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朋乐
1987年下半年，根据上级统一部署，上影厂决定恢复从事艺术、技术工作人员的职称评定。20年前，“**”的狂风暴雨彻底击碎了所谓的“三名三高”资产阶级等级观念，职称评定助长了“论资排辈”，均被废除。那时，不论工种，不谈辈分，一律带着锅灶出外景，打着地铺当宾馆，“穷”得安逸，活得平淡。20年后，又要恢复评职称了，大会小会都讲这事，红头文件还上了墙。这犹如平静的池塘里被丢进一块大石头，凡沾上边的，心中自然被搅起了阵阵波澜。最走心的是职称还会与工资挂钩，要按岗论薪，这对低工资水平的人还是充满诱惑的。这是“**”后洒下的又一道曙光，而且得益者大多是平头老百姓。
然而，沉淀了这么久，积压了这么多，想“毕其功于一役”，让所有符合资格的人都能皆大欢喜，如愿以偿，得到心仪的职称，是绝对不可能的。“僧多粥少”，这一碗水怎么端平？那时风清气正，领导作风正派，员工思想单纯，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己够不够格。因此只要在评审条件和评审程序上设关设卡，增加一些具体周密的硬性规定，再经过比较透明的流程，基本上不会出现明显的差错和疏漏。
最难的是高级职称的评定：一是评高级职称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而且名额是市里下达的，绝不允许突破；
二是要兼顾各个主要艺术门类和创作部门，合理地分配下达指标，让真正的人才、骨干脱颖而出；
三是要统筹考虑没有达到高级职称（文艺六级）的老同志和没有参加过职称评定的中青年的利益，无论年龄资历，让有资格够条件的皆能实至名归。这是一件涉及上千人的大事，为此厂里设置了专门机构，抽调专门人员，在党委组织和监督下开展工作，严格把握评审公平、公开和公正，根据市里的规定和要求，设置了不同艺术门类的职称评审条件，在学历、资历、创作成果和工作实绩等多方面列出具体要求和标准，而且尽量具体化、量化，让评审的依据合理充分。
动员大会开完后，第一步就是各部门根据厂部下达的名额和评审条件，拟定候评人员，报厂党委核准；
第二步是候评人员根据评审要求填写表格，对学历、资历及创作成果和工作业绩提供有效的证件、证明和材料；
第三步是每位获得参评高级职称资格的人员，须提供至少两名或具有高级职称或在业界享有很高名望的专家推荐信。这些文字材料上交职称领导小组，经严格审查后，组合成一份供评委作为评审依据的综合报告。最后，由各级评委会组织评委严格按照资格认证条件和名额上限，反复议论后投票得出结果。
那时，我担任《上影画报》的总编辑，很荣幸，申评副高的各项条件基本符合，没费什么周折就被列入副高职称的候评人选。唯一让我纠结的是，杂志编辑这个岗位在电影厂比较另类，它和创作有差别，和艺术、技术也很难相提并论，那么请谁来写推荐信呢？导演？摄影？编剧？……尽管我和许多老艺术家都有很好的交往，但让他们出面，似乎都不是十分合适。我思前想后，也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共同的认知是这本电影杂志50年代就蜚声全国，80年代初复刊后继承了老刊物的办刊方针和传统风格，在全国拥有百万读者，很有影响。因此，能沿袭历史，对《上影画报》做出全面评价的，应该是熟悉这本杂志的上海影业权威人物。自然他们也是我参加高级职称评审推荐人的最佳人选。于是，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张骏祥、于伶、徐桑楚三位经常对我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热情指导的上海电影界的老领导、老前辈，成了我理想的推荐人。至于为什么选三人，是因为他们年事已高，活动又多，我“请三保二”，是防止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确保万无一失。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分别给这三位我尊敬的前辈打了电话。令我欣喜的是，三位前辈都给了我肯定的回答，热情接受了我登门拜访的请求，而且语气、态度，温和而亲切。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徐桑楚先生。我是在他任上影厂厂长期间进的上影，当上《上影画报》的编辑，几年后还成了编辑部的领导，他应该是最了解我的人，更何况他和我还有亲属关系，他是我称为“伯伯”的长辈，平时我经常去他家，虽然没听他直接表扬过我，但是言语间还是透溢出他对我的满意和赏识。我十分尊崇这位伯伯，但这次去请他写推荐信，心里隐隐藏着一丝疑虑。老厂长德高望重，是延安出来的老革命，30年代就担任抗敌演剧队的队长，历经磨难和考验。从50年代开始，他当厂长数十年，不仅以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营造了上影的辉煌，而且他的为人和做派在上影有口皆碑，他的作风之清正，行事之严谨，令人赞叹。尤其他对亲近的人、喜欢的人，规矩更大，要求更严，胳膊肘从来不会朝里弯。我这么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小辈，在他麾下，自然就会受到他特别的“眷顾”，我只能“如履薄冰”使出浑身解数，做好每一项工作，不让他为难。
