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号为鬼。天地曰神，人死曰鬼”。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三皇五帝还是人，他们死后也会变成鬼。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魏人之所以对三皇五帝如此熟悉和重视，与他们认祖归宗的寻根情结有关。
北魏人为何祭拜黄帝等，《北史·魏本纪》中给出了答案：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鲜卑国。其后，世为君长，统治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音，谓后为“跋”音，故以“托跋”（亦作“拓跋”）为氏。他们建有专门祭祀黄帝、唐尧的祠庙，还在太学中祭拜孔子，并以颜回配享。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五年（491年）二月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王于洛阳。
三皇五帝在北朝时人心目中尤其是统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起着寻根与护佑苍生的作用。
由上可见，三皇五帝亦已在南朝时人心目中，尤其是统治者心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护佑生民及为后世统治者垂范作用更加明显。
到了大一统的隋唐时代，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尊奉一如既往。
《隋书·薛道衡列传》记载，薛道衡所上《高祖文皇帝颂》中有：“羲、轩已降，爰暨唐、虞，则乾象而施法度，观人文而化天下，然后帝王之位可重，圣哲之道为尊。夏后、殷、周之国，禹、汤、文、武之主，功济生民，声流《雅》《颂》。”《旧唐书·舆地志》记载，太常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炯奏议，其中有“古者太昊庖氏，仰以观象，俯以察法，造书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轩辕氏，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垂衣裳而天下理”；
《旧唐书·李密列传》：“自元气肇辟，厥初生人，树之帝王，以为司牧。是以羲、农、轩、顼之后，尧、舜、禹、汤之君，靡不只畏上玄，爱育黔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惧”。其对三皇五帝敬仰膜拜之情结，历历在目。
无论华夏大地上经历过多少次战火洗礼、分分合合，历代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尊奉都是一致的，三皇五帝不仅是华夏民族共同祖根主脉所在，其神性威力更可以带来庇佑生灵、稳固江山的精神作用。
炎黄二帝在时光流逝中被逐步植入民族记忆最深处
汉朝文景时期，朝廷号召百姓“献书”，并对流散民间的古籍进行搜集整理和传授，使秦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夏商周三代文化获得了重新整理与传承，古老的华夏文化浴火重生。
随着黄老思想及神仙思想的出现，人们在注重典册史迹整理的同时，对古代神话传说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整理校注，使我们有幸能够阅读到《尚书》《山海经》《楚辞》等，更有幸阅读到汉淮南王刘安撰的《淮南子》等。中国神话传说主要产生于先秦时期，但得到及时保护传承的还是在汉代。
中国神话传说的另一个发达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武帝司马炎时，有人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战国魏王墓中，发现了大量竹书，被称为“汲冢竹书”。这批竹书经过整理，使《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为今人留下了宝贵文化遗产。
传为战国时人所作的《穆天子传》一书，记载了周穆王姬满驾八骏西巡天下，与西王母会面等事，里面保留了大量神话传说内容。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体”小说大量出现，如托名汉代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托名陶潜的《后搜神记》等书，使中国神话及其仙话传播在魏晋时期再现高峰。
正是在历史文献和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寻找到神人足迹，也可以窥视到古人对上古神话英雄的认知情况，人们的思维也经历了由三皇五帝到最后浓缩为“炎黄”或“黄炎”二帝的过程。
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出现的词语是“黄炎”而不是“炎黄”。
《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校书郎中马融于元初二年（115年）曾写有《广成颂》一文呈上，以作讽谏，其中就有“自黄炎之前，传道罔记；
三五以来，越可略闻”句。
将“黄炎”称为“炎黄”，在汉代亦已存在，说明当时人们对黄帝、炎帝并称时，存在随意性。如《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词中就有：“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这应该是“炎黄”连称的最早记载了。说明炎帝、黄帝的苗裔虽历经无数战火杀伐，但炎黄种族仍然在顽强地发展壮大着。
一直到隋唐时期，人们心目中仍然不忘“三皇五帝”，只是开始逐步将崇拜的对象集中到炎帝、黄帝身上，并且以单独歌颂黄帝居多。在称谓组合上，虽说集中在两人身上，但表现又呈多样性。
