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青 ,孙淑慧 ,张小林 ,纪 宇
体育因其特有的魅力为全球人民的精神之寓。近年来,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叠加,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虽因新冠疫情有所延迟,但东京奥运会仍坚持召开,期间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奥林匹克格言还增加了“更团结”,2022年北京携手张家口,克服了新冠疫情等带来的困难挑战,“再一次共创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奥运盛会,再一次共享奥林匹克的荣光,再次将体育所承载的希望和精神播撒到世界各个角落,生动诠释了体育的魅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竞技体育领域成绩辉煌,学校体育领域体教融合深入推进、群众体育领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体育产业领域规模持续扩大、体育文化领域中华体育精神进一步弘扬等等,然而相较于中国体育在实践领域的卓越成绩,体育理论特别是基本理论研究却显得滞后,表现为:对新的态势下体育的地位、价值与功能揭示不够,对新的态势下体育领域本身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的观照与回应不够,有待强化。
当前,中国体育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的内外环境。从国际来看,新冠疫情余波未平,整个世界都面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际权力体系等全方位的调整,全球各经济体都在积极应对“类滞涨”挑战,“差序格局”正在形成[1],这一系列变局所引发的新旧利益的冲突与秩序动荡,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国际体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国内来看,新发展阶段,中国正积极探索实现自身文明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融合,实现与世界的共同发展,由此不断赋予体育新的使命,体育的功能和价值正在发生着演变,人们对体育的认识、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或者说在“升级”[2]。
近年来,体育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对体育学基本理论的元问题、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关系问题、体育的学科体系构建问题等等,可谓是顺应了当前“大变局”下体育性质、功能及其演变趋势的积极思考,体现了部分学者对体育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的确,在这一系列时代“变局”甚至“危机”面前,揭示当前体育领域的重大趋势性变化,谋求新的发展机遇与发展空间,让体育重归其本质是体育理论工作者的当然责任。进而言之,当前体育发展的机遇、问题及走向等需要体育理论界着眼全球视野和中国情境,集思广益、共享智慧、共同探讨；
特别是需要体育理论界的学者们进一步深化认识,对“差序世界”中的中国体育如何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回应。20 世纪80 年代时,随着中国体育逐步崛起,国内体育领域曾兴起过一股对体育概念、本质和功能以及体育科学属性讨论的热潮,不仅对当时中国体育的改革和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还影响至今。当前“大变局”背景下重新认识体育的功能、价值,开拓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新视野、新路径,亦即本文所称“回归”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将成为引领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可靠理论依托。
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体育的发展,***总书记强调要“把体育事业融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之中去谋划”,[3]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我们要用3 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体育强国[4],比2019 年公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2050 年建成体育强国提前了15 年。这一系列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抉择要求学界开展研究,为相应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正如《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加强体育基础理论研究,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5]此外,中国克服了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成功地举办了北京2022 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不仅搭建了中国与世界深度对话的平台,也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北京“双奥”遗产![2]******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6]以及其他一系列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体育的功能、价值提供了科学遵循和理论指引,但客观讲,目前学界的研究不够,有影响的成果较少。因此,引发、唤起学界对于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再关注、再认识、再思考,共同探讨我国体育基本理论研究面临的任务和问题,并就推动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守正创新、思维变革、价值导向等问题形成共识,以开启一场具有持续性和影响力的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争鸣,对于新时代我国体育科学的发展和体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所谓价值导向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目的,依据其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要求,所形成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所提倡的社会生活的总体指向。”[7]1991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学术讨论会上,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发表的主旨演讲指出,价值导向问题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此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变迁中越发显示出其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的急速变化、分层,加之近几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政治经济大变局的影响,中外各种对体育的认识、观念在当代中国的交汇和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另一方面,当今中国体育领域也正处于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的关键时期,体育理论工作者歧见纷出,思维的既定和单一、观念的混乱和“各抒己见”,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识到,学界不少理论研究是跟在政策后面的“诠释性”“解读性”研究,理论价值不高,既无法形成对当下的体育改革与实践的引领,也不能很好地回应实践提出的问题,更无法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在此情况下,中国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应该确立什么样的价值导向?从而使体育研究聚焦明晰的方向,增强体育之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回归和深化体育基本理论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具体而言:
2.1 致敬体育的本、源、道,唤起学界对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回归”和重视
体育基本理论是有关体育基础性、宏观性、全局性的知识体系；
是整个体育事业的基本理论。然而,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一定的“功利”“实用”主义色彩,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发展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居于优先地位的意识形态信条。[7]折射在学术领域则是“理论”研究不被重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效率优先原则和利益至上原则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他价值观的存在和发育空间,“理论之事”常常被“实践之事”裹挟,被频繁地索要工具、方法和对策,在举步维艰中,理论思考逐步在“众声喧哗”中“失声”,呈现出被遗忘和边缘化的趋势,体育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8]。中国体育事业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我国体育理论工作者对体育之本、体育之源、体育之道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几代体育理论工作者基于中国语境,从历史源头到学科前沿,从教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多个视角切入,锲而不舍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不断以新知取代旧知,以持续的理论借鉴和创新回应中国体育发展实践提出的问题,在聚焦现实需求,注重理论根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认知。[9]比如,20 世纪80 年代关于“体育科学属性”“体育概念、术语”“体育本质、功能”等问题的讨论,虽然只停留在定性研究的阶段,还没有能够用定量的方法使之进一步精确化、科学化,但当时的研究、讨论为我国体育工作和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体育科学体系的建立、完善做出了贡献。[10]但遗憾的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正值中国体育开始全面崛起之时,体育学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之风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逐渐淡薄和衰退。
当前,中国体育发展面临的一些困惑和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缘由,笔者认为和我们淡化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不无关系。但是我们希望、也相信,当下体育发展越是面临这样那样的困境,越是能激发我们的精神之源、力量之本,去寻找决胜之道。而重温、追寻、致敬体育的本、源、道,是源于当下国际、国内大环境之变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自觉。历史告诉我们,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往往是建立在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基础之上的。要推动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回归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是应然之选。
2.2 “改变思维”,推动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批判性思考”和“破圈”能力提升
在新发展阶段,体育承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双重责任”进一步突显,体育自身发展和通过体育促进协同发展的要求更高,给体育新发展、新创造提出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新问题、新挑战。[11]内外环境的改变,要求体育“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的发展和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以各种体育形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2]这是新发展阶段体育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和动力源,需要我们改变过去形成的思维定式,创造性、创新性地思考解决之道。
本文所指“改变思维”,并非指一种思维向另外一种思维的转变,而是强调在多种思维中的转换选择。“改变”的前提是要打破“垄断性思维”,使自身拥有多种思维,所谓“垄断性思维”,简单讲就是某种既定的、单一的思维。“垄断性”,说明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说明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单向度”的思维；
它阻碍了我们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彰显[13],必须打破。面对现实,学界同仁需要用全新的视角、思路去阐释当前体育理论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短板”和“问题”,我们需要的思维绝不是单一的,或者惯性的、残缺的。更不能在今天看来不能协调发展的短板、问题面前“谈体色变”或“无所适从”；
甚至老拿一些老生常谈而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普遍性问题作为自己的学术观点,却提不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可操作方案。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唯有解放思想,改变思维,才能坚持实事求是,迸发出智慧的力量。当前,体育理论界的“破圈”发展能力亟待要提升,就需要多一点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创新型思维,从容地、科学地应对当前的变局,才能方显“体育科研服务体育实践之贡献”。当然,“改变思维”和“批判性思考”,不是要推翻学界既往的结论和观点,也不是要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体育基本理论学术体系,而是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2.3 以“大历史观”与“大体育观”,为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观念更新和价值引领
坚持“大历史观”,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看待、分析、评价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用整体思维和普遍联系的“大历史观”来考察中国体育的发展脉络和嬗变逻辑,不断开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理论新境界。“大历史观”不单指看待历史发展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探究指向现实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14]现在有些观点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偏差,简单认为“抓提高”就是“金牌至上”,甚至将其定义为“狭隘的业绩观”,认为“抓提高”就“消解”了体育发展的根本任务；
还有的观点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落不到实处就是受“金牌至上业绩观”的影响；