有件事我一辈子难以忘怀。1984年，经厂党委严格考核我被任命为《上影画报》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不久，一年一度，按职工总数3%，对工作表现比较突出的员工增加一级工资的工作开始了。经过层层推选、厂党委决定，我入选了。那时，别看一级工资才五六元，可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才60元；
更何况这还是一份荣耀。我喜不自禁。谁料正式公布时，我竟然不在名单之列。我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原来加工资名单张榜公布前，需要厂长签字。没想到徐桑楚将名单挨个儿看了几遍，最后用笔将我的名字圈掉了，换上了一位年长的、技能比较高的摄影师。他的理由是，许朋乐刚被提干，现在又加工资，不能“升官又发财”，好事全让他摊上了。那年头，风气清廉，这道理谁都不会反对，连我自己都觉得老先生不落“徇私情”之嫌，当属高风亮节，心里并无太多怨言，只是名声在外，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说心里话，我特别敬重这位伯伯，他当厂长这些年，许多领导、战友的孩子都想进上影搞电影，他概拒不论，理由很简单：“专业不对口”。我想，难怪3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几十年固坐厂长之位，是因为他太讲原则，不懂人情了。那么，这一次我找他写申报职称推荐信，他会不会原则当头，又来一次“大义灭亲”？
笔者与张骏祥先生（右）
和老伯伯一接触，我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这回，他态度特别和蔼，谈了他对画报的看法和评价，从封面设计、栏目设置，到文章内容，以及整个杂志的格调趣味，都说到位了，不用多言，这就是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他也提了一大堆希望和要求，其中最中肯的一条就是，这本杂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人，当编辑的要知道他们关注什么，既要考虑他们的要求又要主动地积极引导。谈吐中，满满的都是一位老前辈对事业的挚爱、对后生的关怀。不过，当我笑嘻嘻地希望证实那次加工资名单被刷的经过时，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移开视线，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有这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好事！”
第二位拜访的是张骏祥先生。
骏祥先生是位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曾经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拿过硕士学位，是正宗的科班出身的大导演。他不仅创作了《翠岗红旗》《燎原》《大泽龙蛇》等名作，还长期担任上海电影局的主要领导，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又有精深的艺术造诣。他还是个教育家，抗战时期，他在迁徙至四川江安的国立戏专任教，是谢晋、黄祖模等著名导演的恩师。60年代初，他出任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校长，培养出于本正、李歇浦、鲍之芳、石晓华、武珍年等一大批上海电影事业的后起之秀、中坚力量。他的学识、威望、声誉、品性以及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被电影人所折服、所拥戴。出于恭敬，大家对张先生都有点“敬而生畏”，一般不会轻易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召开的会议，绝对没人敢迟到。我对他也是敬而远之。
没想到，198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要出戏剧家传略，骏祥先生入选后指名要我执笔完成这项令我战战兢兢的艰巨任务。我岂敢违拗，也无法推诿，只能听他召唤硬着头皮走近了他。令我惊喜并难忘的是，在多次的接触中，我眼前的这位老领导老导演，竟像邻家的一位大叔，和蔼、谦逊、严谨中带有一丝幽默，用朴实平淡的语言叙述了他去耶鲁学艺的过程和回国教学的经历。一次次听骏祥先生娓娓道来，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令人“敬而生畏”只是外表，只是风度，或者说是一种做派，真正的他，内心是丰富的，感情是真挚的，艺术的才情和爱国的激情，铸就了他光彩夺目的一生。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取请他审阅的有关他的话剧家传略，骏祥先生言简意赅，给了我较高的评价。我接过稿子一看，心里一沉，老先生确实没有作文字的改动，只是划掉了一些句子。我再定睛细细琢磨，他划掉的全是褒扬的句子，而这些带有文采的语句正是我最得意的。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认真地对我说：“能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出来就行了，我不喜欢那些溢美之词。”不喜欢溢美之词， 这是他一生恪守的底线。他享誉影坛，身居高位，但他依然是个学者，是位艺术家、教育家，心胸坦荡、虚怀若谷，深得电影人的敬仰。