有时会出现太昊与炎帝并列，如《南齐书·百官志》有“建官设职，兴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册，表乎盛汉之书”。
有时会出现伏羲与黄帝并列，如《陈书·高祖本纪下》“五胜相推，轩、羲所以当运”，《陈书·周弘正列传》有“谦之象，起于羲、轩爻画，揖让之源，生于尧舜禅受，其来尚矣”句。
◇郑州黄河边的炎黄二帝像
有时会出现黄帝与颛顼并列，如《旧唐书·于志宁列传》有“伏惟陛下纂圣升祚，继明御极，追连、胥之绝轨，蹈轩、顼之良规”句。
真正将“炎黄”二帝并列作为一个单独词语、一个概念出现在史籍中是从汉代开始的，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开始逐步定型。
《宋书·周朗列传》载：“今天子以炎轩之德，冢辅以姬、吕之贤，故赫然发怒，将以匈奴衅旗，恻然动仁，欲使余氓被惠。”句中的“轩”就是指轩辕黄帝，“炎轩”就是“炎黄”，这应该是“炎黄”最完整的组合了。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序》中也出现了“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句。
《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下》记载，贞明六年（920年）夏四月己亥，制曰：“王者爱育万方，慈养百姓，恨不驱之仁寿，抚以淳和。而炎黄有战伐之师，尧舜有干戈之用，谅不获已，其犹病诸。”这是“炎黄”最纯粹的组合了。
“炎黄”一词，在唐代开始全面流行。
将“炎黄”联称，是时间之树结出的语词硕果。“炎黄”既指两个人，又指一群人，又代表不断走向融合统一的华夏民族；
最终，“炎黄”成为一种具有强大磁场与号召力的、代表华夏民族的文化符号。
“炎黄子孙”概念由孙中山最先提出
从“三皇五帝”到“炎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最先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集群形象而展现的民族自豪，作为中国文化源头发轫阶段而呈现的灿烂辉煌与不朽。但从种族繁衍、姓氏变化角度去审视三皇五帝及其后裔，司马迁的《史记》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信息。
在后世历史文献中，《新唐书·吕才列传》又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再次体现了人们对炎黄后裔发展情况的重视。其《卜宅篇》云：“按《堪舆经》，黄帝对天老，始言五姓。且黄帝时，独姬、姜数姓耳，后世赐族者浸多，然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赐族，本同末异，叵为配宫商哉？”这段文字是在《史记》所载黄帝14个儿子得12个姓的基础上，又一次裂变与升华。
黄帝“姬姓”，《史记·周本纪》有载。“子姓”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载。舜帝封商王朝始祖殷契于商这个地方后，“赐姓子氏”。姓氏不分现象从《史记》中已经出现，而《史记》中的“子氏”到唐代人的语言中又变成了“子姓”。子姓又裂变出了孔姓、殷姓、宋姓等，他们都是契的后裔，也即帝喾暨黄帝的后裔。
炎帝后裔姓氏裂变，应与黄帝后裔发展情况相同，并且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成员构成。正因如此，在“炎黄”语词基础上，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了“炎黄子孙”语词，且这种由语词转换成的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
但具体何时出现“炎黄子孙”一词，目前似可从孙中山先生在民国时期发表的言论中去寻找到答案。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于1912年2月11日《致章太炎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信函中指出：“自金轮失驭，诸夏沉沦，炎黄子姓，归于台隶。天佑厥衷，人神奋发，禹城所封，指颐奠安，实赖二三先达启牖之功。”这里首次出现了“炎黄子姓”概念，但还不是“炎黄子孙”。
1923年8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上发表演说：“大家知道，日本强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呢？学生诸君，切勿自馁！我们是黄帝的子孙，要素强大，行乎强大。”（《孙中山全集》第八卷）这里出现了“黄帝的子孙”。如果我们将他的讲话和书信结合起来观察分析，不难发现，“炎黄子孙”概念已经可以顺理成章形成。由于孙中山的人格魅力与政治影响力，通过他的宣传，“炎黄子孙”这一完整的概念在民国时期已逐步深入人心，产生并至今仍在产生着巨大政治影响。
孙中山当年为了鼓励国人“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中华革命党盟书》，1910年二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率先提出了“炎黄子孙”概念，对华夏民族振兴无疑起到了号角作用，从彻底推翻封建王朝那一刻起，“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华夏儿女共同拥有的神圣光环。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无论是身处祖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还是身处海外，由“土德”“火德”共同培育锻造出来的我们，永远是血浓于水的炎黄子孙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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