体育部门管自己能管的事就是“小体育”,不能与教、卫、旅“协同”或“融合”就是无法有效行使行业职能,无法实现“职能转型”和主动“破圈”,甚至就是封闭保守的小体育发展观等等。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是对现实静止的、独立的分析,是相对片面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一成不变,唯有变才是不变的。需要在历史逻辑前进中前进,在历史发展潮流中发展[15]。首先要认识到“时代”之变的剧烈,当今的时代“标签”之多前所未有,譬如“知识爆炸”时代、数字化时代等等,正反映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基因技术等发展极快,此类变化对“体育”的影响和改变也是前所未有,可见有些信息技术的创新已经开始成为驱动我国体育科技和体育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并出现技战术训练效能、数字马拉松、智慧体育场馆、智能体育穿戴装备、智慧社区健身等新事物,在改变体育经营方式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当下多数人的既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再如,“后人类”“赛博格”等概念的出现也使得“身体”的概念发生着改变,势必影响对体育的认识。凡此种种,均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做出回应。概言之,新时代要求我们根据已经变化的客观实际情况,始终以“大历史观”[16]全面看待体育历史、研究体育历史,坚持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对体育历史的连续性进行深入思考,看清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相通性；
始终以辩证思维把握体育的历史主题和主线,客观认识新中国成立70 多年以来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事实、成果、经验及问题,在总结历史与把握现实中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大体育观”是成都体育学院前党委书记胡晓风同志等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创造性的思维劳动成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探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从小生产到大生产、从小经济到大经济、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根本转变,并根据体育与生产、经济、科学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体育也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从小体育到大体育的根本转变问题。[17]这个转变不是讲的体育一下从“小”到“大”了,也不同于我们体育理论教材讲的广义的体育、狭义的体育,而是指对体育的认识、观念,是和现代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对体育的认识、看法。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这指出了体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相适应的“大体育观”。[18]按照“大体育”所呈现的规律性特征或趋势,当前中国的体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体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有机关联,使得体育系统具有开放的性质。就现代社会的大系统而言,除了经济以外,其余皆属于大文化概念,我们所讲的大文化不仅仅是文化部门的那些文化。对体育来讲也如此,不能把体育局限在教育范围之内,更不能把政府体育部门没有管的体育内容通通排斥在外。由于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育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列入文化范畴,另外一部分具有产业性质的内容可列入经济范畴。
因此,当前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更清晰的表述概括体育在当前及今后国家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中如何得到发展并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要用更明晰的方式揭示出中国体育促进人类文明互鉴中“何以可为”“何以当为”“何以作为”。同时,要认识到体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管理这个体系并使其正常运转,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要用“大体育”的系统观、整体观来研究体育的结构、关系和整体。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相对独立的一项人的活动。就其活动的性质而言,是对人自身、自然的自觉改造；
就其活动的意义而言,是人对自我生命的自主彰显。因此,体育科学的学术研究应当坚守体育以人为本,强调理论建构与创新之基本,进而解释为何进行改造和彰显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本源,解释如何进行改造和彰显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本来,解释怎么进行改造和彰显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本位,以及解释怎样进行改造和彰显的具有价值的意义的本身。[19]
3.1 正本清源,厘清“体育基本理论”的本体论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体育基本理论”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从“体育原理”到“体育理论”再到“体育基本理论”的过程。[20]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袁敦礼、吴蕴瑞、方万邦、宋君复、江良规等学者陆续编著有《体育原理》,阐发了体育之概念、内涵、功能、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体育原理”也成为当时体育基本理论的代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体育理论著作成为我国体育理论界主流。“体育理论”一词,也恰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是我国体育学者对“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一词“掐头去腰”处理的结果,泛指体育教学理论、运动训练理论、群众体育理论,以及体育行政管理和体育发展概要等几种知识集合。也就是从那时起,“体育理论”这一概念由于使用的习惯和便捷一直被沿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事业迎来了全面发展,“体育理论”也有了新的突破:诞生了一系列体育新学科,“体育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运动训练学”“学校体育学”“群众体育学”等纷纷退出,导致“体育理论”仅剩下最具共性的“体育基本理论”部分,涉及体育概念、手段、制度等内容,作为初入普通高等教育体育专业学生的通识课程。
不过,新概念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概念的消亡,与“体育基本理论”涵义接近、同时使用的还有,“体育原理”“体育概论”“体育基础理论”“体育学理论”和“体育哲学”等。这些称谓常常交织纠结在一起,长期陷于“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窘境,需要澄清。
笔者认为,“体育原理”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本质、基本特征及其一般规律的学科,是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而存在的。这一研究对象,只是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对象之一,不是其研究对象的全部,不能把“体育基本理论”全部限定在“体育原理”的疆域里。