骏祥先生时间观念特别强，做事绝对有板有眼。这回，我还是和第一次登门一样，在约定时间不差分秒地摁响了门铃，刹那间门开了，骏祥先生微笑着将我迎了进去，桌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冒着香气。刚坐定，骏祥先生就将桌上的一张16开纸递给了我。这是一份已经写得满满的评职称推荐信，我望着那熟悉的字体，惊喜地差点叫出来。骏祥先生语气迟缓而又亲切地告诉我，他接到我的电话后，就找有关部门找来了推荐信表格，并询问了具体的要求。他问我行不行？我直点头道：“行！太好了。”确实他的评语简短扼要，而且很少有溢美之词。
我第三位拜访的是于伶先生。
那时，于伶先生住在巨鹿路，紧挨华山路，源于我岳母和他太太柏李阿姨的亲密关系，我是那里的常客。于伶先生是位2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从3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组织领导文艺界的进步活动。正是基于地下斗争的特性和他对“**旗手”在上海那段经历的了解，十年浩劫中，他被投入秦城监狱长达9年。幸好，他珍藏的那些书和报刊全被保护下来了。我在他书房里曾经看到一本30年代的电影杂志，封面就是当年在《狼山喋血记》中出演女主角的蓝萍。这段“旗手”不愿提及的历史已经掩埋在老人的记忆中了。于伶先生是一位久经沙场、经历生死的老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被牵入所谓的潘扬集团而遭受折磨和苦难，但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悲观失望的痕迹。他知识渊博，豁达乐观，谈笑风生，和他聊天是种享受，电影界的那些事和人，全印刻在他记忆的屏幕上。地下工作经验成就了他超强的记忆力，他能把每次地下活动的地址、人员，甚至于装扮服饰、座次、发言都能说得清清楚楚。难怪，当时《上影画报》开辟的影坛忆旧栏目所组织的稿件，都少不了请他把关。我每次去，他除了问我近期电影界所发生的一些事外，总不忘对《上影画报》的版式内容提一些意见。他30年代作为党的电影小组成员，就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电影评论，为左翼电影鸣锣开道、摇旗呐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了军管会成员，是首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对上海电影的历史，他如数家珍，旮旮旯旯、是是非非，一清二楚。他完全有资格对我们所报道的人和事发表看法，指出瑕疵和不足，每次他都叮嘱我，要多学习，多请教，多思考，全面地历史地看人看问题，始终把握办刊的方向和方针，办杂志没小事，白纸黑字，点点滴滴都要慎重处置。
这次拜访，他依然如故，一打开话匣子，他就询问上影近期的生产情况，打听一些他熟悉的电影人的创作动态，顺便又谈起他对《上影画报》的希望和要求，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风气，鼓励我们不要跟风，不要效仿，要坚持自己的品质和风格，以“雅”为主、雅俗共赏。谈到写推荐信，他满口答应。不过，他关照我，不要太看重职务职称，关键是能力，要能做事会做事，给社会留下点什么。我想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人生实践。我留下空白推荐信，带走的却是满满的感动和敬重。
三封推荐信饱含着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真诚关怀和殷切希望，承载着厚厚的深情。它们不仅仅是评职称的一份材料，帮助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更是我鞭策鼓励我前行、奋发的力量，成为我不断登攀的阶梯。三十多年过去了，三位前辈都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我珍藏着这三封推荐信的复印件，珍藏着前辈的嘱托和期望，珍藏着上海电影曾经拥有的灵魂和精神。我要大声告慰他们，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推荐，为上海电影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许，写在白纸上的字会渐渐退化，但刻在我心头的烙印永远不会磨灭。
我可敬可亲的三位前辈，我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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