其次,“体育学基本理论”是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概念,用来指“体育学中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知识,涵盖体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论域”。体育学基本理论本质上是体育学的“元研究”,更像是对“体育学”对象、性质、发展、任务等的讨论；
“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落脚点是“体育”,它是一种“实践活动”或“社会活动”；
“体育学基本理论”则是以“体育学”为研究对象,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体育学”,它是一个“学科概念”。
再次,“体育概论”重点在一个“概”字。所谓“概”即为要略,梗概之意。因此,用“体育概论”泛泛的研究范畴作为“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方向,解决不了该学科的研究任务,不利于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最后,“体育哲学”是一个典型的“学科称谓”或“学科概念”,其相对应的是“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等学科。而与“体育基本理论”相对的,除“体育实践”外,则是体育领域中的“非基本的理论”,或其他实践样式的基本理论,如政治基本理论、经济基本理论等。与具有高度学科特性的体育哲学相比,体育基本理论具有相对的“超学科性”。综上而言,周西宽先生的界定颇具认可度,即“体育基本理论是体育宏观性、全局性的知识体系；
其关注焦点是体育的基本概念、观念、规律和方法；
它与体育分支学科理论、体育专项技术理论共同组成了体育理论”(图1)[21]。
图1 体育理论“三板块”构成Figure 1 Diagram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sports theory
3.2 求真务实,明确“体育基本理论”的认识论问题
浏览当下学术期刊,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应景的大作不少,但研究真问题的却较为鲜见。学术需要研究真问题,好问题,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更加需要“真问题”。什么是真? 亚里士多德曾言:“否定是的东西或肯定不是的东西就是假的,而肯定是的东西和否定不是的东西就是真的”。爱因斯坦也说过:“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比获得一个好的答案更激动人心”。
首先,真问题是有价值的问题,是有助于人类探索未知、求索真理的问题,是着眼国家需求、社会需要的问题。任何一个真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逻辑上能自洽；
第二,实践中能举证。逻辑上能自洽,就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实践中能举证,就是说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例证。凡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就是真问题,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则是假问题。[22]
其次,好问题是契合现实基础和研究者自身条件,切入点小、问题清晰、有新意的“小、清、新”选题。一个“好”的问题不应当是业已知道答案却依旧进行探索的问题；
那样做仅仅是为了再次确认预设的结果,背离“问题”的本质意义——探索未知。由此可见,合理的学术问题往往缘起于某种真实的“未知”,而非心中有所预设的“伪好奇心”。凝练出真问题、好问题并非易事,这需要学者长期的深度思考和实践。对于体育理论工作者而言,需要积极参与到体育实践中,并在实践中积极进行理论思考,在“双向滋养、双向建构与双向转化”中实现“交互生成”,并将源于体育实践的问题抽象为学术问题,也就是可以运用某种学术理论来解读的问题。
再者,凝练出真问题、好问题,需要学者对大量文献的阅读和全面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梳理和逻辑推演。需要学者具备知微见著的洞察力,因为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但问题不是简单直观地摆在事物表面,真问题有时候并不是一眼能看到、一眼能识别。黑格尔讲“熟知未必真知”,有时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现实性问题,不认为是问题,但恰恰这些有可能是个需要探讨的真问题。
3.3 敢于争鸣,明晰“体育基本理论”的方法论问题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其前提就是普遍的质疑和全面否定。他在《方法论》一书中指出,研究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质疑。他认为“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样的结论,都可以质疑”。体育基本理论研究,需要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敢于争鸣的精神。
20 世纪80 年代,国内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曾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繁荣。当时的学界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由此形成了围绕体育概念、体育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的争鸣与探索,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和体育新学科。[23]
当然,质疑与批判,需要勇于承认自身的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判的勇气。也需要敢于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打破学术权威甚至学霸怪圈的勇气。因为批判和质疑,难免会触及当事人的情面和利益,特别是否定学术权威的研究成果时,甚至可能会触及那些盲目崇拜甚至迷信学术权威人士的情面和利益。虽然今天的研究人员不会再面临哥白尼时代那种捍卫科学真理需要付出生命的危险,但不同程度的其他危险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天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愿意因为学术的争鸣而给自己的生活和研究造成诸多麻烦。这是一个十分现实而又严峻的问题。当前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直指问题核心的思想争鸣。
当前,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尤其需要高扬批判的精神。笔者甚至认为,一种学术思想或理论观点之所以被社会或同行接受,依靠的就是思想的批判和共鸣,而不是靠逻辑的检验或理性的说服。其实,大理论家或学术大咖,应当是那些能够说出别人心里想说却不敢说,别人心里想说却说不出的人。因为思想批判的需要,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一定要让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共存,一定要打破垄断思维,提供许多选择。通过学术的论辩,在这个过程中,让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某一种思想、观点产生共鸣,接受这种思想、观点,进而让这种思想、观点传播开来。学术争鸣的产生,科学精神的塑造,就是在学术质疑和批判中产生的。只有在争论和批判中才能完善科学理论,形成学术派别。
阿伦特曾言,在“早已不再”的往昔人事与“尚未抵达”的未来道路之间,必须向思想求助,向理论求援。思维变革时代,新的改革与实践不断在呼唤新的理论,中国高质量的发展更需要新的高水平的理论的出现。体育的改革发展和体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理论来指导实践。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任务,体育理论工作者们更加需要传承“守正与创新”精神,更加需要勤奋精心地开展研究,上下求索,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基本理论学术体系和开辟中国特色体育理论研究新境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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